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换——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建构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之路论文,学科论文,民族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G270
作为档案学分支学科的民族档案学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一门学科。近几年来，表面上看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而实际上大多数研究多为介绍性的探索和传统资料的积累，既不能解答当下实际存在的多样性的民族档案现象，也不能成为解决重大民族档案实践问题的参考，从而导致学科化发展进程迟滞。深入分析这一现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民族档案学长期存在着学科学术范式的缺失和学术话语的匮乏，现状不容乐观，亟待改变。
一、研究的困境：范式转换的诉求
民族档案学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中国档案学会于1987年11月在昆明首次召开的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会上，张鑫昌等人的《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龙和铭的《从民族档案的历史形成与应用看建立民族档案学的必要性》等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了创立民族档案学的问题；会后，中国档案学会出版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从此以后，许多从事档案管理、教学及研究的学者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民族档案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一批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如杨中一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华林的《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学》、陈子丹的《云南金石档案研究》和韦章炳的《中国水书探析》等等。然而，细细品味这些研究成果，就会发现这些成果大都照搬照套传统档案学的理论和方法，仅对民族档案做介绍性的研究，缺乏对民族档案的特征特性、记述过程、收集视角、解读方式与利用途径做深入的分析研究；即使是在以民族档案为主题的著述中，大量的篇幅都是介绍某一个民族现存的、具体的历史档案，漂浮于表面，严重缺乏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研究。
思来想去，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传统的学术研究“范式”作茧自缚所致。学术研究的范式作为指导人们观察和理解事物的理论模型或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知识框架，一旦形成，便成为学科共同体成员从事研究所遵循的共同信念、价值取向和行动准则。它规定着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科学成就和人才培养，决定了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学科形象和学科定位，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传统，并具有既深且固的历史惯性。[1]
那么，综观目前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发展，制约着民族档案学学科建构的又是哪些范式呢？
首先，按照学科知识的历史惯性，民族档案学归属档案学学科系谱，民族档案学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是档案学理论，而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都是以汉民族文化为源流、汉字书写档案为主线形成的知识体系，有关少数民族档案的内容基本不在研究范围之内，即使偶尔有所提及，仅只是作为点缀性、补充性的材料而出现，可以说是受主流与支流二分的正统中国文化观影响下，以汉族与少数民族为二分基准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这个学科体系被奉为民族档案学研究的圭臬，貌似天经地义，却隐含着根本的缺陷和弊端。在民族档案学的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民族档案虽与文化息息相关，却在民族文化系统中具有它独特的文化表现方式和内在的个性特征，把它等同于汉民族文化视野下的档案现象来从事研究，无法面对实际存在着的民族档案自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多彩性和直观性特点，许多研究者只好按照研究思维的惯习削民族档案的“足”，以“适”研究者知识体系的“履”，有意回避或故意遗漏现实难题；即使有的研究者运用档案学的研究范式得出了研究结论，也给人以“隔鞋搔痒”之感，难以指导解决现实重大的民族档案实践问题。[2]
其次，目前通用的民族档案学研究路径是“高悬”具体的时间、空间及文化背景，把民族档案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在研究者理论思考形成的论述框架内，片断性地截取被档案馆收藏的、被前人记载了的民族档案；或者直接索引民族古籍、民族研究成果中的具体例证，以之作为民族档案的载体、内容、价值等问题的论点佐证。在如此这般见树(民族档案)不见林(民族文化)的研究中，一篇篇文章、一部部著述被程序化、高效率地生产出来。这种把民族档案从其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抽离开来的研究，就如同生物学家把动植物从自然生态中采摘过来制作成的动植物标本一样，失去了生命、失去了现实意义，实际上成了民族档案标本。可以说，目前的民族档案学研究存在着读文献不读社会、研究文本档案回避现实档案、对“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档案”、“活着的民族档案”缺少调查研究，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档案现象或视而不见或缄口不语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如同不可逾越的高墙，隔在了学术研究和现实生活之间，二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让人感觉民族档案学学科虽出世时间不长却具有老学科常有的“书斋式”、“标本化”、“反生态化”等弊端，越研究越没有激情，越发展越没有活力。
