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之后的中俄关系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利钦论文,中俄关系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叶利钦总统去职和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新总统之后，中俄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过去十多年两国关系为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展望又对当前双边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中俄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化，中俄在战略上仍然互相需要，良好的双边关系既符合双方的现实利益，也符合双方长远的战略利益。
但是形势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把如何营造新时期中俄关系的任务推到两国人民面前。如同任何双边与多边关系，中俄关系的继续发展也不会是自然实现的，它需要中俄两国共同的努力和维护。
叶利钦之后的中俄关系应当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这个新起点开始之际，有必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涉及的观念问题与实际问题做一些思考。
中俄关系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的同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认识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中俄关系的稳定和正常发展。在中俄关系转入一个新阶段之际，首先应当理清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如何看待中俄双方之间的关系，中俄关系虽然一再表明不是结盟关系，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事实上仍有人机械看待中俄关系，似乎两国的合作就应是全面的结盟式的合作，不应存在任何缝隙、矛盾和距离，而一旦现实不是这样，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中俄关系岌岌可危或没有价值。从这种心态出发，中俄关系只可能有“好”和“坏”两种状态，假如不能保持在良好状态，就一定会发生恶化，没有中间状态，而中国和俄罗斯也只可能有朋友或敌人两种选择，如果不能继续做朋友，就会成为或互视为敌人。
二是如何看待中俄关系的前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和俄罗斯历史上曾有过隔阂和积怨，特别是60—70年代两国的对峙，其消极结果至今乃在人们的心里留有痕迹。这是中俄双方可能产生相互防范和戒备心理的主要起因。这也导致一些人对中俄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认识不够充分。对发展中俄关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实，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上，假使以20年甚至10年为时间尺度，任何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都存在不确定因素，前景都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例如美国与欧盟、日本的相互间关系同样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可见，双边关系、两国关系的前景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正是取决于现在的努力，取决于双方采取积极还是消极态度。
三是如何看待中俄双方同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问题。有些人总是以过于警惕的眼光注视着对方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并且总是对其进行偏狭的理解，即主要是从东西方关系对立的角度来理解。
首先，对中俄关系的这种认识或心态是冷战时期中美俄大三角思维自觉或不自觉的遗留。这种认识已不适合现时期中俄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不可否认，从国际关系的内在联系和互动角度说，中俄关系不是孤立的双边关系，它对大国关系产生某种作用，同时也受到大国关系的某种影响。从中俄关系来说，它的特点是不反对第三国，但在它们受到其它大国的压力时，这种关系却可使两国抵制这种压力。这同冷战时期中俄美大三角关系的性质已完全不同。
其次，中俄美关系早已不是零和关系，即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不论是中国或俄罗斯发展同美国及西方的关系，并不必然是对对方的疏远冷淡，不必然是完全倒向西方放弃东方，也不必然会损害对方的利益。把中俄同西方的关系看成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显然是一种机械和僵化的看法。
再次，在已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当前不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同西方发展关系总体上看是正常的。以俄罗斯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欧洲国家，在文化上与欧洲有历史渊源，对欧洲有着相当程度的文化上的认同感，欧洲又是它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它外贸的50%和外资的70%都来自欧洲，俄罗斯经济复兴所需的投资技术也主要指望欧洲和西方；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北约东扩是它的主要忧患，欧洲安全体系是它最大的关注，与美国的核裁军是它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甚至解决它周边的许多地区性问题，俄罗斯也需要西方的合作。所有这些，都使俄罗斯不可能不同西方发展关系，也不可能不把欧洲及西方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反之，中国亦是如此，只是具体原因有所不同而已。
这些认识的存在有可能对中俄关系的深入发展形成障碍，在一定条件下，上述思想认识方法有可能导致相互理解上的偏颇。因此，中俄关系要成为一种真正“正常”的关系，就必须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
从中长期的发展来看，叶利钦之后的中俄关系应特别注重以下问题。
