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曼德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一般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民族意识或情感的理论纲领或思想观念，它包含个人对本民族忠诚热爱的心理状态、对其共同命运的信念和对共同未来的希望。本文拟从已公布的史料中对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进行分析，主要论点是：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与南非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曼德拉政治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
还在幼年时代，曼德拉经常听村里老人讲起先辈为保卫国土而战的事迹，这些饱含着民族精神的口头传说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下定决心，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为人民争取自由贡献自己的力量。〔1〕1938年，曼德拉来到黑尔堡大学学习， 这所大学为苏格兰传教士于1916年所建，是南部非洲第一所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2 〕传教士办学的目的有两个：传播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传授实用的基础知识。〔3 〕然而，正是这些教育设施和教育活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中既有老一辈南非民族主义斗士贾巴伍教授、苏玛博士、约翰·杜贝博士、塞姆博士，也有二战后新一代黑人领袖索布克韦、坦博和曼德拉。正是在学校浓厚的政治空气的熏陶下，曼德拉开始萌发出朴素的民族主义意识。短短三年的大学生活，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丰富了他的社会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民族主义者，这对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1943年，在沃尔特·西苏鲁的影响下，曼德拉参加了非国大的政治活动，并参与青年联盟的创建工作。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安东·伦比德。伦比德是一位狂热的南非民族主义者，他提出的非洲主义哲学鼓舞了整整一代黑人政治家。曼德拉在自传中说，当他第一次听伦比德谈话时，他就知道对方是一位“用具有独创性并令人吃惊的方式思维且很有魅力的人物”〔4〕。伦比德认为， “现代的历史是民族主义的历史。民族主义在人民斗争和战斗之火中经受了考验并被发现是反对外来统治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惟一解毒剂。”他进一步指出，所有的非洲人应放弃各自的部落主义，皈依民族主义，这种非洲民族主义就是非洲主义，是“自我表现与自我实现的一个更高层次”〔5〕。
伦比德的非洲主义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心理上深受种族歧视创伤的非洲人必须振作起来，重整信心，非洲人有自然赋予的力量，有光荣的过去，决不应为那种低人一等的陈词滥调所束缚。其次，非洲是非洲人的国土，只有他们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从远古始，非洲人即在此生育繁衍。非洲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泛非主义。这种泛非主义有两种特性：种族性与大陆性。所谓种族性即非洲主义在表达时总伴随着对整个黑人种族的认同；所谓大陆性则表现在主张整个非洲大陆的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是非洲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即那种作为非洲人的感情，而不管任何部落联系、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经济阶级。”〔6〕
伦比德可以说是40年代南非黑人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曼德拉等人深受其影响。这在曼德拉参与起草的两个早期文件中可以看出来。非国大青年联盟于1944年复活节正式成立，其成立宣言明确指出：“白人种族与黑人的政治接触导致一整套互相冲突的生活条件与生活观点的产生，这严重地阻碍了南非民族形成的进展。”白人凭借优越的军事技术夺走了黑人的土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并剥夺了非洲人选择自己命运、自由自在生活的权利，但非洲人并未接受这一命运的摆布。宣言明确表示，那种认为非洲人作为被征服的种族必须遭受统治的理论不能接受，并庄严宣告：“我们的斗争目标是非洲主义，我们的座右铭是非洲的事业必将胜利。”〔7〕
1948年青年联盟全国执委会提出的基本政策文件更注重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理论阐述。与成立宣言一样，它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一文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将非洲民族主义的两股潮流加以区别。一种以马库斯·加维“非洲人的非洲”为口号，主张将欧洲人赶下海去，这是一种极端革命的过激的民族主义。文件指出，青年联盟主张的则是温和的非洲民族主义，即非洲主义。青年联盟认识到南非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不同种族集团将在南非共存下去，“但我们坚持，种族间和平与进步的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赢得民族自由”。当然，这比伦比德（1947年逝世）时的非洲主义要显得温和，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种改进。
