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国际战略异同与北约协调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异同论文,作用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西洋关系中的矛盾与分歧自形成之时便已存在，不过在冷战时期并没有对其造成重大影响，其中根本原因在于美、欧间保持着近似的价值观和共同对外政策立场，在国际战略上保持着高度一致，即以维持战后欧洲战略平衡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目的，以遏制苏联在欧洲的战略优势为首要防范目标，视大西洋联盟机制为实现目标和协调内部关系的根本方式和保证，认同积极加强集体安全与防御机制建设的必要性。核心战略利益的一致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美、欧间矛盾的尖锐化。然而，随着冷战后美、欧国际战略一致性降低，北约联盟的凝聚作用大幅下滑，以致世人怀疑这可能导致“大西洋主义终结”①和“进入‘后大西洋主义’时代”②。不过，大西洋关系呈现出共识与分歧、合作与竞争共存局面本身，就意味着美、欧现有矛盾尚未达到不可调和地步，双方在核心利益和国际战略上仍有高度一致性，北约作为主要协调机制和平台，也仍可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冷战后美、欧国际战略的一致性
冷战后欧洲战略形势的缓和使得不少人对美、欧能否继续保持国际战略上的一致性产生了很大怀疑，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美、欧在冷战时期的共同战略对象和目标业已消失，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独立性特征日渐明显。冷战结束初期，格局转变的突然性以及欧洲战略形势前景不甚明朗，美、欧关系中矛盾尚未突显。科索沃战争前后，大西洋两岸在自身战略地位、北约职能、欧洲独立防务乃至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等方面出现了较大意见分歧，法德甚至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美国产生了激烈的政治摩擦与冲突。这些都增添了人们对美、欧在国际战略层面保持一致性的怀疑。然而事实表明，基于国际政治中的共同利益，美、欧国际战略仍不乏一致性，而且由此维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第一，美、欧国际战略的共同目标在于确保欧洲战略平衡及区域安全。美、欧最为关注的共同问题就是欧洲的战略平衡与地区安全，这是事关整个欧洲和平与稳定的头等大事。随着欧洲战略形势在冷战后日趋缓和，以及来自域外战略威胁的消失，美、欧均认为此间爆发大国战争的风险已大大降低，不过尚难完全被排除，维持欧洲战略平衡和稳定仍是非常必要，这成为美、欧在冷战后的共识。对于美国来说，建设一个民主、统一、稳定的欧洲是它推行全球扩张战略的地缘政治基础，由此决定其热衷维系大西洋关系并积极推进北约东扩进程。维持欧洲的战略稳定，同样也是欧盟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其意义则在于保障欧洲国家处于一种和平与安宁的生存环境之中。西方学者指出，以德国与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追求已不再是“赢得战争”，而是“赢得和平”③。而且欧盟希望在欧洲和平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繁荣，扩大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美、欧在冷战后都以维持欧洲战略平衡和稳定为其战略重点，只不过出发点有所不同。美国将欧洲稳定视作实现全球战略的手段，借此巩固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使欧洲长期成为其全球扩张战略的立足点和前沿基地。而欧盟的动因则主要在于保证欧洲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高欧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因此，欧盟视欧洲“稳定”为目的，而美国视之为手段，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决定了欧洲战略平衡及安全稳定在美、欧利益体系中所处位置不同，欧洲以之为攸关生死的核心利益，而美国则视之为事关霸权与安全的核心战略利益之一。不管这种差异性有多大，毋庸置疑的是，美、欧之间在确保欧洲战略平衡与安全稳定方面不仅具有共同利益，而且高度一致。
第二，美、欧战略在对待俄罗斯问题上保持根本一致。俄罗斯是美、欧凝聚战略共识与维系大西洋关系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④，尽管它与苏联已无法相提并论，但仍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国。近些年来，俄罗斯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从2000年至2008年其国内生产总值总体增长70％，其中工业增长达75％，已重回世界经济十强行列⑤。俄罗斯也因此成为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并列的“金砖国家”之一。同时，俄罗斯在冷战后仍保有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打击能力。所有这些条件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战略复兴的基础。俄罗斯的实力基础以及它在欧亚地缘政治中的关键地位，使美、欧对于俄罗斯仍心怀忌惮。况且在美、欧内心深处和战略取向上，对于俄罗斯的遏制与排斥是根深蒂固的，决不因俄国内政治、经济的转型而另眼相看，对俄遏制战略也难以完全改变，于是就有了北约和欧盟“双东扩”局面的出现。不过，美、欧也都避免与俄关系重回冷战对抗状态，因此还是希望与俄罗斯保持必要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以有利于北约维护成员国安全以及地区战略形势的稳定。这不仅符合欧盟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也符合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毕竟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仍是欧亚大陆的大国，对于欧洲、东亚和中东的地区秩序建构有着深刻而长远的战略影响。
