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独特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王国杰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
[摘 要] 安徽大别山独特的红色家风，是由革命者童年生活磨炼、优秀革命文化和大别山家风传统三方面融合而成，内容主要包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情操和重情义而又公私分明。大别山红色家风教育方法有率先垂范、防微杜渐和思想教育。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研究和宣传，能够扩大安徽红色文化影响，为领导干部提供家庭教育的典范，有助于抵制不良社会风气。
[关键词] 大别山；红色家风；革命文化；家训；无产阶级道德情操
安徽的大别山地区是革命老区中的革命老区。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早，在1920年就建立了“中国革命小组”。这里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在这里开创的豫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鄂东北革命根据地合并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这里也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策源地，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根据地共组建了150支红军队伍，其中安徽的大别山地区就组建了15支。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扭转了解放战争的局势，使得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1]。革命在安徽大别山地区扎根早、扎根深，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的许多著名将领，主要包括洪学智、皮定均、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曾绍山、于侠、王远芬、邬兰亭、李国厚、汪少川、张贻祥、陈祥、胡继成、戚先初、董洪国、詹大南、刘述刚、李开文、汪荣华、陈一新、陈瑞先、林月琴、周光、张泰升、骆斌、夏德义、梅少卿、曾昭敏、陈崇礼、窦尚初等，他们不仅战功赫赫，还留下了许多优良的红色家风，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大别山红色家风的文化源泉
(一)童年穷困生活的磨炼
安徽大别山区的革命者大都出身于贫苦家庭，深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由此自小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主动要求走革命道路。例如洪学智幼年住在租来的草房子里，家中只有两亩贫瘠的山坡地，3岁丧母，靠父亲裱糊字画、烧制木炭、编手工艺品等辛苦养大；皮定均出生于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出生半年后父亲去世，3岁时母亲改嫁，他就跟着瞎眼爷爷讨饭生活；张贤约家也是租富人的两间草屋住，佃三亩地耕种，交完地租后只能勉强糊口，遇到年景不好连地租也交不起，只能借驴打滚的高利贷；陈先瑞家有五间土房，租佃土地来种，遇到好年景还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遇到灾年就只能吃地瓜干、野菜度日，为给母亲治病，家里还欠下了一大笔债；林维先一家九口人，租种两亩地，他从小就跟父亲去河里淘铁沙，挑到几十里之外的铁匠铺去卖，仍然不得温饱，有时也要靠借贷度日。其他革命者的家庭状况也与他们几个相差不大，一般都是在忍饥挨饿中成长，过早地承担了劳动重担。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反动统治的腐败，促使他们急切地想反抗黑暗的现实。童年的艰苦生活，养成了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磨练出他们的坚强意志。
更重要的是，革命者们在这种贫苦生活中成长起来，也在内心中培养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例如母亲就曾嘱咐皮定均：“有讨饭的来时要给人家饭吃，不要给人家吃了一半的剩碗底饭吃。”[2]皮定均牢记母亲的叮嘱，每次外出见到背着重物的群众，都会让驾驶员把群众捎上一程，遇到群众拉车上坡，也会和随行人员下车帮忙推车，把家里的服务人员都当成家人，教育孩子尊重他们。林维先也时常对孩子们说：“你们也是农民的后代，你们一定不能有任何优越感，不要认为可以享受到任何特权。”[3]35这些革命者在工作和生活中，从不把自己当特殊人看待，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与普通群众亲密无间，从生活细节中杜绝特权思想，全心全意实践为人民服务宗旨。
(二)优秀革命文化的锤炼
与其他革命老区相比，大别山革命老区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具有连续性。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它都有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存在，革命历史长，革命传播广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历经磨难，大别山的革命群众也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吓倒，创作出《八月桂花遍地开》等革命歌曲，依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大别山区的革命者，都是从普通士兵干起，经历过张国焘的错误“肃反”、长征和解放战争等艰苦考验，洪学智、皮定均、陈先瑞等人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历尽磨难之后，他们依然痴心不改，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坚决跟党走，相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这些革命者经历革命熔炉的锤炼，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接受优秀革命文化的教育，逐渐成长为具有崇高信仰、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战士。
