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1)01-0127-04
一、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历程
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正式发轫至今已历70年，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至“文革”前，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成积累期。在这一阶段，首先是确立了“报告文学”的文体名称，这使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有了自己的最为基本的学术话语。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名，如同现代出现的许多新名词一样，是从域外舶来的，1930年在冯宪章译日本文艺家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中，最早使用了“报告文学”一词。
自1931年起，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大量地译介国外的报告文学理论，作为建构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参照与借鉴；二是在译介的同时，有为者开始进行报告文学理论的创设。现见最早的报告文学专论是袁殊所作的《报告文学论》（见1931年7月13日出版的《文艺新闻》），据袁殊后来回忆称，该文是“根据夏衍、适夷和我的讨论，并参照了苏联的理论”（注：袁殊：《袁殊文集·关于文艺新闻》，南京出版社，1992年。）而写成的，而从文章的内容看，袁文显然是参照了日本川口浩的同题论文。真正完成理论批评由译介借鉴到自铸创造跃进的是胡风、茅盾等人。胡风的《关于速写及其他》、茅盾的《关于“报告文学”》等是说自己的话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论文，可视为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论。
30年代是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个颇见业绩的时代，是一个一开局便出高潮的年代。研究者以开放的胸怀与创造的实绩，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史的展开奠定了基础。40年代，以群、蓝海等对抗日战争时期报告文学的评论，李广田、罗荪对报告文学文体特质的解析；50～60年代何直、井岩盾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争论，刘白羽、郭小川对报告文学基本问题的探讨等，都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累积，此时期报告文学理论的存量虽不及强势的诸如小说、诗歌等那样丰厚，但也已是卓然可观的了。在一片荒芜之上，只经过短暂的几十年的开垦，研究者对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所涉论，形成了文体理论研究的基本要点，这为文体理论的发展构筑了一个雏形的框架。
第二阶段：从1977年至1999年，这是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阶段。由于“文革”的逆行，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曾一度中断。所以，从1977年到80年代中期，还只能是理论批评的“恢复期”，研究者所做的主要是传播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理论、文体写作的基本知识。这种被传播的理论知识更多的是对原先研究成果的一种继承，总体上缺少理论新质的培育。80年代中期以降，由于集纳式、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崛起，特别是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引发创作界和理论界对具有新变的报告文学作出研究。其时的报告文学，正如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所说的那样，“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希望从报告文学中看到现代人的活动，从而获得更多的新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哲理、新的情绪。报告文学要全面走向社会。”（注：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后记》，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报告文学内存的泛化，尤其是学术化与读者需要的新变，对业已形成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范型提出了挑战，甚至开始动摇原有的报告文学评价尺度。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研究者着手进行颇为艰巨的理论创造，以寻得新的理论批评机制，建构贴合新变了的报告文学的评价规范。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的收获期。此间推出了一批比较有学术份量的研究成果，朱子南、张春宁、赵遐秋、章罗生的著作是其中的代表。范培松的《报告文学春秋》、李炳银的《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梁多亮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等，都包含着他们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许多独到的识见。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陈进波、马永强的《报告文学探论》等对域外报告文学的研究，进一步开拓了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空间。当然，此时期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表现在前期主要是理论批评的泡沫化倾向比较突出，批评的感性化导致研究学理性的消解。后期学理品格有所见长，但理论批评整体性建构失衡。与创作史研究相对兴盛相比，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的体系性建构显得不成气候。
二、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质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由于研究的背景、对象、主体等差异甚大，所以每一个阶段体现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从整体上去观照，我们可以发现，其也具有一些总体性的特征。
特征之一是理论批评的探索性。由于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历史不长，相对来说，它没有成型的理论遗产可以承继；另外，国外报告文学理论的研究虽早于中国，但可资参照的理论并不丰富。像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主要是述介报告文学的发生背景，阐释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文体原则，介绍国外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作品。而对报告文学的研究，更强调它的批判精神，和它作为“艺术文告”的文体特性。域外成果对中国的研究者有启发意义，但研究的细化、深化却需要中国的报告文学理论工作者去开拓，去探索。
