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历史观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摆在中国思想史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唯物史观但近代以来又能通过“进化论”的中介一跃而接受唯物史观？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也有所涉及，但我总觉得不仅语焉未详，而且多从典籍出发，拈出几条“引文”就来“证明”唯物史观是古代历史观的发展，似乎太轻率了。因为考察历史观的发展，不能仅从观念、文本出发，而应以历史、实践为出发点。而且，我感到，就是从文本出发的也往往是没有弄明白它的本来含义、体系结构、前后变迁。因此，我认为首先弄清楚古代历史观是什么，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要解答“为什么”的问题，首先要知道“是什么”。因此，本文就围绕着“是什么”来讲中国古代历史观，至于“为什么”暂没能力解答，只好挂一漏万略说几句，详细展开，以待来日。
一、天命史观
从《尚书》等古代典籍中可以看出，天命论产生于远古时代，夏、商、周三代都很流行。当时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比较注重统治者的变更，而天命论者认为统治者的变更是由天命决定的。《论语·尧曰》载：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舜对禹也这么说。统治者的更替是由天决定的，天还有赏罚功能。《尚书·甘誓》说是夏启去征讨有扈氏，宣布有扈氏有罪行，所以，“天用剿绝其命”。天要消灭有扈氏。商汤要消灭夏桀时，也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周武王要进攻殷纣王时，也是代表上天去征讨的。殷纣王当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我不是有天命吗？后来，周朝统治者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德，就是使人民得到好处，受到人民拥护。谁对人民有贡献，天就让谁当王。简单地说，当时人们认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统治者决定的，而谁当统治者，则是天命决定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天命史观。天是决定者，命是必然性，天命论是二者的结合。
二、五德史观
周代就有了五行学说。春秋时代，就有了五行相胜（又称相克）的说法。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这是循环相胜的。战国时代的邹衍把五行相胜说运用于解释历史，认为每个朝代都秉承了五行之德中的一德，后一朝就秉承另一德，因此取胜而代之。《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胜土，夏代虞；金胜木，殷灭夏；火胜金，周灭殷。后来，秦灭周，克火者水，秦始皇自认为秉承水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金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这一段话把水德的特点都说了。一年的开始定于十月，服色旗帜尚黑色，数尚六，法令严厉。这就是所谓“改正朔，易服色”。
五德终始说影响很大。邹衍只说到虞舜，以为虞舜得土德。《吕氏春秋·应同》认为黄帝也是得土德，土色黄，故称“黄帝”。又用五行相生说来解释历史。黄帝得土德，土生金，黄帝之后的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金生水，颛顼高阳氏以水德王，水生木，帝喾高辛氏以木德王。木生火，帝尧陶唐氏以火德王，火生土，虞舜以土德王。虞舜之前，邹衍之后的人按五行相生又编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从黄帝土德到虞舜土德，正好一个相生周期。后人按五行相生的关系再向前推，黄帝土德，生土者火，黄帝之前的炎帝得火德。生火者木，太昊庖牺氏以木德王。女娲氏不符合五德的顺序，被排除在外。最上推到天皇本德，地皇火德。虞舜以上用五行相生去解释，后代仍用五行相胜去解释。例如，宋朝“定国运以火德王”（《宋史·太祖纪》），胜火者水，元朝以水德王；克水者土，明朝以土德王，色尚黄，明故宫里多黄色。胜土者木，清朝以木德王，色尚青，故有青龙旗。后代皇帝下诏书，都称“奉天承运”，就是奉天命，承德运的意思。邹衍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之德循环替代来解释历史，故称为“五德史观”。
三、圣人史观
圣人被认为是有最崇高的道德和最高明的智慧的伟大人物，他们创制某种器物、某种文化、某种制度，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这种思想先见于《周易·系辞传》。《系辞上》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备物，立成器，都是指创制某种器物。这些器物的使用，给天下人带来便利。这是圣人的大贡献。《系辞下》说包牺氏经过观察、联想、研究，创造了八卦。以后的聪明人炎帝、黄帝、尧、舜等都在八卦思想指导下，创制了各种有利于人民的东西，如交通运输用的舟楫、服牛乘马、打猎用的弧矢、加工粮食用的杵臼、住宅宫室以及文化交流用的书契。
西汉初年思想家陆贾在《新语·道基》中说，历史的发展，是圣人造成的。他把圣人分为三个时期：先圣包括从伏牺、炎黄、尧舜禹到他们的臣子，首先创造了物质文明。中圣主要包括商汤、文王、武王、周公，他们制订了礼乐制度，建立了教育的体制。后圣指孔子，“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是圣人创建的。。唐代的韩愈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他认为有一个治理社会的道，这个道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传承下来的。孟子以后没有人传，要由韩愈自已来传了。历代圣人承传着同一个治世之道，规定着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圣人之道，社会就没有光明，悠久历史就成了漫漫长夜。魏晋时代，有人说：“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引）六经经孔子整理加工，对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贡献。这两句话在提倡学文化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圣人史观。总之，在历史上，杰出人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无视民众的力量，显然是片面的。杰出人物要遵循天道（物理），顺应人心，才能发挥作用，建功立业。孤立的人物，无论是谁，都将一事无成。
四、理势史观
历史为什么这样发展？古人不明白，就说是“命”。决定的。孔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这个“命”，指神秘的客观必然性。这种神秘的客观必然性，还可以表述为“时”、“数”等，王充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
