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体制改革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第二次历史飞跃的起点从而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而载入史册的。20年来，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意义和效益正日渐凸现。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它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首要和根本任务定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的问题之上，从而首次既从理论上使人们认识到科技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及决定其改革方向的多元因素，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认识论上的哲学指南，又为实践中的科技体制改革昭示启迪、指明方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三中全会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
一、科技进步的客观规律性与科技体制的相对独立性
（一）科技进步与科技体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的关于自然界与人类自身的积极的认识成果。它实际上指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一是科学，一是技术，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取得的积极成果，而技术则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积极成果。一般表现为精神存在形态且总是能外化为客观物质力量，具有客观性，其进步也具有客观性。科技的发展进程还显示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特点，具有规律性。它随着人类实践水平与之同步前进并受它制约，人类只能在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通过实践不断创新才能既推进科技进步又提高人类的实践能力。当科技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显要时，原始的“放羊式”的科技进步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间竞争的战略需要，客观上要求建立一整套促进科技进步的组织机制即科技体制。可见，科技体制是为促进科技进步，对现有的科技资源（包括人力与物力）进行合理配置，以期实现其最优组合功能最大化的科技管理方式。在这里，科技进步是根本目的，科技体制为促进科技进步因而处于从属地位。但在现代社会，科技进步越来越社会化，其加速度依赖于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的作用也不容低估。首先，科技本身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决定了科技体制的类型及其发达程度。当科技发展规模与水平还很低下，无需对科技活动进行组织时，产生了“放羊式”的科技体制，实际上，它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技体制；近代机器工业时代，依靠科学家个人的力量已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了，于是，科技受到官方注意，形成初级形态松散型科技体制；新科技革命使科技活动必须在高效优质的组织之下，形成现代集约型科技体制。其次，科技体制对科技进步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当科技体制能够对现有科技资源有效配置，激发资源的最大效用时，它就能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反之，当它不能有效调控，造成资源闲置浪费时，就限制和束缚科技进步。
（二）科技体制的相对独立性。科技体制作为科技资源配置管理方式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双重特性，使之呈现出相对独立性。首先，科技体制作为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一个侧面，是一个客观存在，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使之与其它事物相区别，它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独立性的一面。根据科技进步的方式和特点，科技体制在科技资源配置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组织机构体系、人事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它与政治、经济等体制有着原则的界限。自然属性决定着它的本质及特点。其次，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科技体制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组织机制的一部分，无疑具有社会属性。它受社会整体目标的制约，受社会组织系统其它部分的影响，其独立具有相对性。社会为有效配置资源，必然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实行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即不同体制，而所有这些体制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发展。这就决定了所有体制都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而且其相互之间为达这一整体目标需要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其中任一方面的滞后都会影响整体目标的实现，从而影响其它方面的顺利发展。
可见，科技体制的双重属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作用。自然属性决定科技体制的本质与特点，因而其变迁引起科技体制质的飞跃。社会属性使之沿着社会整体目标作适当调整，它引起的变化不是本质上的变化，它引导科技体制在量上演进，为质的飞跃积累条件，创造机会。
二、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及影响其进程的相关因素
（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体制改革是对原有价值评价标准、组织机制与机构等方面进行调适、平衡，按需取舍的部分的或方面的渐进性的变化，它不是对原来体制的完全否定，而是对之实行去劣存优的扬弃。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是典型的集中型科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技管理权高度集中，部门、行业分割，地区分割严重，重复研究导致资源浪费屡屡发生；科技管理制度行政化，无视科技活动本身的特点与规律，使科研与生产脱节。这一状况已不适应时代需要了。于是，在决定什么样的变化方式时有两种选择，或推倒重来，或是渐进式的改革，我们选择了后者。因而，可以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原有科技体制的自我否定、自我完善和发展。它实现的是科技体制的量变而不是质变。
（二）影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的相关因素。既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量变过程，那么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引发这些量变的相关因素是它的社会属性。包括，首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的指导方向，它影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因素和环节。各方面、环节是否符合这一趋势的状况，也间接反映这些方面、环节的发展前景。符合的，将发展壮大；不符合的，终将被新的方面、环节所消灭和取代。我国原有的科技体制是不十分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势的，即它不仅与生产脱节，与社会发展也脱节。其次，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中关于企业制度、财政金融、价格税收等政策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再次，政治体制。它直接决定科技宏观决策调控机制、科研机构管理与领导体制及人事制度。前述三个相关因素是最主要的，其中任一因素的重大调整变化都导致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应量变。而且，往往因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科技体制改革阶段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但应强调，只要是社会有机系统的组成部分，都将直接或间接对科技体制改革发生作用，而不仅限于前述三个因素。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历史地位
