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士论文,元初论文,新论论文,作用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金、元鼎革之际，特别是忽必烈受命治理漠南汉地后，多方延揽儒士，在其周围迅速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儒士群体。这个儒士群体一方面向忽必烈宣扬“汉法”，致力于恢复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又以自己不凡的战略思想和多谋善断的智慧，成为忽必烈的重要军事顾问，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对于前一个方面，学术界已多有论述，但对于儒士在征战中的作用，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① 本文就该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蒙古灭金后，遂欲吞并南宋、统一全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儒士为蒙古统治者在战、和之间权衡利弊得失，出谋划策，对蒙古统治者消灭南宋这一事关全局的决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宪宗八年(1259年)，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南宋的战争。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并不愿此时与南宋结兵，对宪宗亲征南宋并不持积极态度，但他身为皇弟，又不得不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怀着矛盾心情出征的忽必烈在南下途中，对亟言不可兴兵伐的儒士郝经说：“今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日可定，汝为吾使宋，讲信通好，以安百姓”。② 此后，忽必烈就军事问题咨询儒士商挺，商挺认为“蜀道险远，瘴疠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易轻动。”忽必烈也毫不讳言地回答：“卿言正契吾心”。③ 这些都说明忽必烈在出征南宋问题上的被动态度和与南宋媾和的愿望。
这年7月，忽必烈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先期南下的郝经上《东师议》，力主与南宋议和，并阐明了两点理由：其一，由于连年用兵，民力已弊，应息师抚民，修好内政，聚积国力，以图大举。而南宋“渡江立国，百有余年，纪纲修明，风俗完厚，君臣辑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轮广万里，亦未小可……当我强对，未尝大败，不可谓弱”。因此，攻宋时机尚不成熟。其二，蒙古用兵“得兵家之诡道，而长于用奇”，而用奇的条件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大举攻宋，显然不能发挥以奇制胜的特长，加之地理条件的限制，蒙古骑兵不能充分发挥优势，蒙古大军难于取胜。因此，他建议忽必烈禀命于宪宗，与宋议和。如宪宗不从，则当“尽吾东师，重慎详审，不为躁轻飘忽，为前定之谋”，另谋取宋良策。郝经最为关注的是忽必烈的前途和内政，指出“换回元气，收其放心，守约实内，以建皇极，实惟殿下之事”。④
就在郝经上《东师议》时，宪宗已于7月死于四川，郝经是否知道此事，尚无确切资料可以证明，但他确有怂恿忽必烈夺取汗位之意。当他得知宪宗死讯后，又及时向忽必烈上《班师议》，不仅对宪宗“无故大举，进而不退”提出批评，而且还指出忽必烈所总东师“迂延盘桓江渚，情见势屈”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军中疾疫已十四五，到冬春之交，疫情必然加剧；另一方面，宋军已经进行调集和布防，忽必烈不仅难以一时取胜，甚至有被宋军覆灭之虞。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宪宗死后，汗位继承问题立即凸显出来，谋取汗位是忽必烈的当务之急。他深刻分析了北方的形势特别是阿里不哥在夺取汗位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措施，建议忽必烈迅速北上夺取汗位。可见，《班师议》同时也是忽必烈夺取汗位的方案，不能不对忽必烈产生深刻影响。事实上，忽必烈此后立即从前线赶回了北方，采取一系列措施登上了汗位。
大规模的战争因争夺汗位暂停了，忙于“安内”的忽必烈无暇顾及南宋，但军队仍在前线对峙。此时另一位文武兼备的臣僚廉希宪又提出了与南宋议和的问题，建议“遣信使谕以息兵讲好，勒诸军北归”。⑤ 忽必烈遂践履前言，任命郝经为国信使使宋，其主要使命是“告即位，且定和议”。⑥ 可见，郝经等儒士的努力，促使忽必烈做出了与南宋议和的决定。
倡言议和的郝经，清楚地知道议和并不是最终目的，吞并南宋乃是蒙古统治者的既定目标。因此，他又从三个方面规划了灭宋方略：
