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观念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6）03—0129—09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社会新的时代最强音。然而，“中华民族复兴”的观念和类似话语却并非始于90年代。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它就已经蔚为时代思潮，甚至成为社会流行口号。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话语的兴起和发展，至今似未见学界有专门系统的历史论述，故本文拟抛砖引玉，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芽状态，至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等在清末时所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1] 清末十年特别是进入民国后，各种复兴民族的提法和思想主张，在许多政治派别和不少个人那里，也都曾零星片断地出现过。但作为一种带有现代“民族”意识、并以全民族整体作为思考对象的影响广泛的社会强势话语和时代思潮，那种明确以“中华民族复兴”为表述符号的观念形态和有关话语的正式而大量的出现，还是在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该观念一旦形成，随即流行于整个20世纪30—40年代。其中，国社党、国民党等对这一观念和话语的流播，起到了某种倡导作用，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则成为其直接的动因。
1932年5月，以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后改名为民社党）创刊《再生》杂志，明确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办刊宗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复兴方案供大家讨论，可以视作这一观念全面蔚起、有关话语大势流行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杂志“创办启事”曰：
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e）[2]
将这里所注明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文艺）复兴”。这观点的提出和论说本身，在当时及以后的各种复兴主张中，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丧权失地等一系列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张君劢认为“复兴民族”已成为当时中国“极重要且富有兴趣之问题”[3]，因而把“中华民族复兴”这面大旗鲜明地标揭出来。在《再生》杂志上，围绕着这一主题，他先后发表了《我们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和《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论文。同时，他还以“再生社”的名义，将其3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有关演说收集在一起，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的基础》一书。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张君劢的这些论著，“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原则，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智力和民族意力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这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有积极意义的”。[4]
不过，一开始，张君劢的“中华民族”观念中还明显包含有同化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汉族文化优越主义的倾向，甚至有时还存在着某种以汉族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弊端（后来当然有变化）。① 他所谓的“民族复兴”也主要倾注在学术文化方面，致力于确立所谓“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这从其所拟定的《再生》杂志英文名为“民族（文艺）复兴”可知，实际上也体现了整个抗战前后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如此，他的有关努力，在30年代初，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整体勃发和延续，仍产生了值得重视的积极影响。
与《再生》杂志的出现几乎同时，较早宣称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理论为宗旨的期刊《评论周报》也创刊于天津。同年9月，直接以“复兴”命名的《复兴月刊》，又由新中国建设学会创办于上海。接着，宏观探讨中华民族复兴政策和策略的理论著作，如吴赓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等，也纷纷得以出版。② 此后，各种公开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来研讨各类问题的期刊杂志、专著、丛书、团体组织乃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到了40年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日渐普及，有关论说也更加深入，在这方面，黄埔出版社于194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它不仅论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性和关键点，还阐述了其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可能。至于说以“民族复兴丛书”名义刊出的书刊以及设题探讨“如何复兴中华民族”之类问题的书刊，就更难以数计了。由此，一场声势浩大、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达近20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然兴起、蔚然可观，其话语声调之高亢、内贯情感之高昂、思想内容之驳杂，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话语中都是极其突出的。
