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渐进式战略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渐进式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大地上拉开了一场深刻改革的帷幕。随着这场改革不断取得成功，它所采取的推进战略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和关注。如今，这场改革已进行了二十年，我们无疑应该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关战略问题作出适当的评析，以便更好地推进新的改革实践。
中国改革是一个社会整体工程。我们对中国改革战略的考察，也不能仅限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改革的总体战略。从这个层次上看问题，就不难看出，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推进战略在总体上属于渐进式战略。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和争议（主要是在经济学家之间），但我认为，这些争议完全可以纳入渐进式战略的总体范畴而得到统一。
一
从一般意义上讲，渐进式战略是将改革的任务拉开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分阶段地逐渐展开，通过一个渐进过程而最终实现全部目标。对于这种战略在改革进程中的运用，人们曾从各自的理解出发进行过讨论，例如塞缪尔·亨廷顿就曾在他的著作中大谈其“费边主义”（注：参见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然而，不了解中国改革的特殊复杂性及其社会背景，不把它放置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就不能真正明瞭这场改革采用渐进式战略的根据和理由，以及它在这一战略的应用中所表现的具体特点。
20年前，当中国开始这场改革的时候，所面临的是一种十分艰难的局面。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搞了多年，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终究是经济发展缓慢，机制运转不灵，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政治上则运动不断，乃至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这些严重的问题大大损害了我们的事业，也使人们产生了种种困惑和疑问；这样的社会主义究竟还能不能搞得下去，中国社会发展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加上战后西方国家以及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较快，而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不够景气，更是给我们造成很大压力和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所发生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反思。这一反思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根源，即我们的失误之处：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 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另一方面，我们脱离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实际，建立了一套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地形成了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旧的那一套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 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 。）正是针对这两方面的重大失误，我们党进行了坚决的拨乱反正：一方面，迅速完成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心位置上；另一方面，从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出发，决心彻底地变革旧体制。中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拉开了自己的帷幕，它的任务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一种适合于自己实际的新的实现形式，用一整套新体制取代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旧体制。
中国改革的任务是艰巨的，邓小平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 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 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而这场“带革命意义的改革”（邓小平语）应该采取何种战略而具体展开呢？在这个问题上，它明显地受到了三个至关紧要的条件限制。
其一，就改革本身而言，虽然我们在总的方向上已经明确要建构一套真正切合中国生产力实际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但这种新体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具体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便拿出一个成熟的、完整的设计方案来，然后简单地照着去做。相反，我们只能边实践，边认识，“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过程中逐渐明确具体的目标模式。
其二，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我们的中心任务已经是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横下心来”、“扭着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51页。）这样， 体制改革的进行就必须以保证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受影响为前提，它不仅不能影响、而且还应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此外，“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举，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不容等待和拖延，所以改革还必须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相协调，保证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其三，在经过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荡之后，人心思安，社会心理拒斥新的不稳定的可能性。体制改革如果不顺应这一普遍愿望，就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如果不能保持稳定，前述经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就得不到实现。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因此，改革的进行必须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为条件。
以上三个条件对改革来说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一般性要求，而是必须充分考虑、尽力遵循的基本规定。如若发生偏差，必定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是极为艰巨的改革任务，另一方面则是有三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做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场改革几乎别无选择，采取渐进式的推进战略是唯一明智之举，也是唯一可能之举，至少作为主要战略是如此。
二
在战略的展开过程中，所谓渐进首先当然要表现在时间和速度方面；但同时还必须看到，渐进式战略本身内在地包含着改革切入点的选择、改革步骤的设计和改革阶段的划分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一旦改革要拉开为一个较长的过程，就必须相应地确定这一过程的起点放在那里，亦即改革从何处切入；整个过程准备划分为几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改革应采取哪些步骤推开等等。这些问题往往难以在改革一开始时就完全解决，而是要在过程之中逐渐地得到解决，包括不断地对已有方案作出修正。这是渐进式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作为这一战略的构成内容存在的。没有这些内容，渐进式战略就是一句空话，根本无法应用和展开。所以，我们研究改革的渐进式战略，绝不是仅仅确认其时间和速度了事，而是要具体地考察其在切入点选择、步骤设计、阶段划分等方面的状况。所有这些方面的考察都应属于渐进式战略研究的范围。
概括说来，关于渐进式战略在中国改革中的应用，有以下四个特点应特别注意。
第一，在对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总体进程中，选择经济体制为切入点，首先集中精力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改革所要完成的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综合系统工程，对此邓小平讲得很明确：“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 页， 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那么，这些不同领域的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齐头并进，同时展开呢？在中国改革所处的实际条件下，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太复杂，难度太大，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就已十分艰巨，政治体制改革就更是棘手。所以，各领域之间必须有所选择。而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说“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 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即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此为全面改革的切入点。至于政治体制改革，则“需要审慎从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 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步提上日程。于是人们看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便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而且20年中一直是作为重点来对待；而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7年的十三大才明确地“提到日程上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 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 页。），并且是从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角度提出的。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关系的这种处理，无疑是中国改革中渐进式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就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而言，我们也同样不是一下铺开，而是先从农村改革入手，走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农村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对农业生产集中进行经营管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起步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就是从这里入手取得突破。如邓小平所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做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在几年的时间里， 全国农村广泛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新的经营体制，政社分开，人民公社体制被取消。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和城市改革进行试点的基础上，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才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 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由此“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 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 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
