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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2)01-0034-05
修订日期：2011-11-21
1 引言
单位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逐渐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在单位制度的历史惯性和城市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制度—空间—社会的多重转型。因而，单位制构成了解读中国转型的重要视角。单位制的研究涉及社会、地理、建筑、经济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从单位制的形成与变迁，到单位制的组织与效率，再到单位制的空间性、社会性及实践性等。其中有关单位制起源的研究大多从制度性的视角展开，主流的观点包括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1]。前者强调了历史经验对单位制形成的重要作用，包括共产党革命史，尤其是延安时期的生产和管理[2,3]，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响等[4]。后者认为单位制是在中国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组织形式[5-7]，以实现集中使用有限资源发展生产的目的。此外，近现代以来社会思想的变化[8]、中国传统的权威观念[3]以及为了实现生存福利的斗争[3]等对单位制形成的作用也被强调。这些研究偏重于宏观视角，对微观层面因素重视不足，同时遗漏了对单位空间的分析。澳大利亚社会学者David Bray将单位空间视作“生产性”的空间，认为单位制的形成受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西方规划思想和共产党革命经验等多种作用的影响[9]。但该研究没有明确单位和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偏重于制度和宏观视角，对单位成员的日常实践较少涉及。到目前为止，对单位制的形成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不能回答计划经济和国家现代化等宏观因素与单位相关制度、单位空间及日常实践等中微观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机制等关键问题。
本文认为，单位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逐渐形成的。建国后共产党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本判断以及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等人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构成了其执政理念(知识)。知识通过对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的控制形成了单位构建的支配能力。在此能力的作用下单位制度、单位空间以及单位人的单位实践得以实现(图1)。本文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理论将决定单位形成的结构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表层结构指现象的表面秩序，即可观察、可分析归纳的诸社会现象的秩序，能反映决定着它们的深层结构[10]。但本文中的深层结构不同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心灵结构，宜采用吉登斯的权力理论分析。表层结构包括单位的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具体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由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构成的决定单位形成的结构体系。本文将对决定单位制形成的深层结构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解读知识是如何通过对资源的支配在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维度实现其表征的。
2 深层结构——知识对资源的支配
2.1 吉登斯的权力思想
吉登斯认为行动是以行动者具有相应的权力为基础的，权力是主客体关系得以有机整合的前提[11]，同时权力在赋予行动沟通主体和客体关系能力的过程中，产生了它的二重性，即转换能力和支配能力。前者表现为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后者表现为主体间的依赖关系[12]。当一个行动者的转换能力作用于另一个行动者时，对于后者来说就形成了支配能力。支配模式则包括积极支配和消极支配。转换能力是行动者的能动性与资源有机结合的产物，包括行动者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和行动者能够获得资源的绝对性[13]。而行动者的能动性又表现在其具有的知识和能力两个向度上[14]，知识指行动者对其所处的各种复杂社会情境具有的认知，能力指行动者具有的改变能力。
图1 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
Fig.1 The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Danwei
吉登斯进一步将资源划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13]，前者指行动者对人类自身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包括社会时空的组织、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生活机会的组织三个方面。后者指行动者对自然世界所具有的控制能力，包括环境的物质特性、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以及这两项结合制造出来的人工产品。
2.2 单位形成的深层结构
