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针对性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理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鉴于把东亚视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这样一个判断，世界银行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2007年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具有针对性地首次提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警示(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等，2008)。该报告引用的文献表明：“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第5页)。
从那以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广为经济学界所讨论，被运用来类比拉丁美洲以及若干亚洲经济体的困境，并且常常作为对中国经济前景判断的一个参照点(王庆等，2009；Eichengreen et al.，2011；霍米·卡拉斯，2011)。而这个概念对于中国的针对性，因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的一项旨在寻求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的研究，而更加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不赞成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观点。虽然尚未发现系统论述的文献，但是，仍然可以对这类观点进行归纳，即大致有以下几个论点。其一是认为“陷阱”这个用语不恰当，因为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到人为下套，一个经济体怎么会被人为地设下陷阱呢？其二是认为并无现成的经济理论，可以像贫困陷阱或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那样，符合逻辑地刻画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现象。其三是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缺乏经验依据。有人指出，在新世纪的过去十余年中，并不存在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绩效明显逊于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情况。其四是质疑这个概念对中国的针对性：是否中等收入陷阱最恰当地描述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否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提出来，以便推动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出于这个理由，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持肯定的态度，并主张把研究真正推向深入。本文拟从回顾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文献入手，首先论证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可以被纳入已有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或者具备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的条件。同时，介绍一些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研究和统计证据，尝试概括相关的特征化事实。最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对于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借鉴意义。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
其实，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传统中，从来被广泛用来表示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即超乎比较静态，一般的短期外力不足以改变的均衡。换句话说，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面。例如，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悲观观点，就被概念化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均衡”。这种范式与多玛—哈罗德式的增长模型相结合，则是由纳尔森所描述，并将其概念化为一种发展理论的欠发达国家所特有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现象(速水佑次郎等，2009)。此外，不仅绝对贫困状态是一种均衡陷阱，经济史学家还针对李约瑟之谜，提出了尝试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可见，均衡陷阱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使用是历史悠久的，也是有特定的逻辑含义的。
不仅如此，这个概念也有助于从理论引申出政策含义。基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假设，发展经济学形成了诸如“临界最小努力”、“大推动”等解释性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又如，舒尔茨(1999)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农业也看作是一种均衡状态，并得出引入新的生产要素以打破均衡，改造传统农业的政策建议。
不过，上述与均衡状态分析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融合在主流的增长理论之中。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都是把经济增长新古典式分析与建立在上述假说基础上的传统发展事实相割裂。然而，Hansen & Prescott(2002)尝试把马尔萨斯式的均衡状态与索洛式的新古典状态融为一体，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他们也观察到存在着一个从“马尔萨斯”到“索洛”的过渡阶段。按照逻辑，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过渡阶段定义为一个富有特征的经济发展时期。事实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就是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到索洛新古典增长之间的一个阶段，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在这个阶段上，经济增长摆脱了“收入提高导致人口增长，继而又把收入水平拉回到生存水平”的贫困恶性循环，进入到随着现代经济增长部门不断吸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逐渐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蝉蜕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性质，进而具有新古典增长特征的阶段。
更加具有特征性和易识别性的发展阶段划分，是青木昌彦(2011)把东亚式的经济发展划分为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阶段(M阶段)、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G阶段)、库兹涅茨式的通过结构变迁实现发展的阶段(K阶段)、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阶段(H 阶段)和后人口红利阶段(PD阶段)。他也承认，库兹涅茨发展阶段也完全可以称为刘易斯发展阶段，或者干脆称其为“库兹涅茨—刘易斯阶段”。
上述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其含义在于揭示出一个事实，即每一个阶段向下一个相继阶段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跨越。换句话说，摆脱贫困陷阱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跨越，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过渡，或K阶段向H阶段进而PD阶段的过渡，同样是重要的跨越。如果后一跨越有着巨大的难度，导致一些经济体滞留其间，长期不得突破，且这种现象普遍到在统计上也具有显著性，并且其中蕴含了足够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从逻辑上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就完全可以成立。
人们业已观察到的一些特征化事实，已经帮助经济学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雏形，用以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化。Eeckhout & Jovanovic(2007)比较全球化前后各国经济增长表现时发现，在全球化时期，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排列的各国长期增长率，呈现U 字形状。这项研究的解释是，富裕国家劳动者具有更高技术和技能，在全球化调整中管理性岗位增加更快，而贫穷国家虽然不具备这种技能优势，却能增加非熟练就业岗位，而处于中间的国家则两类劳动力优势都不甚明显。Garrett(2004)则更加明确地解释道：当富裕国家因技术进步加快而变得越来越富有，最穷的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甚至增长更快的同时，处于中间的国家则踯躅不前。
这实际上就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即处于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国家，因其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全球化中显著获益；而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国家，因其劳动力丰富且成本低廉，因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样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因其两类比较优势皆不突出，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虽然不尽准确，但是，我们将其概括为“比较优势真空论”，或许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这种尴尬处境。
此外，根据经济增长条件趋同假说(Barro & Sala-i-Martin，1995)，经济增长表现有赖于诸多条件或因素，如投资率、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职能、基础设施状况、体制和政策环境等等。即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初始阶段上，这些增长条件的改善，推动了经济增长的趋同。然而，这些增长因素的积累或改善同样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性质，在“低垂的果子”已经被摘完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便不足够强大了，除非完成了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驱动力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这种假设通常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已经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所以，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的阶段上，必须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印德尔米特·吉尔、霍米·卡拉斯等，2008)。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
