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念到实践：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当代发展实践
彭富明
(河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共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马克思共享思想的贯彻与实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剩余价值批判以及私有制批判三个方面阐发了共享的一般理论特征和原则。鉴于马克思共享思想与中国现实问题的相通性，与中国发展实践的相适性，与中国优秀文化的相容性，因此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激活和再现，从而由理念转变为实践。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不充分与不平衡问题，我们必须要以马克思共享思想为指导，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覆盖全面的社会保障以及福利体系，从而使共享最终得以实现。
关键词： 马克思；共享；理念；实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发展说到底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旨归。关于共享，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已提出：“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结合《共产主义原理》的文本语境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福利”并非只是现代西方的“福利国家”或者“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更加接近今天共享发展理念中“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语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思想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如何解读马克思的共享思想，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展现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当代价值，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马克思共享思想的理论内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任务是要“改变世界”。而就资本主义旧世界来说，它的一切非正义与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私享”和“独享”。因此，要想改变资本主义旧世界，关键就在于打破“私享”和“独享”从而实现“共享”。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共享”一词未被直接提及过，它只是作为一条线索内含于整个理论体系当中，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来否认马克思的共享思想。从《共产主义原理》中所倡导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再到《资本论》中所谈到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这些都是马克思共享思想的鲜明表达和确切体现。不仅如此，以上这些还向我们昭示着，马克思共享思想需要聚焦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描画才能达到对其共享思想的全面把握。
第一，异化劳动批判与马克思共享思想的逻辑起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更是人的价值实现过程。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却表现出一种异化的状态，即他们的劳动成果完全不归自己所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并且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就意味着他们亲手创造出来的支配自己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而他本身就越贫穷，他所能享有的东西就越少。这样一来，由劳动所带来的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富足以及工人阶级的一贫如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2]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极度社会不公，马克思主张要以共产主义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铲除私有制消灭异化，“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不可否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带有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可一当他提出“人道主义=自然主义”时，就深深地表达出了其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消除以及实现和谐美好的社会发展愿景的渴望。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性规定彻底否定了那使人陷入冲突和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刻画了人与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全新社会形态。因此，正是在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中，马克思的共享思想逐步萌生并发展起来。
风险事件后果严重性可通过事故情景构建和事故演化过程分析，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让专家或一线工作人员结合自身风险管理经验从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环境损失等多个角度进行评估.
第二，剩余价值批判与马克思共享思想的逻辑内核。在异化劳动批判中，马克思主要是从应然的角度来阐发共享的一般原则的，为了更加进一步地说明共享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马克思又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当中，通过分析作为资本主义财富源泉的剩余价值的实质，从而立足于经济事实向证明了社会财富理应归广大劳动者共同享有。在马克思看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民经济学家们仅仅从私有财产的既定事实出发加以探究并总结其中规律，他们丝毫不去关心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源，由此一来，得出的结论只会是对私有制的永恒合理性的论证，而无法对社会现实产生丝毫改变。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做法，马克思的研究要“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4]而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使得他发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基础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财富创造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同它的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揭露到，资本之所以能够获利和增值并不在于它拥有从无变有的魔力，而在于被货币购买来的工人让渡了自己工资之外的劳动给资本家，而“一切剩余价值……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5]。由于剩余价值源自工人的创造，所以它就不应该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应恢复广大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权力，财富也不应该被作为积累和囤积的手段，而是供人们扩大、丰富和提高自身生活的条件。至此，马克思的共享思想获得了无可比拟的现实性，它就是要让劳动者重新占有其劳动成果中被无偿剥夺的那部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描绘了新世界的蓝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资本家在劳动异化形式下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成果以及每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但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共享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实现方式进行深入的探讨，但其公有制、个人社会所有制、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原则性价值指向成为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
第三，私有制批判与马克思共享思想的核心基点。在探明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及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事实以后，马克思又进一步追问到，造成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源究竟何在？对此，马克思认为，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就不应该纠结于一些小的社会弊病，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寻找”原因。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是以私有制为主要特征的，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6]因此，工人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而要想消灭剥削和不平等，就必须要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颠覆社会财富仅归一小部分人所有的理论前提，才能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私有者和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当私有制被消灭以后，整个社会生产资料将归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共治、共有，并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从而避免了“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
二、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
第一，建国初期对共同富裕的初步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度落后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普遍贫困，毛泽东指出，必须要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从而使全体农民共同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发展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初步表达，并由此开创了马克思共享思想的中国化理论形态。总体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从道路保障、实现基础及过程等方面对共同富裕进行了探索。首先，实现共享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享的制度前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调动起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丰富劳动成果，从而使广大人民较快地富起来。其次，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初期我们各项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为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落后、人口众多，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奋斗和艰辛探索。
