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和编辑职业的互动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作家论文,编辑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0)-06-0146-06
近些年，由于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已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并且出现了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当属刘增人等编著的百万言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研究者重点侧重于对期刊发展概貌和作家编辑思想风格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作家作为编辑与其创作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则很少有人论及。目前所看到的这方面文章只有李春雨、刘勇写的《现代作家多重身份互溶互动的考察——一个本应受到重视的问题》。[1]
从官僚知识阶层脱离出来的现代作家，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既不可能像官僚知识分子那样，有俸禄可以维持生计，创作只是附庸风雅，也不可能像解放后的作家那样，有固定的职业（专业作家）、固定的组织（作协、文联）、固定的收入（工资）可以依靠，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这一件事情。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为了生存的需要，同时要从事着多种多样的职业，最常见的职业是教师和编辑，“在中国现代，期刊的稿酬和收入，已经构成作家基本的、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因而也就成为他们基本的、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2][3]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所以现代作家往往是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实际上，在现代文学史上从事过编辑事业的作家不胜枚举，大家比较熟悉的从事编辑时间比较长的有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老舍、郑振铎、沈从文、萧乾、丁玲、施蛰存、林语堂、王统照等人。像茅盾、巴金、叶圣陶，编辑职业几乎伴随他们整个创作生涯。现代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兼任着编辑职业，有的同时还担任着教书育人的任务。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其创作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在此，笔者主要探究现代作家和其编辑职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作为编辑与专业编辑相比对整个文学创作局面的不同影响；二是编辑职业反过来又对作家自身创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何种作用。
一般情况下，编辑与作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尤其是文化出版事业被纳入到政治文化体制和商业运作轨道之后。“说它对立，是因为作为一种职业的编辑，在作品的题材、语言、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都要受到社会文化环境、文化商业环境、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意识环境的直接影响，尽管编辑也可能支持独立的文本，但支持独立文本绝不能脱离上述各种因素的直接影响和控制。而作为作家，作为有独立意识，独立思考，追求独立文学精神和人类人文价值的作家，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突破社会与政治的控制防线，以期凸现更真实的生存处境，获得更独立、更纯粹、更完善的人类生存价值的精神指向。由于出发点不同，在对作品的认识上，编辑与作家总是各据互相矛盾的一隅，他们的观念和倾向往往是冲突的。说它统一，是因为无论如何，作品最终必须达成作家与编辑的契合，才能构成合作，被读者阅读，进而产生社会影响。除非抱着商业目的、政治目的的商业作家、政治附庸作家与具有同类追求的编辑天然地达成共识，否则，不论是编辑还是作家，为了使对方能够接受，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妥协、折中自己的立场。”[3]但在现代文学时期，大部分报刊和出版社由于由兼任作家这种特殊身份的编辑进行具体操作，这种对立冲突相对来说就消解淡化了许多，从而出现了一种出版事业和文学创作共同发展繁荣、和谐统一的景观。
一
以作家的身份编辑刊物，对文学的发展有多方面的作用，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作家作为编辑为报刊出版事业提供了与一般编辑不同的审美眼光和出版风格，作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编辑策略往往体现在他们与众不同的编辑活动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和作者，丰富现代文学创作格局，进而影响现代文学的发展态势和走向。从事报刊和出版事业的作家除了在文学创作方面，倾注着自己的理想，还可以在编辑领域“注入自身的文学观和价值观，每一位作家都在报刊的编辑活动中投入了特定的文化追求和文化精神，他们以报刊为阵地，既宣传文艺主张，呼朋引伴，又切磋技艺，鼓励创作。”[1]所以，在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文学期刊大多属于同人期刊（同人期刊的特点是，几个审美趣味、创作主张、政治倾向比较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凭借自身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影响度和号召力筹资创办报刊，但大都不是职业化的编辑人，稿源紧张时，自己写稿以维持报刊的生存）。