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及其蒋介石政府，也自觉而迅速地抓住了“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并竭力将其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一方面，它以此来抨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为“非民族”，攻击其为民族复兴的破坏力量；另一方面，则以之激发民众的抗日情绪，为其自身的抗战建国目标服务。在这场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主旨的舆论宣传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僚们是相当积极的，他们到处演讲，或撰写专论，俨然以“民族复兴”唯一可靠的领导者自居。如蒋介石于1934年就出版了《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收录了他1932年至1934年发表的有关民族复兴的10篇言论。③ 同年，还出版了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胡汉民和阎锡山则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④陈诚也发表了几种以此为题旨的作品，他将“抗战时代”视为“一个民族复兴大时代”的论断，还得到过许多人的认同，被广泛地引用和阐发。⑤ 这些由国民党大员发表的演说或论著，都曾一再作为宣传材料印发给学校、社区和各机关单位，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
除了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教育党员、青年学生，鼓动民众之外，国民党还特别重视以之武装军人。1935年，空军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特编《民族复兴之路》三编，作为“复兴丛书”之一种出版，下编即题为“复兴中华民族”，这是笔者所见较早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论文集。创办于1936年4月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刊物，也以《民族魂》为刊名，力图以文字促醒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以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革命为宗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和话语更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人的民族血性、勉励官兵焦土抗战的精神支柱之一。爱国将领李宗仁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书，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还有一本流传颇广的《军人精神改造论》（伍子建著），其另一标题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该书将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视为军人“磨砺意志力”、“理智之扩充与改造”、“立信”、“养勇”等修炼功夫的根本，又将这种军人精神视为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由此可见这一理念在军队中的渗透程度。当然，抗战时期政府军人民族意识的勃发并非全是国民党宣教的直接结果，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军人们自身民族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可忽视。但无论如何，国民党及其政府以“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军队中进行抗战的思想动员，还是做得有些成效的，这从八年抗战“国军”里涌现出众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军官和士兵，即能见其一斑。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1934年及其后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的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整个大中华民族的旗号。所谓“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等，均无不如此。像“新生活运动”本身就直接自诩为“民族复兴运动”。⑥ 这些运动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的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也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颇有意味的是，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民意，体现时代的需要，同时也借此维护其“最高领袖”的尊严，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把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其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1945年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台湾人，就曾以广播推行国语等方式庆祝“民族复兴节”这一节日。[5] 正是由于国民党及其政府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大力加以倡导，全面抗战前后，“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及其有关话语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成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二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话语内容极为丰富复杂，任何概括都可能面临简单化的危险。但是笔者以为，若从人们对“中华民族”整体命运认知特点的角度来把握，特别是从自觉倡导和秉持这一理念的人们的内心关怀和阐说重点来说，仍可以明显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首先，严峻的挑战提供了空前的机遇。日本的残暴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真正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然“危机即转机”，如果中国人能有此自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未尝不可以借此机会革除赘疣、消除积弊，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与“重生”。恰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要说的话》中提出的：“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危机”之所以也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他们借用心理学意义上的“激变说”和“少年性情说”，认为“就心理学上讲，以个人论，往往在重大刺激或重大压迫之下，其心理可以突然变化。且其变化未尝不可是幼年光景的再现。须知惟有少年或青年心理方有胆量”。因此他们认定；“中华民族的复生必在如何对付那个重大刺激”。现在客观条件的刺激已经具备，是否真正出现所期待的民族心理变化，就要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主观努力了。[6] 此种论点，在当时反映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命运感知的一种共同的心理。