其二，文件分析了南非种族集团。非洲人是南非最大的集团，他们是“非洲民主运动的关键”。对印度人的分析比较保守：他们的祖国在印度，“只要他们不破坏或阻碍我们的解放斗争，我们不应当将他们看作入侵者或敌人”。有色人与非洲人不同，虽然他们也遭受压迫，但其程度有别于非洲人。文件将欧洲人分为两类，指出一部分欧洲人热爱公正，谴责种族压迫，但对整个集团的看法是否定的。“如果非洲人在其政治斗争中期望欧洲人的鼓励或帮助，这只能是浪费时间并使自己的力量偏离方向。”〔8〕
作为青年联盟的发起人与领导人之一，曼德拉在思想上深受非洲主义的影响，这还可以从一场关于青年联盟的指导思想的争论中看出来。当时，奥利弗·坦博认为，“非洲主义”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形式，主张用“民族主义”更合适，这可为白人留一条路，也可使受基督教影响的黑人易于接受。他认为，在南非黑人中间，力争为白人所接受的要求与剥夺白人特权的要求一样强烈。曼德拉与伦比德则极力反对坦博的主张，他们认为，自由派白人多年来一直鼓吹温和行动，大大妨碍了黑人反抗力量的增长。这种乞望为白人接受的想法削弱了黑人的决心，使他们易受温和派影响。只有坚持非洲主义，才能唤醒黑人的自尊，恢复对过去的骄傲和对未来的信心。〔9 〕他们坚持非洲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则与领导权有关。如果开展包括各个种族集团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担心运动的领导权将旁落至其他种族集团手中，这将削弱南非黑人的力量。
受伦比德的影响，曼德拉对共产党持否定态度。早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书时，曼德拉结识了一些印度人和白人共产党员。但他被认为是“强烈反共的”〔10〕。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相信酋长制，而认为共产主义是不赞成传统制度的；他信奉基督教，而共产党是反基督的。第二，共产党的哲学强调阶级斗争，将阶级矛盾置于首位，而他则认为南非的首要矛盾是“种族矛盾”；黑人工人深受压迫首先因为他是黑人，其次才因为他是工人。第三，共产主义是外来哲学，共产党员多为白人或印度人，这是他难以接受的。第四，南非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南非政府参战先是反对，继而支持，这种左右摇摆的政策使黑人群众无所适从，在客观上降低了共产党人的威信。曼德拉的反共态度曾使他所在的非国大德兰士瓦支部于1945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其他组织的人（实际指共产党员）退出非国大，但此决议在非国大全国大会上遭到否决。〔11〕通过后来的斗争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特别是与一些白人共产党员（如乔·斯洛沃、弗斯特·鲁斯、布莱姆·费希尔）的长期接触，曼德拉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12〕
二
从1952年的蔑视运动到1964年的利沃尼亚审判可说是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熟的阶段，其重要标志是他日益认识到与其他种族合作的必要性。1952年6 月的蔑视运动是非国大与印度人大会为反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法令而联合发起的运动，它可以说是非国大斗争策略的一个转折点。曼德拉当时任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与印度人大会书记卡恰利亚一起出色地组织了这场被称为“惊人的胜利”的反抗运动。同时，他开始认识到，要取得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只有联合其他种族。1955年的自由宪章运动更坚定了曼德拉的这一信念。
蔑视运动不仅扩大了非国大的影响，曼德拉也因其出色的领导而当选为非国大德兰士瓦省主席和全国副主席，协助新当选的主席卢图利酋长开展工作。此时，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反殖斗争风起云涌，而南非有色人大会和白人民主人士大会也相继成立。这为多种族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非国大开始了联络其他民主政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并强调未来“不是由国民大会来统治南非，而是全体非洲人将全力参与（对南非的）所有权及其治理”〔13〕。
1955年6月，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这是由非国大联络印度人大会、有色人大会、白人民主人士大会和南非工会大会召开的五方会议，也是一次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盛会。大会通过了曼德拉参与起草修改的《自由宪章》。宪章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黑人与白人。除非根据全体人民的意志，任何政府都不能正当地要求权力。”《自由宪章》除了提出很多具体的民主要求之外，对民族问题格外重视。要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给予一切民族集团以充分的平等权利，“一切民族集团应受法律保护，不使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自尊受到侮辱〔14〕。”
