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时期东北亚儒家文化圈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文化圈论文,东北亚论文,探析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蕴藏着强大的超越能力，它既能超越久远的时间，又能超越宽阔的空间。基此从发源地即中原的华夏——汉族地区不断向四周传播，为许多民族乃至国家汲取。很早以前就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儒家文化圈，但在该文化圈内尽管均属同一文化体系，内容却不尽相同。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在辽朝北宋时期（相当于10～12世纪前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在辽宋时期，东北亚地区除中国的辽朝、北宋、西夏外，还有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王氏高丽和平安中后期的日本。
一、北宋时期儒学的理学嬗变
从北宋开始，儒学再次发生嬗变，向理学转化。理学亦称道学，它与先秦儒学、汉唐经学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它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等方面较前代有很大发展，阶级关系也发生一系列变化。宋太祖在政治、军事上采取了许多政治措施，来加强其中央集权。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变化，无疑是学术思想变化的动因。唐代，佛、道二教盛行于世，儒道佛三种思想体系出现不可阻挡的整合趋势。又汉唐间，儒家学者对其经典的研究，多在前人划定的框架上游动，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能力，致使儒学陷于衰沉、僵化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经学内容、特别是治经方式越来越怀疑。随之产生了不可遏止的历史趋势，即改造旧儒学，创造新儒学。儒家学者胡瑗、孙复、石介、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攘臂前往。他们在温情与敬意中汲取，在沉潜与深思中奋发，纷纷摒弃过去那种训诂释义，因章循句的做法，而求明经义，阐述义理，从而形成一系列的新观点，开新学风而成绩斐然。其中，虽有佛道成分，但仍保持着儒学的基本特质，于是将传统儒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即理学阶段。理学便在北宋开创并初步发展起来，南宋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理学是封建社会发展到中后期所形成的儒家思想学说的新的理论形态。”〔1〕之所以称新，是因为它有新的独特的内涵。 理学是以“道体”和“性命”为核心。“道体”是指自然、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本本体。“性命”是指人性，也指物性，“性命”统一于道体里。“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2〕。从理论上说明了自然与社会现象统一性。 同时，将“性命”和“道体”的问题扩展到政治、教育、道德、历史、宗教等方面。其后，理学虽然发展变化，但都离不开这个核心内容。理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3〕它是“将佛、 道二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用新的思辨哲学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制度和专制集权的合理性、神圣性”，“以是否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4〕。如此取与舍， 无疑能够立公去私，从而将伦理道德规范与理学沟通起来。理学积极倡导“民吾同胞，物吾与也”〔5〕的泛爱众精神，主张以此待人接物， 最后达及圣贤的境界。
理学融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它是理论深化的一种表现，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难怪有人将它称为哲学化、政治化的新儒学。包括儒学在内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越能了解自身弱点，并改正之，则越能健康地发展。由儒学嬗变为理学，就是紧紧跟着时代，富有创造性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具体体现。