最后，国内活跃于当代并划归为从事民族档案学研究的学者大致有三种学术背景，或从事档案学研究，或从事历史学研究，或从事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在研究中，学者们大都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在不同的领域层面上，以他者凝视的眼光来使用民族档案这一概念，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彼此各不相干，谁也不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出来，以主位和客位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双重视角对民族档案做一全方位端详研究。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大多数学者只满足于介绍性地研究各民族不同载体、不同书写形式的民族档案，把民族档案研究等同于形式的组合，至于其为何具有如此而非那般的特征，其意义和价值何在只能用现象化的外在观念去体悟而无法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作出客观性地回答；研究中缺乏站在民族文化立场上尊重民族档案持有者的观念、情感和想象，更没有意识到即便是已“标本化”的民族档案，也应当注意研究当下它们与人们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诸如对民族档案“保护什么、利用什么、发展什么？”、“为谁保护和发展、为谁管理和利用？”、“谁又来收藏和保护？”等等严肃的问题。目前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条歧途，长此下去，就会以讹传讹，遮蔽了民族文化的存在样态和知识体系。
二、研究的突破：范式转换的通道
任何学科发展自有其外在的现实要求和内在的逻辑思路。作为学科名称的“民族档案学”，表面上看是由“档案”和“民族学”两个词语组合而成，而实际上绝对不是“档案”和“民族学”的简单相加和组合，如同“1+1=2”命题给人类带来无穷智慧一般，“民族档案学”名称的提出和学科的建立，意味着学科的理论选择、概念系统和实践框架的更新和超越。也许早期的民族档案学无法避免不带有档案学和民族学母体学科的某些固有痕迹，但它不能受制于母体的影响，停留在原有学科的层面，而应该超越原有学科的既有路径，通过学科范式的转换和知识资源的重组，推动学科以特有的整合姿态介入问题，促成具有学科意义和知识创新能力的民族档案学学科的诞生。[3]
从目前研究现状看，民族档案学研究需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论信念、价值取向和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作为观察与理解事物的模型和框架，即学科范式。针对目前民族档案学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民族档案学目前的学术范式转换的基本立场和通道有三：
1.突破传统档案学的视阈局限，直面与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档案。民族档案与其文化具有相生相伴、水乳交融的深层联系；民族档案作为记忆的载体和见证，只有与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才能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因此，尽管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形成的档案学对我们研究民族档案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把档案等同于民族档案或档案学等同于民族档案学。一方面，我们应该根据中原汉民族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迁移、传播与融合这一史实，尊重中国文化内部多样性与多源性的现实，突破那种划分多数与少数、主流和支流、正统和附属的二元对立窠臼，倡导在中原汉文化传统历史观之外，从多族群互动的联系视角寻找重新进入档案学的新途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民族档案进行描述和解释，开辟一条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研究民族档案的新途径。[4]
这样的研究路径能够使学科突破单一文化认识的框架，把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引向不仅关注“内地”，也关注“边疆”；不仅聚焦“汉族”，也重视“少数民族”，从而使学科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包容性和完整性。民族档案学也才会在档案学的滋润下彰显出自身独有的敏锐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
2.突破书斋中玄思的惯习，走进民族档案的田野——民族档案的民间存藏地。田野的最大优势在于从既有学科之外去寻找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历史上，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居住在边远山区的民族，在社会形态发展进程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中，都相对不及汉族，差距较大，因而其文化的民族特征具有多样性，其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和档案的传统便有了较多的多元性和特殊性。事实上，每个民族所独有的民族档案不仅只是那个物体，而是它的命名、它的场景、它被保存的意识及它被利用的视角。为此，针对当下民族档案存在的不同类型样态展开相应的田野调查，并在国家场域背景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一个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探讨。一方面把那些已“物态化”或“档案馆化”的民族档案重新回归到其产生存在的特定民族文化生态中，探讨当下它被收藏、被利用的现状及它与人们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从现实民族文化生活出发，对当下伴随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的民族档案进行生态化的系统描述和深度解释。[5]
