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金华[1]2001年在《墨家管理心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正在奔向现代化，悠久而灿烂、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强大推动力。朱熔基总理说：“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早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墨家是先秦显学，墨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地位，墨家的管理心理思想是中华古代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墨家的管理心理思想的研究目前仍是空白。 本研究采用历史研究方法，通过整理和分析《墨子》等有关墨家思想的典籍，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来系统论述墨家的领导心理思想、决策心理思想和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并阐析其在现代管理中的价值。 本研究认为： 墨家的领导心理思想有六个方面内容：（1）“厚乎德行”的品质特征；（2）“博乎道术”的知识结构；（3）“辩乎言谈”的语言能力；（4）“摩顶放踵”的工作态度；（5）“非乐节用”的生活作风：（6）“兼容守拙”的为人原则。 墨家的决策心理思想有四个方面内容：（1）“助己视听众”和“以见而知隐”的决策前信息处理；（2）“下情上达”的决策中信息沟通；（3）四种决策方法：“知大重于明小”的战略决策、“择事务而从事”的重点决策、“利中取大，害中取小”的风险决策和“除七患于未然”的前馈决策。（4）“求天志”和“叁表法”的决策效果评价。 墨家的人力资源管理心理思想有七个方面内容：（1）人力资源价值观；（2）人员甄选心理思想；（3）人员任用心理思想；（4）人员培训心理思想（5）人员考评心理思想：（6）人员激励心理思想；（7）人际交往心理思想。 摘要 墨家管理心理思想研穴 体现平民利益的墨家管理心理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领 域占有重要地位。今天，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发展经济、富国 强民之际，整理和研究墨家的管理心理思想，并把它融合到现代管理 中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屾[2]2016年在《先秦君臣术数政治心理研究》文中指出时至今日,相比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典章、规则,国人还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人政治心理变化和政治斗争冲突更为关注。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在意中国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也很少关心我们身边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行,甚至也并不体察自身所属的政治角色。相反,他们对政治人物背后的故事更为瞩目,对古今中外政治人物因心理变化而产生的关系变化及由此引发的政治事件更加关注,对君臣之间通过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句话甚至是一个眼神就得以实现心理希求的弑君篡位、纵横捭阖、游说劝谏等政治表现更感兴趣,对自身所处的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和揣摩上级及同事的心理更为在乎。有鉴于此,国内同样应该对在欧美及日韩正蓬勃发展的政治心理研究展开深入探讨,并成为学界关注和思考的"发力点"和"着眼点"。通观西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范畴,目前主要包括社会政治心理、领导政治心理、群体政治心理等领域,而针对上述中国实际国情,我们在普遍开展政治心理研究的基础上似乎也不应忽视以"权谋为核心"的术数政治心理的研究,因为这也正是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关注和乐于实践的。综合西学背景和中国古代释义解读,本文所持核心概念"术数政治心理",是一种带有"权谋"特质的政治心理,它产生于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人物之间,结合本课题研究,即产生于先秦君臣关系之中,君和臣分别拥有这种心理,且各具特点,并且在君臣角色互动时会发生相应的心理变化。而开展以法家子书为研究中心的先秦君臣术数政治心理研究,即是研究法家对君臣术数政治心理发生逻辑和具体表现的论述,并对其影响进行相应的个案分析。基于术数政治心理源自政治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判断,中国古代"权谋"特色政治人的角色分为"君和臣",故本文以"君臣"关系为基础,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结合前文所述的民自身的"政治角色"特征而拟将"民"作为"君臣"关系研究中一个特定研究对象,用以完善诸子"君臣"关系论说。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君臣"术数政治心理",文章共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对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检讨,对本文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阐明文章研究意义,阐述文章研究思路,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重难点。正文分五章:第一章从探讨尧舜禹、夏商西周、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君道"、"臣道"和"君臣"关系特征入手,借以厘请先秦时期君臣术数政治心理的发生轨迹。第二章详细讨论儒、道、墨和其他先秦诸子的君臣关系论,并总结和比较诸家观点之异同,以此作为先秦时期君臣术数政治心理的学理背景研究。第叁章以法家诸子子书为中心,从学理基础法家术数政治思想入手,详解法家对"君"、"臣"和"君臣"的理解与考量,进而归纳总结先秦君臣的术数政治心理,重点研究先秦君臣术数政治心理发生逻辑及其表现。第四章对秦汉君臣进行个案分析,以此考察先秦君臣术数政治心理对后世的影响。第五章主要对先秦君臣术数政治心理进行再思考。结论部分综述全文,对下一步研究提出展望。