理学同样有正面和负面两种作用。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为所欲为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规劝和约束，具有绵软的教化作用。虽然有空想乃至虚假成分，但在造就中华民族理性生活态度和以天下忧乐为忧乐的境界中，发挥了直接作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八九百年。不仅如此，而且其后不久，为王氏高丽和日本引进。但是理学兴盛之后，三纲五常进一步强化，使人们放弃不利于统治阶级的“邪念”、“邪欲”，成为欺民、愚民的思想武器。它所推崇的《四书》等成为知识分子攀登仕宦之途的教条，于是便成为专制主义进行统治的手段。
二、辽朝儒家文化的民族性
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辽政权。 创业君臣面对畜牧业、狩猎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必须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经过激烈争论，辽太祖在皇太子耶律倍的帮助下，亲自制定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于是儒家思想就成为辽政权乃至契丹族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其后，诸帝特别是圣宗、兴宗、道宗的连续提倡，积极用儒家文化更新政治、经济、习俗、心理素质，致使儒化迅速加深。在辽朝后期，儒家文化已成为“辽皇朝之魂”〔6〕。契丹变为“修文物， 彬彬不异于中华（指中原）”〔7〕的民族。
当然在辽朝偌大疆域内，不是说每个角落都呈现儒家文化的强烈气氛，但这种文化大幅度北渐还是事实。辽在黄龙府设府学，这是该地区儒家学校教育的中心，黄龙府治今吉林省农安县。开泰元年（1012年），辽圣宗应生活在今黑龙江地区铁丽部首领那沙之请求，“诏赐……《易》、《诗》、《书》、《春秋》、《礼记》各一部”〔8〕。 这足以说明，儒家文化不仅跨越长城，渡过辽河，而且来到今吉林、黑龙江地区。同时，这种文化对游牧经济较典型的漠化地区之影响也不应忽视。辽政权文德恩信的治边政策，积极发展这里农业的措施等，均可折射出儒家文化的光辉。连续不断的流官中有不少儒化甚深者，如萧挞凛、萧乌野、耶律唐古等，这些人在一定程度可视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以镇州为中心的边防城镇中，渤海人、汉人、契丹人等流配之家数百户，儒家文化也随之被带到这里。著名的汉族儒士王鼎，杰出的契丹儒士耶律昭等可作为代表。耶律大石是位典型儒化的契丹人，以较高的儒学水平考取进士，辽末，来到漠北数年，也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儒家文化。另外，漠北各族各部之酋长经常来到儒家文化气氛相当浓烈的辽上京、中京等地朝贡，也就不断耳濡目染着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大幅度北渐，使得东北亚儒家文化圈进一步充实。
辽朝对庞大、深奥的儒家文化体系并非全方位地汲取，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从而形成自身特点。辽朝的儒学更加朴素、真挚，趋于民族化，富于实践性。所谓民族化，系在儒学中进一步树立全华思想，各民族同经同风的儒学大发展。在儒学发展中，全华化儒学是这个时代的创举。所谓实践性，即辽代儒学不被章句所困，而是着眼于社会现实，讲求经世致用。在“天道”的政治内容中注入“行汉法”的因素，在履践孟子“用夏变夷”的过程中，取得一系列较成功的经验。
三、西夏对儒家文化的汲取
唐朝灭亡之后，中原皇朝虽屡经更迭，但对以夏州为中心的党项羌人的势力，都予以承认，封其酋为王。 故有“虽未称国而王其土”〔9〕的说法。几乎党项羌诸王即历任首领都懂得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并能渐取儒家文化，为其所用，西夏的建立者李元昊基本上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建国称帝的，从而奠定儒家文化在西夏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其后，经毅宗谅祚的提倡，使儒家文化在西夏兴盛起来，至崇宗乾顺时期（1086～1139年）达到高峰。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熟知北方诸族情况的北宋名臣富弼上疏：“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中国所有，彼尽得之。”〔10〕从中不难看出，中原传统的儒家文化对西夏影响之广度和深度。
重用汉族儒士是西夏及其前身的一贯性政策。李继迁时，对汉儒张浦言听计从，“军中动静，一以谘之”〔11〕，当作军师。张元、吴昊为李元昊“推诚不疑”，前者充当“谋主”、“国相”。还有张陟、张廓等人，都成为为李元昊出谋划策的谋臣。儒士们无论是自己培养的，还是来降的，或是俘虏的，西夏都得之而用。这也是西夏典章制度、政策措施之儒化日渐明显的原因之一。
元昊时期，用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翻译、撰写许多典籍。属于儒家文化的有《易经》、《论语》、《孟子》、《孝经》、《尔雅》、《论语小议》、《周易卜筮断》、《贞观政要》、《德行集》、《慈孝集》等。同时，不断向北宋索要儒家经史，如《九经》、《孟子》、《唐书》、《册府元龟》等。
