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歌诗的悲剧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白论文,悲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论者多注重李白诗的飞扬奔放，豪迈乐观，少有人揭示其英雄品格中深刻的悲剧性格，崇高感中强烈的悲剧感。事实上，李白诗整体地深蕴着悲剧精神。
醉：生命的体验
千百年来，“太白醉酒”几乎成了李白固定的造型：醉中可见其“把酒问月”的天真，醉中可见其“累月轻王侯”的傲骨……是的，李白醉酒给人的整体印象并非范传正所说的那样：“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倒是使人想起自命为“第一个悲剧哲学家”的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来。在尼采的悲剧观中，“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①尼采对“醉”的定义是：
醉：高度的力感，一种通过事物来反映自身的充实和完满的内在冲动。（3页）
实际上，上引云云，无非是指诗人勇于面对人生，乐于做生命的体验。做为西方的典型，莎士比亚让哈姆莱特在生与死两间徘徊，做大悲大喜的生命体验；而从屈原自投汩罗后，中国士大夫更多的则是将生与死的两端化为“出”（出仕）与“处”（归隐）的选择，也在两间徘徊，做大悲大喜的生命体验。李白的醉酒，非自我昏秽，而是在出与处的苦闷中“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李白诗歌独异的魅力往往出于这种状态之中，所以，杜甫会说：“李白酒斗诗百篇”（《饮中八仙歌》）。
“太白醉酒”与“狂傲”之间的联系，前人发露详矣、尽矣；而与之相对应的李诗艺术上的“夸张”，如果撇开语言修辞的讲究，从文化心理的深层作一取样分析，则未也。然而，恰恰是此种分析能探知“狂傲”与“夸张”二者在“醉”的状态中内在的联系。
尼采认为，在“醉”的状态中，“人出于他自身的丰满而使万物充实：他之所见所愿，在他眼中都膨胀，受压，强大，负荷着过重的力。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改变事物，直到它们反映了他的强力，——直到它们成为他的完满之反映。”（319-320页）这位西方哲人无意间道出了“李白式夸张”的真谛——自我膨胀。
“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当然是想象，但如果泥于形象，就难免有“盘在顶上像个大草囤”的打趣；只有与下句“缘愁似个长”一气通读，这才会将视觉形象移为“愁”的心理形象。也就是说，李白的想象力发端于自我，是其心态的具象。为此，当他快活时，就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当他心有阴霾时，就说：“一风三日吹倒山”（《横江词》）；当他要排除郁结时，就说：“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当他发狠时，就说：“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北风行》）。与其说他是在“夸张”，毋宁说他是自我内心在膨胀。有人说他“跌宕自喜”（《诗辨坻》），很准确。李白是个主观性极强的诗人，不但“真力弥满，万象在旁”（《诗品·豪放》），对万象可气指颐使，随心召来挥去；甚至肉体也羁束不了他那颗可以独来独往的心：“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至此，李白式的夸张已不是一种“手法”，而是一种不以常规为参照，只凭内心那近乎幻觉的真诚感受的表露，是真正的生命的体验。
其实，最能本质地体现这种“跌宕自喜式”（或叫“自我膨胀式”）夸张的，是些整体意象或意境。试读李白《行路难》三首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②
前人或以为李白此作“全学”鲍照。现将鲍照《拟行路难》抄录二首如下：③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其四）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今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其六）
二人都面对人生，但鲍照虽有“丈夫生世会几时”的感喟，却在士庶天渊的现实面前有“吞声踯躅不敢言”的万般无奈，而采取了心理学上所谓“退行”的策略：“还家自休息”。因此，诗的重点不在“难”的铺叙，而是落在罢官后“弄儿床前戏”之类想象之上，使矛盾得到缓解。李白却不，他偏要把矛盾推向极致，仿佛苍天有意与他作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他不能不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之二）的浩叹。然而，这些夸张的铺垫只是为了更有力地将鲍照那“丈夫生世会几时”的感喟化作充满自信的瞻望：“长风破浪会有时”！力度，正来自与命运的抗争，是“醉”的悲剧精神。
名篇《将进酒》亦当作如是观。
《将进酒》似乎有两个主题：一是“高堂明镜悲白发”所勾出的“人生如梦”的传统主题，一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泻下的一股乐观而愤怒的情绪。当后者一旦与“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宣言叠合起来形成不可遏止的力量时，它便扫却了前者带来的云翳，凸现抒情主人公豪放的形象。在这里，唯有夸张，才能确切地表达诗人的高傲，它已是有生命意味的形式。从天而落的黄河，“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举与自信，都成为抒情主人公形象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说：李白式的夸张在文化心理的层面上与“太白醉酒”所体现的人格力量是相联系的。如果说“一醉累月轻王侯”是“太白醉酒”的灵魂，那末“天生我才必有用”则是“李白式夸张”的能源。二者都植根于高度的自信，是属“自身的充实和完满的内在冲动”（上引）。林庚先生曾指出，李白的自信：“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④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李白歌诗的豪放中常含有悲愤，其英雄气概里充满着悲剧精神？试读《公无渡河》：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难冯，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箜篌所悲竟不还。
