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业发展中商务成本的判断及其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工业发展论文,成本论文,商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5)05-0066-08
一、对北京市工业发展中商务成本的基本判断
1.生产要素成本
(1)用地成本。土地使用费比较：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5个城市看，2002年，北京和上海的土地使用费用标准在全国是最高的（见表1）。其中，上海旧城区（不含浦东）的土地使用费用综合标准要比北京高出10%左右，但上海浦东新区的土地使用费用综合标准却比北京低50%。这说明与这些城市相比，北京发展工业在土地使用费上没有比较优势。
产业用地优惠价格比较。深圳对出口型企业，减半征收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费，对先进技术企业，减半缴纳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费5年；上海则对认定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3年内返还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费与出让金，且免收购置生产经营用房的交易手续费与产权登记费，部分房产契税还可返还补贴；北京对国家级、市级开发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按75%征收，且减半缴纳城市基础设施“四源费”和大市政费。虽然北京的土地使用费比较高，但是，土地的单位面积产出并不高（见表2）。
(2)综合劳动力成本。根据美国翰威特咨询公司调查，虽然2002年北京的制造业员工工资没有广州和上海高，但是，北京是中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金融、法律、信息、设计、咨询等服务业人才需求数量大、层次高，聘用这些人员的成本比广州和上海其他国内城市要高出许多（见表3）。2003年，北京与国内其他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较，也可以看出北京的劳动力成本是比较高的（见表4）。但是，北京劳动力的效率工资是比较低的（见表5）。
表1 2002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重庆土地使用费用比较
单位：元／
·年
资料来源：施昌奎.京、津、沪、穗、渝制造业的成本比较[A].景体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表2
2003年北京与国内主要城市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水平比较
注：单位面积产出=GDP／总面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据整理计算。
表3
北京、上海、广州跨国公司制造业员工和非制造业员工工资比较 单位：元／年薪
资料来源：同表1。
表4 2003年北京与其他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比较 单位：元／年·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据整理计算。
表5
2003年北京与国内主要城市效率工资水平比较
注：效率工资=GDP／在岗职工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据整理计算。
(3)生产服务成本。首先是水务成本，水务成本包括上水和下水两部分，上水成本直接体现在用水价格上，而下水成本则体现在污水处理费用上。从全国各个城市的实际情况看，对工业污水收取的集中处理费用一般是0.6元／
，地区之间差距不大，而上水成本则有较大差距（见表6）。
表6
北京与国内主要城市水价比较 单位：元／
注：[1]北京市的水价是2004年8月1日调整的新水价。
资料来源：http://news.sohu.com/20040801/n221299996.shtml;
http://urn.people.com.cn/GB/14798/21801/2222477.html;
http://news.sol.sohu.com/49/13/news147351349.shtml;http://www.sars.gov.cn/chinese/kuaixun/183733.htm
虽然，北京的水价比较高，但是，北京市的工业用水水平并不高。2001年北京第二产业用水9.2亿，工业增加值751.2亿元，万美元工业增加值用水902，是日本的9.5倍，韩国的6.2倍，巴西的2倍；与国内主要城市相比，北京市的工业用水水平还有一定的节水余地（见表7）。
表7 国内主要城市工业用水水平比较
注：[1]含电厂。
资料来源：北京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北京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A].景体华.中国首都发展报告[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用电价格。北京的电力主要靠外省输送，工业用电比较紧张，价格也相对较高（见表8）。另外，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在用电高峰期间，工业用电是没有优先权的。
水、电、气等的优惠政策。北京只保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其投资企业所需水、电、气、热、通信等公共设施优先，供应价格及收费政策享受国民待遇。而深圳对外商投资企业用电价格与内资企业实施同样的标准，上海则对高新技术项目免征建设过程中的水电煤气增容费，对新办大企业，曾实施减免3年内开业及投资中涉及的水电煤气增容费。
表8 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综合电价比较
单位：元／千瓦时
资料来源：施昌奎.京、津、沪、穗、渝制造业的成本比较[A].景体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办公楼租金。与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比较，北京写字楼租金最高（钟良，2003）。另据房地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公布的全球写字楼租金，北京每平方英尺40.8美元，仅次于东京都中心等城市，在亚太地区居第5位；而上海浦东只有32.3美元，在亚太地区列第10位。
2.交易成本
(1)交通、通信费用。主要包括汽车购置费、通信费和通勤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表明，上海的汽车购置费最高，其次为北京，最后为深圳；此外，北京车多路少问题突出，交通最为拥堵，通勤时间长，不仅使企业承担了较高的交通费用，而且丧失的机会成本也不低。2003年北京有858.6万就业人员，其中有一半以上（430万人）是坐车上班（包括私车、公交车等），每人每天上、下班在路上因为堵车要耽误约1小时，以1个人每小时的社会成本为20元计算，每天因堵车造成的社会成本高达8600万元。北京的通信费比较低（见表9）。
表9 北京、上海、深圳通信费用比较 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钟良.北京商务成本分析[J].首都经济杂志，2003,(11).