第三，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展开后，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中间环节，才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模式。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还是很有限度的，当时只是小心翼翼地往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机制的因素，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试图为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一个目标模式，它所通过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命题，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注：《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68页。 ）这一认识无疑已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的旧观念，大大向前进了一步，但毕竟还没有摆脱旧体制的框架束缚。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市场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市场化取向与旧的计划经济框架的冲突也日趋明显。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总结了实践的经验，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且确认“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0—31页。）这时，对新的经济体制的探索显然已接近一种决定性的转变。遗憾的是，由于十三大之后不久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这方面的探索一度出现反复。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唤起了又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热潮，围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终于被冲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开始为人们所接受，而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模式，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注：《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页。）。如果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算起，这时已有8年；而若从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则已14年过去。
第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我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各方面循序展开，包括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关系的处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构成包括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要建立这种新体制以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就必须从以上各个方面着手。在市场主体方面，我们一方面对原有的公有制企业进行改革，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对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直至今天仍在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逐步使这些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则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使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市场主体多元化。在市场体系方面，我们从最基本的消费资料市场开始，逐步培育起了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等各种市场，并逐步使之规范化、法制化。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通过政企分开、改变指令性为主的计划方式、逐步放开价格以及金融、财税、投资、外贸等具体体制的逐渐调整和改革，直至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步步地使政府从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向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行间接调控转变。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过渡措施，逐步建立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制度，改变过去由单位和国家全包下来的做法。以上所有这些方面的改革，无不是充分考虑到问题的成熟程度，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逐渐展开的。
三
从1978—1998这20年的实践结果来看，渐进式战略在中国改革中的应用无疑获得了明显的成功。
首先，就改革本身而言，这20年来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为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已获得了全方位的推进，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从根本上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在许多方面已开始形成。虽然目前国有经济的改革还面临攻坚，其他方面的改革也还有一些未能到位，但整个经济体制的面貌已发生了根本改变，只要我们按照既定的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完全有可能按照预期的要求把新体制的框架最终建立起来。不仅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也都取得了许多进展，不同程度地开始与经济体制相协调、相配套；全面改革的前景已愈来愈清楚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为什么渐进式战略在中国改革中的应用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功？
第一，中国改革的渐进过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既，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按照经济发展和各方面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而一步步展开；这样，一方面使改革的进程直接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根据，另一方面则使改革的成果得以直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由此形成一个协调推进的总体过程。中国改革强调实效，注重让群众得到实惠。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仅是中国改革的总的指导原则，而且对改革具体过程的展开也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第二，中国改革对渐进式战略的应用，充分考虑了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改革的渐进过程怎样一步步展开，各项改革措施在什么时机出台，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台，都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设计。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 ）他还强调，改革中“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
第三，中国改革渐进过程的具体展开，具有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应该说，它选择经济体制为切入点，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这是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的。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层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先行展开，既紧贴生产力即经济发展的层面，又抓住了整个社会体制的关键；这一层面的突破一旦成功，就会破除旧的社会体制的存在根基，而为新的社会体制的全面确立提供有力的支撑点。政治体制改革涉及许多敏感问题，“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 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只有获得这样的支撑点，才有可能扎实、稳妥地向前推进，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有可能在本来意义上真正展开。进一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之所以从农村到城市，是由于当时农村改革的要求最紧迫，条件最成熟，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农村的问题。邓小平在谈到这一进程时曾有过说明：“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正是这种“非常困难”的状况， 使得农民无法再忍受下去，一些地方已经顶着压力，自发地冲破“禁区”。因此，把改革的起点放在农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相比，也没有后者那样复杂，“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141页，第237页，第113页，第348 页，第237页，第237页，第176页，第117页，第1 30页，第142页，第113页，第286页，第176页，第237—238页，第130页。）
四
由于渐进式战略是要将改革的任务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拉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步解决，所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状况，即社会运行的序间状态相应延长。所谓序间状态，即是当旧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未能建立起来时，两种秩序之间的过渡状态。中国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这种改革在以彻底性的要求破除原有的旧体制时，必然相应地打破旧体制下形成的既有秩序；而随着新体制的全面建立，新的秩序也就相应形成。但是，由于采用渐进式改革战略，新旧体制的更替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新旧两种秩序的过渡也就需要时日。这样，社会运行便不得不长期处于序间状态，一些相关问题就由此衍生出来。
不论采取何种战略，改革过程中都会出现某种序间状态，也都会有相应的问题发生。渐进式战略的应用使得序间状态延长，从而将这些问题进一步突出出来，如果处理不好，甚至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对策。包括在改革中尽可能地处理好新旧两种秩序之间的衔接问题，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缺口和漏洞；同时视情况设立特别处置系列，包括特别预警系统、过渡性约法和政策体系、应对性的专门力量和手段等，通过特殊措施对付特殊问题。应该相信，只要对策得当，我们完全可以把问题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内；而问题的根本解决，当然还有待于我们各方面改革的彻底完成，新体制最终取代旧体制而真正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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