如：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创造社推出的《创造》系列刊物，语丝社推出的《语丝》，新月派推出的《新月》，京派推出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海派推出的《现代》等都是作家们不同文化理想的凝聚。尽管有着各自明确的文学主张、文化品格和审美追求，但目的都是以艺术为生命，推动新文艺运动，繁荣文学创作。在办刊思路上，作家编辑也会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如设立书评专栏，创办文学奖，随作品进行评析，开展作家作品讨论会，等等。就是那些旧派文学报刊，一旦到了现代作家手中，面目也会为之一新。最典型的莫过于为中国新文学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小说月报》的革新与发展。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1921年之后通过文学研究会同仁的共同努力，在茅盾和郑振铎的手中由鸳鸯蝴蝶派把持的通俗文学办刊主张转变为“五四”新文学“为人生”派的现实主义创刊方向，成功地将新文学的旗帜插在了《小说月报》的阵地上，并很快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青年，使《小说月报》在读者中的影响逐步扩大。黎烈文接管《申报·自由谈》之后，一反前任的作法，多采用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杂文，使《自由谈》从“茶余饭后的消遣之资”变为进步舆论的阵地，一时成为30年代最为活跃的报纸副刊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作家作为编辑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他们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与专业编辑所不同的首先是鉴赏，而不是判断。也就是说，首先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用文学的眼光去审视，用艺术的精神去把握，其次才是作为一个编辑的身份进行是非优劣的取舍。对作品的评判仅仅是凭着对文学事业的热心和诚意，凭着作家敏锐的艺术触角和对文学审美的感知，在筛选来稿的过程中并没有过多的功利色彩蕴含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嫌疑，因为他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伸张自己的文学主张、实现自己的思想文化理念和发展文学事业作为最终目标，有时是义务性的劳动，或者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甚至到了倒贴经费的地步。正如吴永贵评价巴金时所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1904-2005)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持编辑事务之际，已是一个蜚声中外的知名作家。巴金虽然任总编辑头衔多年，但他做的工作，却纯粹是义务劳动，不领一文钱报酬。”[4]1935年成立的“文生社”是吴朗西、伍禅、丽尼等创办于上海的小书店，以在日本的巴金的名义编《文化生活丛刊》，后来巴金返国加入，在出版《文学丛刊》时就曾明确宣告：“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5]因此，他们可以秉持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站在一个较高的观察点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筛选文学作品时所用评判标准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就像沈从文所说：“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6]
同时作家又兼任了一种批评家的身份，而“批评的使命是以理性建构、价值判断或审美对象的解析为宗旨”的，所以作家对具体作品的态度既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判断，在鉴赏和感受作品的同时，要以自己的理性判断为依据，要进行科学、公正、理性的分析，正如李健吾曾说的：“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者，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说是公正的。分析者，我说是独具慧眼，一直到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7]所以说，编辑对作者而言意义非同一般，是文学作品的最后仲裁者，有着绝对的权威，掌握着作品的生杀大权，决定着作者的劳动价值能否得到认可。假如作品得不到编辑的肯定和认可，其作品就无法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其意义和价值就无法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由于大量现代作家的参与，“五四”之后出现的文学杂志与晚清通俗文学杂志相比，更加注重了文学的严肃性、独立性和艺术性，从而扭转了文学的趣味性、功利化和商业化倾向。不仅推动文学杂志步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且使现代文学在短短的30年当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创作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实绩。所以说“五四”新文化的迅速传播和现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不可忽视，也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报刊文化的兴盛与繁荣。报刊和出版文化事业的兴盛一方面来自于写作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得益于作家对报刊、出版文化事业的热衷和大力推动。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作家作为编者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评判别人作品的过程中，在更重视对作者创新精神和独立性的发现与肯定的同时，势必要渗入自己的审美态度、艺术情趣、文学修养等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思维框架去衡量裁定审阅对象，用统一的审美标准来限制别人的作品，从而出现整齐划一的文学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作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左右着作者对编者的自觉认同。