依据世界银行近年来的分组标准，按照类似于市场汇率的“地图法”计算，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75美元以下的经济体被列入低收入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76美元至385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下收入组，在3856美元至1190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组，超过11906美元则被列入高收入组国家的行列。当然，这个划分标准是动态的。按照类似这样的动态标准观察，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过足够的长时期增长，却未能毕业而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撇开那些完全依靠石油出口的富裕国家的话，实际上，按照这个标准，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跨越中等收入行列的经济体，显而易见的似乎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而那些曾经与欧洲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较早就跻身中等收入行列的亚洲国家，却一直未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员。即使有些拉美国家，人均收入一度越过了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组的交界线，却终究回归到中等收入水平上。
由于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资源动员能力的不断增强，世界范围的产出增长边界也在不断扩大，因此，使用相对的而不是绝对人均收入水平来进行分组，特别是观察作为一种徘徊现象的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更加有说服力。Athukorala & Woo(2011)采用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购买力平价法，估算各国人均GDP并构造了作为美国水平百分比的赶超指数(Catch-Up Index或简写为CUI)。用这种方法，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
具体来说，他们把CUI大于55%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国家，CUI在20%～55%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CUI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在进行比较的132个国家中，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960年有32个，2008年有24个。观察这个组别的变化特点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有大约一半的可能性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而在发生了组际流动的情况下，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大于向上的流动；虽然也发生了其他组别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情形，但是，从低收入组晋升的数量是从高收入组降级数量的2倍。
一些研究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如归纳各国数据发现，在中等收入阶段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因此，关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哪个阶段上减速的研究，也可以印证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存在。
类似的一项研究来自于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的经济学家(王庆等，2009)。他们通过观察世界经济史发现，在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一个经济体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终将要减速。而这个减速的拐点，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这些作者从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中发现，过去100年间有40个经济体达到7000美元这个人均GDP拐点，其中31个经济体在拐点之后平均减速2.8个百分点。
另外一项研究在数据分析上进行得更加深入一些，由艾辰格林等几位学者所完成(Eichengreen et al.，2011)。这项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同样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在何时，即怎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减速。他们从国际比较中发现，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5年美元计算，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高速增长的经济通常遭遇明显的减速，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幅度为2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率。
也有研究尝试表明，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投行经济学家Anderson(2011)选择了10个人均收入在8000～10000美元之间“中等收入国家”和10个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之间的“低收入国家”，比较两者的长期经济表现。他的发现可以概括为：(1)“中等收入国家”虽然在1990-2000年期间的确遭遇了增长徘徊或停滞，但是，在本世纪前10年中则表现良好；(2)“低收入国家”并没有表现出超乎其中等收入对手的经济增长；(3)两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一样。由此，该作者得出的结论则是，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正如下面所要说明的，这个数据展示并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作者选取的两组国家，与我们常识中对于收入分组的理解不尽相同。例如，在他的“中等收入国家”中，既包括了原计划经济国家，也包括依靠石油资源的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囊括了所有收入水平较高的金砖国家。总体而言，这些国家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处于最高排位的国家。而他的“低收入国家”几乎全部是我们所关心的已经陷入或者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的国家。
其次，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历史概念，并不必然与今天的经济表现直接挂钩。本世纪之前，那些撞墙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啻就是经历了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其中一些国家在过去10年中表现优异，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我们还很难说，那些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需求，而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和初级产业发展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可以有足够的增长可持续性，以致长驱直入而成为高收入国家。不要忘了，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个国家曾经短暂地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超稳定均衡的力量，终究将其拉将回来。①
第三，中等收入陷阱范式并不假定绝对趋同，因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表现没有明显超出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对手，也并无不合逻辑之处，反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之一。我们使用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无非且恰恰是说，正如摆脱贫困需要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一样，进入富裕国家行列也面临着一个打破中等收入均衡陷阱的严峻任务。
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含义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2位的同时，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许多作者采用的麦迪森标准，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过了7000美元这个减速点。如果保持9%的GDP 年均增长率，2015年的中国就符合了更高口径的减速点即17000美元的条件。由于存在诸多经济增长中的隐患和不可持续因素，Eichengreen et al.(2011)警告届时中国将有70%的可能性遵循这个减速规律。虽然正如有些投资经济学家的评论，这个70%的减速2个百分点的概率——即1.4个百分点，对于一个长期保持9%～10%的增长率的经济来说，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担忧。
人口老龄化也被看作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减慢及至绝对数量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也不再提高，继而下降。相应地，经济增长开始丧失劳动力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的人口红利。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就迅速提高了。大约就在人口结构发生这样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图1)。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9%，也已经十分接近于日本于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的老龄化水平了。在大约与“十二五”时期重合的几年内，中国就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
图1 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与增长减速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GDP增长率来自世界银行和Takeo Hoshi & Anil Kashyap,Why did Japan stop growing?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NIRA).http://www.nira.or.jp/pdf/1002english_report.pdf,2011.