第三，美、欧国际战略具有新共同安全利益和安全观。冷战结束后，美、欧除了在向世界推广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还在诸如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确保能源战略通道安全等方面彰显出利益的一致性。
在各个新共同安全利益领域中，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是美、欧最为优先、也是最为显著的合作方面。“9·11”事件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给大西洋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拉近了美、欧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的认识差距。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就已成为威胁美、欧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国际恐怖主义甚至超越了美、欧对维持传统安全的需求，已经成为北约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欧洲盟国在“9·11”事件后对美国的明确支持就体现出双方在此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在2002年北约布拉格首脑峰会上，美、欧进一步强调发展和建设“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应加强盟国之间以及北约与伙伴关系国家之间在反恐中的合作，以及在相关政策制定、情报与信息交流、跨国界联合反恐行动、反恐防御等方面不断加强政治对话与合作。可见，美、欧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上形成了共同安全利益和安全观的新共识。当然，美、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并不局限于反恐方面，还体现在诸如维护能源供应及通道安全，打击贩毒、走私、偷渡、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开展维和行动与人道主义救援等方面。
美、欧国际战略上的一致和共同利益的存在，为北约存在及其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最大的可能，事实上美、欧都需要北约促进它们国际战略的成功实现。不过从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这种需要不仅来自于国际战略上的一致性，也来自于国际战略上的差异。
二、美、欧国际战略的差异与分歧
对于冷战时期的美、欧国际战略，世人多关注到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的共同方面，忽略了隐藏在共性背后的分歧和矛盾。随着冷战结束引发国际格局和战略形势的巨大变化，美、欧间长期存在的国际战略差异与分歧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日益显示出新的特征。尽管这些矛盾性因素目前尚未对大西洋关系及北约造成致命影响，但在有些方面已表现得十分突出，甚至比较尖锐。
第一，美、欧关于世界格局的战略构想存在根本分歧。战略大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为未来世界格局的形成创造了新条件，美、欧基于各自实力与国际地位提出与之相关的不同战略构想。欧洲国家侧重于坚持以欧盟为主体的多极世界战略，而美国则推行“单极世界”战略，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分歧，以致双方就此矛盾和竞争日渐突出。为了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成为有影响力的“一极”，欧盟在冷战后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包括1998年在建构共同防务上的突破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法德在2002－2003年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某种程度上表明欧洲国家对美国推行单极化全球战略的不满。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美国“单极化”战略已经由理论转向实践，这不仅直接打击了还在构想中的欧盟多极化战略，而且也排斥了欧盟在未来国际秩序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尽管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并未遂其所愿，但这对欧盟战略地位和多极化构想的制约和打击作用十分明显。