(三)大别山地区的优秀家风传统。
在大别山区，很多家族都有自己的祠堂，它们也曾是革命时期革命者秘密集会和开展工作的地方。这些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谱，在家谱开篇载明家训，告诫子孙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些也融入了红色家风之中。例如六安鲍氏家训是慈孝仁信、敦睦谦和、尚智敬业、报国为民；六安陈氏家训是事亲必孝、待长必敬、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学文必功、习武必勤、治国必忠、治家必严、毋作非法而犯典刑。叶集台氏家训是敦孝悌、明礼义、知廉耻、健身体、崇工艺、求知识；叶集白氏家训是勤俭兆顺和、传家诗书道、忠正表千恭、治国基万忠；六安马头许氏家训是风清、仁里、和宗、睦族。在大别山区的这些家训中，普遍都强调了忠贞爱国、待人友好、勤俭礼义等，这些思想经过代代相传，已经在大别山区人民心中根深蒂固，成为大别山地区家风的重要部分。从大别山走出的革命者们，也深受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在家风中把这些优秀部分融入红色家风中，自觉践行传承下去。
二、大别山红色家风独特内涵
将不同期数据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获得土地利用的变化数据，生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运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14]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15]分析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情况。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可求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年变化率[16]，其公式为：
(一)继续保持艰苦朴素作风
历史上不乏有农民起义的例子，陈胜、李自成、太平天国等都使得统治阶级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们一有成就就忘乎所以，骄奢淫逸，脱离群众，因而又迅速败亡了。大别山区的革命者大多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环境熏陶和朴素的道德教育，继承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典型之一就是艰苦朴素的美德。洪学智的一床毛巾被传承了三代人，一床鸭绒被伴随十多年，一床皮褥子成了传家宝，一只柳条箱用了十七年，两双皮鞋穿了三十载；徐立清平时衣服不讲究，不抽烟不喝酒；曾绍山总是穿一身布装，偶尔穿军装也是工作需要，家里的袜子都是剪去袜底，然后缝上垫子，他当了军区政委之后，家里的物品，除了被褥之外，其他都是公家的东西，枕头里面都是旧衣服，在三年困难时期，身为高级干部的他也是天天吃水煮青菜。邬兰亭还在家中挂上艰苦朴素的宣传画教育子女，孩子的衣服都是几个人接着穿，直到补丁多到不能再穿为止。他不允许孩子挑食和浪费，米粒和馒头掉在桌上或地上，都要捡起来吃掉。于侠的儿子李新说：“父亲吃饭时，会把桌子擦干净。不管是谁，不论掉在桌子上的米粒还是菜，都要捡起来吃掉，否则不允许再吃饭。他一生都穿军装，在家里，父亲听到有水滴声就会去关上水龙头，也不会让没人的屋里亮着灯。”“我们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我们家最恨的就是贪污和浪费。”[3]58
身教重于言传，这是早已经过验证的道理。这些革命者并不是专门的教育家，但他们每天的行为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对子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树立了亲切鲜活地榜样。例如洪学智、皮定均、徐立清等人的勤俭节约，都深深影响了儿女，使得这种美德继续传承下去。还有革命者的好学之风，也深深影响了子女。大别山的革命者，都是出生在贫民家庭，文化程度非常低，但是他们懂得知识的可贵，在工作的间隙争分夺秒地刻苦学习。曾绍山文化程度不高，战争年代抓紧空闲时间学习，解放后更是经常利用整晚时间学习报告，争取背下来，女儿们深受父亲的好学态度感染，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刘述刚十七岁时还是文盲，他利用打仗间隙学习军事和文化知识，后来升任师长时，就能流利地口授电文、配置火力、谋划对策、发表演讲了，他的子女们也被他的经历感动，后来都成为了各领域的人才。
(二)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情操
革命者们在革命的熔炉里历练，经受优秀革命文化的教育，养成了优秀品格，又把这些带到家庭教育中，使得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红色印记。生在革命家庭的子女们，几乎都听父母讲过无数遍革命经历，都是在革命传统教育中长大的，大别山区革命者的家庭也不例外。周光就经常对儿子周世红说：“孩子，一个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没有灵魂，是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的。”[4]16因此，周世红从小就树立了高尚的道德情操，从小就在心中埋下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种子。除此之外，革命者们还适应革命教育的要求，把革命文化融入到家庭教育中。
