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从文化的角度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当代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遵循一个什么样的轨迹？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一般来说都倾向于依赖一种表象的判断，即政治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取决于国家力量主动选择的程度，政治力量的规模、效力以及对社会的渗透决定着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模式的塑造。这样一种表象判断实际上遮蔽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属性与历史逻辑。因为在国家强力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约定与历史惯性的遗留。企图超越历史规定和文化笼罩的政治发展战略往往导致一种相反的结果。因为任何政治选择在其实践过程中都必须经受文化的洗礼和历史的检验，从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折射中，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阻力到底在哪里。本文试图从革命精神、意识形态以及传统在当代求得新生的欲望和因西学输入而滋发的激进思潮这几种力量的变动和交相互应，来探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毕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因而它在包融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基因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现代色彩。本文就是从这二重因素的矛盾组合入手，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逻辑、动因和趋向，并提出使中国政治发展模式走向稳健、理性之路的必然选择。
革命精神的变动：一种历史惯性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一旦出现制度性危机（如财政制度的失败，中央与地方的紧张），便很容易导致整个社会的失控，由此滋生民众的造反精神，制度上的危机极易促成旧体系的破裂与新体系的建立。〔1〕但是，造反精神一旦完成其毁灭性的使命之后， 很容易演化为一种对立面，即对安逸平和和顺生顺命的追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关注的是某种政治上的允诺，一旦这种允诺部分地转化为现实，人们便失去了再度推进的心理热潮与社会动力。这种情景好象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被打破，中国传统的“造反后社会”〔2 〕有着迥然不同的变动态势。中国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认同并加以实践的革命精神已不是临时解决某些政治问题的精神工具，而是日益演化为一种巨大的政治热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两次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政治意义上的辛亥革命，这是一次新旧制度相对抗的政治革命。二是文化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或称为“新文化运动”），这次文化革命并不仅仅是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它在思维方式上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的蔑视。“近代中国革命史是以反传统的方式开始的，并在总体上一直保持着这种特性。”〔3〕但是， 这两种意义上的革命都没有转化为一种持久的社会运动，新制度不是遭致曲解，就是受到排斥。其原因何在？一般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比较顽强的生命力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尝试，实际上答案的重心在于这两种革命精神没有切入中国社会的内质并转化为中国人政治思维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广大的民众，尤其是中国农民，不仅成为革命的参与者，而且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的政治体系，她不仅掌握着巨大的军事系统和官僚（干部）系统，而且具有娴熟的精神鼓励的技术系统与唤起人们政治热情的美好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奇迹以及后来复杂多变的历程也可以从革命精神与政治热情的变动轨迹中得到恰当的说明。
一般说来，革命胜利后的主要进程是以新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化为特征。在共和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与通常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所谓通常模式，就是当革命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革命便寿终正寝。一旦新的社会统治者着手处理革命胜利后的各种棘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时，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伟大目标便被象征性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新的统治者与旧制度的传统和残余势力相妥协，并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理想和希望。在这种为人熟知的革命历史模式中，革命的乌托邦目标转成为空洞的仪式，以便在革命胜利后的时代里出现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的合理化。〔4〕与这一通常模式相反， 革命精神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推动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直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方针的确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才在理论和战略上正式向通常的“革命胜利后”社会历史发展模式靠拢。在五十年代初的农村，当人们认识到政治上的整合与土地改革是在摧毁旧秩序的遗留，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允诺时，民众的革命热情顿时演化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造运动。一系列整体性的社会改造运动证明了革命精神不仅是推动政府系统高效运作的精神动力，而且也是实现政治整合的思想工具。在建国初期，国家规模骤然强大，组织权力骤然增强，政治体系的能量急剧膨胀，基本上就是得益于革命精神的贯通与渗透。但那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革命精神作为一种一元化的价值信条，虽然可以使人具有纯净、无私的政治心态，但如果没有正确的导引和适当的转化，便很容易演化为一种极端化的冲动和浪漫化的热情。
革命精神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信念和发自内心的政治情感，激发了对社会改造运动的崇高期望。这种纯洁的精神动力使中国人在新的制度面前，重新找到了立国、立家、立身、立心之本。人们在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不仅有一种价值实现的感觉，而且还找到了政治上的定位与归宿。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一种精神力量一旦被政治体系转化为文化上的权威，就很容易立竿见影地改造一个社会。革命精神的处境恰是如此，它为人们释放自然的本能与社会能量找到了恰当且又光明正大的渠道，尽管这些渠道具有很大的非理性色彩，但它毕竟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普通民众真正成为政治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