这是对一个古老的小悲剧的改写。李白删去原故事中白首狂夫之妻为之悲歌，曲终亦投河死的细节，增加了大禹治河的大背景。⑤删去其妻投河的细节，是为了突出白首狂夫这一形象；增加大背景则是为了加强原故事的悲剧效果。黄河劈面而来以压倒一切之势决昆仑触龙门令人震慑，继之是大禹治水的悠远传说，这样无疑使匹夫匹妇的“小灾小难”具备了干系天下国家的大灾大难的氛围。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认为：
观赏一部伟大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面对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
这也是欣赏李白《公无渡河》不难有的感受。正是李白这样的处理，使狂夫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白首狂夫的悲剧并不在于黄河之为害，恰恰相反，是狂夫主动乱流而渡，其悲剧在于自己的“狂痴”，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这决不是一个弱者自杀的形象，而是一个渺视黄河狂暴的狂夫之形象！不妨说，这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者的形象。用夸张笔调写出的黄河气势适成狂夫勇于乱流而渡的衬托。陈沆《诗比兴笺》以为此诗是对“无量力守分之智，冯河暴虎，自取复灭”的永王的讥刺，其失不但在于硬要“以史证诗”，更在于对李诗的悲剧感无所会心。表现“大不幸”题材的名篇尚有《远别离》：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诗写得很急促紧张，似乎诗人只顾驾着感觉奔驰，而无暇顾及格律音韵语法与情节之连贯。或三言、四言，或五言、七言，乃至六言、八言、十言，参错变化极其突兀，诚如范椁《李翰林诗选》所云：“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如果我们不斤斤于语法逻辑，而是全面地去把握诗中特殊的氛围，则我们无异面临着一场情感的风暴，由生离直卷进死别。尧幽囚，舜野死。山崩水绝，血泪迸洒。惨烈的权力之争使人震骇，诗人忧患之心可扪。“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不仅是发生在唐玄宗与肃宗父子之间，或玄宗与李林甫之间的个别事件，更是屡屡发生在历代封建统治者之间带有规律性的悲剧。尤为醒目的是：李白毫不留情地让这一悲剧就在“圣君”尧、舜、禹之间上演。这无疑极大地震动了封建时代臣民们的灵魂，也有力地强化了权力之争的悲剧效果。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豪放中常含有悲愤，其英雄气概里充满着悲剧精神。
梦：超越的痛苦
李白对性命之体验有其独特性。毕其一生，总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也就是总在自我实现与社会选择的冲突中体味生命出处之二元。而歌德恰恰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⑥李白诗之所以有悲剧感，关键也就在于“出”与“处”的冲突得不到解决；就在于“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世原则与委屈求伸的实践的冲突得不到解决。
诚如论者所云，盛唐是一个人才解放的时代，“布衣”因帝王的青睐往往一蹴上青云。马周、张柬之、郭元振、张九龄辈莫不如是，我们不难从史书中列一份长长的得意者名单。大唐帝国前期的统治者的确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的人才环境，是士子有理由充满幻想与傲气的时代。卢象《赠程秘书》云：“忽从被褐中，召入承明宫。圣人借颜色，言事无不通！”颇为淋漓尽致地发露了布衣得志相。这就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士子游说万乘的时代又复返了！所以卢象会傲然地说：“死生在片议，穷达由一言。须识苦寒士，莫矜狐白温！”（《杂诗》）李颀也会说：“一沉一浮会有时……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缓歌行》）王昌龄则幻想有朝一日“明光殿前论九畴，簏读兵书尽冥搜，为君掌上施权谋。”（《箜篌引》）而年轻的王维也曾心仪“身为平原客，家有邯郸娼。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济上四贤咏》）这些都说明盛唐人的的确确一度沉浸在一个“游士”的氛围中。在这样的氛围中李白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也就不奇怪了。奇怪的倒是他要实现这一目标，却有一个前提：“不屈己，不干人。”（同上）也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只要“平交王侯”，“为帝王师”，干一番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将自我实现与社会选择视同一体。李白的天真在这里，李白的悲剧也在这里。
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颇奇特的一个历史时期，如论者所云，所谓“开天盛世”其实是个走向极盛的同时逐渐饱孕了危机的历史过程。这就造成这个时代的许多悖论现象，如：既强大又虚弱，既开放又保守，既富足又贫困，既活跃又沉闷，等等。就人才环境而言，则是个既尊崇人才又不需要人才的时代。