理论开拓与探索的基本策略就是将报告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创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并针对具体的创作实践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设计。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提出了报告文学艺术小说化的问题，他认为除了虚构以外，报告文学可以借鉴“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包括“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注：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这一点虽已无法概括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但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中却是颇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在报告文学的文体进化中，即由新闻向报告文学转型的初期，这种文体报道味十足，新闻的胎记很深；而要完成新闻向报告文学的文体转化，借鉴小说等文学形式的艺术之长，就不失为一种有效之举。但茅盾的主张，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受到了有力的挑战，挑战来自于新变的报告文学创作。茅盾的观点立足于作品的人本中心，即报告文学文学性的生成需要以人物再现为主，他把作品以事件为中心转到以人为中心看作是作品浓化文学味的一个重要进展，而他所主张的小说人物刻画、环境描写、氛围渲染等的艺术手法无一不指向人物再现的中心。但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即人物中心的报告文学在新时期已让位于崛起的集纳式作品，这些作品以信息流量与思想力度见长。所以李炳银、周政保等提出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内涵要重新进行审视，而麦天枢等认为报告文学以理性为美、思辨为美。笔者认为，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提出的这些理论主张是非常具有创意的，他们面对变化了的创作实践，不为名家定说所囿，进行富有意义的理论创造。可以说，正是由于有这种不懈的应变求真的探索精神，才推进了报告文学理论的向前发展。
特征之二是理论批评的开放性。开放是20世纪的时代特征，也是20世纪报告文学研究者的基本学术品格。现代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于30年代，当时已迅捷形成了一个理论批评的高潮，并为此后理论批评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此景况，与当时借鉴域外理论是分不开的。国外理论的批量译介，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参照物，而且直接激活了研究主体思维的灵性，为他们对国外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而实现研究的自我设计制造了一种“场”效应。30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建设有两多，即译论多和有份量的独立研究成果多。译论多促成了30年代报告文学理论热的形成。除30年代外，50年代的研究者也较注意吸收国外理论，特别是重视借鉴苏联的特写理论，如奥维奇金的特写干预理论对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和创作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创作中出现了一批揭露现实矛盾、暴露体制中某些不良风气、主题价值取向在于批判的作品。与此呼应，秦兆阳、以群、刘白羽等在报告文学专论中对这一体裁干预生活的价值功能作了确认，并对干预功能实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作了论断。批判之于报告文学，原是题中应有之义。奥维奇金“干预说”在中国的传播，为深化中国报告文学批判功能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与参照。
与前面两次开放重在理论译介、转化不同的是，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开放，更多地反映在对域外报告文学，特别是美国非虚构文学的研究上。国外的创作，对曾一度处于闭关自守中的研究者来说，是相当陌生新异的。而正是由于这种信息的新异，对研究者造成了深度的刺激，启发他们从全球视野审视报告文学生存、发展、兴盛的趋态，把握世界性报告文学创作的规律。像尹均生的《从全球文化审视纪实文学》、王晖的《激变时期的中美非虚构文学》、高文升的《世界纪实文学的兴盛及对当代中国纪实文学的影响》等就是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拓展了理论批评的空间，丰富了研究的内容。
特征之三是理论批评的多维性。多维性导源于研究的开放性与探索性。开放意味着研究视界的开拓，其不仅对国际报告文学理论作引介、借鉴、转化，对域外创作进行议评，而且也应包括内部的拓展。在这一点上，研究的开放与研究的探索之间就有了联通。20世纪研究者对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所作的探索，是全方位的探索，也就是研究者有一种开放的视界，对报告文学内部诸构成素作出全面的检视，并且要将报告文学这种特殊文体纳入整个文学系统，纳入社会的全局中加以阐释论评。
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建构，它差不多涉及到了与这一课题有关的各基本要素。笔者认为，20世纪研究者所做的理论布点工作是大量的。就今天看来，我们可以说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盲点似乎已经很少了。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缺失，就在于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总体性的理性化程度高的体系性的理论建构。
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多维性的实现，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大体而言，30年代的研究重在设定报告文学文体基本理论原则，解析文体基本特征。40年代则比较重视对创作的论评，并在创作评论中对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作品的语言物化等问题进行探讨。50～60年代则开始对新体制下的报告文学文体功能等作具有先锋意义的思考，并且形成了有关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争论。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恢复期，此间着力于报告文学基础写作理论与方法的解析示例。此后而今理论批评则呈现出多态并呈的局面，而于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历史的研究成果尤多。
理论批评多维性呈现在报告文学理论的某一具体构成要素的研究中，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对这一构成要素的研究趋于深化。研究的深化，需要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进行解析。随着主体对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加深，作为反映这种趋深认识的研究成果也就会展呈多样性的景观。真实性，是报告文学文体理论中最为基本的理论命题，研究者起初对它的理解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深入钻研报告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后，发现真实性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正是由于具有这种复杂性，所以导致五六十年代和新时期发生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的争辩。争论是理论研究深化的结果，它也有利于研究的深化。争论者从多维的视角对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的检索，涉及到真实性（客观性）与主观性（主体性）、自然真实与本质真实、存在真实与感觉真实，真实与歌颂、批判等的文体功能，真实与语言物化等诸多关系，这样研究所得就相当丰富了。
