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训论文,家庭教育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2)-05-0079-08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在数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浩瀚的文献，其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训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家训是指历代家长为教育子孙专门撰写的训导之辞，诸如家诫、家范、家规、家书等等。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子女最基本的形式。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西周时周公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论语》中也载有孔子教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不过当时的家训以口头训诫、家书、遗书等形式为主，由后人记载而流传。秦汉以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家训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逐渐繁衍成为全社会乃至全民族教育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从先秦到秦汉是家训从萌芽到初步形成阶段的话，那么此后，家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理论越来越系统，种类越来越繁多，影响越来越深远。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家范典》多达116卷，分31部，各又再分5类，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真可谓浩如烟海。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三部家训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和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家训的成熟期、繁荣期和广泛推广期三个不同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总结了前人家庭教育理论的成果，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范畴，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在家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此书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也盛赞此书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可见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训进入繁荣阶段，不仅文献资料数量多，而且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也有了大的发展。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封建伦理关系、治家方法、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堪称家训中集大成者。此间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家训中“礼教”的气氛更为浓重，名分的拘束更为严格。明清时期是传统家训广泛推广的时期。由于家训作用的日益彰显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家训理论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形成了家训教育空前繁盛的局面。明末清初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流传很广，影响巨大。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仅用五百余字，阐述了人生的深刻道理，总结了古代的治家之道，语言平实，脍炙人口，三百年来盛传不衰，成为官宦士绅、书香世家乃至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教子妙方和治家良策。
中国历代家训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一书的序言中举其要者概述为六端，其一，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其二，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其三，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襟怀；其四，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其五，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其六，针砭人生各种心理痼疾。[1]1我以为这一概括是较全面准确的。本文拟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影响。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修身，谓修养身心，学会做人，塑造品学兼优的完美人格。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认为只有做到身修、家齐，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故而古代家训几无例外，以“修身为本”，将修身提到突出的位置。家训中有关修身的内容甚为宽泛，主要包括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
立志。立志是修身之基，立志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只有确立志向，才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会克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进。要想使子孙自立自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关键是鼓励他树立人生志向。家训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21强调没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3]《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第一条便是“勉君子应立志”。[4]5同书“述立志之重要”条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苦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5]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立志如此重要，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孙要立圣贤之志、立报国之志、立光前裕后之志。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2]23“若志不强毅”，势必永远沦为凡夫俗子。王守仁在《示四侄正思等》中说：“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6]94他期望侄子们以仁礼存心，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努力学习圣贤，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又如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便是家庭教育中教子树立大志，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
人生立志，不能空发誓言，而要落到实处。从道德的角度、从谋生的角度，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技艺(即谋生手段)的培养。《颜氏家训·勉学》云：“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7]84“有学艺者，触地而安”，[7]82谓有学问有才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站稳脚跟，或入仕，或学问，或农工商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方可真正自强自立，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耽酒色、好博弈、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8]这些话朴素通俗，但很深刻，阐明了年轻人立大志、务正业，对个人前途和家庭、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读书。在传统家庭教育中，鼓励子弟读书是家训的一大主题。提起读书，人们往往想到“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以为古人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做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对此，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序言中指出：“‘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旨在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却并不是说学习好了就只求做官，谋取个人利益。”[1]1这一见解在古代家训中得到了印证。