他们教育孩子树立强烈的纪律意识。解放初期，城市里的粮食和油供应不足，有人悄悄从农村买豆油，周光严令家人不准去买，明确地说：“当领导干部的不能带头破坏国家的政策。”[4]17张泰升要求子女服从国家安排，并积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汪荣华和刘伯承元帅的女儿读中学时，学校规定住校生每个星期天早晨离校，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乌云密布，暴雨将至，同学们都回家了，女儿也回来了，刘伯承元帅说：“就剩你一个也不应该走，你知道吗？这是违反校规的事。平时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将来也不会是一个严守纪律的革命者。”[5]女儿冒着大雨返回学校。共产党一向注重纪律意识教育，著名的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广为传唱，深入人心，革命者们在革命斗争和教育中充分认识到了纪律的重要性，又把这种认识教给孩子们，这也是红色家风的独特之处。
大别山的革命者也有造福桑梓的意识。例如陈祥带领老家群众去学习板栗种植技术，学习西洋参技术，帮助建立西洋参试验田，协调专家为金寨发展竹子产业，为金寨建设天堂寨风景区操劳，支持在金寨建设铁路等，他的家也成了金寨干部群众到北京办事的接待点。詹大南为家乡捐款十万元，建了金寨县杨桥希望小学。但他们又都是绝对公私分明，不拿公家权力送人情，做到公私分明。徐立清为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订了三不准：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还制定了五过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陈祥对自己子女也是“约法三章”，他的外甥当兵复员，想让舅舅帮忙找工作，陈祥坚决拒绝了；林维先唯一的姐姐在旧社会受尽辛苦，解放后一直跟随他，当全军动员干部家属还乡，林维先带头响应，把姐姐送回老家。林维先夫人陈岩的弟弟在杭州治病，想把工作从安徽调到杭州，方便就医，被林维先和陈岩双双拒绝。大别山的革命者们是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他们的情意是对人民的情意，报恩也是报人民的恩，绝不是谋私利、讲私情。
他们把爱蕴藏在严格要求中，鼓励孩子主动去磨炼，而不是等靠要。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别山的革命者们普遍认为，对孩子的适当磨炼是必须的，温室里长不成栋梁之才。张贻祥的儿子张经高中毕业后，张贻祥曾建议他去西北放羊两年，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增强与普通民众的感情。张经在北京化工学院毕业时，学校有一批国防科委13研究院的分配名额，他也完全符合留京条件，但是张贻祥却把儿子分配到了山西西北部的20训练基地第五试验部，那是整个基地所属单位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后来20训练基地其他领导的子女串联起来去基地免费学习汽车驾驶等技能，张贻祥却让儿子去锅炉队义务劳动，参加固定班次，为部队每天烧锅炉。胡继成为了培养子女成长，把他们送进军营，到最偏远、最艰苦的基层部队去。他的子女都扛过枪、打过炮，修过坑道，挖过战壕，驻过海岛，守护过铁路，扛过水泥，挑过大粪，摔伤过腿，扭伤过腰。洪学智对子女的要求是爱在心头，严字当头；皮定均教育子女做事要注重细节，不放过一点小毛病小错误；于侠对孩子的教育原则是：用军队的光荣传统来教育，用军队的纪律来约束，用军队的使命来培养；戚先初教育孩子，路要自己走，不能靠父母。在他们看来，溺爱孩子反而是害了孩子，自小严格要求，才是培养孩子良好品德和习惯的正确途径，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对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他们教育孩子要自力更生，杜绝特权思想。中国古代强调家国同构，在政治上强调血缘关系，因而就出现了一些寄生的特权阶层，例如外戚、衙内、国宗等，民国时期政府中的裙带关系就非常泛滥。何廉回忆自己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时说：“我刚受任之初，真叫我不好过日子的行政院中盛行的裙带风。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但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6]大别山革命者们出身社会底层，抵制了封建特权思想的毒害，接受了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教育，严格要求子女杜绝特权思想。邬兰亭的孩子上小学四五年级开始，就学会了洗自己的衣服，打扫自己房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吃饭前端菜、盛饭、摆筷子，吃饭之后洗碗、擦桌子、扫地。陈瑞先经常对子女说：“要有出息，全得靠自己，自己不努力，什么也不会有！你不要指望有熟人帮助你，有上级关照你，有好运气，那都是靠不住的。”[3]135戚先初将军的老战友、老部下遍布各个兵种，但是他告诫子女，不能靠父母，路要自己走。大儿子参军时，妻子想让戚先初给大儿子打招呼当空军，但是他没同意，让大儿子在学校报名参军才是正常途径。小儿子戚陆军在北京卫戍区某连队当文书，当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和政委杨俊生都是戚先初的老战友，戚陆军服役期间从未在部队谈论过自己的父亲，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仅仅知道他出身军人家庭。特权思想是封建遗毒，至今尚存，而大别山的革命者们身居高位，不改本色，是阶级觉悟的典型体现。
他们教育孩子站在政治高度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别山的革命者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时刻把自己与人民联系到一起。于侠常说，日子好了，精神不能丢，时代变了，传统不能丢；邬兰亭要求子女不要怕脏不要怕累，为群众谋福利才是有价值的人生；詹大南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人民做事的，退休后为家乡捐款十万元建了金寨县杨桥希望小学，并坚决不要以自己名字命名；陈一新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一定要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生活才有动力，人生才有价值。他们是革命者，更是高尚的无产阶级战士，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三)重情重义而又公私分明，