御史中丞薛元礼上言：“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行诗书”，我朝为何不学习？〔12〕夏崇宗乾顺采纳之，“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之。”于是党项羌等民族的儒士大量涌现于西夏朝野。稍后，“尊孔子为文宣帝”，皇帝率领百官等按时“释奠”。〔13〕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皇朝唐宋金元等对孔子追赠均是“文宣王”，在“文宣王”前加些修饰语。而在西夏却追赠为“文宣帝”。虽一字之差，但就古代等级而言，“帝”比“王”高一大阶。从中反映了出一个重要事实，即西夏对孔子的尊崇不亚于中原皇朝。许多西夏儒家学者的水平相当高，夏崇宗、斡道冲、湎王仁宗等较有代表性。
上述种种事实说明，儒家文化在西夏得以发展，党项羌人的儒化迅速加深。西夏儒家文化发展水平，虽不及辽朝，但大体与辽朝属同一类型，偏重于儒家文化的民族性和实践性。辽朝和西夏，契丹和党项羌，意识形态方面积极汲取儒家文化，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认识社会，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一种审慎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四、王氏高丽对儒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公元918年，王建创建王氏高丽政权，并统一朝鲜半岛的中南部， 他虽然佛教意识比较强烈，但也重视儒家文化，故较为顺利地继承新罗时代“儒佛仙三者混合”的意识形态。然而作为新政权统治所需要的政治哲学，主要是从儒家学说中汲取。其后高丽诸王中，光宗王昭、成宗王治、显宗王询、文宗王徽、睿宗王俣等，对儒家文化均有较大的兴趣和一定的造诣，并且积极提倡。其中，成宗王治“是高丽历代王中最儒教主义和慕华主义的一位君主”〔14〕。高丽君臣和士人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中，纷纷从儒家文化中寻找理论根据，有力地促进儒家文化的发展。
在京城扩大太学，各州建立州学。太学和州学均属公立学校，设置的官员和教师都有相当的儒学水平。同时，一些大儒开办私学，私学之风兴起，加大了儒家文化的普及，致使其影响更加深刻。著名的私学有12所，其中崔冲（984～1068 年）办的私学即“九斋学堂”之影响较大，故崔冲得到“东海孔子”之美称。〔15〕“欲兴周孔之风……唐虞之理”，必须重视发展各类学校。因此，高丽王朝特别颁令，《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和各经的学习时限。另外，“《孝经》、《论语》必令兼通”，还得学习《国语》、《说文》、《三仓》、《尔雅》。〔16〕显然儒家经典的课程很多，其课程设置与同时代的北宋太学生差不多。
孔子也被尊为文宣王，受到从国王到庶民的格外尊重。各地建文宣王庙，于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举行祭孔活动。孔子著名弟子如颜回、闵损等和历史上贡献较大的儒者如孟子、孔安国等的塑像、牌位亦列文宣王庙中，作为“从祀”。其中，还有前新罗的儒者、内史令崔致远和著名学者、弘儒侯薛聪，〔17〕这反映了高丽儒学的特点。
光宗王昭时，始置科举。经逐级考试选取进士。“然后王亲试以诗、赋、论三题，谓之帘前重试”〔18〕。每次考取进士三四十人，大量儒士纷纷走入政界，高丽政权的文官逐渐被儒士代替。
王权运行，思想引导，社会教育和选人机制等有机结合，无不弘扬儒家文化。从而造就许多忠臣、孝子、贤孙、贞妇、义友和明君。他们或载于史册，或配于庙廊。一些人的事迹生动感人，为大众传颂。
北宋大臣富弼认为，高丽“诗书礼仪之风，不减中国”〔19〕。曾巩也认为，高丽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当时北宋的其它周边国家。〔20〕其儒学之盛，儒化之深，与辽夏相比，虽各有千秋，但还是略高于辽夏的。儒家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融合一体的趋势日渐明显。这似可作为王氏高丽儒家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五、日本的儒家文化及其特点
公元285年百济博士来到日本， 向天皇儿子嵬道稚郎子献《论语》、《千字文》。一般说法，这是儒家文化传入日本之始。继之，儒家文化在日本发展起来，从而构成独特的日本儒学发展史。儒学传入，较明显地促进日本古代教育的发展。辽宋时期即10～12世纪前期，相当于日本历史上平安时期（794～1192年）的中后期。是时， 日本仍延续固有的儒学教育体系。京城有大学寮，地方有国学（当时地方最高行政单位称“国”）。又设大学寮别曹和私学。从主要方面说，这些学校既是培养官吏的教育机构，又是传播日本儒学的场所。大学寮学生为贵族子弟，13～16岁之间入学，学期九年。《九经》是主要的教科书，它是《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九种经书的总称。后两经必读，此外还需读二至五种经书。地方国学生员来自地方官吏子弟。学习时间和内容，与大学寮同。大学寮别曹，后来演变为大学寮附属。私学，有初级识字学校，还有著名学者开办的学习中国诗文、史籍的私塾。官吏考试，与上述教育相适应，其题目都是相关的儒学和汉学。“儒学是他们知识教养和衣食荣禄之源。这就使得儒学知识从宫廷传播到更多的官宦之家”〔21〕。孔子地位很高，法律规定，大学寮和国学每年春秋两个仲日祭孔，学校连同政府官员都得参加。