于然[3]2018年在《墨家思想的现代管理价值探究》文中认为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起点,强调选贤用人、集中管理、杜绝浪费、强力疾作、赏罚分明、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有着传统文化根基的朴素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而言具有很多值得借鉴精神和内容。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首先圈定了墨家思想的研究范围,梳理了墨家思想的源流及研究进程,总结了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墨家思想当中的管理思想内容进行了拆分和总结,分别论述了墨家思想的管理目标、管理原则、管理原理、管理伦理、管理方法。墨家思想的现代管理价值和其管理内容一脉相承,“叁表法”能够确立管理目标,“法仪”则是管理的标准和原则,集体主义精神和节用的消费观念有助于营造管理文化,让组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修身”为培养管理人才提供了思路,墨家管理的方法则经世致用。
林银花（Lim, Eun, Hwa）[4]2016年在《神话隐喻与鲁迅启蒙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术界对于《故事新编》的研究,多偏向于对鲁迅的启蒙思想或神话思维方面的专题研究,而对于将叁者综合起来进行整体研究的尚不多见,而整体研究(Holistic Approach)的实质就是要力图在事物的联系中,对事物内在本质和表现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基于这种认识理念,本论文力图将神话、启蒙和鲁迅的《故事新编》创新关联起来进行整体研究,从神话隐喻、启蒙意图到文学创作的关联中,以"WHY"探讨"HOW"的研究方法,重读、细读《故事新编》文本,从中概括出鲁迅"立人"启蒙思想之"如何(HOW)",显现其隐喻特点。在这个维度上,本文不仅仅只是对于《故事新编》的题材"神话""传说""史实"与"启蒙"的一体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审视,亦是更深入和系统地对启蒙对象"新、旧障碍物"的一种深刻透视、把握和阐释。本文以鲁迅对神话、启蒙与文学之间关联性的倚重为基础和聚焦点,在第一、二章中,根据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两种时间设计,着力从"神话—启蒙"与"神话思维"两种思维结构的维度,来深入探讨鲁迅如何将"立人"的启蒙思想有机地渗透到《故事新编》中,特别是渗透到他对"新、旧障碍物"的神话隐喻结构中。具体而言,鲁迅一方面通过"神话——启蒙"思维结构来重构启蒙"新、旧障碍物"的形象系统,深入其中探讨"古今共时"情景、情节的融合、"新旧"结构的设置以及"奴性"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塑造;另一方面鲁迅则通过神话思维的有关"原逻辑" "互渗律""万物有灵"等认识观念的运用,对启蒙"新旧障碍物"进行神话隐喻,本文对"古人与今人" "历史与现实""神话与历史""中国与西方"等具有"二元对立"结构的形象系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深刻地阐释了对立的两者是如何相互结合、相互转化、融为一体,以及"新旧"形象系统的神话隐喻和寓意。在第叁章中,本文认为,鲁迅在对启蒙"新、旧障碍物"的认识和审视之中,最大限度地展示"个体"精神的转变及其与"神话——启蒙"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论文阐释了鲁迅以"新旧""奴性"形象为主而展开的"奴才相"形象系统和"奴性"的社会"副产物(封建等级和传统思想)"形象的神话隐喻和寓意。根据"神话——启蒙"循环的思维过程,鲁迅对启蒙"新、旧障碍物"的认识和审视,是按照"个体精神"的原型、转变、变异等变化,设计了与"奴性""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儒·道·墨'传统思想"的对照,进而系统且深入地阐述了"奴性"互渗律的必然性,从中展示出他对"封建等级"和"'儒·道·墨'传统思想"的"原逻辑"思维的透视和批判。在第四章中,本文认为,在"神话——启蒙"循环的过程中,根据主体和客体含混不分的心理阶段的特点,以及基于"个体""主奴"的"自我意识"和"欲望"之间的悖论,鲁迅展开了对古今共时的"奴才"——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的"个体"精神异化现象的探讨。这是一种对启蒙"新障碍物"的"神话——启蒙"理路的寓意,也是一种对"个体"精神变异的神话隐喻。本文注重从"个体"——知识分子和农民两种形象的多重"奴性"含义中来进行分析论述,由此探讨鲁迅对其内在凶残的精神病根及其寓意的表现。在这一章具体考察了鲁迅对"新奴才"与"旧奴隶"之间精神连接结构的认知,阐述了他对知识分子和农民具有"主奴"双重性形象及其"个体"的"自我意识"的启蒙寓意和隐喻。在第五章,本文则重点分析了鲁迅突破"新、旧障碍物"的新思维的特点。总而言之,本文深入研究了《故事新编》的启蒙神话隐喻和寓意,探讨了鲁迅"神话思维"的运思、隐喻、寓意,其与"神话——启蒙"循环中的"个体" "自我意识"的关联,以及其与"立人"启蒙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对此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一体性的研究,揭示出鲁迅启蒙思想中对"新、旧障碍物"的审视和思考,以及如何有意识地渗透在《故事新编》的创作构想之中,从中展示出他提倡"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的独特性及其进行神话隐喻和寓意的艺术创作的新尝试。
阮瑞[5]2015年在《先秦时期管理心理思想论述》文中提出先秦时期是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分别产生了儒家、法家、墨家、兵家以及道家等等。本文主要对这些学术的管理心理思想进行一定的梳理,并进行总结和反思。以便能够对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有所借鉴。因此本文从管理和心理两个角度来阐述先秦文化的大家思想。
黎钰林[6]2016年在《墨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现代企业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管理,尊重人才,知人善任,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实现人的价值,进而达到实现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目的。墨家在其治国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如"兼相爱、别相恶"、"尚贤事能"、"尚同一义"、"听言执行察能"、"分科论教、量才而教"及"善人赏、暴人罚"等,尽管时间久远,但对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依然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张月娥[7]2012年在《墨家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着名的思想家，由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曾经是先秦时期与儒学齐名的显学。如果我们要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中寻找一种与和谐社会很类似的思想，那一定是两千多年以前的墨家思想。墨家和谐思想是以兼爱为核心，以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尊天、事鬼、非命为内容，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的的思想体系。