大别山的革命者重情重义，夫妻感情深厚。解放初期，有些干部自以为飞黄腾达了，就有了换老婆的龌龊想法，而大别山的革命者们并不受这种坏风气影响，与曾患难的妻子愈加恩爱和睦。张贤约的夫人杨益华也是一位革命者，两人志同道合，在工作和生活中互相勉励进步；李国厚的老伴病重，他不离不弃，自己服侍照顾老伴，老伴也理解他，从无怨言；李开文革命多年，已经是厅级干部，由于思念分别多年的妻儿，拒绝优厚的职务，回老家去寻找妻儿，此时的妻子已经两度改嫁，两度丧夫，但李开文不计前嫌，多次去央求妻子破镜重圆，最终感动妻子，其事迹也感动了许多人。
选矿大数据的挖掘环节包括：破碎筛分系统、磨矿分级系统、选别系统、脱水系统、尾矿输送、尾矿库监测等。每个环节又包含了相应的设施设备，设备作业中对应的就是易耗材料、工作能耗、维修频率、作业效率以及具体的技术工艺参数等数据。因此，对生产过程中的数据挖掘越深入，数据越全面详细；而借助现代检测技术对信息捕捉越多，数据量就越大，规律性越明显，对于生产的分析掌握就越准确可靠。
三、大别山红色家风教育的方式方法
大别山的革命者，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家风内容，还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方法，正是内容与方法的有效结合，才使得红色家风得以完美传承下来。
(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除了生活节俭之外，革命者们还坚持平民作风，与群众亲密无间。解放之后，皮定均回老家，坚持要自己用扁担挑着儿子回去，不带警卫员随行，他把身边的服务人员当做家人，一起过年吃团圆饭，教育孩子尊重服务人员，以长辈之礼对待他们。抗战时期，王远芬与普通战士挖不到野菜充饥，就带人去山村买玉米核碾碎了吃，结果肚子发胀，解不了大便，当他得知发生饿死人的事件时，又带头节省口粮救济灾民。这些革命者们都是从普通群众中成长起来，知道群众最反感的就是官僚主义，所以，他们无论身居何位置，都自觉与群众同甘共苦，抵制官僚习气，牢记革命宗旨，做群众的服务员。
(二)小事入手，防微杜渐
大别山的革命者们，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保持着高度的党性修养，忠诚坚贞、牺牲奉献，这些都鲜明地体现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当代领导干部同样面临着许多诱惑和腐蚀，如何保持清正廉洁，自觉抵制住诱惑，可以从这些革命者身上寻找答案。
贫苦生活、革命文化和大别山地区家风三者的结合，塑造出了大别山区革命者独特的红色家风，这是大别山区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晓以大义，循循善诱，善做思想工作
徐立清、林维先、于侠、周光等都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在子女遇到困难而迷茫困惑的时候，他们会站在革命历史、党的宗旨和家境变迁等角度帮助子女疏通思想，提高觉悟认识，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1963年华北的洪水刚退，陈瑞先的儿子陈建国坐火车去呼和浩特等待分配工作，路途遥远，要三十六个小时才能到，有几位高级干部的子女在济南打电话给山东省委，要求派车接他们坐飞机去北京，陈瑞先听儿子说了之后很生气，开导儿子说：“你可千万不能学她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同群众同甘共苦。我们没有一丝一毫搞特殊化的理由。”[3]135林维先的女儿林鲁杰下乡当知青，曾因劳动辛苦而哭诉，林维先告诉她庄稼活里也有许多学问可以学习，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林鲁杰在父亲的开导下，树立了信心和勇气，很快融入了农村生活，被评为优秀知青代表，并坚持学习，后来做了医生。
四、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现实意义
大别山红色家风，是大别山独特的革命文化，对于它的研究和宣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红色基因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廉政文化建设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丰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内涵，扩大安徽红色文化影响
文化支撑历史，历史才更加丰满，信仰才更坚定。安徽大别山地区，不仅有辉煌的革命历史、优秀的革命文艺、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着独特的红色家风，它是大别山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别山的文化软实力。对于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研究，能够丰富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内涵，提高安徽红色文化的品质，从而与大别山革命历史相得益彰，扩大安徽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影响。
2.1 两组患者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患者的UmAlb、U-PRO、尿素氮、糖化血红蛋白、尿酸及肌酐的水平均低于A组，血清白蛋白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成为鲜活的教育素材，为当代领导干部树立榜样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许多革命者都是以这个标准来指导子女做事为人。在他们看来，事情无论大小，都是做人原则的体现之处，从小处入手，才能抓得更深入更触及灵魂。坚持在小事上讲原则，防微杜渐。洪学智最初制定了“三条原则”，后来规定了“八条铁令”，严格约束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皮定均坚持把福州军区送来的橘子转送给沙漠的官兵，自己掏钱给身边人员买橘子吃；陈一新的司机擅自去学校接孩子，被陈一新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抓住生活细节进行教育。张贤约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不让孩子有沾光意识，训练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王远芬由安阳军分区调到河南省军区时，警卫员在搬家时误把军分区的一只脸盆带了过去，他看到后非常生气，要警卫员捎回去，警卫员辩解说是小事，他坚决地说：“小事也应分得清，不要占公家一点便宜嘛。”[7]后来警卫员汇报已经把脸盆归还，他才安心了。