其次，中华民族本来就内在地蕴藏着走向复兴的可能条件与能力。这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可以得到认证、找到自信。而这种民族自信心的确立和保持，也正是整个民族战胜入侵者、实现复兴的根本前提。这一时期，许多学者、文化人都从中国五千年来未曾中断的历史文化中致力发掘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并由此对民族文化的优点和民族性的长处加以揭示、弘扬，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如1940年由许多著名学者共同完成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就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努力。该书内收吴其昌《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民族盛衰的史例观》、《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民族盛衰的关键》，杨人楩《就历史论民族复兴信念》，方壮猷《从历史上观察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等文。[7] 仅从其篇目就可看出此种思想意图和救亡目的之所在。
张君劢在《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等文中，也对此种观念作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和发挥。他反复强调：“世界史上之古老民族，惟有吾中华之历史，未尝一日中断焉”；[8] 中国人聪明的祖先，不仅在思想、政治、制度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创造，“此皆先民一无依傍，自己探索而得，虽在今日尚可变通而适用者”；而且从历史上看，我民族也能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并发展壮大至今，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富于复生之能力”。晚清以降，中华民族在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虽举步艰难，但任何“伟大民族之改革，不若岛国小邦之轻而易举，必须经长时期之酝酿”，实属正常，国人正不必因此而沮丧失望。他明确认定：“近年之国人激于环球大通后所受之惩创，反而自鄙夷其文化，若已不足自存于今世者，甚至怀疑于其民族之本身若不足与白人相抗衡者，此乃目眩于一世纪之短促，而忘千万年之久远矣。”[9]
不过，张君劢也并不满足于民族固有的旧文化，他坚信：“在二十世纪中而欲复兴中华民族，无论如何，逃不出西方文明的影响。”[10] 而要“另造一种新的文化”，一方面须以“现代的标准”，对民族传统进行“选择”，同时还要注意吸收和消化外来先进的现代文化因素。在这一创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乃是保持民族主体自身的自尊心和自信力，即“自内外关系言之，不可舍己循人”；“自古今通变言之，应知因时制宜”。[9] 其中，尊重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又是保持主体性选择的基本条件：“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历史的，不是好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民族和国家方可以立于天下。[11] 此种理性态度，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虽然，在认同民族历史文化的优长以激励民族自信心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冬烘迂腐的顽固论调借机得到传播和泛滥，同时更有对传统文化的“糟粕”继续大加挞伐者（由此还引发了各种文化争论），但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认识到，必须使国人强烈地体验到文化“民族性”之可贵，体验到不能抛弃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体验到“全盘西化”、唯欧美文化是从的危害。这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十分必要的，它实在是民族自信心最为深厚的根源所在。国民党倡导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有关讨论，从根本上说，也体认了这一趋向的重要方面（其蒙昧部分则受到批判）；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以后逐渐改变以往偏重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的思路，致力于呼吁文化“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还将“民族性”列在其所认定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特性之首的思想变化，更是这一思想趋向和话语影响的生动体现。[12]
第三，中华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复兴，首先是不亡。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并上下一心谋求民族生存发展之道，才能在血和火的洗礼中获得“重生”，否则，实别无前途可言。民族复兴乃是抗战的最终目的，抗战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手段和关键。涉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各种具体的民族改造和复兴的方案，也因此得以纷纷提出和传播。如果说在“一二·九”运动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有关的复兴主张还与“抗战”的任务相对游离的话，那么抗战时期则与之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与思潮，又可谓是中国主张抗战的各政党、各文化团体和中华各族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期，对于自身整体生存前途的一次深沉的总反省与总探索。概而言之，它关涉的是如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途径和方法问题。
1938年，青年党的代表人物陈启天曾编著《民族的反省与努力》一书，作为独立出版社著名的“民族复兴丛书”的一种出版。该书大力呼吁：中华民族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痛苦中，必须从民族性、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诸方面进行一次总反省和总努力，惟有如此，才能保持清醒，从而获得“充实全民族的精神原动力”。⑦
本着这样一种“反省与探索”的精神，当时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有的关注“精神建设”和道德力量，呼唤民族性改造（如王之平1935年著《民族复兴之关键》一书，就主要从民族性的角度阐述复兴民族的见解。而“战国策派”的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也走的是小异大同的路径）；⑧ 有的重视“物质发展”，鼓吹“摩托救国”；有的强调科学的极端重要性，发起“科学社会化运动”；有的倡导发展教育，主张通过“民众教育”，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有的呼喊农村危机，忧心农业，认为“农村的危机必影响到国家的危难”，复兴农村即是复兴民族；⑨ 有的则视工业进步、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和保证。更有的从中华民族平衡发展和实际抗战的整体角度来考虑问题，提出“开发大西北”和“开发大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战略，并在实际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一度成为一种声势不小的思潮和运动。如，不少的少数民族人士就把四川等西南地区视为“复兴民族最有力之根据地”，把西北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地区，呼吁应加紧进行开发与建设，等等。[13]