本文所说的墨家和谐思想也主要是指这部分内容。墨家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众侵寡”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的奢侈逸乐，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执政；而人民与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发扬兼爱，实行义政等等。墨家思想曾在战国时期一度盛行。墨家和谐思想不仅在古代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现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吸取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了墨家和谐思想的渊源、发展脉络及主要内容，并揭示其所蕴含的当代价值。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墨家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问题源起、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以及文章创新点来做概述。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墨家和谐思想的历史背景。墨家和谐思想在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其地域条件、时代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影响。第叁部分主要探讨了墨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兼爱为基础，阐述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及自然观思想。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墨家和谐思想的历史地位。本文以秦汉时期为界限，阐述其秦汉之前和秦汉之后的历史影响。第五部分在借鉴其历史影响的基础上延伸了墨家和谐思想在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及和谐世界的构建四个方面的当代价值。
徐菲菲[8]2017年在《个人价值观、领导风格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幸福管理是一种基于幸福人假设的管理模式与方法情绪,其本质是努力挖掘人们的创造潜能与积极工作情绪,以达到利益相关者获得最多幸福的目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始终在不断地探讨与追求幸福人生,不断地研究幸福的来源以及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对于企业而言,应当秉持怎样的幸福管理思想、如何实施具体管理措施以提高员工幸福感,一直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究与分析的重大课题。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群星璀璨的思想文化局面,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幸福概念,但各家各派的思想中均包含着对幸福的理解,从而为幸福管理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当今幸福管理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追本溯源,从先秦主要思想家的着作中得到有关幸福的思想启示,从先秦各大家关于幸福的阐述中汲取关于幸福的解释因素,并联系到我们当今的企业幸福管理实践,达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研究目的,从而为我国企业有效实施幸福管理提出基于传统优秀幸福文化思想的管理策略。本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法,全面、系统地对先秦诸子幸福管理思想进行研读,并对其内容进行提炼与归纳,得出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个人层面与组织层面的关键因素。先秦儒家思想,在个人层面,主要指出个人应当不断地完善自己、获得他人的尊重,认为只有个人境界得到不断提升,才能受到更多人的敬重与支持,才能获得更多的力量与资源,不断地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更多的幸福;在组织层面,主要指出君王应当实施仁政,以民为本,同时努力教化民众,而非实施严苛的法令;先秦道家思想,在个人层面,认为个人的幸福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独立与自由,只要个人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祥和,无所相争,不受到世间繁杂的万事万物的阻挠与困扰,就能够获得最纯真、最自然的幸福;在组织层面,主要提倡无为而治,顺道自然,任何的管理干预都会减少民众幸福,所以君王应当既不关怀民众也不实施法令。先秦法家思想,在个人层面,指出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致使其幸福的来源主要为获得功名利禄,个人只要能够获得私利,建功立业,那么就会产生幸福感;在组织层面,主要认为君王只有施行严刑竣罚才能够治理好国家,使民众远离刑罚,感受幸福,依法治国是其思想核心,并且法令是唯一的治理国家的有效工具。先秦墨家思想,在个人层面,重点强调个人应当自尊、自爱、自强,积极向上而非相信宿命论、将一切归因于天命,如此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在组织层面,认为君王统治应当效法于天、一同天下之义,并且让天下民众懂得相亲相爱、互帮互助,如此才能为百姓创造幸福安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所提炼的幸福管理关键影响因素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最终得出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个人价值观中,儒家的被他人尊重、道家的独立与自由、法家的成就感、墨家的自尊自强均与员工幸福感有正相关关系;独立与自由、自尊自强比被他人尊重、成就感因素显示出与员工幸福感更显着的相关性。领导风格中,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的领导风格均与员工幸福感存在相关关系;儒家、法家领导风格下,关怀与结构维度对员工幸福感的作用程度相近,作用方向相反。道家领导风格下,关怀与结构维度作用程度相近,且作用方向相同。墨家领导风格下,关怀维度的正向影响远远大于结构维度的负向影响。本文认为,从个人层面出发,企业应当积极培养员工享受独立与自由、自尊自强、追求自身成就与他人尊重的个人价值观。从组织层面出发,企业应当首先明确自己的领导风格类型,再分别根据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不同领导风格下关怀与结构维度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方向,制定并实施契合企业管理实际的政策。