然而，也正是这种提法导致非国大分裂为支持宪章的“宪章派”和持反对态度的“非洲主义者派”。继续忠于伦比德的非洲主义者认为，《自由宪章》主张南非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的人，即属于外国霸占者与本土被剥夺者；南非的财富由欧洲人和非洲人共有，即为外国强盗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这是对非洲民族主义的背叛。〔15〕而曼德拉正是属于非洲主义者谴责的“宪章派”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曼德拉从一个激进的非洲主义者变为一个愿意与其他种族合作共同建立新南非的“宪章派”呢？可以说，实际斗争经验使他改变了对其他种族的看法。
1950年的劳动节大罢工是由南非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组织的，曼德拉极力反对非国大参加这一活动。虽然示威活动遭到马兰政府的镇压，但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才能给曼德拉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马兰政府公布了《镇压共产主义法》，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在非国大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坦博动情地说：“今天是共产党，明天将是我们的工会，我们的印度人大会，我们的非洲人民党，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事件对曼德拉教育很深，他开始认识到与其他政治派别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6〕
1952年的蔑视运动实际上是曼德拉借鉴了南非印度人不抵抗运动的经验而发起的。在运动中，曼德拉与印度人大会领导人卡恰利亚配合默契，最大限度地发动了广大群众。此时，曼德拉对白人仍采取不信任态度。1953年初，他谴责黑人领袖卢图利酋长和马修斯教授与白人民主派会谈，当即遭到马修斯的反驳，批评曼德拉对白人一无所知。〔17〕后来，1954年发生的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当时，德兰士瓦律师协会向南非最高法院提出要将曼德拉从律师中除名，理由是他领导蔑视运动而被捕，从事了与律师身份不符的活动。与黑人解放运动毫无联系的著名白人律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为曼德拉辩护，法庭最后裁决曼德拉胜诉。〔18〕曼德拉深受教育，正如玛丽·本森所说，这件事促使曼德拉进一步认识到与其他种族共同工作的必要性。〔19〕
这一时期，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反映在他于1962年审判和1964年的利沃尼亚审判中所作的两篇辩护词里。他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坚持反对白人至上和白人统治的南非政权。他指出，种族主义是野蛮的，不管它来自一个黑人或一个白人。同时，他对“非洲人”一词作出了新的解释：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不管他们的肤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非洲人。〔20〕这与1948年青年联盟的政策文件中对“非洲人”的限定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很明显，曼德拉已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
三
从1964年起，曼德拉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并被剥夺了向人民表达思想的权利，但他对南非民族主义的信仰和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70年代的黑人觉悟运动与80年代再次兴起的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如果说，从蔑视运动到利沃尼亚审判，曼德拉还只是非国大这一组织的卓越领导人，那么，28年多的监狱生活已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南非黑人领袖。正如一位罗本岛的难友玛哈拉吉指出的，任何黑人组织，只要是为了黑人的自由解放和结束民族压迫而战，不管其政见如何不同，策略迥然相异，只要谈到南非未来，没有不提到曼德拉的。〔21〕曼德拉已开始学会从南非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非国大一个政党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在南非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思想和威望已日益成为一种凝聚力和未来的希望。
1976年索韦托惨案后，曼德拉立即从监狱发出呼吁，号召南非人民团结起来，击溃种族隔离制。在这封充满战斗精神的信中，他对种族合作与民族团结的思想表达得更为具体。他指出：“种族隔离制的罪恶、残暴和非人道从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全面反对这一制度。……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必须坚持挫败任何分裂黑人、劝诱和唆使一个黑人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黑人集团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曼德拉将“黑人”这一人种的内涵大大延伸，将有色人和印度人包括进来。他不仅注意到黑人之间的团结，还注意到联合民主派白人。在同一封信中，他指出：我们的人民——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和民主派白人必须团结成统一群众行动的巨大而坚实的反抗长城。”〔22〕在狱中会见乔治敦大学法律系教授塞缪尔·戴西时，曼德拉强调，“南非的白人与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不同，南非白人属于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住在这里和我们分享权力。”〔23〕很明显，曼德拉已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未来斗争中团结一切力量的重要性。
