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州县官员的行政规范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明清论文,官员论文,州县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州县的责任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是个范围极小的地理空间，却是唐宋以后整个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较有代表性，是一个州县行政较为成熟、行政实践又较为复杂的地区。除了社会经济与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义也很重要。① 明清时期江南州县衙署的环境、行政实践等工作的复杂性，多有难以语言形容者。②而民间百姓对官员的最好期许，或许应该如周忱(1381～1453)抚吴时的成效，所谓“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③无论对朝廷还是对地方，州县官员都有责任努力做到这一点。清人曾说：“天下之治乱系乎民，民之治乱系乎牧令。盖牧令者亲民之官，官不能治民，则民之疾苦日甚，天下所由多事也。”④州县官的责任可谓重大。 在一般的理想视野下，地方行政工作中有“吏治必称循良，亲民莫如州县”之说。况且江南系全国财赋重地，州县行政于催科、抚字尤难，非常需要好的官员前来当政。⑤江西人万谷春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莅任吴县知县时，姚希孟(1579～1636)给他去信鼓励说：“此时之敝地冣易于治耳。若吴之赋，额差减于长洲，而征输稍不费力，则催科、抚字正不必分为两途。”⑥ 而州县正印官对地方的影响，又涉及各个方面。万历十九年举人、常熟人管一德曾有总结：“县之教化风俗，俱由令尹而造。贵家巨姓可颐指一邑，而犹俛而听于令；市井豪椎埋为奸，道路以目，亡敢诘者，唯令剔伏；庠序学校，惟令广厉；百万编氓，阽危凋瘵，烦冤郁苦，惟令拯纾；即不幸有兵革倥偬，而转战婴城，亦惟令捍御。其于法甚尊，而于情甚亲者，毋如令也。”⑦ 州县官员要应对地方巨室、土豪、文化教育、刑名狱讼、弭盗治安等工作，需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这就对其人选有相当的要求。倘不得其人，就有可能“弊端百出”甚至有“灭门州县”之虞，成为“地方之害”。⑧ 据明末《重刻官员品级考》的说法，知县多由部检校、都察院检校、苑马寺主簿、上林苑监典簿、卫经历、府经历、布政司照磨(降官)、博士、部照磨、都司都事、州判官、县丞、光禄寺典簿、署丞、监事、录事、副兵马、京县丞、太仆寺主簿、行太仆寺主簿、京府经历、盐运司经历、都察院照磨、通政司知事、京县主簿、按察司知事、国子监典簿、鸿胪寺主簿、学正、教谕这样有经验的官吏升任。⑨但也有不少知县由新科进士等人担任，从政经验与官场知识相对薄弱。 就明代而言，州县长官莅任时都需熟读朱元璋时代颁定的《到任须知》册，内容包括祀神、田粮、仓库、公廨、官房、生员数、官户、吏典、词讼、警迹等三十一条⑩，在官衙中要了解这么多的地方重要事务，才能有效地施政。 到任之初需要住歇地方，若无“公馆”，可以吩咐前站花钱租赁民房，而不能住宦宅，以免欠下人情。到了莅任境内，就要礼房准备县佐、儒学及各士夫举监详细之履历册，以备了解地方。在正式上任前一天，要准备“交盘”工作，由吏书们将库内现存实在银数照两院循环簿造册两本，以便交接。到任一二日内，要接见地方士绅、拜见上司等。(11)甚至收罗阅读地方志书(或称风俗志)，以为了解地方各种情形的重要参考。(12)这些工作，其实也是制度或习惯上的要求，多为有经验的官员们所熟知。 明人认为，“邑令最近民，抚之即生，虐之立瘁”，(13)责任十分重大。归有光说：“夫为令，如婴儿乳哺，饥寒燥湿，唯乳母知之。又如良医按病调剂，分毫不爽，乃可已病。”(14)一位好的牧令就应该如乳母、良医一般用心。地方即使有再大的情事，也要“安妥闲静，与小民处置”，凡事要详慎，使百姓知道“胜负在理”。(15)遇到每一件事以解纷为主，对兄劝友，对弟劝恭，对亲邻劝和睦，要讲情理，“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6) 新官上任时，当然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熟悉与应对。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设立各项簿册，即上司来文号簿各一扇、词状号簿各一扇、各上司比较前件簿一扇、各房吏书年貌籍贯三扇、代脚色册一扇、各房候缺吏一扇、门子民壮皂隶阴阳生各役一扇。(17)这些工作都为官员本人的有效施政作准备。 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以法律的形式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到万历元年，朝廷又规定：“今后外官考满到部，行户部查勘钱粮，完过八分以上者，方准考满，不及分数者，不准。”(18)这些要求，无疑都加重了州县官的负担。万历年间吴江知县刘时俊就说：“吴中财赋，每完在八九分间，即称足额以为常”，但居然仍有人虚称“十分”，向民间起征，弊窦百出，他上任时发出的征收单上要求的完成数是8.5分，须在限期内完解。(19)明末嘉善名宦陈龙正比较过嘉兴地区与苏松一带的输税问题，觉得都亟须整顿：“苏、松贵家多懒完官物，粮则有军储，折色则倚势不纳。嘉禾不然，士夫顾乐输将，而细民之刁者与奸胥通，积岁不完，每赦下，必赦旧逋，则奸民欣然相庆，而善良如期输办，毫不沾恩。二方之弊，各不可不整顿。”