其次，革命精神包含着许多富有召唤力的理想。建国初期的政治发展在革命热情的高扬中并没有渗透出彻底的乌托邦主义，革命胜利前的诸多理想正部分地转化为现实，所有这一切使政治体系的建构在短期内能够顺利完成，这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传统的政治权力形式早已解体，共和国成立之前存在的现代政权形式，即便在最好的年月里也是不完善的和表面的。在现代的多数时间里，“统治”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人民的，是强盗般的军阀武装、外国侵略者和占领者，以及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官吏和军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和有效的行政机构，显然是一项首要的和最为迫切的任务。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历史上，新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的、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政府，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成就。〔5 〕孙中山曾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地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现代民族国家，由此可见，革命精神的凝聚力与革命理想的召唤力具有举足轻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新中国的领导者就是依靠这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对历史的遗产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与改造，并且通过意识形态的提升为自身铸建新的合法性基础。政治体系的能量也就在这个精神上认同与实践过程中迅速膨胀起来。建国初期人们好象还生活在一种“准战争化”的状态之中。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必然要求以新型的革命方式把人民的精神能量充分开掘和聚合起来。例如抗美援朝这样一种革命化的运动，虽然给刚刚开始从侵略和内战的废墟中恢复过来的脆弱的中国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但在政治上却给中国带来了意外的收益，它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巩固了群众对政府的民族主义的支持。〔6 〕革命精神的爆发力、召唤力与凝聚力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的政治体系。但是政治体系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空间以缓冲突如其来的危机。这似乎可以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得以验证。五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工业化和农村改革的乌托邦式的反应已经开始产生，把革命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唯意志论信念，把中国推向了继续革命的浪潮之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整个社会的变动脱离了原先的发展轨道，陷入了一种无计划、无规则的状态之中，人们生活在革命精神的惯性之中，反而成了革命精神的奴隶。社会关系完全被颠倒了。虽然在六十年代初出现了短暂的革命低潮，但人们并没有从革命精神的余波中清醒过来，再加上政治力量的引导与推进，使极端化的革命精神在“文革”十年异变为侵蚀甚至瓦解政治体系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彻底摧毁了革命精神在和平年代的建设功能。从表面上看，“文革”十年是政治边界急剧扩大的十年，但是理性化的政治权威在声势浩大的“非此即彼”式的阶级斗争中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则是因对普遍的“革命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人类共享资源的拒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以致于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很少有这样的片段：它充满如此多的讽刺和悖论，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7〕
“文化革命”作为一个概念，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演进中的重要成份，文化革命的理念根植于几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之中。但是，以广大民众参与的政治运动作为表现形式的“文化革命”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革命”，无论是在出发点还是在目的上都迥然不同，或者说，“文化革命”仅仅是对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概念化的描述。实际上，“文化革命”即是革命精神的变种，又是中国人内在的矛盾文化性格的自然流露。“文革”时期，建国初期以建设热情为表现形式的革命精神蜕变为以阶级斗争为单一取向的精神，后者把中国人文化性格中的极端与绝对充分开掘出来了。“文革”十年，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没有形式的理性迈进，也没有效能的充分实现。而是出现了相反的结果，政治体系的能量被分割、被转移，政治体系对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能力几乎丧失殆尽。以至于在1976年政治体系的重建再次作为历史性的任务被提了出来。另外，“文革”切断了将革命精神转化为建设能量的渠道，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它非但没有实现革命精神的弘扬，反而促发人们对革命精神的幻灭感的产生。从此以后，革命精神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在一步步地走向衰退。
当中国猛然从革命精神的惯性中醒来并一步步走向改革的历程之后，革命精神越来越受到曾是主体的反感与年轻一代的嘲笑。政治体系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不得不顺应社会发展的现实取向，社会的凝聚与爆发力也只能在经济层面上找到自己的依托。革命精神虽然在某些时候要进行自上而下倡导，但已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革命精神中的非理性成份虽然已被遗弃，但其中所包融的政治逻辑却不容忽视。即政治体系如何调节人们的破坏性与占有性冲动，如何开发和引导人们的创造性冲动，使人们在庞大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身恰当的位置，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这是“文革”留给后人的思考。
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一种在理论上自我更新的能力
意识形态本来是一个国家政治精神的最高载体和化身。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它往往成为政治发展提供准则与蓝图的政治文化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演变能够折射政治发展的轨迹，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和理性程度在意识形态中能够得到足够的印证。因而要完成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文化透视，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意识形态的剖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化是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奠定其合理性基础的，其合法性依据则要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去追寻。