此外，比较全面地论述民族复兴问题的专著，还有王健生编《民族生存》（1937年中国民生学社出版），周辑熙著《复兴民族之路》（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等。后者尤具代表性，它论述了复兴民族的所谓“六大”方略、“四大”中心、“两大”基石，以及恢复固有道德与抗战建国，战时民教与抗战生活，文化斗士与宣传战，复兴民族与促进大同等问题。至于从某个角度阐述民族复兴问题的论著就更多不胜数了，如章渊若著《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就将所谓“自力主义”视作一般原理，从此角度来系统地探讨民族复兴问题，实开了日后毛泽东所阐发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意识之先河。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主张和观点，人们当时都没有也不可能忘记民族危亡的严峻环境，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主张和抗战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我们有趣地发现，那时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共同关心改进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保持健康问题。如社会学家潘光旦编有《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生物学家秉志著有《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一书，竺可桢等自然科学家编辑有《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等，均从这一角度为战胜日本和复兴民族殚精竭虑，献计献策。以1937年出版的《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为例，它就体现出一种把对民族素质的关注，自觉地与科学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结合起来的认知特点。该书分“中华民族之史的观察”（卢于道）、“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张其昀）、“中华民族与气候的关系”（吕炯）、“中华民族的特性及其与他民族的比较”（孙本文）、“中华民族之人种学的检讨”（刘咸）、“中国人脑及智力”（卢于道）、“中华民族的血属”（李振翩）、“中国人之营养”（吴宪）、“中华民族之健康”（许世瑾）、“中国人种之改良问题”（卢于道）等11章，落脚点就在于提高民族素质、包括身体素质。
与此相关，许多提倡体育和加强营养的论著也层出不穷，如《捷克民族复兴与体育训练》（1938年中华书局版）、《体育与救国》等。《体育与救国》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编，内收蒋介石的《救国救种的唯一要图就在提倡体育》，戴季陶的《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吴稚晖的《中华民族恢复强健的起点》等文20余篇。作者还包括蔡元培、陈布雷、何应钦、朱家骅、陈立夫等，全是国民党要员。可见它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意旨。⑩ 甚至有不少人还从强种和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双重角度着眼，大力提倡汉族与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自由通婚与融合。青年党的骨干常乃德就是一个突出代表。他强调加紧通婚混血，乃是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所在，认为这样不仅可以自然消除各民族间的歧视，还能因此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实在是两全其美、何乐不为的事情。[14]
实际上，整个抗战时期，由于共同的民族命运、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和密切联系的抗战生活，常乃德所主张的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通婚交往业已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各民族全面多层的融合，以及整体复兴的信念也因此大大地增强了。1940年，一位回族同胞在《抗战三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整整三周年的神圣抗战，已使大中华国族数千年的积弱，蒙受了巨急的刺激，从而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扎稳了抗战最后胜利的把握。首先我们为民族复兴的远大前途，抱乐观，感兴奋！”[15] 可见抗战对于各族人民建立在一体观念上的大民族复兴意识，产生了多么积极的影响。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如何才能实现复兴，各种政党、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也有着其不同的政治思想底蕴和表达方式。以国民党为例，它就总不忘要强调“三民主义”的指导意义。而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则强调“第三条道路”为正确选择。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主要致力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由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它更喜欢谈“中华民族解放”，“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在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就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16] 这也正是当时举国上下“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得以极度高昂的政治基础。