尤其是作为同人期刊的现代文学期刊，由于他们是依据文化追求、志向意趣的不同，自觉地集合在一起，通过创办文学杂志，宣传和弘扬自己的文学主张和思想理念，由此而形成一定范围和风格的创作群体，因此都有着自己明确的办刊宗旨和独特的办刊风格。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聚集在沈从文、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周围的一批作家形成了京派作家群，聚集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周围的一批作家形成了海派作家群，以及以社会剖析为主的左翼作家创作群体，从而丰富了30年代异彩纷呈的文坛创作局面。然他们常以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创作倾向鉴别作品的是非优劣，可用与否。无论是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审美的或是科学分析的态度与文学价值立场，都决定着编辑处理对象的态度，决定着作品的取舍去留。资深编辑茅盾作为30年代主流作家和批评家的代表，不仅自己实践着“社会剖析”理论，还经常促使新作者记着“时代”，强调社会需求，政治色彩浓厚，重视文学的工具理性，偏重理论教化，相对忽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在客观上淡化了艺术本身，从而造成文学创作普遍地平庸化现象。在沈从文的价值标尺中，人性和美成为衡量作品的价值尺度，作品表现人性才是美的，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文学作品。林语堂的《论语》则提倡个性主义、性灵文学、幽默风格。40年代的胡风创办《七月》要求作家立足于时代和社会的前沿，负载着历史的伟大使命而创作出于民族精神和命运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作品。主张如此这般，编辑在文学作品的筛选上就无法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他所不喜欢的风格和流派的作家作品。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和个性化的创造，不可能用一种统一的思想规范和艺术法则来框定，否则就不可避免地把与自身审美趣味不相符合的优秀文学作品也排斥在录用范围之外，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现代文学时期众多作家作品的涌现与作家编辑报刊也同样大有关系，他们充当了“伯乐”角色，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作家的身份赋予他们敏锐的艺术感觉和开放的现代意识，使得他们对其他作家作品有着尤为细致的了解，使得他们能够发现和感受到一般职业编辑难以体察的艺术精微之处和创作的甘苦，能够发现和培养具有艺术特色和创新精神的作家作品。”[8]所以说，现代作家对新文学的贡献不仅仅是他们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文坛，而且还以其编辑身份像伯乐一样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个的“千里马”，为现代文学画廊增色添彩，壮大了文学创作队伍，推动了现代文学史的历史进程，显示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叶圣陶在主编《小说月报》时，关注现实人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巴金在编辑《文学季刊》时发现了曹禺的《雷雨》，从而造就了一代戏剧大师，并把现代话剧推向了成熟。以创作白话新诗《小河》而出名，且是中国美学一代宗师宗白华先生同样是这样一位慧眼识天才的“伯乐”。因为他的极力支持，打开了中国文坛巨将郭沫若才华之泉的闸门，开启了一代诗风。对于宗白华的支持和帮助，郭沫若永志不忘，他说：“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激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郭沫若甚至由衷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9]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作家自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主要取决于作品水平的高低，而非编辑的采用，但是如果没有编辑的发现之功，再好的作家也可能永远埋没于人间而永无出头之日。如叶圣陶对茅盾作品的肯定和激励，使得茅盾走上了文学大家之路，登上了现代长篇小说的巅峰；曹禺有了《雷雨》的成功与轰动，紧接着创作出了《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经典性作品，同时也奠定了曹禺不朽的历史地位。反过来，在宗白华离开《学灯》杂志之后，郭沫若几次投稿碰壁，创作热情锐减，从此很长时间内难以再创作出传世之作。就是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亦会因为同行的敦促而逼迫自己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因为杂志的生存一方面是靠丰富不绝的稿源，另一方面也要靠名家的声望。作为一名杂志的编辑，从内容到形式，从作者到读者，都要考虑周全，新作家作品既是杂志生存需要输入的新鲜血液，同时要想把杂志办成名牌，已经具有较高的学识水平和写作能力，发表过有质量、有价值作品的老作家，更是一个杂志得以长期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所以作家编辑，可以凭借着自己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向名家约稿，成功实施编辑计划和编辑策略。沈从文曾经就这一问题在1947年9月致定一的信中说：“现代文学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由编者催逼而成。鲁迅之阿Q，由孙伏园先生催生。徐志摩许多精美散文，由于自己作编辑，无稿可发连夜赶出。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就近三十年文学发展看来，女作家的工作成就，更若与外来鼓励特别有关。”[10]作家充任编辑角色，对新人新作的肯定和认可，对老作家的鼓励和敦促，从客观上也会刺激他们的创作欲望，有利于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更加有利于繁荣文学市场，影响文学史的发展走向。所以说，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作者队伍的壮大，作者队伍的发展与壮大又得益于这些作为编辑的作家的发现之功。