中国革命的合理内核和理论根基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找到其渊源，但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又复杂的国度中提出明确的革命主体理论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则要归功于毛泽东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纲领，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地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原因，但其理论满足于中国现实的程度则是最重要的条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使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内核和理想追求演化为巨大的群体化行为和史无前例的社会化改造运动。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发表的一系列通俗性的政治哲学著作，把经典化的马克思主义演绎为一整套的政治辩证法。政治辩证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把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明晰化、条理化、简单化，甚至绝对化。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一直强调“团结”与“建设”的重要性，如他在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就提出新的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应当将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8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意识形态向建设性轨道的转化上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毛泽东本人所具有的一贯的“一分为二”式的政治思维使他难以脱离因长期革命战争塑造而成的革命体系与斗争框架，他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解释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辩证法上的理解。“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办法。对敌人说来是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9 〕这样一种对治国之术的精确概括，虽然明确易懂，但在操作层面上往往会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因而意识形态在建国初期经历了短暂的合理化演进之后，逐渐脱离理性的轨道，转而诉诸于巨大政治热情的推动。显然，在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和浪漫化的弘扬之间存在着许多对立的因素。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条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他注重使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合于一个落后的经济和社会的现实，适合于中国的历史遗产。”〔10〕但革命的成功则使他沿着相反的路径思考另外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即如何以意识形态的力量改造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与历史遗产。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印证。
1、思想能动性的扩张：意识形态的绝对化倾向。
思想能动性与客观世界的逻辑关系，是我们理解改造前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把钥匙。这样一种分析的角度和他在意识形态上的创造密切相关。毛泽东政治思维的焦点是致力于如何推动政治体系的整体演进。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高度自信的顺向政治思维。这种政治思维关注的是对未来政治发展的设计，并且使政治发展的现实轨迹与主观设计相吻合的愿望尤为强烈。显而易见，从建国以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发展战略信奉的是先进的思想可以隔断历史的延续性，可以重塑一种体系，可以改造客观现实与人心世界。依靠思想能动性的扩张实现政治发展的战略，可以使政治体系的能量骤然迸发，使社会的变动呈现出跳跃的运动轨迹，人们在政治上的自信也与日俱增。但是，依靠思想能动性的扩张作为驱动力的政治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失败的命运。因为政治发展的成功首先要以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理性定位作为前提。思想能动性的扩张则使人们越来越不能把握自己正确、恰当的政治定位，于是侵吞权威、盲目演进的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特别“文化大革命”虽是满足了人们主观力量的极度释放，换来的却是整个政治体系的混乱不堪与软弱无力。
2、群众运动的普及：意识形态的简单化倾向。
中国人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一是得益于经验与本能，二是得益于意识形态的熏养。在当代中国从1949年到7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中，意识形态的力量逐渐战胜了根深蒂固的经验与本能，依靠革命的惯性与领袖的魅力使人们自觉归附于新的政治框架之中。因而当我们反观中国改造前的政治变动，就会发现这一段时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群众以如此浩大的规模和力量参与政治，并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实践，这真是一个奇迹。群众运动的普及，首先要使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评判有一个简单、明晰、易辨的标准，其次要使人们在这种简单化的政治对立中释放出自己的能量，使其在心理上有一个极大的政治满足感。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一分为二”式的政治思维和高超的政治辩证法的的艺术，往往使复杂的政治形势表现为唯物与唯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为群众运动的普及与推广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思想指导，于是群众运动也连绵不断，甚至一度主宰中国政治发展的命运。“文革”时期群众运动的登峰造极使中国在50年代推行的发展战略彻底遭致中断，特别是新政治体系的在民众心理、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优势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并不是导致了混乱的红卫兵时代，而是对经济发展战略以及计划与管理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提出了迫切需要改变战略的要求，但是中国的制度计划者直到10年后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11〕
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行再度启动。 邓小平在1977年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2〕几乎是一个旧时代结束，一个新时期来临的预言。使意识形态能够适合于中国现实的使命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3〕“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14〕，已孕含着新型政治思维的塑造。邓小平提出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5〕不仅为政治发展找到了新的依托，而且使意识形态的功能开始转换。但这种合理化完善的趋向往往遭致实用化的曲解，即从政治至上论向经济万能论的跳跃，政治发展也面临着失去精神依托的危险。所以邓小平使中国的政治发展发生转轨的同时，也在试图构建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他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6〕丰厚的物质资源和优质的精神资源是我国政治发展真正走向成熟的两大保证。所以邓小平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时，一方面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7〕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8〕，因而从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的步伐来讲，邓小平可以说是最富有开放意识和全局意识的，他一方面对意识形态注入了强劲的改革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统摄性，意识形态作为立国的根基不能随意受到分割和侵吞，对于整个社会的变动要具有统驭力和推动力。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说，目前和今后迫切需要的是依靠意识形态的权威型向全社会提供不容怀疑的价值判断标准，许多问题的滋生也正是源于此。所以，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完善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