三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流行于民国中后期，是现代“民族”观念引入和传播的结果之一，它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进程相一致，也是新兴的“中华民族”概念符号认同的重要内容。晚清以来，中国人在与外来民族的不断接触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性，在东西方列强的持续侵略和残酷压迫中，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命运，但一开始还不能自觉地把反对清王朝传统的专制统治和反帝运动结合起来。当清末现代“民族”观念引入之初，革命党人以之为武器鼓吹“排满”革命，尽管有着反对国内民族压迫的合理内容，却也显示出“光复”汉族政权的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偏向；立宪派人士则以之为根据反对从事推翻清朝的革命，宣传国内各分支民族需建立彼此相依的大民族共同体。1902年，梁启超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不过一开始主要指的是汉族，次年他又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构想，在民族问题上实现了可贵的双重觉醒，表现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性。但这一“大民族”的构想当时显然尚太过高估清朝统治者放弃民族特权的政治眼光，而且就概念符号而言，也还没有与“中华民族”一词对应起来。整个清末十年此种观念都基本寄寓于“中国民族”一词之下，国内各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流行乃是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民国建立后，“五族共和”的政治原则宣示天下，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成为平等的“国民”，由此激发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和彼此继续凝聚融合的愿望。而文教上的一体化建设，也有助于这种融合的深化。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华民国”国号的作用，它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对于“中华”一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感，使得人们往往喜欢使用“中华”字样和符号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国全民性质，实现某种整合意义上的概括。此种用语习惯及其运思导向，成为了此期及以后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或概念能够应运而生并逐渐流行开来的重要语言因素。
五四运动以后，“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和任务在中国被明确化提出和认定，这对于国内各民族的内部融合和整体认同发挥了积极的推进功能；而国民革命、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民族运动的一次次开展，又在实践层面有力地强化了中国人那种现代“大民族”的整体意识。“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整个抗战时期，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提出了加紧民族团结的严峻使命，于是“中华民族”概念在舆论的引导之下传遍大江南北，真正渗透到各民族和各阶层人民大众的心中，成为各民族共同体不言而喻的神圣性标志符号。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正是伴随着这种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社会化运行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现代“中华民族”概念构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思维逻辑前提和逐渐自觉整合的主体，体现了一种以自由、平等和独立为价值依托的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后者又成为前者社会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和具体的话语形态，并代表着和引导着其主体行动的综合目标。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曾出现大量直接蕴涵着传播和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意义的各种话语，除了“中华民族复兴”之外，还有“中华民族危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中华民族性”、“民族英雄”乃至贬义的“民族败类”和“民族罪人”等等。它们可以说既是“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产物和某种集中体现，又因其本身具有标语口号的流行传播之符号功能，因而反过来有力地引发、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进程。不仅如此，由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自身内容涵盖的综合性、对于国内各族人民情感统一体之共同纽带与发展趋向的鲜明昭示性，它实际上还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最为典型的思想形态，而不只是体现这一认同的流播极广的话语符号而已。
正由于上述特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虽然大规模产生于国民党统一全国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但此前尤其是民国建立之初，它便已经出现萌芽状态，也就不足为怪。笔者曾经在有关研究“中华民族”观念的文章中强调，李大钊可能是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公开标举再造现代新‘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实际上，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先驱者，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一。1917年初，他曾作《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不仅自觉“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且声言谈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17] 这里的“复活”与“复兴”用词略异，意思并无大的差别。今天，当中国共产党人重新高扬“中华民族复兴”旗帜的时候，也未尝不可说是对这位先驱者思想遗产的自觉继承，当然同时更是作为执政党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合理的思想传统的理性继承。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的广泛流行，典型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在近代屡遭列强侵凌而不屈、历经反抗而犹存，但对屈辱虚弱的现状又复感不满的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那种自然的民族心态。在这种复杂心态中，既有着对于昔日辉煌历史的怀想，连带着一种千年延续不断的生命力的自我祈盼，又凝聚了一种对亡国灭种的忧患意识和呼唤国人奋起改变悲惨命运且刻不容缓的紧迫感。与今天中国基于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的现实而激发的“民族复兴”呼声相比，那时的“民族复兴”话语更多的是一种向历史和文化的情感诉求，是自我“打气”和“壮胆”——一种本能的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主体追索和激励，与其说它当时的取向是指望未来，不如说更多的是针对当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中国人格外需要一种强劲坚韧的生命意识，一种能打败强敌的顽强信念，一种延续历史文化和民族生存的深沉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而“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的播扬，正是对此种现实精神需求的最好回应。抗战时期，有关这一理念的宣传活动之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超越了狭隘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激发和加强了国人自尊、自信与自强的奋斗意志和生存信念，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广泛建立和发展的深沉厚重的精神基础。