80年代后期，曼德拉在考虑政治解决的前景时，日益认识到解决南非白人对多数统治的恐惧心理的重要性。在他于1989年7 月交给博塔总统的信中，他强调政府与非国大谈判时必须注意的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在一个统一国家实行多数统治的要求；第二，白人对这一要求的关注及多数统治将不意味黑人对白人少数统治的结构保证。〔24〕曼德拉希望看到一个统一而非分裂的南非，他既希望看到黑人摆脱白人少数统治而当家作主，同时也希望白人将与黑人并肩参与国家管理。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包容性愈来愈广泛。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曼德拉开始致力于培养黑人与白人作为南非人的民族主义感情。
曼德拉获释后，他深深懂得，与政府的谈判固然重要，但民心则是关键。形势已十分明显，他将被历史推到新南非领导人的职位。为了争取白人的支持而又不辜负黑人的期望，他利用一切机会阐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无论是电视讲话抑或记者采访、群众集会抑或外交场合，他始终将黑人的要求与白人的担忧并列，指出谈判双方必须重视两方面的问题。获释当天，他即在开普敦市政厅的群众集会上，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25〕为了解决黑人内部的分歧和冲突，他奔走于各地，呼吁黑人加强团结，实现和平，建立一个单一的民族，“我们新的民族将包括黑人与白人，祖鲁人和阿非里卡人，以及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与地方主义。”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团结南非白人，“我们要使我们的南非白人兄弟姊妹们放心，对我们的政策，他们丝毫不用害怕”〔26〕。
然而，使他殚思极虑的是如何团结白人反对派的问题。这些白人大部分都有枪支武器，如处理不当，他们可能成为一股破坏力量。为了培养白人的南非民族感情，曼德拉开始使用一个特别的词语来称呼他们：我们的白人同胞（our white compatriots）。在1990年6～7 月的出访中，他多次用此来称呼南非白人反对派。在对欧洲议会的演讲中，他指出：“极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白人同胞中很多人还不能接受白人少数统治制度必须完结，他们中很多人有武器。”在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中，他说：“我们的白人同胞中还有很多人在竭力维持白人少数统治这一罪恶制度，有些是因为种族主义思想作怪，有些则对多数人的民主统治表示恐惧。”在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讲话中，曼德拉提到南非贫富不均时再次使用这一称呼。“我们的白人同胞的富裕和为了达到富裕而有意扭曲经济的做法”加剧了这种贫富悬殊。在英国工业界同盟会上，他再次强调：“我们的白人同胞中有很多人反对民主变革”，因此必须正视困难。〔27〕
用“我们的白人同胞”这样一个颇有亲切感的词语来称呼时刻准备和自己作斗争的反对派，这不能不说是曼德拉独具匠心的创造，同时也表现了他宽阔的政治家胸怀，这也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具体体现。他要求停止黑人争斗的呼吁、对白人切身利益的关心以及对白人反对派的争取，无疑为他扫清了谈判道路上的障碍，并赢得了国际社会和绝大部分南非人的支持，从而使他最终当选为南非民族团结政府的总统。当选后，曼德拉仍致力于对整个南非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培养。他在1994年6月接见英国《独立报》记者时明确表示：在今后5年，他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所有南非人的思想，使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特性和对民族的忠诚意识。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从非洲主义即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到黑人（包括非洲人、有色人）民族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从黑人民族主义到容纳所有南非人（黑人和白人）的南非民族主义的转变。这一演变过程与南非政局的变化特别是曼德拉本人的政治经历密切相关——从一个年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变为成熟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再变为众望所归的南非黑人领袖；最后由在野的南非黑人领袖变为执政的南非共和国总统。
不容忽略的是，曼德拉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面临严峻的考验。首先，他必须进一步区分和协调非国大作为一个政党的利益和整个南非民族的利益。这是自从他获得自由后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南非新宪法公布后，国民党退出政府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其次，他必须进一步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黑人领袖，更重要的是南非民族的领袖。但期望值过高产生的负效应正在逐步显示出来。再次，数百年的种族歧视遗留下来的是偏见、隔阂甚至敌视。期望种族隔离制的精神遗产在一次政权交替中随之消失既不可能亦不现实。