杨晓伟[9]2012年在《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初叶的中国,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新的秩序没有有效建立起来。传统的权威崩溃,新的权威,无论是思想权威还是政治权威,都是处在一种混沌状态。这种破碎化的思想状态和社会组织形态给各种学说、思想都提供了展示的机会。传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儒家思想独大的思想格局,由于对付不了外来民族强力的文明入侵,而遭到知识精英的猛烈批判逐渐被边缘化,整个近代中国的思想格局重新洗牌,各种舶来的西方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传统中处于文化结构边缘地带的侠文化、墨学也一反常态地被人们放到了关注的显赫位置。改造、改良甚至革命成为思想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超稳定结构”遭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在鲶鱼效应中持续地发酵,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中国近代社会也相应地处于一种动荡变化的曲线所构成的秩序状态中,“变”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各派政治势力提出了各自的救国主张,青年是这些学说和主义争夺的重点目标群。为了追求上进,很多进步青年也自主组建了许多学术性的社团组织,当时比较着名的有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学生社等。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上述诱发因素外,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近代影响渐趋衰弱是又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文明的传播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缺陷,但是,它给近代知识精英所造成的好印象,在工业文明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炮火中被严重地打了折扣。他们中的很多人认识到,西方文明也不是一剂救世良方,人类文明的出路在哪里,世界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成为了时代主题。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岳麓山下、湘江之畔的一群湖南青年身上,新民学会正是他们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学术社团性质的组织,追求中国与世界的改造是他们道德理想主义的内生性因素。他们曾经一度被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所捕获,被单纯高尚的理想主义所感召,致力于寻找新世界与新生活,追求个人的进步和整个人类的进步。为此,他们从古今中外的书本中,从精神导师们的教导中,更是从躬身亲为的新生活试验中去寻找、构建心目中的理想国。然而,这些带有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试验被现实无情地一一击碎。他们没有沉沦于消极,而是根据实际,认真反思自己从各种渠道得到的认识,及时做出了调整,继续上下求索,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心中的“大本大源”。正当他们迷茫彷徨时,俄国十月革命像刺破无边黑暗的一道闪电,把他们带出了洞穴。虽然这道闪电最终是在本土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照亮他们的行进路标的,同时又以民众社会运动的形式把他们带出思想迷茫状态的。如果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实给毛泽东、蔡和森这些青年提供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内生动力,那么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则是从外部给黑暗中摸索的他们指引航向、带来光明的灯塔。他们逐渐从“呼声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的道德主义倾向转变到十月革命的思路上来,这个转变过程是渐变中的突变,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呈现出“Z”字型的复杂发展轨迹。这是个充斥着模糊、过渡和泛信仰化等认知形态的阶段,也是一个责任、信心和信仰接受考验的阶段。浪漫色彩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落实起来,必须要面对冷冰冰的、残酷的政治现实,当毛泽东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观目标解构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而小有收获的时候,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只是意味着一条更艰险革命之旅的开端而已,这条道路后来的艰辛和艰险程度远远超过了十月革命。理论上发展的艰险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它没有讲到中国的湖南,因而不是拿来就可以直接比葫芦画瓢运用的,重要的是要领会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做的时候就不能忘记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乡土社会的中国特点,这种国情不仅体现在儒家、墨家等思想传统中,而且这种结构也涵盖了近代中国的残酷现实。那么,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视野必然会聚焦在为了生活所迫不能照旧活下去的中国底层民众身上。惟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这颗真理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和结果。更为复杂的是,作为一种主要诞生于欧洲的学说,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变量,嵌入中国近代变动的社会结构中,它必然会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内生性因素,以及早一步嵌入其中或者附在传统身上的西学形成一种张力的关系。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这种张力结构中诸因素的此消彼长。