二是马克思共享思想与中国共享发展实践相适相容。当下，在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收入分配正义等呼声与日俱增，而马克思共享思想所关注的核心恰是对现实的人的利益、权利与自由的切实维护，其价值旨归是为了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必须首先进行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够从事其他活动，这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权的尊重，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异化与剥削现象，肯定了人的劳动权与财产权，由此形成了他关于分配正义的基本把握，进而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关于实现共享的举措。虽然马克思的共享思想不是针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把握而创制的，但是与中国的共享发展诉求是相适相融的。
一是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视域相互融通。就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而言，它们的提出都是基于对现实社会诉求的强烈关注，因此其展开的逻辑以及背后的推动力都深深地折射出一种现实感。首先，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孕育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的批判性分析，而当今世界仍是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是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各个领域，如何突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奠定了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点。其次，在这一共同的研究对象面前，使得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在研究主题上表现内在的共同性，即它们都把目光聚焦于公平、正义价值原则的实现上，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鲜明主题。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开展逻辑与主题的通融表明，二者在价值指向和现实基础上的相通性是十分深厚的。
三是马克思共享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相互契合。马克思共享思想超越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视野，将个人厘定为社会化的、与外部世界和解的相互关联的个人。共享所力求实现的就是超越了阶级、出身、文化水平、以及职业等外在差别牵制的普遍特质的共享。而中国传统文化就追求的是“大同社会”，个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与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将个人与他人加以整合起来阐述共享的方式无疑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马克思提出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重建个人所有制，以及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采用高额累进税、实行国民基础教育等方式实现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福利，这对考量中国共享发展中的权利和分配正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和维护好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是我们肩负的神圣职责和使命，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8]。而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共享思想为指导，并着眼于不同时期我国的社会发展实际，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具体理论形态。这些理论形态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共享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外延，同时也完整地呈现出从共享到共享发展理念的逻辑运演。
从共享到共享发展，并非是将马克思没有说过的话强加给马克思，而是立足于我国现实发展中所突显的社会问题来回归和解读马克思文本深处的理论话语，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向现代社会保持一种敞开状态。共享发展理念“激活”了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当代价值，是“共享”与“发展”的有机结合，它致力于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推动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马克思共享思想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导向，共享发展理念是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坚守和继承。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由于时代语境的不同，还存在一定理论上的差异。首先，两者产生的时代不同。马克思共享思想产出于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整个世界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共享发展理念产生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迎来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欧美等资本主义已进入高度发达阶段，社会贫富差距的鸿沟正在不断扩大；其次，两者产生的制度基础不同。马克思共享思想立足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当时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沉重奴役和悲惨命运的理论反映；共享发展理念则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改革成果共享不足状况的理论反映；再次，两者共享的机理不同。从共享主体看，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共享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共享发展理念的共享主体是全体中国人民；从共享的路径看，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实现路径是革命路径，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路径是改革路径；从共享的对象看，马克思共享思想所要共享的是大家创造的财富，共享发展理念所要共享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从共享的目的看，马克思共享思想所要实现的目的是改变劳苦大众贫困生活状态；共享发展理念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生活的更幸福。概言之，马克思共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虽然有时代语境和发生机理上的差异，但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从马克思共享思想到共享发展理念，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与流。
智：97岁五芳斋的第一家智慧餐厅已经诞生，这第一家样本店从6年老店发展到24小时无人智慧餐厅，前后仅用时1个月，五芳斋将无人零售概念设想变成现实。
三、马克思共享思想在中国的理论发展
雾，有辐射雾、锋面雾、平流雾，秋冬好发辐射雾、锋面雾，春季好发平流雾，特别是每年二、三、四月份，平流雾是空气中水汽达到过饱和状态而形成的，浓、厚、持续时间长，不易消散，是平流雾特点。浓雾会导致能见度不良，甚至恶劣，对船舶航行安全够成不同程度的威胁。
2）根据王家会站1992—2016年各年年平均流量，计算频率并绘制频率曲线，取频率p为50%、90%所对应的流量0.910 m3/s、0.240 m3/s为中水流量和低水流量。
（a）She bought the computer.Her brother had recommended was really a bargain.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为人民谋幸福，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初心和使命。然而，鉴于发展上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使得我国的不同地区以及阶层之间仍存在发展的非均衡等诸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我们党提出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新发展理念，明确了当下社会发展的价值遵循并正确把握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向和突破口。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全面继承与进一步发展，它在展开逻辑、内涵要义和价值归旨上与马克思共享思想具有根本的一致性。抓住马克思共享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契合点，是理解由共享到共享发展理念的关键，亦是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原则的关键。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对共同富裕的创新与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群众已经不再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希望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面对现实国情的变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首先，要坚持先富带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期，我们以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方式来推进共享，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却也出现了效率不高、积极性不强等问题。鉴于此，邓小平提出共享并不意味者搞平均主义，我们必须允许一部分人、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由此产生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人、地区向他们学习，从而使得全国人民都逐步富裕起来。其次，既要效率优先，又要兼顾公平。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贫富差距过大，要极力避免两极分化，为此需要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相应的调节，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最后，既要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也要精神上的共同发展。邓小平认为，物质上的发展与精神上的发展同等重要，二者缺一不可、相互影响，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物质上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只有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都不能取得胜利。为此，须着力提升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实现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与进步。至此，共享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方面的共同富裕，而拓展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与享有，这就为共享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开辟了新的格局。