平安中后期，庄园经济发展起来。在政治斗争中，各庄园主招兵买马，武士阶层产生并壮大起来。这个阶层的道德即武士道也随之出现。忠、义、勇、礼及“得主尽忠”，“舍生取义”，“见义不为无勇也”等成为该阶层的道德规范。当然这些说教还有待继续发展和理论升华，但来自儒家经典还是很明显的。不过这是改造后的儒家文化，也可称作日本特点的儒家文化。
包括平安时代的日本早期儒学之影响，仅限于日本文化的表层，尚未渗透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心理，更不具备指导大众的力量。当然辽宋时期日本早期儒学也必然带有上述特点。同时，随着中央集权的衰落，是时日本儒学失去某些社会需要和支持他们的政治力量。于是陷入不振状态，进而不得不进行必要调整，为江户时代儒学的嬗变和全盛准备了条件。
早期日本儒学虽然具有较多的直接引用中国儒学的做法，但在某些方面也显示出选择、消化的过程，形成其特色。如认识论方面，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相比，注重直观和感性经验，而轻视理性，疏于抽象。日本儒学与其它学说具有明显的共存性，而中国儒学与其它学说，共存性不足，包容性有余。日本儒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中国儒学坚持极强的原则性。在日本，性爱的宽容，不仅对男性，而且对女性也似乎如此，女性贞节观的作用，不甚明显。“忠”在中国儒学中是有条件的，但在日本儒学里却是无条件的。〔22〕这些特点，就日本儒学整体而言是突出的，但在平安时期即已露出了端倪。
历史上，儒家文化长期主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文明，并且一度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辽宋时期，东北亚儒家文化圈内的许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历史发展到今天，儒家文化在东北亚地区仍在发挥作用，仍是东北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注释：
〔1〕谢祥皓、刘宗贤：《中国儒学》，49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张载：《正蒙·诚明》，《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8。
〔3〕朱熹：《孟子集解·滕文公（上）》。
〔4〕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302～303页，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5〕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8。
〔6〕参见孟广耀《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2页，哈尔滨出版社，1994。
〔7〕洪皓：《松漠纪闻》。
〔8〕《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9〕《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
〔11〕《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太祖太宗经治西夏》。
〔12〕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十一。
〔13〕《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
〔14〕韩国哲学会编，龚荣仙译：《韩国哲学史》，中卷，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15〕《高丽史》卷九五《崔冲传》。
〔16〕《高丽史》卷七四《选举志（二）》。
〔17〕《高丽史》卷六二《礼志（四）》。
〔18〕《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
〔20〕《元丰类稿》卷八。
〔21〕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4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22〕参见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189～208页的有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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