说她尊崇人才，那是因为庶族地主的崛起，使唐政府改革了用人制度，打破“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宋书·恩倖传序》）的僵局，使一批庶族士子得以扬眉吐气。这些人在统治者的重视之下，平步青云，传为佳话。长期以来养成一种士子“恃才傲物”、人们崇尚奇才的社会风气，“唯才是举”已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里仅以李白为例稍事说明。据其族叔李阳冰《草堂集序》称：
天宝中，皇祖（指唐玄宗）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
所谓“素蓄道义”，其实是造成名气，为社会所推崇。可见李白受礼遇与社会的崇尚有关，所以我们说这是个“尊崇人才”的时代。是它，给了李白太多的自信。何以又说是个“不需要人才的时代”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有条为人熟知的材料：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瞆，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越者具名送省，委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符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李林甫深知天子要的只是“野无遗贤”之誉，并非真心要“广求天下之士”，如果朝廷真急需人才，李林甫岂得售其奸！事实上唐王朝此时已历长期的太平，李隆基也早坐稳了龙椅，无丝毫危机感。他曾老气横秋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通鉴》卷二一五）既然林甫一人足矣，又何需人才！大凡统治者一旦没有忧患意识，便不会去握发吐哺地重视人才。当时的现状是：牛仙客、李林甫掌用人大权，而“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节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通鉴》卷二一四）后来的杨国忠则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通鉴》卷二一六）遁资排辈取代了“唯贤是举”，开元以前崇尚人才的社会风尚至此只剩个空壳，只属历史的惯性。当时士子已深有所悟：“明主岂能好，今人谁举贤？”（祖咏《送丘为下第》）如果从大格局来鸟瞰历史，则“游士”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隋、唐的大一统，士族的破落与科举用人制，使中央牢牢掌定用人权，“士”的依附性更增强了。⑦（唐代士子盛行“干谒”的风气便是明证。）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想“不屈己，不干人”，与帝王建立“非师则友”的关系，实在是太不着边际的幻想。不幸的是，我们的诗人李白，毕其生不能挣脱这一堂·吉诃德式的梦魇。不妨说，李白整个的诗境便是一个巨大的梦境。
让我们也来“释梦”。
李白写梦境的名篇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的主体部分是一场“白日梦”。李白以其神驰八极之笔描画了一幅炫惑心目的神仙世界图景。据心理学家的说法，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李白此“梦”，也应是其“出世”愿望的达成。然而，这仅仅是“梦”的显义，还有其深藏不露的隐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句醒后的独白透露其中消息：本诗强烈的出世愿望其实是更强烈的入世愿望的反弹。由于李白入世被挫，尤其是“不屈己，不干人”原则在现实中被践踏，由此产生逆反心理，从“求入世”弹向“求出世”。也就是说，李白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只是执着地保持士子个体尊严愿望之改装，这种对现实的超越在其潜意识中是违心的。《古风五十九首》有云：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在此诗中，现世间与神仙境正处于胶着状态，颇为充分地表露了李白超越的痛苦。当然，这首诗表现的矛盾比较特殊，李白执着的入世态度与追求个体人格自由的矛盾较典型的是表现在“干谒”问题上。
唐人入仕的重要途径是科举，而干谒是唐人科举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已为当今论者所证明。⑧干谒往往使士子失去个体人格的尊严，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晚年回忆起干谒生活，仍十分痛楚：“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狂歌行赠四兄》）于是李白想在现实中超越现实，他想走“游士”或“游侠”的路，“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从而取得“平交王侯”乃至“为帝王师”的地位。这便是李白拥抱现实的独特方式。现存李诗，就是一个游士与游侠的世界，活跃其中的尽是鲁仲连、范蠡、郭隗、朱亥、剧辛、乐毅、张仪，及后来的韩信、张良、朱家、剧孟者流。李白还将诗中的世界认同现实的世界：当唐明皇召他为文学侍从时，他“仰天大笑出门去”，以为可了“为辅弼”之愿而以“游说万乘苦不早”为憾（《金陵别儿童入京》）；当安史乱起，他又比之为“原尝春陵六国时”（《扶风豪士歌》），并以此种心态入永王璘幕，自许“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导致政治上的大失败。甚至在浔阳狱中为人作荐书，也还是满脑子“楚汉相争”：
秦帝沦玉镜，留侯降氛氲。感激黄石老，经过仓海君。壮士挥金锤，报仇六国闻。智勇冠终古，萧陈难与群。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由此可见能保持士子个体尊严的“游士”对李白影响之大之深。无奈大一统的唐帝国如前所论，早已失去先秦“士”而能“游”的历史条件，“依附”才是士子面对的现实。因此李白在做他关于游士、游侠的“白日梦”的同时，不得不一再违心地去从事“干谒”。⑨从现存的《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干谒之作看来，要干人就不能不屈己：