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初期对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进一步探索。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10]。首先，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即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社会。其次，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即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建设的基础之上。最后，阐述了共建与共享的辩证关系，即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只有将全体人民都动员到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来，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基础，为实现共享奠定基础；共享是共建的目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成果不是为某一阶级、阶层服务的，而是为了使全体人民获得充足的成就感与获得感。在这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地回答了和谐社会由谁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由谁享受这两个相互依存的问题，使中国化的共享思想从突出强调共享内容逐步转移到共享内容与共享途径并重上来。
第三，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期提出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走向深化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贫富差距拉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却变得日益突显，其中在经济领域中，不同的地区、行业以及群体在经济成果的分配上表现出严重地不平衡性，一部分人的富裕甚至是以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相对受损为代价的。除此之外，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们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所享受到的权益也呈现出差异性。面对这些问题，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会议上提出，要“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9]。在这里，我们党提出要让全体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也就是说，共享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内容的整体。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以往中国共产党人共享思想的继承，更是一次伟大的飞跃，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有力维护。
第五，新时代对共享发展理念的深刻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代。在新时代，我们的发展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念是事关全局的核心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共享提升到今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理念高度，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享思想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也是对当前发展方向、方式的总体谋划。当然，共享发展理念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党中央在共享发展的对象、内容、过程等方面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阐述。首先，共享的对象具有全民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在共享的道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决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其次，共享的内容具有全面性。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11]。再次，共享的过程具有渐进性。习近平认为，关于共享，也不能急于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需要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逐步推进与实现。最后，共享的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理念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深刻表达了我们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认识，着力解决了发展为了谁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共享思想的基础上，依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共享理论，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的科学内涵，更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导向。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共享思想的当代发展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共享理论的发展逻辑，从而为更好地指导当代实践奠定基础。
四、马克思共享思想的当代中国实践
共享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本质要求之一，它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来关照现实，努力推动其由理论范式向实践范式的转化。通过这一转化，从而着力解决好发展与共享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我国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首先，继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夯实共享发展的物质前提。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而言，只有当物质财富变得十分丰裕的时候，共享才能成为可能。而要想确保物质的丰裕就离不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构成了共享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为了推动生产力发展，我国一方面牢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性地位不动摇，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确保经济的运行朝着预期目标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充分支持和利用市场以及资本的力量，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而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效率和活力。通过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我国的社会财富 “蛋糕” 被不断做大，共享的物质基础被不断夯实，从而使共享发展获得实现的最大可能性。
随机抽取16份稻谷样品脱壳磨粉后用三种方法分别检测镉含量，以原吸法检测镉含量水平，从低到高编号，结果见表2。
其次，确保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提高劳动力价值及其在分配中的比重。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的分配制度仍是以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为主。第一，施行市场化机制和效率导向的初次分配。合理控制市场分配比例，逐年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健全基本工资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引导以福利事务管理为主的工会向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功能转变。第二，要进行市场调节和公平正义的分配。提高劳动力价值，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社会成员的财产收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指导体制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实施就业援助机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彼此配合协调，从而起到缩小分配差距，实现分配正义和成果共享。
最后，建立健全“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人民群众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不公，是对分配结果进行协调的有效补充措施。马克思指出，个人消费品在分配前要作出各项扣除，包括“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以及“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这里面就蕴含了社会保障思想，即为保障全部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包括因灾害、事故、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社会必须供给一定的公共产品。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我国要逐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全民共享”和“发展型”并重的特征，推动我国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通过教育扩展、健康促进、就业援助等把传统的补偿型、救助型福利模式转变为一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福利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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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5938/j.cnki.iper.2019.04.012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9749(20 19)0 4-0 065-0 6
收稿日期： 2019-07-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研究”(18AKS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社会公正的评价体系研究”(16YJA720004)
作者简介： 彭富明(1972—)，男，河南淅川人，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孙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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