1.解决剩余的边界问题和规范两国公民的交往。所谓规范两国公民的交往是针对中俄关系中的所谓“中国移民威胁问题”而言。在中俄关系中，所谓“中国移民威胁问题”是俄政界和学术界最关切的长期性问题，也是俄罗斯舆论极其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俄罗斯社会对中国误解最深的问题。一贯对华友好的现俄国家杜马副议长卢金也认为这一问题会有严重后果，他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无疑，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时必须缓解由于边界两端不同的人口条件所引起的客观问题。这些问题，谢天谢地，暂时还不是政策问题，但这种形势在将来可能引起政治后果。①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形成对俄罗斯的移民威胁。曾对这一问题做过长期专门研究的莫斯科大学盖里布拉斯教授认为所谓中国移民扩张“这只是一些政治家为了宣传编造的神话”。但同时他又说，俄罗斯失去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前景“由于我们的‘战略伙伴’的原因这是完全可能的。”②根据俄一些研究机构的调查，中国在俄罗斯移民的规模远不象媒体大肆宣传的那样多，也远没有形成对俄罗斯的威胁。当然，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人数，而在于这一问题对中俄关系的政治影响。所谓“中国移民威胁问题”之所以成为俄罗斯对中国的最大担忧，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因素，另外，也确实存在着中俄边界地区人口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客观状况。中国政府反对非法移民。为减低这一因素对中俄关系的负面影响，中俄政府可在这一问题上加强协商和合作，加强管理，规范两国公民的交往，打击非法移民。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双方政府应保障两国公民正常的往来交流，完善有关机制，俄罗斯政府对合法进入俄罗斯并从事各种合法活动的中国公民的权益应给以保障。
2.逐步培育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好感情。考虑到中俄两国特殊的交往历史和两国关系的特点，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好感情是保持中俄关系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民众情绪现在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历史上曾有过密切的交往，两国人民相互心理上的距离较近，由此也产生了人民对两国关系的判断能力和参与愿望。这是中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培育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好感情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首先双方需有此愿望并作出努力。鼓励两国媒体间的交流是可选择的方法之一。媒体是影响社会情绪和大众观点的主要工具，是对方的形象的主要塑造者。媒体在增进人民之间的了解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增加双方媒体的交流有助于相互了解。只要媒体能够比较客观公正相互介绍和报道，就可以减少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和隔阂，逐渐营造一个较为正常和良好的信任气氛，使中俄关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俄民间的组织交流亦应加强。中俄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目前是中俄主要的非官方组织，该委员会可以扩大其结构，增加其成员的代表性，在主要城市增建分支组织，扩大其活动内容，使其成为中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学术等民间交往的重要渠道。
3.中俄共同利益基础的结构调整。调整两国共同利益基础结构是中俄关系发展的最重要课题之一。从中长期的角度说，在今后某个时期，中俄关系可能会出现需要寻找新的动力的问题。届时，两国关系如仍仅目前的动力机制推动，可能将难以继续提高，甚至可能出现停滞。
从过去八年中俄关系的发展来看，90年代中期之前，两国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双边安全利益，90年代中期之后，两国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国际安全利益。其结构层次是双边安全利益——国际安全利益。这双重共同利益虽然推动了中俄关系在90年代的迅速发展，但它们都有局限性。双边安全利益对中俄两国来说是两国关系中最基础性的重要利益，但它需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所需的新的足够活力，国际安全利益是中俄国际合作的基础，但中俄国际合作不是结盟关系，同时，国际安全利益易受国际形势变化的作用。因此，国际安全利益因素对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易变性。
中俄关系在未来一个时期之后的继续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机制和动力结构。这个新的动力结构应是双边安全利益—国际安全利益—经济利益。这样一种共同利益基础结构才能使中俄关系保持长期稳定的发展。
提升经济利益因素在中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中俄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长期看经济利益既是两国关系发展本身的自然需要，也是保持两国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经济利益的因素越来越重要。经济利益的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间程度最深，涉及面最广的利益的融合，它使国家之间产生相互依存，因而它能保证国家关系相对较高的稳定，同时经济因素又是最活跃的因素，经济有不断扩张的天然倾向，因而它不断产生出活力，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目前中俄经济合作的水平较低，两国还未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合作框架，双方经济利益的融合远达不到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程度，中俄在过去八年中所形成各领域的合作虽然重要，也应继续发展，但从长远角度说，若无经济合作的深化，则其余合作却会受到肘掣。
从中长期角度出发，中国和俄罗斯今后的重要课题是在双边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继续进行的同时，稳妥、扎实、有效地发展经济合作，使中俄经济合作逐步加深，形成两国经济利益较深程度的交融，并在一定时期之后成为中俄关系的基础性利益之一。