根据吉登斯的权力思想，决定单位制形成的深层结构包括行动者、知识、能动性和资源四个要素。其中行动者是基本要素，没有行动者就不存在权力的产生。能动性是行动者普遍具有的特质，是实践发生的前提。知识构成行动者的理论指南并确定其行动目标，而资源决定了行动者的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实现行动目标的过程是知识支配资源的过程，因此深层结构的核心是知识，关键是资源。在决定单位制形成的深层结构中，行动者是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行动者同时具有充分的能动性，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丰富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在实践中实现自身意图的能力。
构成行动者的知识包括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全能主义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四个方面。建国初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现在相比还不够深刻，在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产生了对立的看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片面强调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在对收入和财产的问题上具有“粗陋共产主义”的某些色彩，强调“平均化”[15]；在居民文化生活方面，强调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对居民生活的有序组织。另外，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主义是针对个人和全球两个参照系而言的，对于个人而言，指的是在主权国家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对全球而言，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16]。“全能主义”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即是以该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17]。在国际关系的判断中，冷战是基本的背景，而国内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判断是人口众多和资源缺乏。四方面知识的综合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资源不足和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又进一步决定了，有限资源要集中利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方面要“先生产，后生活”。
在对资源的控制方面，执政党通过国家权力的掌握进而掌握了配置性资源，而后者的掌握又巩固了对权威性资源的控制。建国后通过党组织在行政体系中的配置，并且在户籍、就业等制度的支撑下，实现了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和管理。而对配置性资源的掌握则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公有制的全面实施实现的，集中体现就是计划经济的全面执行。资源控制的结果是行动者可以集中人力和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知识正是通过这种权力结构实现了其在制度、空间和实践维度的表达。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单位制是在中国独特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工具，而其深层结构则是知识对资源的绝对支配。这一深层结构的具体体现则是共产党领导下，掌握政治权威和物质资源的政府体系，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前者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
3 表层结构——知识支配资源的多维表征
执政党在拥有了知识和对两种资源的绝对控制后，便可以通过实践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了。这一实践过程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制度、空间和实践。制度是这一过程的规则，空间则是载体，而实践则是内容。
3.1 制度——单位运行的规则
在社会学中，制度被看作在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被认可和强制执行的一些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和取向[18]。这种行为规范和取向融化于相应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中，用以保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19]。而单位制度的构建的主体是掌握了权威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政府，其本质是共产党依据其知识确立的规范，用来实现对人和物的管理，并通过对单位和单位人行为的规定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计划经济制度和户籍制度是单位制度形成的背景性制度，前者确定了物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后者决定了人的配置，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依据职能，单位制度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决定单位分工的生产分类管理制度、决定单位物质性资源的财务制度、决定单位人的人事制度和为单位专业职能的实现提供支撑的单位保障制度。