前文我们曾从三个方面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的主流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应当说它实际的内涵要远比这更为丰富和复杂。在笔者的文献阅读中，如果泛泛而言，此一观念乃是众生喧哗的，它充满了各种内在的逻辑矛盾。若是就其纷纭的言论背后之主体的实质诉求而论，最为重要的也就是一种“自信心”的建设需要。而当时最困扰国人的，则是此种民族自信心与传统文化和所谓民族性的关系问题。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国将不国的民族生存危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深刻反省民族文化的不足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缺陷，并由此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和整体反传统为主旨的各种思想文化运动。但是，如果一味地自我否定，完全失去历史文化主体性，又必然会丧失自身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前进的动力，当巨大的民族危难降临的时候，还可能失去反抗的决心和勇气，沦入任人宰割的境地。“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的自觉倡导者们，有些对这一困境是的确有着清醒而深刻的洞悉的，如张君劢就曾敏锐地指出：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造之过渡期中”，国人对于本国“数千年制度学说”诚不知如何看待，“一方面因改造而生不信心，他方面要发达民族性而求信心，信与不信相碰头，如何处理，实在是很困难”。[11] 实际上，这一问题的认知与实践，已构成当时“中华民族复兴”这一命题和话语自身最大的张力所在。既然要“复兴”的是一个有着历史文化和血缘延续性的民族共同体的实在生命，必须从中求“自信”，又如何能够轻视自身的民族特性和优长？而在保持民族个性、发扬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又怎样才能够真正超越自身传统的不足、实现现代发展的关键跨越并保证其持久不衰的内在活力呢？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所留下的一个充满悖论的文化难题。
虽然，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已非昔比，但当人们高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类似的问题不仅没有冲淡，反而以一种新的形式更加清晰地突显出来。它似乎依旧在不停地追问着渴盼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我们的自信心究竟来自何处？我们何以至今仍然需要此种充满想像力的情感诉求和精神动力？不过，这显然已经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收稿日期］2005—01—21
注释：
① 此种倾向在其所谓“第三期振作说”中有明显体现。直到1938年出版《立国之道》一书时仍有保留，但其所谓“中华民族”则是指基本“同化”或“融化”了满、蒙、藏等族的大中华民族整体概念，大体无疑。可见其《立国之道》第一编“国家民族本位”中“五千年历史之中国及民族建国之觉悟”一节，该书第11—13页。此书一名《国家社会主义》。序中言“识于桂林”，由牟宗三、冯今白协助完成；版权页注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初版，二十八年四月三版，发行人：冯今白。没有标明出版社和地点。
② 吴氏生平不详，该书1933年由青年评论社再版，其初版时间不详。
③ 署名蒋中正，可见重庆青年书店1940年再版本。
④ 胡汉民：《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见《胡汉民归国后之言论》（四），先导社编，1936。阎锡山：《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可见于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1936。
⑤ 陈辞修：《认识时代：一个民族复兴的大时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秘书处，具体出版年代不详，疑为1937年前后。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
⑥ 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科编纂股于1936年印行的《新生活运动特刊》，就鼓吹“新生活运动是目前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最有效之革命运动”。可参见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⑦ 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复兴丛书”还包括沈鉴等人撰写的《国耻史讲话》、萧一山的《民族之路》等。当时的“民族复兴丛书”远不止这一种。甚至连汪伪政权拼凑的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也于1942年出版过一套“民族复兴丛书”，作为该丛书之一的《中英美关系略史》一书，极力谴责英美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这说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已经发展到连汪伪政权也不得不加以利用的程度，他们也想乘势搅一滩浑水，欺骗舆论。
⑧ 如周佛海著有《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1935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该书一年内出版三次，颇能见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心理趋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周本人竟然当了大汉奸。
⑨ 参见湖南湘阴湘涛学社编《湘涛》杂志1936年刊发的《对于湘阴农村建设之商榷》等文；杨幼炯主编的《中国农村问题》，收录《今后农村复兴之前路》等文，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会编“民族复兴丛刊”之一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部1934年版）；梁漱溟等所提倡的各种乡村建设运动，也都表明了此种努力。
⑩ 具体出版年代不详，北京国家图书馆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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