充分考虑科技体制的社会属性，撷取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科技体制衡量的参照与分期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理论和实践贡献成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
（一）理论上，三中全会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观念前提。三中全会在理论上打破人们的思想禁锢，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观念前提。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是科技体制改革理论的哲学基础。新中国的科技体制自建立之日起一直维持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二十年一贯。而文革打烂一切的作法首当其冲便是科技界，除军队系统得以维持，其它上至科学院，下至地方科研机构都陷入瘫痪，科技体制也随之破坏。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是根本路线的偏误，“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使人们观念上陷入政治狂热，阶级斗争扩大化呼之而出，科学技术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予以批判。从1976年天安门事件起，人们开始觉醒，经过两年徘徊，先是在哲学界讨论真理标准，然后迅速波及整个理论界、全社会，终得以在三中全会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实践领域，实事求是要求人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领域，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打破观念禁锢，以实践而不是先在的观点为出发点，必然要求思想解放。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真理观。那么，在科技体制这一问题上，当原有体制束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时，这一思想路线就直接导引出解除这些束缚的内在要求。改革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因而，这一思想路线不仅为打破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现代迷信打开缺口，也是改革理论的哲学基础。
其次，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大转变是科技体制改革理论发轫的原动力。三中全会在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也就确定了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将经济搞上去。三中全会公报开宗明义指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经济问题是一个雷区，发展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三中全会的重要历史功绩在于首先排除了这个雷区，将全国全党的注意力扭转到发展生产力的轨道。这一战略目标在全国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纲，百川归大海，一切具体工作也将随之转折，为这个纲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头即是科技现代化，它是其它“三化”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们的经济与世界差距已经很大，依靠现在的科技进步机制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理论应运而生。可以说，我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向科技体制改革提出客观要求，是科技体制改革理论发轫的原动力。
最后，改革理论的先声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直接理论和政策依据。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面临一个直接问题是原有理论框架下的经济管理体制已弊病百出，压抑经济健康发展。这一问题促使人们深思，将它发散到其它社会生活领域，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体制问题。于是，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我国改革理论的先声：“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作为改革理论的先声，它具有如下思想解放意义：一，四化的根本实现途径是发展生产力；二，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一个与生产力发展是否适应的问题，适者存，不适者改；三，改革既包括实践领域，更重要的是思想领域。正是这一改革理论的先声掀起当代中国改革浪潮的序幕，从此，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的标准重新审视建国来习以为常但实际存在严重问题的各种体制。科技界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排头兵，旧体制对科技生产力的束缚显而易见。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科技体制的重建，然而，人们发现，重建只不过使科技体制维持在缺乏活力的旧框架之内，一些科学家感到迷惘。三中全会改革理论的先声使科技界犹如拨云见日，迅速看到发展科技生产力的正确前途，那就是在重建过程中逐步改革旧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的一部分，本是改革理论当然涵盖的，它一方面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南，另一方面也为当时尚缺法律约束的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政策依据与支持。
（二）实践上，三中全会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演进创造了社会环境。三中全会倡导的理论，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当然也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它必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为科技体制改革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首先，全社会范围的思想解放为科技体制改革造成舆论声势。三中全会不仅是以一次事关民族存亡大业的政治会议而载入历史的功勋簿，而且是以一次全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而永彪史册的。它使人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权威崇拜的梦魇，重新回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中来。回到现实，人们发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非空喊政治口号就能实现的，回到现实，人们发现我们日日诅咒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走到我们前面。这时，真正关心民族兴衰的人们才去思考我们走过的路，探索发展的新路子。和历次一样，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也仍然从知识分子开始。这些知识分子又集中在各级科研单位。当思想解放发出改革的先声时，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生存于其间的科技体制。