(20) 至于衙门每天工作的日程，则是以敲击一种竹筒(“梆”)和一个小铁棒(“点”或“云板”)的声音来发布和限定的。黎明前，在内衙(州县官宅邸)敲“云板”七遍，外衙敲“梆”一遍，衙门大门打开。此时，书吏、衙役长随都必须到岗。清晨，敲云板五遍，竹梆两遍，案牍分给书吏，衙门职员均开始办公。接着，州县官主持“早堂”，接受并分派案牍，接受衙门职员们所呈的书面或口头报告，讯验被捕系的罪嫌或将要解送到别的衙门的囚犯，接受任何诉讼。然后，州县官回到他的办公室(“签押房”，意即“签批文件的房间”)，在那里接受或签批文书，包括与当日将要听审的案件相关的书状。(21) 二、钱粮与民生 大概成化、弘治以前，地方里甲催征粮户，都是上纳粮长，统一收解至州县，粮长也不敢多收斛面，粮户更不敢掺杂水谷糠秕，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可是后来的情况就变了。嘉靖十六年，常州府知府应槚推行“并征均则法”，希望达到“原额不失，均摊有定，无独累之苦、欺蔽之私”的目的。其中有“立柜头”一条讲道：“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任意侵费。今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给票付照。不到者，不许隶卒下乡催扰，止令排年各催其甲，凡勾摄公事，专属见年里长。”(22) 应槚推行的新办法，明显是针对州县地方一直存在的钱粮欺蔽问题。这类问题暂时在某些官员的努力下会得到缓解，但无法保证其长久的效力。后来顾鼎臣(1473～1540)向朝廷条陈的奏疏中，再次指出官府催征岁办钱粮的弊病，便是一个明证：“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23) 隆庆二年进士、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在四年的上疏中也指出，“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令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在这样的处境下，地方官再贤能，“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最终受困的仍是普通百姓。(24) 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桐乡人李乐认为“天下极冤最枉之事”，就是带征钱粮一节：“凡知县、知州在任，止该清理任内钱粮，任以前自有官在，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责备后官? 行取文书一到，合于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钱粮不完，上司留着他在。”在万历年间，对地方官的要求是对前任各届官员拖欠的钱粮，都能带征完纳。他感叹道：“天下只是这几个百姓，百姓只有这些皮肤，前面太宽，后面太紧，直是赶到大坏极乱、不可救药便了。”(25) 其实明代对于仕宦阶层的法网是很密的，可是到了地方“以故事虚文应之”的官员却很多，原因就在于地方官缺乏责任感，“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吏们奉行的“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最终都形成了吏治不振的局面。(26)倘要州县官事事亲历亲为，那他所感受的压力与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很多懒惰的官员就将政务委诸佐贰官，而佐贰官“往往奉承堂官，狐媚厚馈，堂官暱之，因而滥批词讼”，甚至委托征比钱粮，佐贰官更得以需索“见面钱”、“松刑钱”，最后官府恶名都会落在州县官头上。(27) 而对于地方民生的救护，本属州县官乃至朝廷的重要职责。除赋役负担方面尽力为民纾困外，其主要表现就在救荒时期。 例如，嘉靖元年出现的饥荒，曾迫使朝廷至地方发起了许多救护工作。像这样大规模的救济活动，需要国家的强力支配，方能于更广的地域范围内展开。该年赈济工作的杰出表现者，是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席书(1461～1527)，他向朝廷提供的救荒对策就是赈粥法，区别灾等、灾户，进行相应的救济：“臣日夜筹划，今有司仓廪既虚，户部钱粮又难遍给”；最合适的应对方案就是赈粥法，在南直隶等地，按大县设粥十六所、中县减三之一、小县减十之五的规模展开。赈粥法不但不浪费，而且见效快，不仅适用江南，更可以推广至全国。(28)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席书上书之时，已被派往江北赈济。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要求江南地区一体施行；户部官员也很认可席书的方案，赞成通行。(29) 可以发现，到明末，州县官员的救荒工作中大多推行赈粥的方法。明代中后期流行的“煮粥诗”云：“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30)说明了它的可行性。但煮粥法十分忌讳大群人口聚食一处，“须逐乡而煮，分图而食”。(31)在崇祯十四年的一次大灾后，湖州府地方采取的一大措施是“厂籴”，但是立粥厂(即粥场)似乎更为当时所推重。在救荒期间，政府还迫令大族及豪富之家分担赈灾的部分责任，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涟川沈氏家族，独立承担了一个粥厂的赈济任务，除领取赈银、维持粥厂外，所需费用“皆出自囊物”，最后才“勉力竣事”。(32)这一事例表明了当时像沈氏这样的乡间地主所具的财力。