如何处理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叁者间的关系,必然成为困扰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的问题,新民学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遇到了这一难题。毛泽东等人意识到了中学与西学都有不足之处,因而都需要改造。毛泽东的这种思路在新民学会中得到认同与贯彻,这种开放的学习观摈弃了中体西用的文化保守主义,也拒绝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混合理论结构中的紧张关系,为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做了必要过渡,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一定的思想铺垫。作为从道德理想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发展个案,新民学会会员向我们展示出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的规律雏形：一种连续性原则在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和之后这段时间内所扮演的角色。但这种原则不是被抽象地提取出来依然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是镶嵌在理论与历史互动、结合过程中起作用的。这个结合过程最典型的话语莫过于毛泽东“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这句着名的话了,正是根据变动着的实际情况,经过对认识的不断调整,他们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正确的解释,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终生信仰。若干年后,这句话所抽象出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新民学会的发展轨迹昭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义者的成长路径在于,不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参悟文本、突破本文,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在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使用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提供的文本参照。因为没有这种本文的参照,就无法与实践形成历史的互动,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生成。就上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具体应用的历史进程来讲,这种规律并非是新民学会狭隘的地域性经验,而是一般性结论,具有模式的性质和可复制的价值。但新民学会在中国近代进步社团中脱颖而出,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必然有一些优秀特质,正是这些特质把它与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表现欠佳的有些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区别开来。这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要归因于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学会发起者的独特个人意志力,这就要更进一步考察围绕他们学习与成长的微观学术与政治环境,诸如湖南一师与杨昌济等一批“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精神导师对他们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所施加的深刻影响。就这些因素来讲,新民学会的道路属于不可复制的特殊个案。新民学会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它的创建人就立意高远：社团的结合不单单是感情的结合,更是主义与信仰的结合,从追求个人和团体进步逐渐升华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并且,他们把改造的着力点放在团体基础上,这就蕴含了联合起来的力量大于原子化的个人力量的前提预设,这种思路在市民运动、民众的大联合和工人罢工运动、学生罢课运动和农民运动中一次次地得到证实与强化,给毛泽东后来群众路线思想的酝酿成熟提供了充足的本土证据,也为外国人蔑视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提供了可行性实证材料。因此,他有十足的理由说服自己和战友们笃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而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构建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核心价值观。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逻辑,清楚显示了这样一种事实：新民学会会员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道路之前,曾经信仰过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曾经做了多种非暴力革命的尝试。并且,这种信仰和尝试是他们全身心投入的、真诚的、热烈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向上精神。然而,历史无情地宣判了这种尝试失败命运的必然性。新民学会的发展道路再次回应学术界“告别革命”论以历史虚无主义解读历史的逻辑：革命不是人为制造的,它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并非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向警予他们深入底层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信息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进程不正是最好的救亡与启蒙并举的历史事实么?作为我国在苏俄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注重吸收新青年,致力于新学术,投身于社会运动,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它不但在理论方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欧洲新路径,扮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湖南的主要传播者角色,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囿于纯学术的方式,而是体现了一种践行的旨趣,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践尝试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作了重要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湖南党组织的前身。