经济史显示的经验终究是一种概率现象，对未来的预测毕竟不是现实。前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既没有断言中国经济必然发生最悲观的情景，也不意味着在其存在乐观情景的条件下，我们尽可以放宽心了。实际上，以“平均数”为外衣的国际经验，往往掩盖了许多特殊的情景与原因。为了及时进入未雨绸缪的状态，以便避免最坏的结果，需要以史为鉴，探寻如何避免不正常减速的途径。还以日本为例的话，我们不是要看她是否后来的速度不如从前了，而是要探寻为什么在不可避免的减速之后，未能实现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的增长速度。
从经济增长模式角度来看，中国也恰好被嵌入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之中。如果我们借用Hansen & Prescott(2002)的分析框架，并在马尔萨斯增长阶段和索洛增长阶段之间加入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短缺现象的普遍化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开始向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模式转变。
由于民工荒恰恰就是从2004年广为人们所知，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自2004年开始，一反此前十数年徘徊不前的局面，持续上涨至今，因此，如果一定要指出一个年份，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话，我愿意把2004年作为这个标志性的时间点。紧接着，我们将迎来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预测，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3年前后停止下降，并随后迅速提高。这意味着，支撑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将发生重大的转折。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增长可持续性难题便悄然而至。
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逐渐弱化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一项企业调查显示，劳动力成本提高20%，对那些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来说，因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占比不同，而分别降低企业利润水平20%～65%不等(李慧勇、孟祥娟，2010年)。这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的外迁。一个方向是劳动力成本尚低的发展中邻国，如印度、越南等国家。另一个方向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全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在全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从2004年的88.9%下降为2008年的84.7%，平均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要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全面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尚有较长的路要走。例如，根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0，第420页)的数据，R&D投入占GDP比率，中国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56%和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每万人拥有R&D人员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7%；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数，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和世界平均水平的76%。而从教育水平上看，30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65%和日本的67%。
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面临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此外，中国靠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获得了高速增长的良好机遇，而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将会面对更大的难度。这些都是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典型挑战。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吸取相关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结语
由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可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加以解释的，有丰富且显著的经济发展经验予以验证，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此，其形成并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是有意义的。图2展示了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的完整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打破贫困均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继而进入高水平经济增长稳态所需完成的转型任务。由此，我们还可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在整个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图2 经济增长的转折点与突破战略
在完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经济体最初面对的是作为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人均产出的增长会立即被人口的增加所抵消，人均收入水平被人口的增长摊薄，生活水平充其量维持在生存状态，难以形成足够的储蓄，即使有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也不能完成打破均衡陷阱的“临界最小努力”。直到发生革命性的技术和制度突破，如工业革命成果的应用和市场规模扩大使这种新技术变得有利可图(Hansen & Prescott，2002)，这种均衡状态才被打破。
对于大多数相对于欧美而言的后起国家，随后的经济增长便是在二元经济发展框架下进行的，这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不仅本身就是有益的生产要素积累，人口红利还有助于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形成。而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产业转移和城乡迁移的经济结构调整，也产生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二元经济发展具备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这一过程终结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瓶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基础，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变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旦实现了这个转变，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本文所引述过的许多理论模型和政策建议，各自都对中国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紧迫性。Hansen和Prescott倡导的索洛式新古典增长模式，强调了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不二源泉。帕伦特和普雷斯科特(2010)证明，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因对采用新技术的或促进或阻碍的制度因素不同，而导致的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前引Eichengreen等的研究也发现，典型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可以解释85%的减速原因。而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也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不佳(Hayashi & Prescott,2002)。
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青木昌彦(Aoki，2011)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库兹涅茨—刘易斯阶段，正在向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H阶段过渡，而日本和韩国之所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也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性转变上取得了成功。此外，人力资本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如高路易(Kuijs，2010)的研究表明，1978-2009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约为3%～3.5%，其中约0.5个百分点来自于人力资本改善。而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Whalley & Zhao，2010)则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起到了抵消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佳的效果。
最后，深化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更加艰巨。霍米·卡拉斯(2011)列举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所不可回避的制度变迁，如发展资本市场、加快创新和发展高等教育、改善城市管理、建设宜居的城市和形成集聚效应、有效的法治、分权和反腐败。而且，他还指出，所有这些领域的效果，至少10年才能显现出来。日本在1990年之后经济停滞的教训也表明，政府职能的错位，特别是体现在没有建立起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以便由竞争选择出最有效率的企业，最终导致了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
注释：
①虽然采用现价并不是十分准确，但是，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以阿根廷为例来观察这种均衡力量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这个国家在1997年人均GNI一度达到8140美元，但是，随后多年都低于这个水平，其中2004年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1997年的44%。从那之后阿根廷才重新加速增长，于2010年回归到历史最高的人均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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