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商业伦理及其现代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伦理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伦理精神来推动和支撑的思想， 在西方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国民商业伦理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也起了较大的 作用，本文讨论了日本现代商业伦理的形成及其在日本社会变革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历史 意义。
日本比邻中国，辉煌的汉文明滋养了日本古代文化，近代的欧风美雨又浸染出日本的现代 文 明；作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的现代性又兼有东西方文明。故对日本现代 性的研究，不仅是西方学者感兴趣的课题，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奋斗的中国学者所关注的。 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传统社会内部巨大的精神 文化创新是难以自身完成现代化进程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新 教伦理、精神力量和精神境界的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寻求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精神文 化渊源。韦伯认为新教徒的职业伦理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契合，在一 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新教徒职业伦理的产物。日本虽然非基督教国度，但它在近 代产生的商业伦理、职业观念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推波助澜，浇注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商 业伦理基础，是日本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现代商业伦理、职业观念形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1600-1867年）。一般对日本 现代化进程的考察都着眼于明治维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从东方全体来看，日本维新的 成功的确是有色人种觉悟的起点，是东方民族复兴的起点。”[1]但是明治维新的发生和成 功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研究日本现代精神文化的视线不能离开德川时代。德川时代商品 经济成长，文化思想活跃，人口大幅度增长，是日本的“文艺复兴”[2]时期。这一时期诞 生了两位具有超前意识的思想家一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他们把佛教和儒教引申到包括商业 在内的各行各业，改变了传统社会重农轻商、蔑视商人的价值取向，建立了适应日本近代社 会 变革需要的商业伦理和新的职业观念，塑造了近现代日本人的精神品格；他们的思想演变为 日本民族创造价值的原始精神动力，促成了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从铃木正三到石田梅岩形 成的商业伦理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任何职业皆为佛行
铃木正三（1579—1655年）出生于武士家庭，中年曾切腹自杀，同年出家成为一个不拘一格 的 禅宗教徒，他始终关心政治和社会并“欲以佛法治世”，产生了“禅宗社会伦理”的设想， 提出了人们应该怎样生活的具体方法。因此，他的影响超出了禅房告诫修行的世界，波及到 日本整个社会。铃木正三首先把各种谋生手段都视为高尚的行为，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佛行 ，不分职业贵贱，否定了日本封建社会“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 ，劳心者上，劳力者下，劳心者广志大而虑远，农以下劳力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 ，大者乱矣。”[3]的等级观念，为不同职业的人争取平等的生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他对不 同职业的人，从其职业的特点进行劝说诱导，为此著有问答式的《四民日用》，四民即武士 、农人、匠人和商人。铃木正三指出：“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 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必信其所事之业皆于世界有所益。”[4]同时他还将“立地成佛”引 入日常的职业中，指出：“身得闲暇之时，烦恼徒增；事艰苦之业而劳其心之时，烦恼皆无 。如此，则四时皆可为佛行，农人又何必求其佛行哉。”[5]他所谓的成佛是指谨从“心之 佛”去生活，勤于佛事。但一般的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日常劳作的艰辛使人们不能像 职业僧徒那样修行。铃木正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世俗的日常劳动就是修行的主张 ，使禅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入社会的各行各业，如农民种田是造福于世的佛行，工匠制造人们 所需要的东西也是佛的德行，商人的“买卖之业，乃天道所授，国家当如此致力于国中之自 由。”[6]他把买卖和流通作为自由的基础，这样的思想对十六世纪的禅宗教徒来说是相当 前卫的。正三成佛的原则是“在于其心而非在于其业”，他回答商人乞求成佛之道时说：“ 守正直之旨而事买卖之业，如火之烘物使其干燥，如水之流动自上而下，天恩必成其业，万 事必遂其愿。”[7]即商业本身不是目的，关键在于是否把它作为佛教之行善来尽心尽业。 因为前提条件是以善为目的的，所以肯定了作为修行结果的利润，承认经商“必先致力于增 大其利”；但是经商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为了追求利润，所以他告诫商人除了守正直之道外 ，还要“耻于徒为大富，终成真挚之向佛之心，于行走坐卧之间达乎禅定。”[8]这种把世 俗的工作视为修行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诚如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新教徒的职业观一样：“资 本主义的职业概念所包含的精神肯定了人们日常世俗生活的伦理意义，是因为这种职业观念 使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具有了宗教意义。”[9]日本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仕事だか ら（因为是工作），言外之意就是工作即为行善修行，至高无上，没有什么条件可讲。这种宗 教情结深远地影响了日本人的职业观念，在老一代日本人那里，工作不单纯是经济行为，他 们相信“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禅的修行，所以不少人星期六理所 当然地去上班，即使没有报酬也要工作。
二、勤奋认真乃自我人格的完善