生产分类管理制度依据社会分工将单位分为不同的类型，这样通过不同类型单位的组合来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单位类型主要包括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其专业职能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社会公共事业和物质生产。新中国成立以来，会计主要包括企业会计和预算会计两大体系，后者是中国独有的概念，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性质，其主要功能在于记录、反映和监督预算执行的过程以及结果[20]，体现了国家对单位的财政管理，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单位中的人事制度包括编制管理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制度、考核和培训制度。通过编制制度和用工制度实现了执政党的权力对单位和单位对单位职工的人员管理，而工资制度和考核培训制度决定了居民的基本生活费用，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低工资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体现。单位的社会保障包括福利与保险两大块。前者主要有集体福利设施和住房两部分；后者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女工生育保险等内容。单位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原因在于国家集中资源进行生产建设，而对生活投入相对不足，从而居民的保障责任落到了单位身上。单位制时期通过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解决了单位成员的生活需求，为集中资源进行生产创造了条件。这样，国家通过单位制度不仅决定了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如何集中，还决定了这些资源的如何使用，从而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3.2 空间——单位运行的载体
列斐伏尔在批判将空间仅视为容器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1]。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的生产出来的[22]，而每种特定的社会，每种生产模式和它的变种都会生产一种属于它自己的空间[23]。另外，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实施的手段，权力借助空间的物理性质来发挥作用，从而空间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22]。单位空间就是这样一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国家现代化而生产出来的空间，是知识支配资源的空间表现。国家权力通过单位空间不仅实现了依据生产分类管理制度需要单位完成的专业职能，还实现了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里，社会与空间是辩证的，即人们在创造和改变空间的同时又被他们所居住和工作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
单位空间生产的主体是知识通过对资源的支配形成的深层结构，其直接表现同样是集行政权威与物质资源配置于一身的政府。计划经济时期的公有制，尤其是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制是单位空间生产的基础。行政审批、无偿划拨、禁止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塑造了城市无偿、无期限、无流动使用的土地使用制度[24]。这样，单位空间生产对土地的使用是对使用价值的肯定，对交换价值的否定，并导致了单位在城市空间布局的不合理。单位生产分类管理制度、资源的集中使用和单位与上级部门的隶属关系是单位空间生产的直接动力。生产分类管理制度将一个个单位区别开来，而单位与上级部门的隶属关系强化了单位的纵向联系，弱化了单位之间以及单位与所在城市之间的横向联系，资源的集中使用导致了面向具体建设项目的资源配置，结果更进一步强化了单位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单位空间封闭性产生的直接原因。单位职能的复合性是单位空间结构生产的原因。单位内部专业(生产)职能、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都需要在相应的物质空间中进行，两方面的结合生产出了单位的职能空间，包括专业(生产)职能空间和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空间(生活区)。社会关系的生产则遍及了生产和生活空间，在单位成员的实践中实现。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的还包括单位成员对单位的认知和感受，单位心理空间被生产出来。
单位大院是单位空间的基本体现，院落的围合是单位工具独立性的表现。单位空间轴线通常从主入口开始，依次是广场及雕塑、主楼、后院入口、重要的公共设施到最后的次入口。通过轴线，公共设施、工作场所、党的领导等的重要性得到展示，是单位工具性的直接体现，并通过这种结构塑造单位成员的集体意识和共产主义理念。单位的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空间不仅包括住房，还有医疗、学校、食堂等集体福利设施，这样单位成员的工作和生活需求在单位空间内部得到满足。这塑造了以单位大院为基本范围的单位成员的日常行为空间，而长期在单位内部的工作、生活、社会交往以及对单位生活资源的依赖塑造了单位人的单位情结，心理空间的范围和结构被生产出来。
3.3 实践——单位运行的内容
单位实践是单位内部发生的日常活动，是知识决定资源使用方式的结果。深层结构直接表现的政府是单位实践发生的动力来源，来自政府的指标、进度等直接决定了单位实践的发生。单位实践有多种类型，并且构成了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依据帕森斯对社会结构的分类①，将单位的实践分为为单位的专业(生产)实践、管理实践、生活实践和文化教育实践。
单位的管理实践通过不同层级的干部组成的管理队伍实现，并与单位所属的上级部门对接，是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对接点。管理实践包括干部的任用与考评、单位组织机构的设置、单位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等等。专业(生产)实践通过单位职工实现，用来完成生产分类管理制度赋予单位的专业职能，对于企业单位来说就是生产实践。生活实践指单位成员所从事的睡眠、就餐、休息等在自由的状态下从事的活动，主要用于体力恢复、状态调整等。文化教育实践是对单位成员开展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包括用于提高专业技能的实践和用来提高单位成员思想认同的实践两种类型，涉及专业培训、会议学习、宣传口号等等。