美、欧对于未来格局形态不同的战略构想及其相关举措，表明冷战后双方竞争性因素正在上升。虽然欧盟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与地区战略环境中，既无法在安全上完全脱离美国，也无法排除其影响与控制，更无法脱离美国全球体系而单独存在，但它要成为未来世界“一极”，就只能进一步加强自身政治与安全能力建设及机制化水平，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此，美、欧必然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展开竞争和较量。这也相应地反映在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软阻止”上。冷战时期，美国对于欧洲一体化总体持鼓励态度，希望西欧能发展出自己的“肌肉”，以帮助美国在与苏联的对峙中获得优势。美国在冷战后尽管延续着“传统”观念，即认为一体化欧洲必然会促进形成更富活力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但已然开始对欧盟有所防范，尤其是对欧盟加快外交与安全领域一体化步伐感到难以忍受，急欲加以控制。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Albright)曾声称：“北约是不可或缺的大西洋两岸联系的体现，它应当继续保持是由拥有主权的盟国组成的组织，而在这个组织里，欧洲的政策决定不应脱离更广泛的联盟政策决定。”⑥表面上看，美国担心的是欧盟加快政治一体化进程会削弱北约的政治安排和作用，但实质上则担心欧洲政治一体化有助于欧盟实现世界多极化构想。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欧洲一体化当今向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延伸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与美国竞争的需要。为此，布热津斯基呼吁采取措施弱化欧盟，尤其是要防止出现一个在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欧洲⑦。有人更认为，一个永远走向更紧密联盟但永远达不到目标的欧盟最符合美国利益⑧。
第二，美、欧安全战略方向和重点出现差异。美、欧在二战后之所以形成同盟与合作关系，很重要的前提就在于战略方向的一致，而冷战后美、欧之间在战略方向上差异明显。由于美、欧都不再面临“重大安全威胁”，双方都开始寻找新的战略方向。在欧盟看来，维持欧洲和平与稳定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为此不仅有必要建立一个囊括欧洲内外相关国家的泛多边安全机制，而且要积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特别是注重东南欧和南欧的安全与稳定，防止欧洲周边地区出现大规模战争或冲突，以及由于地区局势失控所带来的难民潮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对美国来说，欧洲已不再是格局矛盾斗争的主要舞台和需要争夺之地，其之于美国安全及全球战略的基础性地位和地缘意义虽然依旧，但重要性已然大不如前，以致其重视程度也有所下降。加之美国战略利益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更使得维持欧洲战略安全与稳定已不再居于其核心国家利益最为优先和急迫的地位。美、欧之间这种战略方向和重点上的差异导致双方对北约作用的要求和期待有所不同。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北约被视为借“反恐”之名扩张势力的主要工具，应该将行动范围扩展至欧洲之外，特别是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之后，美国的这种期望日益升高。欧洲国家虽然支持北约基于维护欧洲安全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反对北约全球化以及责任无限扩大化，特别是“俄格战争”之后，即便是支持美国政策的中东欧国家也转而要求北约回调注意力，多关注传统职责与功能。可以说，由于受到战略方向不同的影响，美、欧之间某种程度上对“共同威胁”及主要战略目标的认识出现明显差异，这已成为北约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是继续发展的瓶颈，以至于斯特拉斯堡峰会和里斯本峰会都急于推动第三个“战略新概念”的出台，希望借此来明确未来北约的定位、角色和功能，以减少美、欧在战略方向和重点上的分歧与差异。
第三，欧洲安全体系构建问题上的分歧。冷战后，如何构建欧洲安全新体系是全欧国家必须直面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美、欧虽然一致认为北约应在新体系中占据优势或主导地位，但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欧盟不愿完全依赖北约来确保欧洲安全，这至少是因为北约具有美国战略工具的性质，如是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美国，即使北约按照欧洲盟国意愿进行改革，也只是意味着它们将再次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于是，欧洲盟国在北约内积极推动建立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ESDI)，承担彼得斯堡任务(Petersberg tasks)，组建诸兵种联合特遣部队(CJTFs)，以使之获得美国不参与下独立行动的能力⑨。欧盟同时还希望发展欧洲“独立防务”，积极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建设，以期成为独立的防务力量，使之在欧洲安全新体系建构和安全事务主导权问题上能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和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概括而言，欧洲盟国希望加强自身在北约中的地位和比重，以制衡北约的美国化，并通过加快欧洲共同防务力量建设为自己提供安全“再保险”。