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齿若编贝，肤色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义重诺，名飞京师，四方诸侯闻风暗许……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上安州裴长史书》）
不管话说得多么有气势，总归是留下了一痕强作洒脱的苦涩。无情的现实践踏了李白“不屈己，不干人”的入世原则，他不得不将个体自由的追求移向神仙的世界。于是我们看到，在李白诗中，游士、游侠之国的彼岸，还有一个相对称的神仙净土。至此，我们便明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做为主体部分的美丽梦境，仅仅是李白超越现实的意愿之达成，是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那愤懑心灵的改装。梦，只是现实的反面；真正的“主体”，是李白个性受压抑的现世间。《梁甫吟》一诗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白日梦”的特征。所谓“白日梦”（即幻想的创构），往往是某种愿望利用现时场合，按照过去的式样来设计未来的画面。⑩请看原诗：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猰
磨牙竟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
屼当安之。
李白在此诗中重新编织了历史与现实，他让现实与幻境并存，记忆与想象齐飞，自己就穿插在古人与神灵当中。恰恰是这个“自己”，成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的中心。诗中那些个能人、贤人，也只是“他本人的形形色色的客观化”（尼采《悲剧的诞生》）而已。李白正是通过这些历史人物“实现”了自己的英雄气概，同时借之表达自己不遇的痛苦。自“我欲攀龙见明主”至“以额叩关阍者怒”一段，是屈原《离骚》的仿作：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然而与屈原的多怨怼不同，李白表现得“布衣气”十足，他要“以额叩关”，对命运进行抗争。在这里，李白“不屈己，不干人”的生命原则又顽强地探出头来！是的，李白歌诗的悲剧精神就在于此：他也曾有过“名动京师”的机遇，也有“文窃四海声”的文坛地位，但他仍要不满于士主体失落的现状，仍要追求“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理想。他这是在“自己与自己过不去”，是现代心理学所说的“自我实现”的追求，而生命的本质就在于自我超越。李白的痛苦不是简单的“怀才不遇”，李白的痛苦更多的来自“自我超越”。他要超越这压抑他个性的现世间，却又不能忘怀他强烈的济世欲求；他要摆脱那屈己干人的痛苦，却又跌入“苟无济世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的痛苦之中。大鹏也罢，天马也罢，游侠也罢，神仙也罢，这些“独来独往”的意象都被一条无形的线所牵制，这就是：传统的士的价值观念。孔子曰：“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富于历史责任感的士，总是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出永恒的历史生命，要立德、立言、立功，传之后世。这就是古贤为今人所责备的汲汲于从政的原因，也是李白不忍离开这对他不公正的现世间的原因。李白于是陷入矛盾的漩涡之中：“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给了李白入世的信心，尤其是“人间要好诗”的社会需求使他得到“公卿倒履迎”的殊遇；然而“不需要人才”的现状又使他那“愿为辅弼”的意愿成了空花泡影；要入仕就得干人屈己，而强烈的个体意识又使他以道为重，不肯枉道从势，屈从于社会选择；于是他总是事与愿违，想当帝王师却落得个文学侍从乃至阶下囚的结局；想“不屈己，不干人”，却不得不在干谒中过日，甚至屈从于小吏；他不胜其扰，想超越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但士的历史的责任感又牵扯着他，使之不忍离去。他的灵魂被撕裂：既执着又飘逸，既豪爽又卑微，既洒脱又平庸。毕李白之一生，总处在“出”与“处”的冲突不得解决之中，处在“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世原则与委屈求伸实践的冲突不得解决之中。故李白的英雄品格不能不显露其悲剧性格，而李诗豪迈风格之中又不能不显露其悲剧精神。
尼采曾指出：在艺术中，“梦释放视觉、联想、诗意的强力，醉释放姿态、激情、歌咏、舞蹈的强力。”（349页）梦与醉是李诗悲剧精神的两大经纬，风舒云卷地交织出李诗痛苦与狂喜参错的瑰奇。
注释：
①见周国平《悲剧的诞生》译序，三联书店1987年版，3页。下引尼采言论咸见该书，只注页码。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②本文引用李白诗文咸见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见四部丛刊本《鲍氏集》。
④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31。
⑤《古今注》称：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死。其妻乃作《公无渡河》之歌，声甚惨怆，曲终，亦投河死。
⑥引自《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122。
⑦参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
⑧现代学者已证明，李白被征召是其干谒真公主、贺知章诸人的结果。这已是文学史常识了，怒不详引。
⑨程知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所论颇详，可参阅。
⑩参看《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作家与白日梦》，知识出版社，张唤发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