石田梅岩（1685—1744年）继承了铃木正三的思想，也把日常的工作视为修行，同时更具体 地提出了认真勤奋地工作就是修行，就是人格的完善；对不尽职守责的人他给予了严厉的指 责：“不知职业者，劣于禽兽矣。犬会看门，鸡会报时。……若如商人不知其职，则会将 所继先祖之家业毁于一旦。”[10]石田梅岩特别强调尽忠守职，并把它作为衡量人格的标准 ，他本人一生忠于自己的职守，认真、勤奋，开办了“心学”讲习所，一心传播佛教禅宗和 朱子学说，最终由其后学的努力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普及性的“石门心学”运动，使石门心 学成了市民的哲学思想。
石门心学以求得自身的善之本性为目的，极力主张在勤奋认真的工作中寻找自己的本性， 完善自我，它经过石门心学弟子旷日持久地宣传普及，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即便不考虑生产性 、经济性，也要认真勤奋工作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一职业信念和人生价值观，建立了日本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伦理秩序，使日本社会的整体精神结构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和经营方式。涩泽荣一是日本现代著名的企业家，他把铃木和梅岩的商业道德思想应用于 企业管理，认为正直的企业家不应将利润视为首要目的，只有把国家和公司的利益放在心上 ，才能成功。日本某一个大的机电公司的上层人士曾回忆自己的工作说：“在我一生中，不 曾有过一次追求利润，仅仅是为了社会和人而致力于供应像自来水那样便宜的电机产品。” [11]日本的工业产品向来有“品质过剩”的评价，不仅仅是电器工业产品的质量饮誉全球， 就是那些非常便宜的小商品也做工精细讲究，服务行业更是无可挑剔。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 表明：我的工作是自我完善，因此，在人们注意不到的细小之处我也认真地做，丝毫不马虎 ；以此证明我是一个勤劳的、人格高尚的人。充满自信的日本推销员好像朝圣的教徒一样虔 诚地推销日本商品，与新教徒尽“天职”的献身精神有着共同的宗教色彩：“上帝允许的惟 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 地位赋予他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他的天职。”[12]
三、节俭乃正直之心
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节俭作为一种美德理归入了自身的道德意识之中，以满足资 本主义新经济发展对个人伦理素质的要求。新教伦理竭力鼓吹教徒听从上帝的召唤，尽最大 的力量去追求财富；但取得财富的目的不是贪图物质的享受，而是为上帝而劳动致富，那种 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而致富是罪孽的。所以作为一个新教徒既要把勤劳致富奉为天职，又要 节 制欲望，限制消费。如果说石田梅岩是缔造现代日本的思想家的话，那么他的独创性是把节 俭移植到了新的商业信念中，创立了适合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商人伦理学。他所处的时代， 商人已结成颇具实力的经营实体，但是仍然没有社会地位，被视为士农工商等级中的低等。 小商人出身的石田梅岩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强烈地感受到商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非常 关心本阶层的利益，他援用孟子“道”的概念，力争商人平等的社会地位，指出：“商人之 道岂异于士农工之道哉？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士农工商皆为天属，而天无二道。”[13] 石田梅岩认为商人的职业和武士的职业不同，但在道义上是没有差别的，都通节俭一理。他 说：“所谓节俭，并无他意，乃归人生来具有之正直之途也。”[14]这里的节俭既是行为的 ，又是一种抽象的道德伦理概念。把节俭与性善的美德相提并论，使它成为最高的伦理准则 ，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人性本质的善恶是石田梅岩商人伦理学的特点。另外石田梅岩还把武士 伦理作为商人伦理的楷模，认为对君主不忠却拿君主俸禄的武士称不上是真正的武士；商人 对买者不诚实，也不算是真正的商人。梅岩把商人比作武士，把利润等同为武士的俸禄，给 予了商人的职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赋予了伦理的合理性，使商人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的行 动和财产，摆脱封建经济及伦理的羁绊。他要求商人以“节俭为第一要义，往日开支为一贯 ，今当以七百钱维持之；往日盈利为一贯，今当已九百钱代替之。”[15]也就是说，商人应 节约30%的开支，减少10%的利润，不能有丝毫的贪欲，一心为消费者服务，在节俭中体验人 格上的精神安慰。石田梅岩所倡导的节俭近乎于新教徒的禁欲主义，即通过禁欲克制利己私 心和欲望，与此相对立的奢侈浪费变成了一种罪恶，为社会公德伦理所不允许。
承认现世劳动的生命意义又强调节俭禁欲的商业伦理，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它从终极关怀 的高度压抑着商人追求利润的贪欲，有效地遏止了社会盲目追求金钱所带来的道德沦丧，约 束着商品市场的经济行为，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健康的发展；同时又降低了消费水平，特 别是奢侈品的消费，从而强制性地将资金转变为对社会合理的投资，使获利冲动服从于社会 经济的发展，并使利润合理化。这样，就使得对财富的追求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被传统 道德伦理所鄙弃的经商营利也取得了宗教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认可，构成理性化的市场经济秩 序 。石田梅岩的商人伦理学为明治维新时，武士转变成企业家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这种商人 伦理感召、教化了日本无数的中、小贸易商和制造商；日本商人所厉行的节俭作为一种行善 之道，含有极为明显的宗教性，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日本式经营”。同时德川时代、明治时 代以及近现代日本官方尤其强调勤俭节约的治国方针，致使石门心学的节俭思想演绎成社会 风气，渗透在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之中，化为近现代日本民族的人格力量，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日本著名学者森岛通夫说：“如果日本人没有把节俭作为自己的信 念（这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近代资本主义也肯定不会在日本取得成功。”[1 6]
马克斯·韦伯认为要建立一个充满理性的、有秩序的社会，首先要有精神的秩序，然后才 有政治与法律的秩序，有了政治与法律的秩序，才能有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从这一意义上 说 ，明治维新建构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是日本迈向现代化制度的起 点，而德川时代的商业伦理思想则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精神起点，它在意识形态的深处革新 了 日本人的商业、职业价值观，打造出日本人的商业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为日本资本主义自 由 、迅速地发展，提供了社会伦理秩序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