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合作领域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并达到两国经济利益较高程度的融合，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两国既应抓紧时间，但也不能急功近利。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合作的可能性不会自然转变为现实性，为此需要双方作出持久和艰苦的努力。
中俄经济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的经济利益要求。在中俄经济合作中，双方都应认识到发展经济只能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简单地以政治代替经济规律和牺牲经济利益。这样经济合作才有可能健康和稳定发展。
中俄中长期经济合作，需要两国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大型项目和联合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这样的项目中，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在中俄经济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经济条件。这包括健全的法律法规，有效的执法机制，安全的社会环境，对外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运作机制等等。
俄罗斯的总统更替对中俄关系和中俄经济合作的发展孕育着机会。普京总统执政意味俄罗斯可能将进入政治上稳定时期和经济上的复兴时期。这是中俄经济合作进入实质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俄罗斯总统更迭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次重大转变，从某种意义说，这对中俄关系来说也是一次考验。如在本文开始时所说，在叶利钦总统去职和普京就任俄罗斯新总统之后，中俄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重大改变，不过，俄罗斯总统的更迭至少在两个方面给中俄关系增加了新因素：即普京总统的个性特点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
作为俄罗斯新总统，普京的个性特点，做事风格、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无疑会给俄罗斯对外政策打上新的烙印，这是其一。其二，在普京当选总统之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明显加强。这一调整的内容、方向、力度和特点自然也将对中俄关系产生影响。
在俄对外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俄关系提出可探讨的问题。
1.中俄关系在调整后的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次序。总体而言，俄对外战略的基本方向和目标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但在侧重力度和次序上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调整，这自然也关系到中俄关系在俄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和次序。
2.在俄对外政策的调整中，中俄在国际合作中的某些重要的共同立场会不会受到影响。在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4 月中旬的报告中强调了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反对多极化概念的舆论却明显多起来。其中不仅有一直反对多极化的极端自由派，也有传统派和很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派”。他们对多极化持批评立场的原因并不相同，极端自由派是出于亲西方的价值观，传统派是出于建立国际秩序的平等原则，而“现实主义派”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出于大国关系的现实考虑，具体说是中俄美关系。“现实主义派”认为，多极化立场天然具有亲华和反美倾向，在中美关系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下，俄应慎重考虑自己的立场。③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修改反导条约和TMD及NMD。中俄都反对修改反导条约和美国部署TMD及NMD，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是一致的。但中俄美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最后将以什么具体方式处理和解决，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
3.在俄对外政策调整后经济因素对中俄关系的压力。在俄对外政策的调整中，一个显然的特点是突出了经济因素，对外政策更讲究实际和现实。今后对中俄关系的要求来说可能也将是如此。这一趋向应该说是正常和合乎逻辑的。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也认为经济合作对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如果将经济因素对中俄关系的作用绝对化和过于急功近利，则会对中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在俄对外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经济利益对于中俄关系将是决定性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经济利益是中俄最重要的共同利益之一，但不是中俄唯一重要的共同利益。漫长的共同边界，两国的睦邻友好，中俄两大国的影响等等，都有两国的共同利益。因此，把中俄关系绝对地放在经济因素的基础上，是不正确的不全面的，另外，中俄经济合作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其中在相当大程度上受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经济结构互补性等方面问题所造成，而不是其它原因。
总的说来，两国体制转型和发展水平的起落虽然在某些阶段会给两国关系的深化带来问题，但是从长时段看，体制转型与结构方面的调整虽然暂时使双边经济合作带来困难，但却为长期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看来，越是在双边关系进行调整、进行重新思考的时候，越是需要相互理解的加深，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为此提供充分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