多样性的研究主体，以多维性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观照多态的报告文学创作与多极的报告文学理论，使得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一种琳琅满目的景观，这为21世纪报告文学理论的新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三、面向21世纪的报告文学理论批评
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迈向21世纪。在我看来，面向新世纪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它应着重解决话语设计、方法优化与体系建构等若干影响文体理论臻至成熟的基本问题。
一种独立而成熟的理论，它需要有相应独立的自设的话语系统。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提出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存在，它应该具有自己独有的一套理论操作的术语。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作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时，所操用的话语大多是借用的。理论术语的非独立性，一定程度上表明理论建设还没有进入到一种自觉的状态。一般来说，理论话语的建置总是循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这样一条路径。在“从无到有”阶段，需要理论工作者善借别种艺术形式或学科的理论范畴，为“我”所用。真正的理论话语的飞跃在于“从有到优”，“有”是借用之“有”，“优”则为独创所得，意指形成一套自备的理论话语。大体说来，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者只实现了理论话语的“从无到有”，而“有”者，基本上都是“拿来”的。像真实性，这是报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而这一术语来自于文艺学。文艺学中的这一范畴的内涵与报告文学中真实性的所指是有很大区别的。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的意指具有不一致性，所以人们对它的理解颇费周折，这实际上反映了概念借代的某种弊端。在我看来，“真实性”只是报告文学借用的一个范畴，现在似乎可以将它归还给文艺学了。“非虚构性”倒是一个相对确切、并且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概念，它体现了报告文学文体某种独特性，可以作为报告文学文体一个“本我”性的术语。又如文学性，这是一个十分泛化的概念，不仅其内涵相当地不确定，而且它也不能概括各种体式的报告文学。正因为这样，报告文学界对既有的文学性的阐释颇多不满，有的甚至认为在报告文学中设定文学性的概念可能是多余的。这种取消论当然是不可取的，但这种“过激”之举，从一个方面提示我们应当努力寻找更适合于报告文学的理论术语。我们在这里试用“可传播性”一词代替“文学性”。传播性，体现了新闻文学信息传载的功能，而前置“可”，意指创作应通过优化信息内存与信息传播（表达）的形式，有效地实施信息传播。笔者以为，“可传播性”既可涵盖通常所指的文学性，也可兼容麦天枢、何西来所倡言的理性思辨为美的观点，大体上能概括各类报告文学创作。在我看来，要进一步优化报告文学理论的研究，就需要对原有的话语作一审视，进行一种有意义的话语“革命”。
不仅如此，我以为方法的优化也应该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者应予以设计的策略。相对来说，20世纪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在方法上是比较自守的，绝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在报告文学本身这一自足的系统中进行。这一情况自80年代末以来有些改观，但总体看来，报告文学的研究方法给人以陈旧之感。以陈旧的方法研究对象，就会影响主体研究创意的实现。反观其他一些文体，如小说在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中，推出了许多方法革新的研究成果。国内出版了多种有影响的小说美学、小说叙事学等著作，运用美学、哲学和叙事模式理论研究小说文体，表明了小说研究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美国学者出版了诸如《小说文体分析》（利奇、肖特）、《语言学和小说》（福勒）等专著，而被称为20世纪现代西方小说理论经典之作的《小说修辞学》（韦恩）在方法论方面更能给我们以启示。笔者认为，立足于叙事文学这一层面，报告文学研究者是完全可以从这些小说理论研究的成果中，获得有益的方法论参照的。
当然，报告文学与小说是两种质异的文体。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文学化的虚拟关系，而报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直接的同质的关系，它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文学的，而是社会化的。正因为这样，在我看来，报告文学更可作为文艺社会学重点研究的个案。文艺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它着重研究文艺和社会的联系，其基本任务就是解析创作过程与社会职能过程、艺术价值实现过程的关系。报告文学与现实的特殊关系，决定它价值实现在于其真实地反映现实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说，报告文学还扮演着大众“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它的价值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为大众所认同或者在多大程度对大众进行现代启蒙。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一般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结合特定的文体，建立一门报告文学社会学。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报告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理论的体系性建构，也许是理论工作的终极目标之一。理论建设的体系化，包括总体性理论的体系化，也包括分型理论的体系化。相对而言，20世纪报告文学史研究、报告文学写作理论的研究等，其系统化程度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而总体性文体理论研究显然缺乏应有的系统性。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报告文学文体学的研究著作，而小说美学、戏剧美学、散文美学、诗歌美学等则早已为人熟知。由此可见，报告文学理论的体系化研究明显地落伍了。
要使报告文学理论建设走向更高层次的体系化，就需要研究者有一种系统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如果研究者在体系化建设方面作更深入的思考、更精心的设计、更务实的运作，那么，不久的将来，也会有体现报告文学理论体系化建设取得进展的“报告文学文体学”、“报告文学文艺学”、“报告文学美学”一类著作的问世。
[收稿日期]200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