二
作家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实际上也同样会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编审过程中，既要审视和了解整个报刊、出版界文学的发展概貌，考虑文学市场的需求和读者的接受水平，把握文学创作的潮流和动向，又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办刊思路和出版计划，从而影响自己的创作态势。另外，作家作为编辑经常参与对别人作品的评判，审视别人作品的审美价值，可以突破自己已有的思维惯性和眼光，开启以往被忽略或被遮蔽的认识视阈，有利于磨砺自身对文学创作审美新质和独创性的敏锐感受力和判断力，拓宽自身审美视野，提升精神品格和审美感知，丰富和增强自身的创造能力，激发创作灵感和创作兴趣，从而推动自己创作水平的提高。同时编辑职业的长期磨砺，一方面在与众多作品的长期接触、交流中，赋予了自身敏锐的知觉，培养了深邃的洞察力和文学鉴赏能力，训练了作家作为批评家的理性精神和素质，使自己从作家所惯有的感性的、杂芜的、繁琐的细节材料中摆脱出来，而变得更加理性，把许多“遮蔽物、附加物、繁衍物撇去，把最质朴、最明了的东西显露出来。”[2]342从另一方面也使得作家更加严格地要求自身，写作态度更加严谨认真，结构更加紧凑，语言更加锤炼，逻辑更加缜密。赵玫在《一本打开的书》中这样评价编辑事业和自己的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我的编辑职业，促使我努力用严谨科学的态度去思维。于是，我以逻辑的又很美丽的文字，写了很多批评的文章并得以连续发表。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无疑帮助了我，至少，它带给了我一种看待事物的眼光，这眼光使我通向深刻。我在文学批评的行当中运作了很久。我拥有了自己读作品、分析作品、并透过作品观照作家灵魂的方式。我理解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追求和思考，我分辨得出什么是创新，什么是仿效，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虚伪。我开始以我的文字向学者型作家的目标努力。”[11]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担任《中国作家》主编职务时就记者提出的“作为《中国作家》的第三任主编，既是领导，又是作家，角色转换起来是否从容？”这样回答：“我认为并没有‘不从容’的地方，作为一个国家级文学刊物的主编，首先他是一个大作家，前任《中国作家》主编冯牧和陈荒煤，都是文学大家。包括像《人民文学》王蒙、刘白羽都是‘文学宿将’，我认为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都是一个优秀、杰出的作家。他们都承担这种责任，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因为他是国家级文学前辈，我力争想做跟《中国作家》匹配的主编作家。”“我认为一名作家办文学刊物有很多优势：首先，自己一直在创作前沿，可以把握当代文学创作的潮流、作家创作的状态，同时加上自己创作的感觉。所以办起文学刊物更上手一些，如果不熟悉文学创作，又不进入文学创作状态去主持文学刊物的话，我认为要差一些。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当然工作可能相对要忙一些，但是这种感觉我认为很互动，当一个主编，要求自己更严谨地进行文学创作，而当作家时，又要去把握文学发展的潮流。所以他们是互动、互相提高的。我认为并不矛盾，状态也非常好。”[12]巴金从创作“激流三部曲”时的激情澎湃，到40年代创作《寒夜》时的冷静沉着，创作风格的日臻成熟，篇章结构的严谨整饬，人物心理的深层挖掘，叙事技巧的娴熟，当然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经验的丰富使得创作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方面的原因，但是多年的文学编辑经验定会对作家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创作风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沈从文就曾对巴金的过激态度做出过善意的劝诫，尽管巴金和沈从文的性格、文学观都不一样，一个像火一般充满激情，一个像水一样冲淡平和，但最终巴金的性情化倾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沈从文谨慎、从容、平和的创作态度的影响，而且《寒夜》与“激流三部曲”相比在艺术技巧上的讲究，同样也得益于沈从文作品的启迪。而对那些还没有走向成熟形成固定创作风格的年轻作家的创作其编辑职业生涯将会影响更大。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优秀作家是在编辑报刊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们终日和各类文学作品和文学大家打交道，一方面，优秀的文学作品定会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会逐渐培养出敏锐的审美能力，还会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欲望。尤其是当时不像现在过多地受到体制的限制，文学大家的人身比较自由，刊物级别的界限也不甚明显，因此在刊物的周围很容易聚集起一批文学精英，彼此之间经常借报刊编辑部汇聚一堂，畅谈文学理想，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从而影响文坛新秀。大多数作家编辑为了更好地办好杂志，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作者座谈会，既有刚出茅庐的青年作者，也有早已扬名的名家，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通过海阔天空的高谈阔论，交流对创作的看法。这样不仅会对刊物作者创作产生影响，而且同样也为编辑自身创作水平的提高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对青年作者的稿子进行润色修改的过程中，在帮助文学青年提高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的同时，也于无意中提高了自身的创作水平。