但赈粥法的流弊也不少。在朝廷“勘荒官”到来前，地方上其实就已做好了准备工作，连夜在“勘荒官”经过的地方，置地设粥厂，并立旗书写“奉宪赈粥”四个大字，集合饥民等候这位“勘荒官”来“鸣钟散粥”。官未到时，只好“枵腹待至下午”；官一离去，煮粥活动当即结束。(33) 所以，陈龙正认为，有时散粮的办法胜于煮粥。但按照时势差异，很难制定成法，大致上只有四条规则可循，即“小荒先散粮于乡，大荒兼煮粥于城市，当道会期而煮粥，乡人画地而散粮”。(34)同时他提出了对赈粥法的改进方案是担粥救赈法，其优点是“无定额，无定期，亦无定所”，派人分挑至通衢要路及郊外地方，施行救济，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粥厂救赈中的弊端。他举例说，苏州府等地在施行煮粥的过程中，因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弊病，出现了哄斗杀人的情况。不过，“粥担法”针对的主要是流移贫民。(35)饥荒时期最易酿生变乱，何况此时王朝阽危，更需要由州县官府联合地方领袖，加强社会稳定的工作，赈济饥民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就在崇祯十七年崇祯帝死讯南传、弘光帝在南京建立临时朝廷时，嘉善地方就以乡宦陈龙正为代表，仍在积极进行社会救济工作，陈本人就捐出了五百石米和千两白银。(36) 三、清、慎、勤的问题 从三国时代以降，朝廷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多不出清、慎、勤三字的范围，为官以清为本。所以到清代，州县衙署的讼堂上多书有“清慎勤”三字匾额(37)，以为训诫。 当然，清代州县长官的行政准备，多与明代相仿。康熙时期曾任山东郯城县令的黄六鸿，对自己的为政有着很高的期许。从政伊始，即重拾以往一些良吏的言论，无非是上不负皇恩、下造福百姓的内容。后来将他的郯城的从政经验，制成《福惠全书》。这是一部比较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方县衙行政与治体的资料集，角度全是从县级最高行政长官而言，故可以作为一种地方官的思想体认。(38) 在省级官员看来，所谓县令下车伊始，务当提纲挈领，择要施政，像江南的震泽县，正经界、清词讼、缉盗匪、禁枪船、兴水利等工作是知县行政过程中必不可缓之事。(39)曾任平湖知县的王凤生说，“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莅任之初的工作是十分关键的。(40) 不少行政长官，都希望能够成就良好的吏治。甚至是地方公共的空间处所，未必都需要由州县官员承担责任的部分，在有的官员看来，也应该仿效社会贤达人士，义捐钱粮进行维护，如明人所言：“陆而除道，民不病行；水而成梁，民不病涉，皆为政者之责，非有责于民也。”(41) 而一般的从政业绩，最终都会由朝廷来进行考核。例如在清代，每三年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大计”。每一名州县官的评估报告，均由其直接上司知府、直隶厅州同知或分巡道写出，然后呈交给布政使和刑按使；藩臬二司再附上他们的评语(“考语”)并呈交给总督或巡抚。督抚复审报告、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然后上交吏部。其政绩显著者列为第一类，评为突出而特殊(“卓异”)的向吏部推荐，甚至被皇帝召见(“引见”)。(42) 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县的平湖人陆陇其，撰写《“有仪轩”歌》，说道“恭宽信敏惠，斯须不可离”，(43)颇能反映像陆陇其这样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员的一些看法。而官声较好、得到江南士民称颂的慕天颜，据说因为陆氏在其做寿时未曾送厚礼，所以“独劾嘉定知县陆陇其不协于舆论”，尽管称其“操守绝一尘，德有余而才不足”，但左都御史魏象枢却认为，“今之有司，惟操守为难”，既然陆陇其操守一流，“何不留以长养百姓”，不要使廉吏灰心而贪风日长。(44) 知县职任的重要性，为时人所深识。清人曹尔堪的短论，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声。他说：“吏道难兼，清刚者未必仁惠，勤慎者未必果决，经猷恢扩者未有文章。文章末矣，功名不尽从帖括也。往时重循吏，士当释褐后，乐为县令。三年报最，入登言路，与天子相可否，循级而升政府枢机，身握天下之本，盖劳勋久而能任大事，剔历深则能断大议，国计民情，物力练习……皆得力于县令也。”(45) 在康熙看来，“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豪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 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46)廉吏好官，其实就是向民间索取相对较少的官吏。而且，知县在面对民众遭受侵扰甚至破家的危难时，应该有慈念之心，让他们少受官衙诉讼之累，即使已经累及词讼，也应该及早结案，使之不伤元气，而无愧于“父母官”之称，不要成为谚语所云的“破家县令”。(47) “破家县令”与“灭门刺史”一样，是民间久已流行的俗谚，(48)提示州县官应该怀有的警醒意识。道光年间，曾先后任元和县知县、川沙厅知事的山阴人何士祁，讲述了其在衙门日常办公的一般情形：“冬春辰初、夏秋卯初，必发二梆，然后至签押房，阅视上日所送片稿及批词、公文、禀信、稿件。饭后看审案卷籍。未刻发二梆，审理堂事。晚则查核账簿，标记刑名、钱谷簿，查看门簿。或无堂事，则与幕友酌商地方事宜，或考订律例，或检阅史传，或赴市廖村野以察民风。至朔望拈香，必宜早起，期会出入必有定时。