读书以求仕，并非必然。《袁氏世范·子弟不可废学》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8]5这里所说“无用之用者”，应解为读书可以学习圣贤的嘉言懿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颜氏家训·勉学》中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7]89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力，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朱子治家格言》也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6]126
不少家训将读书、进德、做好人摆在第一位。《曾国藩家书·教诸弟进德修业》云：“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9]21即读书首先是为了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其次才是将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6]135“明理做个好人”就是要通过读书，作个知书识礼、通情达理，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多次受苦受辱之后，仍能矢志不移，谆谆告诫儿子：“你读书，若中举进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吾之狂愚，亦不可因吾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笑。”[6]100许多家训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激励子弟勤奋读书，从小养成良好的学风。
应当承认，随着科举盛行，读书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捷径，家训中出现一些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倾向。如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社会心态。明代王守仁得知子侄学有所成，获居前列，喜而不寐，连夜命笔：“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6]94家长望子成龙的企盼与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致使后来一些士子埋头八股，孜孜以求，淡忘了读书明理的初衷，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渐趋于单一化和名利化。
待人。待人接物，指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家训强调慎于接物、谦让待人、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先秦时周公旦对其子伯禽的一番训导，堪称典范。伯禽封于鲁，赴任前周公以数事相诫：不要怠慢亲戚，不要使大臣埋怨没被信用，不要轻易舍弃故旧，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并指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10]即使才能过人，也不要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诚实守信是与人相处的一条原则。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载“曾子杀彘”的故事，给信而勿欺作了最好的注脚。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毅然杀猪，成为千古教子佳话。豁达大度也很重要。王夫之《姜斋文集·丙寅岁寄弟侄》中说：“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于心，以积怨恨。”[1]611与人相处，应和睦友善，相互谅解，而不是小肚鸡肠，过分计较。看到对方有不是，不妨当面提出，不要藏在心里，积成怨恨。另外，“宁愿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也是一种美德。《曾国藩家书·持家之道》“情愿人占我便益”条致澄侯等三弟信中说：“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告诫诸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11]
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子孙进行“齐家”的教育。齐家，谓和睦家庭，端正门风，垂范后代，即颜之推所谓“整齐门内，提斯子孙”。[7]1《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因而，如何齐家便成为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在这方面，家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齐家教育应以什么为核心内容？颜之推指出：“礼为教本。”[7]23司马光也认为：“治家莫如礼。”[12]这里所谓的礼，即指制约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为主的各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以礼教来规范人伦，就是向子孙传授孝悌之道。关于齐家的内容，我以为大致应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以及勤俭持家等方面。
首先是父慈子孝。“父慈子孝”出自《礼记·礼运》篇，意为做父亲的应慈爱子女，做子女的应孝敬父母，重点是强调孝道。孝道是传统社会协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表现。对于孝的内涵，可归纳为五层意思：善事父母，养亲敬老；爱护身体，扬名显亲；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顺乎亲意，绝对服从；忠孝合一，移孝忠君。[13]《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14]99何为善事父母？《孝经·纪孝行》讲得很具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察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4]104元代以后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事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
与传统伦理所倡导的孝道及齐家思想相适应，古代家训普遍强调孝亲敬长、睦亲齐家的重要性。如《颜氏家训·勉学》云：“孝为百行之首。”[7]101北宋范质《戒从子诗》开头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15]唐代柳玭《柳氏家训》曰：“立身以孝悌为基”，“肥家以忍顺”。[1]335明代孙奇逢《孝友堂家训》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16]是“家道隆昌”的必要条件。清代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指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17]
要治理好一个家庭，家长先要以身作则。古人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7]26在生活中很难设想那些虐待自己老人的人能得到孩子的孝敬。司马光《涑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2]201李昌龄《乐善录》云：“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18]只有家长正身率下，公正不偏，才能使家人和睦融洽，家庭秩序井然。
其次是兄友弟恭。《礼记·礼运》讲“兄良弟悌”，意为兄弟间要团结友爱，相让不争，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为儒家所称赞。《颜氏家训》专列“兄弟”篇，论述颇为深刻：“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7]14组成家庭，始于夫妇，夫妇是父子关系的前提。子非一人，就有了兄弟关系。“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7]14许多家训对兄弟关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兄弟乃一母所生，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玩耍，关系密切，理应互相友爱，特别是弟弟应向对父亲那样敬事兄长。宋苏洵《安乐铭》曰：“兄弟同胞一体，弟敬兄爱殷勤。须要同心竭力，毋分尔我才真。”[1]364唐僧人王梵志《世训格言诗》云：“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务同箱柜，房中莫蓄私。”[1]273兄弟关系有其特殊性，它牵涉其他多种关系，诸如子侄间关系、妯娌间关系、奴仆间关系等。兄弟不睦，就会淡漠以上各种关系，破坏整个家庭的和谐，甚至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正如颜之推所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7]16可见兄友弟恭是十分重要的家庭准则。