为此，欧盟更是从1999年开始提出和建设“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并组建自己的快速反应力量。对于欧洲国家发展自己的军事与防务力量，美国一直心态复杂。一方面在总体上支持欧洲盟国发展防务能力以及在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系中的努力⑩，但希望和要求这种发展必须在北约框架下进行；另一方面，对于欧洲人谋求欧洲安全主导权则不以为然，时刻担心其举动会对大西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削弱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11)。总之，美国并不反对欧盟发展防务力量以强化欧洲安全体系，但不愿看到欧盟作为一个独立防务力量参与其中，担心它动摇北约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与美国分庭抗礼，或共享支配权。
第四，美、欧在对俄罗斯政策上的分歧。美、欧在防范俄罗斯问题上有着根本一致的看法与共同利益，这甚至是维系大西洋关系的主要基础。不过，在具体对俄政策上双方却有着明显差异和分歧。美国主张对俄采取以遏制、缓和与弱化为主的政策，而欧盟则认为应以限制、接触和改造为主。美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和态度一向趋于严峻，这不仅仅是出于政治和地缘制衡的需要，更是基于稳定战略优势的考虑。为此，一方面积极推动北约东扩以压缩俄罗斯的地缘空间，另一方面加强对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压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引起了俄罗斯激烈的反弹。北约对独联体国家的觊觎使俄罗斯甚为不安，以至利用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向北约表达强烈警告之意。
欧洲国家尤其是意欲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德、法等欧盟大国出于地缘战略关系的考虑，对于美国事关欧洲战略稳定的对俄主张和举措甚为不满且不以为然，在北约东扩至苏联边界之后就不再主张即刻接纳独联体国家入盟，以免刺激俄罗斯，这与美国的想法有着很大的出入。在欧洲国家看来，俄罗斯至此已不再是西方急迫的战略威胁，况且它是欧洲实现绝对安全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同时，俄罗斯的“亲西方”政策也以逐渐具体化为“亲欧”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增强了欧盟积极拉拢俄罗斯以促其加快政治经济改革的信心。在欧洲国家看来，俄罗斯不啻为可资用以平衡美国的力量，这尤其反映在欧洲安全体系建构问题上。欧洲国家主张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体系之中，以便打破美国及北约对其主导，增强欧盟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性和关键性作用，改善欧洲国家在大西洋关系中的地位。可见，欧洲国家虽然支持美国对俄遏制，但却认为这不应妨碍它们和俄罗斯发展战略合作关系。关于俄欧战略合作关系对欧洲国家的重要性和欧洲国家对俄合作政策，卡莱欧在《欧洲的未来》中作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对欧洲来说，听任美国操纵北约来控制与俄罗斯的关系将是一项具有高度自毁性危险的战略。从长远看，俄罗斯自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对欧洲的安全和繁荣显得至关重要。除非俄罗斯完全偏离其国内发展轨道，否则欧洲人可能会相信它们的安全将更能受惠于与俄罗斯达成某种解决办法，而并非生硬地强调军事上的优势。但是，在北约扩大的运作以及美国在俄罗斯近邻庞大军事存在的持续刺激下，欧洲人更可能是将美国视为他们与俄罗斯之间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途径。”(12)不过由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在本质上仍是相互防范的，美、欧与俄罗斯之间都不可能建立起很深的互动与合作关系。
三、北约协调美、欧国际战略的作用
北约是跨大西洋关系的载体、象征和纽带，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美、欧在当今仍然保有基于核心利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国际战略的趋同性和一致性决定和意味着北约在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协调美、欧国际战略的功能。
冷战后，北约协调美、欧国际战略的作用与意义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试图通过欧盟独立防务和选择性结盟来实现各自战略目的。美、欧国际战略的核心在于确保大西洋关系的稳定并使之能够延续下去。诚然，大西洋关系和北约在当今对于美、欧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即便是对于美国来说，这种意义不仅无可替代而且在其全球战略中占据支柱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北约的战略地位。曾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的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对此直言不讳：“北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美国通往欧洲的惟一的永久性桥梁；它表达了美、欧双方对彼此的安全承诺；它是美国维护欧洲和平的工具，是美国对付欧洲之外的安全威胁的工具。”(13)而时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弗雷德(Daniel Fried)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也明确表示，美国利用北约来维持跨大西洋关系的稳定(14)。可见，北约在大西洋关系中既是确保美、欧共同核心战略得以实现的有效机制，也承担着维系和延续这种战略关系的重任，而其协调美、欧战略的作用也就来自于此。