保守与激进的双重变奏：一个永远摆脱不了的梦魇
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久远、文化深固的国家，由于近代的末落，便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发自本能的思维模式，即在中国还没有步入世界强国之列之前，中国人永远始终摆脱不了对传统的思考。近代的突变，使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框架从对天人相与、上下相承（对君臣和君民关系的思考）猛然过渡到东西相应的体系之中。于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便被置入了一个广博的时空体系中，于是保守与激进的双重变奏也时弱时强，此起彼伏，延续至今。
1、激进批判的震荡。 中国激进主义变革思潮主要是以对传统的否定出现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之中。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这种思潮的滋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和一定的空间。因为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对旧制度和旧政策的修正，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使中国再次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空体系之中。中国近代滋生的“冲击--回应”又重新弹起。于是致力于激进批判传统的人们便踏上了追寻蔚蓝色文明的行程。传统的阻滞已成中国今日之衰落的原罪者，因此首先要做的是清洗传统的遗留，对中国社会注入新的文化资源。这里要指出，这种新的文化建设运动带有极大的“西化”色彩，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与西方制度中心主义的烙印尤为显明。激进主义把西方的政治文化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最终指向，其政治效应与文化效应也愈演愈烈，直至1989年的政治风波才唤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的重新思考。激进主义在“西优中劣”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中，对西方文明倾注了过分的厚爱，而对其生长的根源及其内在的逻辑缺乏恰如其分的了解。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合理性则全盘摒弃，甚至对传统进行主观的修正和新的诠释，以适应激进批判的需要。因而在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观念大多是概念的演绎和激情释放，缺乏厚实的功底和冷静的分析。时至今日，当人们从浪漫化的理念世界转向现实化的物质世界时，也已开始向这种情感化色彩比较浓重的激进运动作一长时间的告别。因而这一文化上的新建设与新开拓所体现出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却因缺乏足够的理性思索而趋于委靡。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激进主义的变革思潮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要素，它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恰恰是对激进主义的超越，即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充分吸引人类共享政治资源这一基础之上，这也是克服中国政治文明的内在缺陷、超越近代“体用论”的前提。所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如果既能应对传统逻辑的束约，又能利用现代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就必然超越中西相应的政治思维模式，力求以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体现出政治的普遍性。
2、传统转化的兴起。 一些人把西方的政治文明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型时，也有人把最终的答案诉诸于传统。尽管在改革前也有象梁漱溟这样的学者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但在不断革命的浪潮中难以产生共鸣，被迫堙没在声势浩大的社会改造运动中，随着改革的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萌动，到传统中寻找政治发展的法则则成为被冠之以“新保守主义”的主旨。其焦点则集中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因而非常时髦的“新儒学”便成为许多人崇奉的社会思潮。尽管新儒家标榜自己致力道德建设，但其试图构建政治文化和确立政治发展新法则的意图不言而喻。这一方面是由儒学所固有的入世取向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学人面对改革的社会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力图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套宏大的方案。所以在其关注的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中，后者已退居次要位置。表面上看来，新儒学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实际上它的着眼点是在培育一种政治精神。所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是针对社会的改造和文化的调适，而是致力于政治的改造。尽管新儒学潜在的政治指向不足以勾勒出新儒学的最终关怀，但至少能够揭示出政治所具有的诱惑力是新儒学难以逃脱的。因而新儒学崇尚的道德为体，内圣外王，也被赋于了现代的内容，并已表达了一种永恒的政治发展观，即政治渗进的根基在于道德。越是在一个成熟的政治体系中，对权威的道德要求就越高，对政治上的不道德现象就具有极大的不宽容。这样一种发源于中国的政治传统，目前已成为几乎大多数现代化国家所奉行的法则。所以，在二十世纪末全球一体化愈加深厚的时代，已没有一个独霸全球的文化输出国，重要的则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如何吸收人类共享资源。目前新儒学在中国所具有的吸引力，实际上不在于它脱离学院派的色彩，而其在于它蕴含着“政治的道德属性”这一永恒的命题，这一永恒的规定性也恰恰是西方政治文明克服缺陷、皈依政治的普遍性法则所必须借鉴的。
注释：
〔1〕这种新旧交替从制度本身来说是平面式的， 并无革命性的变革，有的只是统治技巧的总结和覆灭教训的吸取。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历程只有经济的提升，而无根本性的制度革命。
〔2〕关于“革命后社会”这一概念， 可以参阅《王沪宁集》中的《革命后社会的政治发展》一文。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4〕〔5〕〔6〕〔7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78 -79、104、390页。
〔8〕毛泽东：《中华人民大团结》。
〔9〕毛泽东：《作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10〕〔11〕[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1、551页。
〔12〕〔13〕〔14〕〔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127、127、128页。
〔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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