(2)企业负担。一是企业的税负水平，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占CDP的比例”进行衡量，结果表明，北京的税负水平比较高（见表10）。二是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各类行政收费中既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部分，为便于分析，以所得税为重点分析税收优惠程度。从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看，与上海、深圳相比，北京最重（傅钧文等，2003）。
表10 2003年北京与国内其他地区税负水平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据整理计算。
(3)政府行政成本。政府行政成本主要包括投资审批、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制度成本，由于这些成本很难直接度量，选用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轻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等指标反映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政府行政效率越高，说明行政成本越低。
①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采用“各地通过政府财政预算分配的资金占当地GDP的比重”作为负相关指标，来近似地反映资源分配方面的市场化进展程度。2000年北京市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得分1.52分，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第26位，不仅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5.68分），而且也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3.02分）。②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使用“企业主要管理者与政府部门和人员打交道在其工作中的重要程度排序”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近似度量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2000年北京市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得分7.46分，在全国排名第12位，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7.62分）。③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通过企业负担的收费、摊派等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来反映，2000年北京市减轻企业税外负担得分8.14分，在全国排名第6位，高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5.88分）。④缩小政府规模。以“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本省区市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负相关指数来反映，2000年北京市缩小政府规模得分6.26分，排全国第14位，高于东部地区平均水平（5.91分）。上述四方面指标加权平均，2000年北京市政府行政效率指数为5.74，列全国第15位，均低于上海、重庆、广东、江苏等省，居全国中游水平（见表11）。
表11 2000年北京与全国主要省市政府行政效率比较
注：政府行政效率指数是作者根据权重计算得出的；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在全国的排序。
资料来源：本表基础数据来自于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1)[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上述分析表明，北京的土地价格最高，综合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服务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交通问题也令人堪忧，企业负担和政府行政成本也偏高。总体而言，北京的商务成本在全国是最高的。
二、对北京市商务成本的再认识
1.商务成本的上升体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致的需求旺盛必然出现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的较快上升，反映了一个城市商务成本在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转换中扮演的一种导向作用，一种自然淘汰法则的体现。较高的商务成本意味着较高的进入门槛，有利于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它使进入企业更加注重充分利用地区的比较优势，提升产业结构。显然，通过商务成本进行物竞天择，既有利于成本高地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促成了区域间产业梯度的自然转移。即一方面是商务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是金融保险、律师、会计、广告等生产服务型行业和创新型高新技术产业等的涌现和聚集。2003年，北京市各行业在岗职工工资收入排名前10位的行业除垄断性行业外，其余均为证券、保险、计算机等生产服务性行业，而它们代表了北京朝气蓬勃的现代服务业。
2.过高的商务成本会抑制经济增长
(1)商务成本的上升有可能导致资本大量流向商务成本较低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商务成本是企业成本中由于地域不同所形成的差异或波动的那部分成本，又称地域敏感性成本（赵晓雷，2004）。现代企业都比较注重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提高管理水平，因此，生产成本降低的空间是很小的，而能够使企业成本降低的只能是商务成本。商务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促使资本向商务成本较低的区域流动，从而有可能导致区域产业的“空洞化”，目前的香港即是如此。
(2)商务成本的上升导致商务风险的增加。尽管商家看重的是投资回报率，但高位的商务成本就意味着高位的商务风险。在目前全球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过高的商务成本将使城市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日本经济神话的崩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以创新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及美国，传统产业如制造业、农业等因为本国高昂的土地及劳动力成本又不足以撬动国外投资者的欲望（钟良，2003）。
3.正确认识北京的高商务成本
(1)商务成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投资者而言，如果投资本身的收益与产业集聚所产生的收益之和大于商务成本，那么他对商务成本关注的程度就会相应降低。日本的研究证明，地价与工资在企业对小城市的投资上起负相关作用，但在企业对大城市的投资上起正相关作用。因为，大城市强大的市民购买能力和大规模、多范围的产业集聚会给商家带来更多的回报，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上海等国内大城市中（傅钧文等，2003）。因此，只要营造出一个优质高效的投资环境，北京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高质量的外资。
(2)北京市的商务成本偏高，但是，商务经营成本并不是中外投资者做投资决策时考虑的第一位因素。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一般认为是市场和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北京的市场优势正在扩大，而劳动力的优势正在削弱。对于外商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公司总部而言，优质的投资环境已经比低廉的商务成本更重要。这也说明，北京应根据本地资源禀赋变化情况，继续把营造优质投资环境作为招商引资中的头等大事来抓，力争以优质的环境吸引优质的国内外资本。在营造优质的投资环境和降低商务经营成本的关系中，前者始终是第一位的。