北约不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当前新战略安全环境中，始终作为美、欧根本利益的维护者而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凝聚共识和协调立场的作用。冷战时期，大西洋两岸所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与美、欧核心利益形成表里关系，这使得双方难以形成深刻的矛盾，即便出现较为激烈的争执，还可以通过北约架构下的政治协商机制来进行协调。进入新时期之后，美、欧共同利益及各自国家利益之间差距扩大，这导致国际战略之间差异明显，加之欧洲盟国对北约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进而使得北约协调美、欧国际战略的能力也随之下降。特别是在涉及美、欧战略方向上的问题，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加速推进建构“单极世界”进程以及欧洲盟国踌躇满志地推动欧洲“独立防务”等问题上，北约发挥协调作用殊为不易。尽管如此，北约协调美、欧国际战略方面的核心职能依然存在。近年来，随着国际战略关系分化组合加速，加之美国在反恐战争和国内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已尽显疲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受挫和经济危机的显现，美、欧间战略关系逐渐缓和，基于北约加强战略协调的态势十分明显。法国于2009年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制，英法等国同意向阿富汗增兵，美、欧加强在科索沃及伊朗核问题上的合作等，显示出北约再次成为美、欧协调国际立场，以整体面目及力量应对新国际环境的平台。
但必须指出，北约在协调国际关系方面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特别是在面临美、欧结构性矛盾或者多层次矛盾时，其协调作用通常难以发挥，这在伊拉克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以至于美国与德、法之间的矛盾公开化，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大西洋危机。美、欧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结构性矛盾与现实性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美国看来，攻打伊拉克是其构筑全球体系和秩序的前哨战和试验田，暗含着美、欧关于未来世界格局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美、欧围绕着北约安全职责重点和主要方向自冷战后就存在分歧，美国主张将北约打造成其构筑世界体系的助手，而欧洲盟国则认为北约的战略重心应该在欧洲，维护欧洲及其盟国的安全依然是首要目标。在结构性矛盾和战略矛盾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加之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行为无视欧洲盟国利益，导致法德对美国行为有着极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不顾及欧洲政治和大西洋关系分裂。由此可见，当美、欧深层次矛盾与分歧激化时，北约非但不能协调美、欧的国际战略，甚至自身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以至于时任北约秘书长的罗伯逊对此痛心疾首地称，“这是北约一段近于死亡的经历”。不过，由于国际战略基本面的一致，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碰壁和欧洲一体化出现困境，北约的自我修复功能也在适时发挥弥合大西洋两岸的作用。在2004年伊斯坦布尔峰会上，美、欧极力修补关系并加大联盟的协调力度和机能建设。随着美、欧关系的不断缓和与改善，类似小布什执政时期的剧烈动荡局面短期内难以再现，北约对于美、欧国际战略的协调作用将会得到加强。
北约要在协调美、欧国际战略方面持久发挥作用，必须至少具备两个条件和前提：其一，美、欧国际战略必须建构在大西洋关系基础之上，相互借重，并有共同战略利益目标和基础。对大西洋关系持有乐观观点的学者认为，美、欧在冷战后出现的利益差异并不意味着大西洋关系无法统一和协调双方的利益与战略，这只是冷战后的调整与不适应，美、欧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或者说只是出现了局部的重大变化。从美、欧在北约内的妥协以及联盟机制的延续不难看出，美、欧仍然依赖着大西洋关系(15)。而这正是北约在协调美、欧国际战略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其二，在大西洋关系中，美、欧之间的战略利益差异和分歧，包括结构性矛盾，没有压倒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即双方战略利益的一致和国际共识仍占据关系的基本面。在面对未来扑朔迷离的国际格局走势，美、欧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同质性，势必会增强北约整合美、欧国际战略的能力和作用。不过，由于美国意图将战略重心东移，而欧洲人又始终关注欧洲及其周边，美、欧在战略方向与重点上分歧仍有可能越来越大，加之双方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谋划有着本质差异，欧洲国家也难以如冷战时期那样全力支持美国，而美国也不会为了欧洲而放弃自己的战略构想，因此，一旦美、欧走出目前的战略困境，北约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协调美、欧之间的战略差异和分歧，颇值得关注和思考。