四种实践中，管理实践是权力通过对单位干部的支配实现的，决定着其他实践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其他单位实践发生的支配性因素。专业(生产)实践是单位存在的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求所致。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是为专业(生产)实践而存在的，为其提供体力、智力和思想支撑。在此必须强调的是，由于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并导致其处于不同的厉害关系中，单位的管理实践不可能完全按上级权力部分的设计发生，而单位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文化教育实践也不可能完全按管理实践的支配发生。单位实际的实践中存在许多“非意图后果”，包括效率低下、单位分割、惰性等等[25]。
3.4 单位制度、单位空间和单位实践的相互关系
作为单位形成的规则、载体和内容的单位制度、单位空间和单位实践是密切联系、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也是单位存在的三个基本维度，缺少任何一个维度，单位将不会“真实”的存在，只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抽象物。单位制度是具有空间性的制度，并规定了单位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从而具有实践性。单位空间不是“空”的、“绝对”的空间，而是社会性的空间，单位空间是单位社会的产物，是单位制度和单位实践的结果，从而具有制度性和实践性。反过来，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都是空话[21]。单位实践则是单位制度规定下的实践，是在单位空间中发生的，并成为空间的一部分，实践中体现着制度性和空间性。
对于单位空间来说，单位制度是结构性因素，单位制度的需求形塑了单位空间，构成了空间生产的动力。单位的福利保障、生产制度等都导致了特定单位空间的生产，因此单位空间是制度性的空间。脱离单位制度的空间，只能是抽象的、空的和没有意义的非真实空间。而对于单位制度来说，单位空间是其实体，单位制度是投射到单位空间上的制度，是具有空间性的制度。没有空间性的制度只能是构想的、非现实的制度，是不能产生作用的制度。在此，空间是制度的归宿。
相对于单位制度与单位空间之间抽象的关系，单位空间与单位实践则更加具体和相互融合。单位实践是真实性的活动，因此必然与单位空间发生联系，是空间的主体，不仅界定了单位空间的性质、职能，并融入单位空间。单位空间因为有了单位实践才脱离了绝对的、静止的、空的空间地位，成为活的、具有意义的(社会)空间。在此，借用列斐伏尔的话来概括单位空间与单位实践的关系，即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在辩证性的互动里指定了空间，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
单位制度与单位实践是制约与行动的关系。一方面，单位实践发生在单位制度的制约下，单位制度是单位实践发生的依据，是单位实践的不同主体间互动的媒介，因此单位实践依赖于单位制度。另一方面，单位制度是面向单位实践的制度，在单位实践中单位制度得到应用并且被再生产出来，因此单位制度也依赖于单位实践。没有实践的制度是构想的、非真实的、不能延续的制度，而没有制度的实践是混乱的、不可想象的、不存在的实践。另外，虽然单位制度具有制约作用，单位实践的主体是具有能动性的，从而在实际发生的实践活动与制度制约想要达到的效果之间产生了矛盾。因此，单位制度与单位实践是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
4 结论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工具，是知识支配资源所形成的权力在社会现象层面的表征，表现在单位制度、单位空间和单位实践三个基本维度。知识对资源的支配构成了决定单位制形成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则由密切联系、相互融合的制度—空间—实践构成。表层结构是知识决定资源的性质和使用方式的表达，是深层结构的社会表现。其中的单位制度是社会现象的规定性，是游戏规则；空间是社会现象得以存在的载体，同时因社会现象而充实和有意义；实践是社会现象的内容，依据游戏规则在空间载体中发生。三者是单位制这一社会现象本体的三个侧面，相互融合与贯通，构成了观察单位制的三个基本维度。这样就形成了决定单位制形成的具有不同层次的结构体系，体系的核心则是知识。
但行动者对知识的掌握必定存在不足和偏差，从而权力的转换能力在社会现象层面产生的支配效果与行动者的目标相比产生差异。另一方面，权力支配下的行动主体能动性的存在导致了从知识到社会现象的结构作用过程并非机械的，这同样导致了相对权力主体的非意图后果。这些差异与非意图后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了权力主体知识的变化，从而引起新的知识重新支配资源产生新的社会现象过程，其中第一方面是主要的动因。单位制度的变迁及相应的空间与社会响应即是这样一个新的知识重新支配资源的过程。知识的变化包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对经济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认同等，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受此知识的支配，土地使用、居民就业、单位身份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单位的转型便多维展开，因此这一结构性框架还可以用来解释单位制变迁的逻辑。
注释：
①帕森斯认为社会结构是具有不同的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包含执行“适应”(Adaptation)、“目的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和“模式维护”(Latency)功能，共同构成AGIL图式。四种功能分别对应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能力)、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和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四个子系统，共同构成了作为整体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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