它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乃至全国的进一步传播及中国化做了重要的、奠基性的工作。同时,它也为毛泽东、蔡和森等青年提供了成长的重要社会平台,一代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领袖正是在这一团体向上的氛围、严格的规范、“力行”的实践品格和无畏的革命精神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鉴于以上分析,新民学会在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作为极具研究价值的典型个案,它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历史印记。把这一研究主题置入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历史长河中来参照,凸显其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一般性历史经验与特殊性历史经验。进而深入研究这一对象,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史研究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可以回应现实,探讨其对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彰显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要意义和生命力所在。论文拟从道德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变的视角切入对新民学会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中的个案分析。论文正文由六章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了新民学会生长于斯的时代背景与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共分为二节。第一节主要论述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新民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客观可能性。一方面是黑暗的政治现实、国民道德状况为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改造哲学与伦理学,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时代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形成的以政治权威破碎化为特征的军阀割据局面,客观上形成了社团这种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新公共空间；并且,新的政治和文化权威的缺位,客观上给各种学说涌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对于新民学会会员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学说,在比较、甄别和论战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第二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追求进步的道德理想主义理念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设了主观条件。第二章是论文的重点,也是难点,共分为叁节。主要论述了新民学会会员的中西文化观以及对中西文化资源的价值萃取,为他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必要的价值铺垫与文化缓冲。第一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萃取。这些传统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对儒家大同理想的向往；对墨家“兼爱”思想的汲取,对侠文化的扬弃和对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第二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对西学东渐进程中西方思想资源的萃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法国大革命对毛泽东早期革命观的影响；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中国化从“科学”维度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叁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劳心与劳力相结合的工读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作为“西方的反西方主义”,马克思主义脱离不开西方的文化环境和土壤。很难想象,新民学会会员在没有一点西学知识的背景下能够直接从中国本土文化180度大转弯,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建立起对它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西方文化及之前的西方文化的学习,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必要的文化过渡与思想背景铺垫。科学思潮的滥觞也使马克思主义戴上了科学的桂冠,使“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成为一种客观必然性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第叁节论述蔡和森、毛泽东辩证的中西文化观,为他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中西文化并改造之,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第叁章主要论述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这两个历史大事件对新民学会发展的影响。五四运动使知识阶层看到了民众觉醒的力量。可以说,这一事件与新民学会发展的转型有直接联系。本章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五四运动对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路径、传播内容的性质、传播内容的形态都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第二节论述五四运动对新民学会思想和行动两方面的影响,共分两节：一是在思想上,他们向着马克思主义迅速奔跑；是在行动上投身现实社会运动。