与兄弟关系相连的是妯娌间的关系。妯娌不和往往是家庭争斗的导火索。要维护好妯娌关系，重要的是在家庭事务上，家长要秉公、兄弟要礼让、妯娌要以恕道给予谅解之心。按照颜之推所说：“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7]17如果能够本着仁爱之心行事，把兄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加以爱抚，则这种弊端就不会产生了。
再次是夫义妇顺。《礼记·礼运》讲：“夫义妇听”，意为做丈夫的要处事得当，重点是做妻子的要能随顺。传统家训遵循儒家倡导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对妻子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丈夫的清规戒律。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便是唐代女诗人宋若昭写的《女论语》。它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12个方面，要求妻子温柔贞顺、谨慎洁身、勤俭持家、通情达理、礼待亲朋、尊敬长者、善待夫君、关爱儿女。如《事夫章》云：“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将夫比天，其义非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劝谏谆谆。”“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同甘共苦，同富同贫。……能依此语，和乐瑟琴。如此之女，贤德声闻。”[1]336又如汉代著名女学者班昭在《女戒》中也指出，女子“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1]33-34强调女子修行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了，避免过于刚强没有比柔顺更重要的了。所以说恭敬柔顺是做女人最大的礼仪了。她在论夫妇关系时说：“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恩义俱废，夫妇离矣。”[1]34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互相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该离异了。
以上这一套，其中片面要求妻子顺从丈夫、为丈夫保持贞操等男尊女卑的规范，显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千年来，在“夫义妇顺”、“夫和妻柔”、“夫妇和睦”等理论的倡导和实践中，历史上也不乏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事例；贤妻良母助夫成功、教子成才的事例；夫妻同甘共苦，不嫌贫爱富的事例，等等。
第四是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是齐家的重要环节。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9]俭成奢败是一条历史规律。不论豪门显贵，还是普通百姓，在其家训中无不谆谆告诫子孙要勤劳节俭。司马光在《训俭示康》的家训中，列举历史上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论述了“俭养德，侈招恶”的道理：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1]392
这些议论真是鞭辟近理，入木三分。一千多年前的古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诸葛亮《戒子书》要求儿子“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6]30陆游《放翁家训》认为，“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20]唐代韩休训子以俭德为法。韩休官至宰相，生活俭朴，教子甚严。所生七子，皆有父风。如第五子韩湟“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为官四十年，“家人资产，未尝在意”。(《旧唐书·韩湟传》)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居身务期质朴”。[2]217-218他在《劝言》中论勤俭曰：“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以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丧祖宗家声，于此而坠生理绝矣”。[21]这些勤俭持家的理论，深刻而精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第五是谈家门的盛衰。在浩瀚的家训中，有许多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教育子弟，藉以阐发家门盛衰的真谛。魏晋南北朝颜之推，饱经乱世，亲眼目睹梁朝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整曰“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游手好闲。及至遭逢乱离，无一技之长，便陷于穷途末路。他在《勉学》篇中告诫儿孙：“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6]47须靠勤学以谋自立，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6]48北宋黄庭坚在《家戒》中采用对话体，叙述那些豪门富族由“蕃衍盛大”到迅速衰败的景况，申明了家和则兴，不和则败的道理，深有感慨地说：“家之不齐，遂至如是之甚，可志此以为吾族之鉴”。[1]419崇尚节俭，力戒奢侈，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则国治。唐太宗晚年作《帝范》时，承认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1]286他历数未能节俭等过失后告诫太子：“若崇善之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1]287
在古代家训中，唐人柳玭的许多高见受到人们的推崇。他在《戒子孙》文中探讨了家业兴衰的缘由。他说：“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1]339他在《柳氏家训》中总结祖上的家教传统，结合自己的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立身以孝悌”(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肥家以忍顺”(以忍让、和顺使家庭和睦富足)、“保友以简敬”(以检点和尊敬来保持友情)、“莅官则洁己省事”(以洁身自好、减省繁务为官)。柳玭在罗列了家族子孙不肖的状况后，尖锐地指出败家的五大过失：即“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其三，胜几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其四，崇好漫游，耽嗜曲蕖”。“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所论情辞恳切，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1]335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的家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见解。如他在《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写给澄侯等四弟的信中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士宦之家。[4]47
这些议论入情入理，发人深省。他在写给儿子《谕纪鸿》的信中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6]149清史专家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中写道：“国藩治家，标其祖德”，归纳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读书，种菜，养鱼，养猪，谓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早起，扫屋，祭祀祖先，亲睦乡里，因他祖父常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也”，这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家风了。