与民约者，尤在必信。习以为常，历久不怠，则内外人等皆知官之所专心者在于公事，而诸务就理矣。刻刻振作，犹恐有失。”(49)何氏讲述自己日常从政安排的同时，似乎也在显示其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并希望通过这样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民众的心目中，州县官本是老百姓的依靠，是“父母”，是亲民之官，“为一州则一州之民生所属，为一县则一县之民生所属”，应该“事事裁决精当，而后上之道府，达于院司”。(50)这也是王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期望：“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51) 尽管官吏群体的薪俸比较低微，但许多官吏仍希望厉行节俭，有人还表示“衙内多一日宴乐，外间即多一日愁苦”，(52)意义十分深刻。但不良州县行政的事例实在不少，多因“知县不能约束书吏，致酿重案”。(53)所以州县官的操守，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就显得意义重大了。 成化五年，长洲知县余金到任后，“群吏以其儒者，颇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惩艾，即皆改行焉”。(54)显然，大多数衙门的工作人员，经常存在这样的认识，即所谓“官看三日吏，吏看三日官”。(55)如果官不久任，一切的因循苟且就会导致太多的弊端。(56) 海盐人郑晓(1499～1566)认为，明代自嘉靖朝以后，“其贪墨奸佞依阿卑谄者，安享荣禄。即有论劾，行贿得解，职任如故，旋复升转。以故今之大臣，实难展布。上为内阁劫持，下为言官巧诋，相率低头下气者以为循谨。千金双璧络绎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声矣。”(57)讲的是京官，地方官就更厉害了。 吏部尚书赵南星在天启三年的上疏中，无奈地指出这种“贪黩成风”似已无术可禁。下官参谒上官，“辄令行户随之置办下程，饼师、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于作威者，不问事之大小，一怒辄折人之肢体，伤人之性命。”偏偏这些人，却常得举荐，“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赵南星认为，“今日之忧”是在郡县之内。(58)尽管读书人“仕而求富贵”，符合古谚所谓“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的言说，无可厚非，但作为朝廷命官，就要讲刚正之气。那些府、卫、州、县佐贰首领，见到通判以上者，都呼“老爷”，视己为奴仆，但并非真的甘心为奴仆，民间倘要“以士君子之行望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鼓舞士气、维护世道、保障民生，就要从正士风开始，廉干称职的地方官员应该得到奖荐优擢。(59) 在清代，地方州县官员的情况，可以常熟、昭文地方人士所论为例：“盖常邑夙号繁难，令大率岁一易，坐席未暖即捧檄欲行，不暇为经久计。昭邑虽或久任，以同城故，遂亦因循，而丞、尉无论矣。”(60)这表明，很多州县官深知在一个地方履职不会太久，在有限的任期内要进行所谓的改革调整，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他们的心思全在将来如何升迁、仕途如何发展上，因此在地方工作中就缺乏责任心，多因循旧习而已。 四、衙署生活管理 在州县官衙服役的家人，往往“丰衣美食，华车肥马，顾盼自雄”，以为是为主人装扮体面，殊不知“这便是主人做贪官的幌子，其家人可知，主人之居官更可知矣”，(61)需要引起官员们的警惕。那种“吏安其职，民乐其业，刁讼不兴，苛政不作”，被时人简直视作小康之世的理想了，因为这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清初时上海人叶梦珠指出：“本朝初定江南，设官委吏，习闻弘光之风，不复寻先朝之度，当事者往往纵情任意，甚而惟贿是求，讼师衙蠹，表里作奸，赋役繁兴，狱讼滋扰，郡县胥吏，得以狎侮士林，旧日朱门无不破家从事，数十年之间，士风靡弊极矣。”(62)身历明清两代更替的叶梦珠，对于州县行政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体悟，“惟贿是求”一句就揭示出了地方政治腐败的关键。在州县衙门中，佐杂官吏经常插手钱债等案词讼，蠹书玩差，从中勾串渔利，扰害乡民。(63)州县正印官对此自然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对其下属应予有效的管理和约束，让他们职有专司，“每日黎明俱要齐集办公，不得托故不到，夜则轮流值宿，以便本县办理事件”，随时传唤，随叫随到。(64)衙署门子之选也要谨慎，衙门中传话、窥伺人皆由门子，门子就被视为“众奸之线索”，而江南地方门子“多以慧巧充之”，应该责革，“留忠贤者听用”。(65)也绝不可令小幕客渔利、家人藉端勒索乡民，以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66) 另外，在管理公共仓库时，官方要小心火烛，毋许闲人住宿；早晚还需检验封条，如有破烂，就要开仓查看，然后再加封条。(67) 新官到任时所用的铺陈银器等，三日后选合用的可以留下，但要“即时补价”。倘要全部退出铺陈银器，需要出告示说明：“本州县到任后，里长备办铺陈等项，俱一一退出。若收头不散小民，许指名告治。”生怕里长在其间科敛小民。(68) 衙门中的厨房，一般也被认为繁难之极，日常调度、下乡工作时的伙食安排、厨房中的同事关系等都需谨慎，“论署中闲住朋友，切莫心焦生怨”，也颇为要紧。