这种率先关注科技体制改革，与其说是考虑到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不如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敏锐地把握了改革的高层次需要。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是当务之争，然而经济上台阶、上层次，离开了科技的有力支持是难以实现的。这就造就了科技体制改革的舆论声势。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向科技体制改革提出现实要求。三中全会对体制弊端的直接论述，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明确指出旧体制存在诸如权力过于集中，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以党代政，以政代企，机构庞大，责任不明等弊端。提出简政放权，党政企分开等经济体制改革设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业发展，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农村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承认家庭副业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这无疑是对原有“一大二公”的否定，承认农民个人具有合法的经济利益，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它合乎规律的同一思路下的发展。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这一巨大理论突破，激起了全国农民的积极性，尤其是包产到户后，农民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当常规农业无法满足农民对生产增长的需求时，农民首先萌发了科技意识。当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科学种植使家庭副业一跃而成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时，农民主动地要求学习科技了！然而，我们的旧体制在科技普及尤其在农村科普方面是很薄弱的。科研的重心在军、工二系统，农业科技远远满足不了农民需要，即使有一些科研成果，在旧体制下也无法迅速直接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等等。农民对科技的需求及满足这一需求缺乏沟通中介，使得广大农民迫切呼吁改革现有科技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已现实地提出科技体制改革要求。
最后，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政治支持。三中全会重申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开始了我国民主政治体制建设的步伐。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决策中强调民主化，其实质就是决策的科学性。一方面，决策科学性建立在对时代、情境的科学分析、把握基础之上，依赖于决策科学的发展水平；一方面，决策科学又有赖于社会总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总而言之，就是将科学引入政治生活，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政治决策与实施，用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政治生活提供丰富、详实的数据与论证。而在原有的科技体制下，社会科学隶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随政治风而转舵，妨碍了社会科学的健康独立的发展，也不利于政治生活的科学化进程；自然科学则偏重于征服自然而放弃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尤其是没有为政治生活进行定量分析的具体学科。如果维持惯有体制，科学一方面与政治完全脱节，于政治民主化不利；政治对科学的不当干扰也无法杜绝，于科学的发展有碍。因此，民主政治体制建设中提倡的“三不主义”就是对科学独立发展的保障，民主政治化在客观上要求改革旧科技体制，且为它提供了政治支持。
实际上，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起自三中全会。自此开始，学术界从理论上探讨发展科研生产联合体，扩大科研单位自主权与实行企业化经营以及关于研究成果的商品属性等问题。实际工作中，首先实现了技术成果商品化理论的突破，从1979年开始向外出口技术，打破长期以来技术只进口不出口的局面。在科技工作中开始引入竞争机制，为搞活科研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的历史意义及其理论启示
我国科技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其改革的相关因素的多元化，同时，这一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的倾向于科技的社会属性与功能，不仅肯定科技体制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也肯定了改革的目标及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的步骤措施。这使得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明确的现实的起点之上，既不贪多求快，也不静寂不动，而是与社会改革整体步伐一致，甚至较一些重要部门改革稍稍滞后，如有时须待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方启动科技体制改革程序。这一滞后不是科技界的懈怠或保守，而是稳妥的合乎规律的做法。可以说，这一起点开了科技、经济、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好头，为改革的深入指明了方向及重点。其次，它为科技体制改革举措树立了一个基本价值评判标准。改革的每一举措，都应以是否促进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是否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是否促进了社会协调发展为评价标准。它使得改革初期，在缺乏系统完备立法约束及决策机制的状况下，科技体制改革仍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取得许多重大成就。探索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却仍然很少走弯路的原因，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为改革树立的这一基本价值评判标准当属重要一条。最后，也是最具突出意义和现实作用的，是三中全会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它在上述价值评价标准的前提下采取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方法与手段，摒弃“阶级斗争”这个纲，确立“四化建设”这个纲，力行改革，冲决僵化观念，比如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财产由国家无偿独享转变为可作为商品交换转让等，使改革一再突破理论禁区，取得一次次决定性的进展。
理论上，三中全会为科技体制改革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返观三中全会精神，审视科技体制改革，我们会发现：首先，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最初出发点是为经济建设找到更好的组织机制与更先进的依靠力量；其次，科技体制改革必须与其它体制改革协调配合，共同推进；再次，科技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单一的经济腾飞，而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极大提高；最后，必须明确科技体制改革的直接推动力是其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在这里，三中全会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为改革提供理论前提和社会环境，这种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应用于此就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正确定位，也为科技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内在地规定了约束和激励机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史中的历史定格。
收稿日期：1998—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