由上可以看出，在齐家教育中，重名声，讲节操，倡导良好的家风，是古代家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此外，在家训中还有一些内容，像救难济贫，报国恤民，见义勇为，克己奉公，助人为乐，友善乡邻，等等。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古人对子孙的教育是全面的、细致的，而且是严格的。其核心是围绕教子做人、修身治家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旨在使子孙具备为人处世所需的各种品德和能力，甚至包括了对子女健康心理和良好性格的养成。就在今天看来，大多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应当承认，传统家训多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阶级的烙印。为了适应当时礼法的要求和统治阶级政治的需要，历代家训中掺杂了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诸如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的思想，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以及一些宿命论和庸俗哲学等等。即使在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中，也难免交织融合一些消极的东西，可谓是良莠并存，金沙相杂。但就总体而言，它仍无愧是先人留下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更应当看到，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处世的德行，熔铸在家训的警句格言中，薪尽火传，绵延不绝，使中华儿女从小在家训的熏陶中，学会做人、处世，培养了良好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大批名垂千古的人物。其中有创基立业、开国治世的政治家；有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胸怀大志、目光犀利的思想家；有才智超群、创造无穷的科学家；有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在他们身上凝结着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着民族的精神，展示着对民族和世界的贡献。《中国家训经典》一书所选历代二百多位出色的家长，诸如周公、孔子、曹操、诸葛亮、颜之推、李世民、姚崇、颜真卿、杜甫、柳玭、范仲淹、司马光、黄庭坚、朱熹、陆游、袁采、王守仁、孙奇逢、史可法、王夫之、朱伯庐、袁枚、章学诚、林则徐、曾国藩、孙中山、鲁迅、陶行知、毛泽东、傅雷，等等，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历史名人，既是著名家训的作者，本身又都是传统家庭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自己及子孙的实践，验证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成功。
学习和研究古代家训，使我们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启发。我想至少应当认识到这样两点：
其一，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是传统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精辟的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对“家国一体”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宋代朱熹讲得更为具体：“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无怨，子孙世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家政不修，其可语国与天下事乎？”[22]作为一个治国的人才，首先必须具备好的道德修养(修身)、能够把家庭治理好(齐家)，然后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和天下。
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来源于中国盘根错节的家族社会和宗法制度。宗法家族制度的形式是同居共财，聚族而居。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一家之亲，只有父子、兄弟、夫妇三种关系，“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7]14以家族为本，由“三亲”而“九族”的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我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每个家族如同一个小社会。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内部的和睦，逐渐形成了宗法精神，宗法精神的核心是孝(子女对父母)、悌(兄弟之间)、贞(妻对夫)、顺(媳妇对公婆)，其中“孝”又是核心的核心。
前述孝道的内涵之一是“忠孝合一，移孝忠君”。《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3]就是说，孝行是从事亲开始，事君为中。只有做到孝亲和忠君，才能得到高官厚禄，立身扬名。孝亲本系家庭内的道德规范，与忠君初无直接关系。传统社会把宗族的组织形式用于统治国家，也就把协调父子关系的孝移用到君臣关系上来，即所谓“移孝忠君”。早在周朝，统治者已认识到，国家的稳定，首先是家庭、家族的稳定。而推行孝道，则是稳定家庭、家族生活最有效的手段。正如《论语·学而》所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24]历代统治者注意到“孝道”对巩固、稳定封建秩序的社会作用，出于当时统治的需要，曾大力予以提倡。封建思想家进而宣扬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忠臣出孝门”，在家能孝，于国则忠。他们极力把忠孝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且看三国时两则老母戒子的家训。一则是虞潭母孙氏，当儿子兴兵讨贼时临别训诫：“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另一则是魏国妇人辛宪英在儿子出征时的赠语：“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意为古时的君子，在家孝顺父母，出仕则为国尽忠，在位想着所负的职责，遇事想着所采取的方法，为的是不给父母增加忧患。于此可见忠孝观念之深入人心。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多因为他们在家庭和社会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能从“孝于亲”，“忠于国”的目的出发，勇于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扬了堂堂凛凛的民族正气。
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组成部分。每个家庭有了好的家教、家风，可以影响社会的风尚。在移孝忠君的同时，将家庭内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扩而大之，推己及人，兼顾别人的老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成为整个社会的敬老风尚。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敬老风尚，堪称举世无双的传统美德。[25]
很显然，在传统社会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目的，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家庭的稳定和谐与国家的稳定和谐，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二者的相辅相成，是古代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二，家训是一种极好的家庭教育形式，应当继承、发扬光大。如前所述，家训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所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它浓缩了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饱含着深厚的爱子之情，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教育意义。由于它包罗广泛，情感真挚，言简意赅，说理透辟，针对性强，便于践行，所以深得世人称许。
然而曾几何时，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社会上展开对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的批判，古代“家训”自然被列入“横扫”之列，致使一段时期人们对一些文化遗产讳莫如深，更不消说拿家训来教育孩子了。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走上正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文化，我们深切地感到：传统家庭教育功不可没。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极其灿烂辉煌的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是与传统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家训，又堪称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家训中充满了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和成就事业的至理名言。我们在剔除、摒弃其糟粕时，更重要的是探寻、发掘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使其更加充实完善，在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中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