而肉米油炭等物，都有官价，各州县自有定规。(69) 但是，衙门中买东西，“皆与半值，名曰官价”，有的甚至分毫不给。(70)所有日用食物布帛等项，在吏胥手中，往往是不依照时价，只付市价的十分之四五，也有勒派取用，并不发给一钱者，“短给而称为官价，白用而号曰当官”，以致行户赔垫，贾贩吞声，官既喜其省钱，役亦乐夫中饱。(71)这是很需要州县官反省而时刻注意的。在归有光任长兴知县时，衙门使用比较俭陋。他说：“衙内日取百钱，令卒出市，日不过斤肉蔬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庐舍读书，间岁来省，绝不与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买小舟，肉不过二三斤，米不过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纸赎，多听告免。”(72)于公于私，归有光的操行都堪称地方官的代表。 按照制度规定，县衙中一应的薪米蔬菜等物，当然都要按日发价平买，不能赊取一物，否则假如有买办指称衙门赊取，以及亏短克扣、转换潮银的，查出后就要枷号重责，不能轻贷。(73)在康熙、同治等时期，都曾特别规定，衙门公馆中的床桌、棕垫、竹椅，往往都是借用的，“着各色铺户开单交付，工房事毕，工房照单交还，本户不涉地方”；向民间“借用”的县衙办公用具，到该地方官卸任时，仍要按约归还。(74) 五、官员的困境 对“大朝代”之王朝统治者而言，(75)江南不仅是收入的源泉，也是问题的频发地带，(76)官场陋习颇多。(77)而州县行政的繁难与民生的艰辛，又构成了江南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面相。归有光的总结十分到位：“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78)后来姚希孟也说过：“三吴名为殷繁，实乃虚耗。”(79) 应该看到，在晚明的江南地区，仍有不少表现出众的知县，为世人所敬重，其事迹更被地方文人所记录而流传后世。比如，浙江东阳人王鈇在嘉靖三十一年任常熟知县时，“甫至即问民疾苦，新约刺剔蠹弊，吏民畏怀，咸趋事恐后”，而且亲率士民百姓积极抗倭。再如，嘉靖三十八年担任知县的黄嘉宾，其政绩也很不错，当地人管一德对黄氏在地方上加强治安、平抑物价、清理欺隐田粮、重视救荒等方面的良政，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80) 以归有光而言，其于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被授职长兴知县。彼时的长兴知县空缺已久，政事都由胥吏把持，胥吏们勾结地方豪强，将地方赋役负担都转到贫民身上。履职不久的归有光即感到了多方面的压力，其“用古教化为治”的行动受到阻碍。对归有光的“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81)归有光因此多被官场中其他同僚与上级所排挤、诬谤。他在一份《乞休申文》中，详述了为政的困境及其被迫乞休的原因。年已六十的归有光，尽心从事行政工作，却得罪了下属老吏、官场同僚及上司，最终被迫乞休。(82)归有光应该不属海瑞指斥的那些“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给过往”的官吏之列，也不能“剥民以媚人”，(83)在官场中落得如此下场，似也正常。 而年轻的袁宏道在吴县任上，面对的都是多如牛毛的钱谷问题、茫如风影的人情问题，“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让他“几不知有昏朝寒暑”，感觉自己不成人形。(84)尽管吴县治于苏州城，这里的繁华生活，画船箫鼓、歌童舞女、奇花异草、危石孤岑、酒坛诗社、朱门紫陌以及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都与他这个知县无关，他必须时时面对那些所谓“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85)工作之繁忙，让他深感自己不过是一个“奔走之令”，生活“最苦最下”。(86) 嘉定人娄坚(1567～1631)，曾为三位前后相继的嘉定县官员呈请列入名宦祠崇祀，并将他们的杰出县政与德风作了扼要的概括。像朱廷益与熊密都曾任嘉定知县，王廷举曾任县学教谕，在县政表现上各有不同，大多都能做到为民请命、洁己爱民、赈济饥寒、征敛有法、宽仁为政、剪除凶暴等基本的为政之旨，且又“廉不为名”，深获地方士人的敬重和追思。(87) 万历二十七年(1599)，进士出身、淄川(淄博)人韩浚接替王福征，出任嘉定县知县。在任期间，因为政深得民心，获朝廷表彰。同时，他还主持编纂了《嘉定县志》(万历三十年刊)。地方士人觉得也应思韩知县之为政而颂其美德，就由当地人娄坚写了一篇“考绩序”，送给韩浚。其开篇写道：“淄川韩侯，为予邑之期月，政令肃然，慢者知戢邑无逋赋。又二年，则废坠毕举，俗用丕变，虽小人罔不革面矣。报政于朝廷，得受训辞，以其官封其父母。于是邑之搢绅先生思所以颂厥盛美，而属予为之叙。……”(88)而根据韩浚主编的地方志记载，万历年间嘉定县田赋折漕的前后努力中，朱廷益、熊密、王福征到韩浚等知县，都颇有贡献，也可以说都有恩于地方百姓。(89) 在明清时期，“民间事少”可能是许多官员的“至愿”，而猾吏奸书则“利在多事”。(90)吏治清浊，关系民生休戚，可以说“属员之贤否，尤视大吏之贪廉”。(91)吏胥的作奸犯科，其实“全视乎官之性情，所贵喜怒不形，使彼无所揣摩。”(92)所以历代官吏的从政体会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讲到如何防范这一群体的作奸犯科。