正是五四运动打开了北洋军阀封锁的十月革命信息的闸门,十月革命的革命理念带着五四青年火一样的激情得以传播到全国范围,也进入了新民学会诸人的视野,引发了他们思想的剧烈骚动和走向社会实际运动的外化行为。第四章主要是论述新民学会会员由道德理想主义向政治现实主义的过渡阶段。从道德理想到政治现实的过渡,首先就要直面在改造中国与世界进程中敌强我弱的政治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共分为二节：第一节是从无政府主义到政治改良主义的转变：其一是从道德试验到政治实践；其二是对“强权”地位合理性认识的初露端倪；第二节是从实际出发,唤醒民众。主要从两方面来论述：一是直面政治意识缺乏的现实,唤醒沉睡中的民众；二是直面敌强我弱的现实,注意斗争策略和方法。第五章“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深层逻辑”是论文最重要的部分,共分为二节,第一节是以毛泽东为个案来论述新民学会从圣贤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深层逻辑转换,主要从四方面来讲：一是“通变”的思维方式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溯源；二是毛泽东意识到“吃饭的问题最大”后,从道德至上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叁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早期进程；四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的引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影响。第二节主要以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为例来概括新民学会会员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共同规律,主要有叁条基本规律：一是从科学的“真”与道德的“善”相结合的价值认识路径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二是在与各种思想论战的思想理论斗争路径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从现实社会斗争的社会实践路径中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第六章主要论述新民学会作为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革命领袖和进步青年成长的平台所具有的主要功能、呈现的基本结构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主要分为二节。第一节论述新民学会是青年成长的社会平台,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一是新民学会的结构、功能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系；二是新民学会的理性分工与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新局面的开拓。第二节主要论述新民学会从学术性社团到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转型。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一是从可能性维度来讲,新民学会的性质、宗旨、组织、运行机制与现代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原则、宗旨、党内运行机制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使其具备了向列宁式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转变的基本条件；二是从必要性维度来讲,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逻辑上必然要导致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最后是结语部分,回顾新民学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概括全文,并回应现实,指出道德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从而再次点明主题、升华主题。总之,本文的思路浓缩之后就是：第一章讲的是新民学会会员转变的历史条件；第二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文化背景；第叁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外部条件；第四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实践基础；第五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第六章讲的是这一转变的组织平台。
滕飞[10]2015年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幸福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其不仅仅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它涉及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体的总体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理想状态,也是当代中国梦的价值旨归,其反映着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程度,也反映着个体精神上的快乐和情绪,蕴含着深刻的价值观。当前我国公民的幸福观在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趋于多元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使得幸福观及幸福观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个体有关幸福的道德认知、财富观念、生活方式与审美情操等各个方面对国民的精神生活质量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理性审视当前公民的幸福观状况并对其进行合理培养成为了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自从我国幸福观教育开展以来,存在着重视程度偏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理论深度及专业程度较弱、幸福观教育内容话语脱离现实生活世界、教育途径与方法单一等弱点,思想政治教育中幸福观教育的缺位导致了当前公民消极化的幸福观取向,幸福观教育正是以个体正确的幸福认知培育为目的的教育,它所培养的是能够创造幸福、发现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社会个人。