历史事实证明，我们都是历史的存在，伴随着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我们接受并利用着前人留下的民族档案的同时，也在形成和保留下了新的档案，而这一切我们都将源源不断地积累并留存给后人。为此，我们只有沿着这一研究路径，把过去有机地融化在现在之中，才能真正走进民族档案的民间存藏地，才能真正让民族档案从历史深处走向现实、走向未来。
3.突破他者固有的知识体系，深入体验与阐释民族档案文化持有者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民族文化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任何一种民族档案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特定的民族文化孕育了特定的民族档案，特定的民族档案表达了特定的民族文化。在我们以传统档案学为指导，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用我们所持有的概念和观点去解释所看到的民族档案文化，进行符合事实的分析和研究的同时，更应该以局内人的立场去观察、体验民族档案文化现象，遵从民族文化持有者有关档案的知识和观点，以民族档案所属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为基本立场，进行客观严谨的分析和研究，由知彼而达知己。具体来讲，在局内、局外两种视角下，我们以书面描述、录音、录像、摄影等方式研究民族档案的载体、结构、功能等外显性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又通过持续观察、深入体验的方式，去研究民族档案形成的时间空间、场域环境、人际氛围以及“上下文”表达及符号所表达的文化持有者的感觉、情感、观念、想象等内隐性的内容，从而使研究形成直观的感性描述性和深度的理性分析的高度统一。[6]
笔者认为，依照这一研究路径获得的研究成果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在各少数民族活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发利用好已处于静态的民族档案，从中提升出其内在的本民族文化精华，使之不断地融入并持续存活在现实的生活中；也有利于我们把已经有悠久历史而正在不断发展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固态形式记录下来，全面完整地记录和反映出各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之延伸记忆、延续人类历史。
三、研究的路径：范式转换的维度
基于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民族档案学的构建需要从历史、文化、生态和空间四大维度来开展研究。
民族档案学历史维度的研究就是基于对汉文书写历史和学科建构的时代背景进行有效的反思的基础上，对包括汉族在内的民族档案文化进行全方位研究，在共时性探讨中引入历史意识，在历时性探讨中凸显动态变迁；以一种历史性的思维进入各种差异的民族档案内容中，用各民族文化所擅长的方式去参与和把握那些认定了“中心—边缘”、“主导—从属”等对立关系的范式，从而以一种新的结构或是有新结构萌芽的趋势来重建其自身学科范式的合法性，以此形成民族档案现实整体性的更宽阔、更深入、更丰富的阐释体系，在当下社会文化和学术视野下再造一个“团结他者”的学科范式。[7]
民族档案学文化维度的研究就是从表征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多种民族档案形态出发，尽力发现不同民族文化书写方式之间彼此区别而又彼此关联的话语场，拓展出各民族自己所表述的文化和被他者表述的文化的复合场域，以此营造出民族档案多种样态(文本)之间丰沛的意义空间和尽可能多样化的阐释可能，从中重新获得关于各民族档案文化的洞见。[8]文化维度分析法强调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只有在“参与”中才能获得自我保护与生存的基本条件；民族档案学只有在现实的发展实践中，不再一味地单向盲从，才能在知彼的同时能够反观于己，不断为自己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基于此，民族档案学才能够提出“保护谁、利用谁、发展谁？”、“如何被收藏、利用和影响人们的行为？”等一系列严肃的问题。[9]
民族档案学生态维度的研究就是基于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的理论，把民族档案多样态看做是生态、生计、社会整体性的关联与互动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结果；要求我们站在自身价值体系的高度来观察广阔的生态空间，客观地研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所致的民族档案现象的多样性；以承认并反思“现在”来开拓未来发展之路的态度来理解当下的社会生态环境——传统。[10]既要研究国家体制主导下的主流文化要素，也要研究各民族社会传统结构下的民间文化现象，更要关注隐藏在民族档案载体背后的内在文化，实现从里到外且从外到里、由上到下及由下到上的多方位研究，从而获得研究对象的多维阐释。
民族档案学空间维度的研究就是站在建立学术范式共同体的高度，把传统的个体单干或小区域性作坊式研究方式置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反思，承认当下学术研究日趋高度社会化的客观现实，打破学术研究的空间区隔，把民族档案学研究视为一种知识生产劳动，运用社会所创造的理论范式和研究工具等学术资源，以学科、研究对象、学术理念和研究方向等为准则，走出书斋，变纯粹个人研究为各式各样的群体研究；走出区域内封闭循环的格局，寓研究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于学术共同体之中；走出国门，促进各国学者之间彼此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的沟通与交流。如此常态发展，最终共同把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为社会所利用、所评判，从而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促进人类的知识创新性再生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