已经编辑《小说月报》多年的茅盾突然一举成名走上创作道路，以至于后来成为文学大家，一方面是因为时事的矛盾和困扰，不可否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多年的文学编辑经验的激发与影响，把作者内心潜隐的创作素质和能力激发了出来，大革命的失败和茅盾内心的痛苦，仅仅是内心创作欲望爆发的突破口和契机。正如人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比较明显的是编辑《骆驼草》的废名，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萧乾。废名创作风格的确立，其趣味、境界的形成、变化和日臻成熟得益于其恩师周作人和苦雨斋周围诸人如俞平伯等人在精神向度和阅读趣味方面的指导和创作的影响。“周作人继续在思想上影响废名，废名无论文学观、审美观以至政治观、文学史观都深刻着‘周作人’的烙印。”[13]俞平伯在《骆驼草》上共发表了9篇文章，创刊号与终刊号上都有，因此有人说“俞平伯是看着《骆驼草》诞生，而又护送着它寿终正寝的人。”[14]《大公报·文艺》副刊不仅成为京派作家群聚集的主要文学园地，而且还是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阵地，集中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文学名流和文坛新秀，推出了数量可观的优秀文学作品。萧乾写作水平的提高是从他编辑《中国简报》开始的，主要的影响除了其恩师杨振声的指导外，最主要的还是从第一次采访文学大家沈从文开始，其语言风格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后又从沈从文手中接手了《大公报·文艺》副刊，除了受沈从文的影响较大之外，还与他经常约稿的朱光潜、林徽因、周作人、李健吾、巴金、冰心、芦焚等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有很大关系。他也像前任主编沈从文一样，为了提高稿件质量，经常把作者召集在一起，交流信息，交流思想，聆听大家对创作的看法和建议，经常还会得到名作家无私的帮助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逐渐成熟。实际上，靳以、巴金、林庚、李长之、李健吾、曹禺、卞之琳、何其芳等人就是在编辑《文学季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郑振铎聚集了南北文坛一百多号文学大家和新秀，既有宁静、平和、淡泊的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周作人、林徽因等人，也有激进、火热的左翼作家茅盾、瞿秋白、鲁迅、胡风等，逐渐形成了30年代南北文坛相互融合的创作局面。在《文学季刊》逐渐打开局面之后，他就把编辑工作交给了这一帮年轻人。他们在编辑《文学季刊》的过程中，逐渐打破南北文坛相互对峙的创作局面，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创作思想倾向上，不仅受到京派的影响，也吸收了南方文坛的艺术空气，在文艺观上更趋开放，在参与社会和时代生活上更有热情，其创作往往把北京的艺术精品意识和南方的社会、时代热情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的创作风格。
当然有时因为现实的需要，作家的创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如老舍创办《抗战文艺》时期，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逼迫自己离开了所喜欢的长篇小说创作，开始“由长篇改为短打”，从事抗战通俗文学的创作，一度使自己的文学质量降低。但是从长远来说，正是因为有这段痛苦经历的磨砺，才有了以后经典短篇小说《月牙儿》和经典剧作《茶馆》的问世。另外，编辑职业也同样会浪费作家巨大的精力和美好的光阴，叶圣陶、巴金如此，沈从文、徐志摩、萧乾等人同样如此。对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认真、严肃、执着、神圣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稿件有更强的责任心、爱心和博大无私的情怀，最大限度地修改来稿，无条件地帮助和扶持年轻人，为此，他们与一般专业编辑相比，定会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沈从文在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为文学青年写了无数指导性信件，后来和萧乾一起把一部分与读者之间的来往信件整理成册，就是《废邮存底》。叶圣陶、巴金更是为了提掖后人牺牲了自己更多的创作时间。关于巴金“萧乾曾经说过：‘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就办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的平民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二十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四十卷。’然而，巴金却从未对此作过任何的得失计较，也不曾流露丝毫的后悔之意，相反，在他内心深处，只体验着欣慰和快乐——一个编辑者的欣慰，一个奉献者的快乐。”[4]巴金说：“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随想录》）“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这是巴金的口头禅。正是大批作家编辑的这种对文学的虔诚态度和无私奉献精神为现代文学在现代文学报刊领域撑起了一片明朗的天空。
作家作为编辑的实践证明，他们不仅为中国现代期刊史树立了一块丰碑，而且为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其鲜明独特的编辑特色显示出现代期刊旺盛的生命力，以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以其自身扎实且不断创新的创作功力感召读者、稳定读者乃至拓展读者群，以其较高的文化品位和创作实绩吸引和感召作者不断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以新文学奠基者和开拓者的精神和眼光引导中国新文学走向世界。同时，丰富的编辑经验反过来又促使自己的创作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收稿日期：201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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