有些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家管仲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当政者要发展生产，积累财富，根据是财富能吸引人口，留住人才，能提高精神文明。战国后期的政治思想家韩非根据人口增加、财富减少的事实来分析历史的变迁：“上古之世……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从人口与财富的增减来分析世俗的变化，圣人要根据世俗的变化进行不同的治理。韩非子把世俗变化概括为三句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他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当今之世，就应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加强法制，令行禁止。
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古代实行封建制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并不是圣人的意愿。“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因此从汉至唐，郡县制颇为盛行。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承了柳宗元关于“势”的说法，认为这“势”中有理，提出理势史观。他认为“势因理成”，“离理无势”。（《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理是法则、规律、道理，势是形势、趋势。这两方面决定历史的发展，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理势史观是反对天命史观的，也是反对圣人史观的。但是，理是什么内容，势因何而成，都没有具体的、详细的论述。
五、民生史观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的因素是复杂的，少数杰出人物（如圣贤）与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注意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就陷入圣人史观（英雄史观）的偏见。只讲百姓的作用，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西周统治者认为民与天命是紧密相联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在天命论盛行的时候，把民与天命联系，当然是重视民的表现。民为国本，民为君本，已经成为明智统治者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孟子从《泰誓》的话中引申出“民为贵”并作了简单论证。孟子说：得到天子的赏识，至多当诸候；得到诸侯的赏识，至多当大夫；如果能得到平民的拥护，那么，就会当天子，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由此可见，民为贵，君为轻。西汉前期年轻的思想家贾谊总结秦亡的教训，写了千古名篇《过秦论》，反思历史，提出了民本主义，认为在政治上，“民无不为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敢于欺压民的，敢与民为敌的，不论他多么有实力，也都要身财名裂。贾谊发展了孟子的思想，民贵在何处？贵在一切政治的基础，无不为本。唐代柳宗元在民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他认为吏是由民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生活的，应该为民办一些职权范围内的实事，正像仆役拿了工钱，要为主人做事那样。官吏兢兢业业为人民办事，才是称职的仆役。如果当官的拿了人民给的俸禄，不好好为人民办事，还要贪污受贿，人民当然不满意。如果一人家雇了一个仆役，这个仆役拿了工钱，不干活，还要偷主人家的财物，那么，主人一定大怒，把他赶走。官吏是人民的仆役，现在叫“公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思想家能提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人民是主人的最早论述。
孙中山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提出民生史观。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指“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些都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
中国古代重视人民。如果不明白重视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句空话。首先重视人民的生命，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是指珍惜人民的生命。为了人民生活，就要解决衣食等生活资料问题。管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王充说：天下大乱，是由于人民造反，盗贼众多，人民为什么造反，是由于“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论衡·治期篇》）丰收了，人民重礼义，社会也就安定了。因此，社会治乱是由生产决定的。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生产，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因为民以食为天。重视农业生产，就不能在农忙时动用农业劳力，不能误农时。“使民以时”成为一项政治原则。“灾年不修旧”就是从此派生出来的。可见，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的。
总结上面，可以看出，天命史观强调外在的主宰，五德史观主张不断的循环，圣人史观是英雄史观的中国说法。理势史观初步涉及了社会发展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但由于“理”后来在宋儒那里变为了德性即所谓“天理”的心性本体，又折回去了。民生史观虽然重视了“物质文明”，但撇开了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尤其是阶级、集团的利益矛盾，仍具有空泛而抽象的性质。所谓人是“心之器”、国家是“人之积”，政治是“人群心性之现象”就反映了其苍白肤浅的一面。上述这些是很难发展出唯物史观的。至于中国后来为什么经过“进化论”的中介接受了唯物史观，如本文开头所说，不拟在此展开。但我的大致看法是，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关头，而以往的作为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观，也包括“进化论”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实践呼唤着新的历史观的到来；二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实际成功的范例、理论更新的榜样；三、加之五四运动以来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和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给中国人民接受唯物史观打下了思想基础；四、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实践探索，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已逐步走出了空想的怪圈向科学的王国迈进。这四大因素的交织、联结、运动、变化和发展，终于扬弃了旧的历史观，迎来了唯物史观。从此，中国走上了光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