付江录是火箭农场友好社区的一名党员，一名个体工商户，在开办企业中，他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反对弄虚作假，倡导诚信做事，还教育员工不断提高思想修养。同时，他注重各民族团结。他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认真学习各项法律法规，增强了农场个体户的凝聚力、战斗力，扩大了火箭农场企业的影响力，开拓了火箭农场个体户工作新局面，得到了团党委、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认可。
(三)提供典型的家风建设案例，其教育方式方法可供借鉴
当前很多官员腐败正是从家风不正引发的。大别山的革命者们不仅是作战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手，他们培养出的子女，普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国家的人才，这些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都值得当代领导干部借鉴学习。
生活完全断了来源，叶之容也不急，他又当爹又当妈的二十多年了，这一下歇下来，他可安逸了。他天天穿着大汗衫，大裤衩，端着茶缸，摇着蒲扇在巷子里晃来晃去，跟刁德安下象棋、下军旗、下围棋，杀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四)成为社会正能量的重要源流，对于抵抗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沉渣泛起，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腐朽观念甚嚣尘上，许多青少年受其毒害，崇尚明星般的奢华生活，幻想不劳而获，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扭曲。宣传红色家风，发扬优秀革命传统，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高尚的人生理想，也能起到抵制腐朽堕落的社会风气的作用。
据介绍，武汉理工大学现有食堂（含餐厅）18个，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就餐座位约12000个，有800余名炊管人员在食堂一线为师生服务。学校食堂目前已经形成了高中低档配套，学校餐饮基本实现了“四化”——就餐环境舒适化、烹饪加工精细化、经营品种多元化、菜肴时尚特色化。
20世纪50年代在澳大利亚发现了分散性土，在对冲蚀、管涌破坏的案例调查、分析和研究时，科研人员发现黏性土在有水条件下表现出分散现象，此现象归结为水利工程破坏的原因。此结论随后在各国引起重视，均出现分散性黏土引起工程事故的案例。美国学者从野外调查、室内试验以及补救措施等方面系统性研究了分散性土的分散机理、产生原因以及改进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5-6]，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在黑龙江省发现分散性土后，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深入试验研究[7]。随后在新疆、山东等省的工程建设中也遇到分散性土情况[8-15]，对分散性土筑坝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予以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大别山红色家风是大别山革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大别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形成与大别山的地域文化分不开。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建设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它的独特内涵，推动安徽的文化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96.
[2] 台运行，徐航. 皮定均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6.
[3] 《六安好家风》编委会.六安好家风[M].2017.
[4] 阎荣安.老红军周光:红色家风育后人[J].党史纵览，2017(3).
[5] 陈石平，张茂峰，康景海.刘伯承元帅的故事[M].天津：新蕾出版社，1986:240.
[6] 何廉.何廉回忆录[M].佑慈，等，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97.
[7] 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六安将军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140.
[收稿日期] 2018- 11- 26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大别山红色家风的独特内涵及其传承研究”(2018CX059)
[作者简介] 王国杰(1981-)，男，河北献县人，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D6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2273( 2019) 01- 0005- 04
(责任编辑 钱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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