幸福不仅仅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同时也是教育追求的终极价值,当代幸福观教育应当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使幸福观教育造福于个体和社会,用积极、科学的幸福观指导人生才有利于个体幸福生活与社会和谐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话语内容,以实现个体与社会幸福感受的实现为目标和教育效果的评价标准,对公民进行树立正确幸福认知的教育,培育当代公民感知幸福、体验幸福、把握幸福、创造幸福的认知水平、实践能力与心理状态的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根本要旨就在于通过自由自主的劳动来创造幸福,并且个人幸福只有在对集体与社会的劳动与奉献中才能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向度,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的实现,其摒除了禁欲主义、享乐主义、自然主义、宗教主义幸福观的缺陷,把人类对幸福追求的梦想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其作为一项具有层次性的理论内容,包括了政治意涵、生命承载、财富维度、道德对话、生态建构、审美旨向等方面,是包含了多维度的生活方式和系统生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不仅是科学的、积极的幸福观,也是对近代消极幸福观的理论扬弃,是实现当代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来源,有着极大的科学性、合理性与现实性,必将成为当代幸福观教育最重要、最科学的内容话语和理论根基。积极心理学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西方心理学研究界兴起的一种新的心理学研究思潮与运动,它改变了科学主义心理学过分关注心理问题的失衡状态,其关注人类积极与美好品性、激发潜在的积极能量、关注个人的正向、最终使人类走向幸福生活的研究视角和价值理念与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有着内在的契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是当代幸福观教育的时代诉求。在教育理念上,积极心理学启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实现从问题到优势、从规训到关爱的价值转换；在教育方法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实现从文本到现实、从概念到情感、从叙事到感染等叁个方面的方法论转向；在教育途径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从强化积极情绪、培育积极人格、建构积极制度、优化教育场域、设置幸福观教育课程、促进认知神经科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等方面入手,以切实提升当前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有效性；在效果评价上,积极心理学启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应当以幸福感受的发生为其效果实现的载体,并且借鉴幸福指数和幸福感测量量表作为量化幸福观教育效果和评价的方法。将积极心理学理念与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之中,脱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问题与矫治的消极教育手段与范式,真正让教育对象在幸福观教育中获得幸福的心理体验和感受,能够夯实教育对象的心理资本,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实效性,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出路。本研究以幸福观教育为主题,同时融合哲学视域中的幸福观、心理学视域中的幸福感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幸福观教育的问题域、理论视野、分析思维和概念工具等,从多学科多角度入手来具体展开幸福观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现状探讨、价值生成与理论资源、教育的话语内容、教育路径的选择、教育效果评价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积极的幸福观作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话语内容,并且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作为包括多重维度的系统性价值理论进行分析,全面阐释幸福观教育的理论内涵；厘清了幸福观与幸福感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幸福感作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目标和其效果评价的载体,借鉴当代积极心理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整合来提出提升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有效性的实践路径,同时借鉴当代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马克思足以幸福观教育效果实现的载体及其量化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的效果评价提供了分析工具。
参考文献：
[1]. 墨家管理心理思想研究[D]. 夏金华. 苏州大学.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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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墨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J]. 黎钰林.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6
[7]. 墨家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问题研究[D]. 张月娥.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8]. 个人价值观、领导风格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研究[D]. 徐菲菲. 浙江财经大学. 2017
[9]. 从道德理想主义到政治现实主义[D]. 杨晓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10].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研究[D]. 滕飞. 东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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