四、结论
冷战的结束以及欧洲战略形势的缓和使得美、欧面临着新的战略环境，利益诉求和战略目标差异性特征不断显现，尽管双方国际战略在总体上仍延续着大西洋关系形成时的一致性，但其中分歧与差异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这种一致性的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影响到大西洋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前景。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在战略分歧与差异的背后，美、欧之间仍然保持着核心利益上的一致，特别是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双方仍高度重视对方对于实现自己国际战略的助力作用。由于大西洋关系对美、欧都不可或缺，双方在国际战略层面上的现有分歧和矛盾对大西洋关系的影响尚且非常有限，这也使得北约在协调美、欧国际战略过程中得以发挥作用，其协调美、欧核心利益的职责和能力依旧有效。同时，在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前景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北约对美、欧实施与协调国际战略的作用究竟会有多大，殊难预料。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美、欧基于国际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和一致性以及战略上的差异，都能为北约发挥实施与协调作用提供“用武之地”，这更意味着北约地位和作用的关键性和重要性将会越来越显著。
注释：
①Ivo H.Daalder."The End of Atlanticism",Survival Quarterly,Vol.45,No.2,Summer,2003,p.147.
②Justin Vaisse."Regime Change in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Part II:From Transatlanticism to Post-Atlanticism",The National Interest,Vol.2,Issue 26,2003.
③David T.Armitage & Anne M.Moisan."Constabulary Forces and Post conflict Transition:The Euro-Atlantic Dimension",Strategic Forum,No.218,November 2005,p.5.
④亨利·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胡利平、凌建平等译，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⑤《过去八年里的俄罗斯经济发展》，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02。
⑥Zbigniew Brzezinski."A Geostrategy for Eurasia",Foreign Affairs,Vol.76,No.5,September/October 1997,p.332.
⑦William Wallace & Jan Zielonka."Misunderstanding Europe",Foreign Affairs,Vol.77,No.6,November/December 1998,p.67.
⑧参见火正德：《北约、欧盟双东扩与美、欧俄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5期，第51页。
⑨Ronald Smith."A Changing NATO",NATO Review,Vol.45,No.3,1997,pp.10～11.
⑩René Schwok.US-EC Relation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Conflicts or Partnership.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185～186.
(11)Speech by Strobe Talbott."America's Stake in a Strong Europe",Remarks at Chatham House Conference,London,7 October 1999.
(12)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4页。
(1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北约的命运》，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80页。
(14)"NATO:Enlargement and Effectiveness",Testimony of Daniel Fried,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 DC,March 11,2008.
(15)Stephen K.Smith & Douglas A.Wertman."Redefining US-West European Relations in the 1990s:West European Public Opin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Vol.25,No.2,Jun.1992,pp.188～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