(3)北京的商务成本确实是比较高的，商务成本中的生产要素和公共设施等价格主要反映的是供求关系，近年来北京的地价、房价和综合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对北京的投资行为，这种商务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大于供给所致，这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北京在服务成本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由于经济、社会和区位的综合原因，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商务成本中的“硬”成本部分降低的难度很大，如果不加以深入分析而采取行政手段强行加以降低或者限制，可能会在短期内产生某种效果，但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商务成本中能够被有效控制和降低的是其中“软”性的部分，即由公用事业开支、设备租金、仓储费用、港口服务费用、利息支出、金融服务、运输和通信，以及专业服务如会计和管理咨询等组成的服务成本部分（赵晓雷，2004）。北京由于其经济、社会和区位在京津冀地区具有独特的领导地位，与周边其他城市相比，在服务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些优势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硬”商务成本较高对北京资本引进和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时也给出了北京降低商务成本一条可行且实际的路径，这就是从“软”环境改善入手，改进行政程序和手段，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在降低商务成本与周边城市实行“错位竞争”。
需要给予极大关注的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北京在市场经济秩序和政府管理体制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体现出来的就是政府行政成本偏高。
三、北京市降低商务成本的途径
1.政府要加强对商务成本的控制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商务成本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演绎着不同的性质，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以后，其“双刃剑”的性质既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也会加剧产业空洞化乃至经济衰退。但是，从总体上看商务成本上升的不可逆转性成为一国或一个地区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在北京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商务成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仍在逐渐增强，应该加强对商务成本的监测与调控，抓紧制定北京市商务环境测评的综合指标体系，把政府服务效率、政策透明度、企业商务支付成本、基础设施条件、人文环境要求等要素列入指标体系，定期公布。
2.明确政府管理职责，强化政府服务功能
政府服务成本已成为影响北京商务成本的薄弱环节。需要从如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法律、政策的透明度和规范性。高效廉洁的政府和规范透明的法律政策能带来商务成本的明显降低；明确的职责范围和清晰的权力边界，是保证政府部门有效运行的前提。要把行政机关办理政务的依据、条件、程序、结果等直接置于公众和社会监督之下，增强管理的公开性和政策的透明度。二是进一步简化政府行政审批程序、精简合并各种收费。坚决清除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和收费制度，废止由主管部门所属的中介机构执行的变相行政收费。三是对公务员的市场观念和政府管理知识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四是强化市场监管和制度建设，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完善市场规则，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经济环境。逐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将原本分散在各个管理部门和企业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集中处理，以降低企业的信用风险。
3.依靠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降低商务成本
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是实现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各地区扩大招商引资的重要途径，产业配套能力的高低已成为一个地区的第三投资环境（第一投资环境为硬环境，第二投资环境为软环境）。目前，跨国公司竞争已经从单纯的技术竞争转为产业链竞争，没有产业链支持地区的吸引力将会大打折扣。长江三角洲地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最可贵的经验，就是产业链拉动区域经济联动，形成经济圈（安树伟等，2004）。大量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由于核心产业或主导产业所产生的产业前向性推动和后向性拉动效应，形成一个企业间高度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的产业集群，非常有利于降低商务成本中的服务成本部分，有利于获得区域产业集群竞争力。因此，在产业建设中，要鼓励和推进集群化产业的形成，一体化考虑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建设，使外来资本能够迅速“落地生根”，加快本土化进程。
4.加强京津冀城市间的统筹与合作
当跨区域系统范围内的经济单元处在自然状态条件下，其协同效率最大值不超过44%（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2004）。京津冀山水相连，血脉相通，地理上、历史上均是一体，堪称我国北部的黄金地带。但是，几十年形成的行政区划使奉区（尤其是京津两地），都是在谋求自身的单体发展，对于合作兴趣不大。这不仅不利于京津冀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了北京自身产业素质的提升，挫伤了周边地区为其服务的积极性（安树伟等，2004）。这种状况也影响到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京津冀地区整体结构的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内耗。为了京津冀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形成二个健康良好的经济结构，也为了北京通过良好的区域合作来适当抵消由于商务成本不断上升给北京工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北京应该积极加强与天津、河北在经济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协调，构筑面向区域整体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实现市场相通、体制相融、交通共联、人才互通、产业互补，形成一体化统筹机制和经济竞争合力，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发挥北京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在近远郊主要对外交通干线附近，建设一批大型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以支撑北京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5.企业要设法降低可控成本
对于企业而言，有些商务成本（如土地成本、信息成本、会议成本等）涉及面较广，属于选择成本，是不可控的；而有些商务成本（如办公成本、交易成本、公关成本等）则基本由企业经营活动性质决定，是可控的。企业降低商务成本的重点就是这些可控成本。办公成本加上人力资源及其他服务、商务印刷、礼品，构成企业的营运成本，办公成本则占企业营运成本的75%以上（杨曙虹，2003）。现代办公要避免目前普遍存在的投资大、效果不明显、水平低、重复建设多、硬件投入多、软件投入少、用计算机模拟手工作业增加管理负担等问题。为此，尽量减少硬件投入，采取“共享”的办法；提高企业经营的资本周转能力、流通能力和财务监控能力；简化办公流程，减小办公消耗；选择合适的媒体自我宣传和传播；外包专业服务而不是自己雇佣专业人员；量力而行，参加电子政务、电子海关、电子商务来减少有关费用。
［收稿日期］2005-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