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但南非白人与黑人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曼德拉的南非民族主义。从白人的角度来说，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优越感和特权之上，要放弃很不容易。黑人的地区民族主义或地方自治主义（Communalism）更为复杂，这里既有各族人民的文化渊源，也有白人长期统治的后果，还有对政治解决带来的平等权利所作的机会主义反应。在人类历史上，民族认同这一问题引起过无数灾难，至今亦然，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在未来南非这块土地上排除这种可能性。值得庆幸的是，南非人民拥有曼德拉这样一位领袖。
曼德拉曾在自传中表示：“当我从监狱走出去的时候，是要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28〕这一使命理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思想各方面。目前，南非已基本完成了政治建制并正在着手经济改革。然而，从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上完成这一使命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遏制白人狭隘民族主义和黑人地方民族主义将任重道远。
注释：
〔1〕纳尔逊·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命》“附件一：自传小记”，伦敦，1986年，第235页；关于曼德拉民族主义的思想、纲领和意义，参见贺文萍：《曼德拉的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5期，第27～32页。
〔2〕A·H·斯巴克：《南非的心灵》，纽约，1991年，第196页。
〔3〕利奥·库柏：《非洲资产阶级：南非的种族、阶级与政治》，耶鲁大学，1965年，第147～148页。
〔4〕纳尔逊·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纳尔逊·曼德拉自传》，利特尔与布朗公司，1994年，第84页。
〔5〕关于伦比德的有关阐述， 可参见伦比德：《非洲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转引自T·G·卡里斯、G·M·卡特编：《从抗议到挑战》第2卷，斯坦福，1973年，第314～316页。
〔6〕关于非洲主义哲学，可参见G·M ·格尔哈特：《南非的黑人力量：一种意识形态的演变》，加州大学，1978年，第54～64页；还可参见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13页。
〔7〕“非国大青年联盟宣言，1944年”， 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命》，第11～20页。
〔8〕《政策文件，1948年》，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20～28页。
〔9〕海蒂·霍兰：《斗争：非国大简史》，伦敦，1990年， 第62～63页。
〔10〕玛丽·本森：《南非：为生而即有的权利而斗争》，伦敦，1985年，第95页；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第87～88页。
〔11〕玛丽·本森：《非洲爱国者：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史话》，伦敦，1963年，第116页。
〔12〕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第104～105页、第410～411页；霍兰：《斗争》，第230页。
〔13〕阿尔伯特·卢图利：《让我的人民前进》，伦敦，1962年，第82页。
〔14〕格里格·麦卡坦编：《纳尔逊·曼德拉演说集，1990年》“附件：自由宪章”，纽约，1990年，第67～68页。
〔15〕前引书，格尔哈特：《南非的黑人力量》，第157～158页。
〔16〕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第101～102页。
〔17〕曼德拉：同上，第137～138页。
〔18〕曼德拉：同上，第141～142页。
〔19〕本森：《南非》，第169页。
〔20〕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43页，144～168页。
〔21〕《玛哈拉吉的回忆》， 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216～217页。
〔22〕《曼德拉的号召》，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190～192页。
〔23〕霍兰：《斗争》，第213页。
〔24〕麦卡坦编：《纳尔逊·曼德拉演说集》，第9～18页。
〔25〕麦卡坦编：同上，第31～39页。
〔26〕麦卡坦编：同上，第44页。
〔27〕E·S·瑞狄编：《纳尔逊·曼德拉：抵抗的象征和自由南非的希望——获释后的演说选集》，伦敦，1990年，第72、80、85、94页。
〔28〕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第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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