明人说过，除州县正印官员，“佐贰常有擅受民词，差人下乡者；或衙门积弊，相沿已久；或士夫所托，无可如何，亦未可尽责之佐贰也”(93)，将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正印官员的身上，而轻视佐贰官吏的律己与律人之责，可能也是有失偏颇的。归有光认为，要堵截胥吏们在地方上的谋利之途，主要就在人命、强盗、粮长、徭役四个层面，这是州县官员们应有的防范意识。(94) 而朝廷对官员的要求中就说，“州县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之德化以移风易俗，次之奉朝廷之法令以劝善惩恶”，在地方上本应具有很高的权威(95)，不可轻易让不良下属败坏地方风气。民情的上通下达，是作为“亲民之官”的州县官员的基本责任，其一言一动都能让百姓共见共闻，才堪称“亲”。(96)据说，同治年间的一位昆山知县在上任后，即行清厘案牍，遍历四邻，察访情形，询问疾苦，可能暂时达到了“民情通则上下不致隔膜，书差亦不能从中把持”的良愿，而深获上级官府的赞赏。(97)但要使明清时代的州县官都像海瑞那样，能恪尽职守，作为一名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具牺牲自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精神的作用也至为微薄。(98) 注释： ①邹逸麟：《谈“江南”的政治含义》，收入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7～182页。 ②参冯贤亮：《明清江南州县的衙署》，载《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1～407页。 ③[明]撰人不详：《云间杂志》卷中，奇晋斋丛书本。 ④[清]方大湜：《平平言》，但湘良《序》(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八年刊本。 ⑤[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明]姚希孟：《文远集》卷五《书牍·万吴县拙庵》，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9册，据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张叔籁等刻清阁全集本影印，第334页。 ⑦[明]管一德编：《皇明常熟文献志》卷二《县令志小序》，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⑧[清]方大湜：《平平言》卷一，“造孽莫如州县”条，光绪十八年刊本。 ⑨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⑩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吏部八·关给须知》，万历朝重修本。 (11)[明]佘自强：《治谱》卷二《到任门·住歇、各履历册、交盘清查、拜士夫、往见上司》，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12)[日]滨岛敦俊：《方志与乡绅》，《暨南史学》2003年第六号，第241～242页。 (13)[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七《杂著·邑令箴》，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14)[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30页。 (15)[明]佘自强：《治谱》卷四《词讼门·居官第一须知》，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16)[明]刘时俊：《居官水镜》卷一《杂说》，“续情说”条，万历间刊本。 (17)[明]佘自强：《治谱》卷二《到任门·置各项簿》，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18)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二《吏部十一·考核一·官员》，万历朝重修本。 (19)[明]刘时俊：《居官水镜》卷一《理县事宜》，“征收之法”条，万历间刊本。 (20)[明]陈龙正：《几亭外书》卷四《乡邦利弊考·吴俗输税之弊》，崇祯间刻本。 (21)详参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22)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志三·征输》，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23)《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24)《明史》卷二百二十七《贾三近传》。 (25)[明]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万历间刻本，第207～208页。 (26)[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7页。 (27)[明]佘自强：《治谱》卷五《钱粮门·戒佐贰比粮》，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28)[明]席书：《席文襄公奏疏·南畿赈济疏赈粥》，收入[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八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29)《明世宗实录》卷三十四，“嘉靖二年十二月甲辰”条。 (30)[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煮粥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5页。 (31)[明]佘自强：《治谱》卷十《杂事门·煮粥》，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32)[明]沈氏：《奇荒纪事》，民国《双林镇志》卷三十一《文存》附“条议”，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又载蔡松纂：《双林镇志新补》(不分卷)，“艺文”，嘉兴图书馆藏民国四年稿本。 (33)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44页引《康济录》。 (34)[明]陈龙正：《救荒策会》卷七《煮粥散粮辨》，上海图书馆藏崇祯十五年洁梁堂刻本。 (35)[明]陈龙正：《救荒策会》卷七《粥担述》。 (36)[清]佚名：《武塘野史》，不分卷，“崇祯十七年甲申”条，清抄本。 (37)[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69页。 (38)详参[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光绪十九年文昌会馆刻本。 (39)[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四《署震泽县禀到任后筹办地方大略情形由》，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石印本。 (40)[清]王凤生：《学治体行录》卷上《莅任》，道光四年刻本。 (41)[明]浦杲：《义衢记》，收入万历《嘉定县志》卷十九《文苑考上·文编一》，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42)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60页。 (43)详参光绪《嘉定县志》卷二《营建志·官署》。有仪轩，康熙十二年嘉定知县赵昕在县衙中始建。 (44)《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八《慕天颜传》。 (45)[清]曹尔堪：《魏塘政略序》，载嘉庆《嘉善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杂文》，嘉庆五年刻本。 (46)[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三《纪耗羡归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0～141页。 (47)[清]汪辉祖：《学治续说》，“宜勿致民破家”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48)杨联陞：《明代地方政府》，收入氏著：《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49)[清]何士祁：《补缺》，载[清]徐栋辑：《牧令书辑要》卷二《政略》，同治戊辰江苏书局刊本。 (50)[清]方大湜：《平平言》，卞宝第《序》(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八年刊本。 (51)[清]李伯元：《活地狱》，“楔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52)[清]叶镇：《作吏要言》，道光许乔年刻本。 (53)《清文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三，“咸丰四年八月甲子”条。 (54)[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三《记守令》，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页。 (55)[明]陆人龙：《型世言》第三十回《张继良巧窃篆、曾司训计完璧》，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04页。 (56)[明]叶权：《贤博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页。 (57)[明]郑晓：《今言》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1页。 (58)[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总宪疏·申明宪职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59)[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二十《典铨疏·鼓舞士气安民生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60)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四《公廨志》，光绪三十年刊本。 (61)[清]叶镇：《作吏要言》，上海图书馆藏道光许乔年刻本。 (62)[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四《士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3～85页。 (63)[清]丁日昌：《丁禹生政书·藩吴公牍》卷一《饬禁佐贰杂职衙门擅受民词由(三月十四日行)》，香港：志濠公司，1987年，第1页。 (64)[清]佚名：《州县须知》卷三，“堂规二十则”，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65)[明]佘自强：《治谱》卷十《杂事门·访事法》，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66)[清]汪辉祖：《学治续说》，“官价宜有检制”条，第86页。 (67)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207页。 (68)[明]佘自强：《治谱》卷二《到任门·收发什物》，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69)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第210页。 (70)[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总宪疏·申明宪职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71)雍正《钦定州县事宜》，“免行户”条。 (72)[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第932～933页。 (73)[清]佚名：《州县须知》卷三，“堂规二十则”，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74)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八《田赋下·役法》，光绪四年刊本。 (75)杨联陞指出统治中国的全境或其大部分，且传国久远的朝代，可以算是大朝代。参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收入氏著：《国史探微》，第14页。 (76)[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8页。 (77)[清]丁日昌：《丁禹生政书·藩吴公牍》卷九《通饬各属毋许馈送酒席互相宴饮由》，第111页。 (78)[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一《送昆山县令朱侯序》，第254～255页。 (79)[明]姚希孟：《文远集》卷十一《书牍·叶长洲(乙丑)》，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9册，据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张叔籁等刻清阁全集本影印，第402页。 (80)[明]管一德编：《皇明常熟文献志》卷二《县令》，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81)《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归有光传》 (82)[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第928～929页。 (83)[明]海瑞：《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页。 (84)[明]袁宏道，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锦帆集之三·尺牍》，“沈博士”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9～220页。 (85)[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锦帆集之三·尺牍》，“兰泽、云泽叔”条，第211页。 (86)[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锦帆集之三·尺牍》，“汤义仍”条，第224页。 (87)[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三《赠邑侯韩使君考绩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下·漕折始末》。 (90)[明]刘时俊：《居官水镜》卷一《理县事宜》，“驭役之法”条，万历间刊本。 (91)[清]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六《告示·严饬官方以肃功令示》，乾隆二年赵侗斅刻本。 (92)雍正《钦定州县事宜》，“防胥吏”条，同治七年江苏书局重刊本。 (93)[明]佘自强：《治谱》卷九《待人门·待佐贰五段》，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94)[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第932～933页。 (95)雍正《钦定州县事宜》，“听断”条。 (96)[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五《札饬查明开征不贴简明告示各州县详记大过一次》。 (97)[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十三《昆山县禀到任后清厘案牍下乡察访情形》。 (98)[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