其一，修好内政、积蓄力量是灭宋的根本。鉴于南宋仍有相当力量，难以遽图，而北方地区亟需休养生息，因此，蒙古贵族应当“息师抚民，致治成化……如其不服(指南宋)，姑以文诰，拒而不从，而后伺隙观衅以正天伐”。⑦ 在郝经看来先修内政乃是图宋的根本。
其二，巩固边备。郝经在推动议和的时候，丝毫没有忘记军事上的准备。当他出使南宋、将入宋境时，提出了针对南宋的布防建议。郝经作为赴南宋的和谈使节，已无备边之责，但他却如此注重军事布防，足见其在战略上的过人之处。
其三，提出了灭宋的三个作战方案。一是在修好内政的前提下，“自东海至于襄、邓，重兵数道，联帜结武，以为正兵；自汉中至于大理，轻兵捷出，批亢抵胁，以为奇兵”。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线出击、前后夹击的方案，需要做长期的准备。二是“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方案，他在方案中提出三路并进的设想：“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一军出寿春，乘其锐气，并取荆山，驾淮为梁，以通南北”；“一军出维扬，连楚蟠亘，蹈跨长江，临我强对”。三是“壁坚攻瑕，避实击虚”的方案，其要点是“既入其境，敦陈固列，缓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长，彼不能用其长。”这样可以俟机“以轻兵掠两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粮路，使血脉断绝，各守孤城，示不足取。”而后兵进长江沿岸，相机图之。⑧
郝经的平宋之策，尽管大部分内容是针对1259年伐宋时东师所处的境况提出的，但对蒙古灭宋过程中的战略战术仍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一，忽必烈即汗位后，并没有像太宗、宪宗那样，大举出兵，冒然伐宋，相反他采取了整顿内政、建章立制、与民休息、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这与郝经的建言相吻合。其二，中统、至元年间，忽必烈在宋蒙对峙的前线设立了一系列军事机构，如中统三年(1263年)十二月，设河南统军司、山东统军司、东川都元帅府；中统四年(1264年)八月，又在成都设立四川行枢密院等。这些军事机构的设立，也与郝经的建议相吻合。其三，在平宋的战略战术上，显然也受到郝经的影响，如被忽必烈采纳的由刘整提出的先攻襄阳的方案，与郝经提出的“先荆后淮，先淮后江”方案相一致。
二
儒士不仅影响了忽必烈在全局的战略决策，而且也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在平定浑都海之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儒士为忽必烈在川、陕、甘地区赢得了军事上的主动。当忽必烈北上夺取汗位时，先行的廉希宪就对川、陕、甘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清醒地认识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争夺汗位的战争不可避免，阿里不哥除了有西北诸王的支持外，在川、陕、甘也有很强的势力。如果陕西的刘太平、霍鲁怀勾结将四万骑兵屯驻六盘山的浑都海，“因关中形便，扇摇民心，惊动汾、晋、河南，诚非细故”。⑨ 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忽必烈奏报后，忽必烈随遣赵良弼乘驿至京兆，“访察秦蜀人情事宜，不逾月，具得实还报”。⑩ 赵良弼在报告中说：
宗王穆哥(忽必烈之弟)无他心，宜以西南、六盘悉委属之。浑都海屯军六盘，士马精强，咸思北归，恐事有不意。纽邻总秦、川蒙古诸军，多得秦、蜀民心，年少鸷勇，轻去就，当宠以重职，疾解其兵柄。刘太平、霍鲁怀，今行尚书省，声言办集粮饷，阴有据秦、蜀志。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11)
赵良弼对川、陕、甘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全面分析，印证了廉希宪的预见，忽必烈遂以廉希宪、商挺等为陕西宣抚司正、副使，赵良弼为参议，以稳定关中局面。当时川、陕、甘“甫罹大变，众心未一”，形势十分严峻。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廉希宪等至京兆，首先“大集官吏，宣示诏旨，遣人驰往六盘宣谕安抚”。大约十日以后，断事官阔阔出遣使来报：“今浑都海已反，公所遣使已杀。又分遣人乘急传，入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华各起军马来赴援。又多遗蒙古军奥鲁官兀奴忽等金帛，使尽起新军，且约太平、霍鲁怀同时举事”。廉希宪遂当机立断，派刘黑马等捕刘太平、霍鲁怀，又遣刘黑马、汪惟正分别诛杀了密里火者和乞台不华，掌握了控制川陕的主动权。同时，廉希宪、商挺等又认真分析了军事形势，对浑都海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作出了预测。
当时“关中无兵备”，为了阻止浑都海东向，廉希宪、商挺等果断调遣汪良臣、八椿前往阻遏浑都海。临行前，廉希宪、商挺又向八椿反复面授机宜，谓“君所将乌合，六盘兵精，毋与争锋，但张吾军声，使不得东，则大事济矣”。中统元年(1260年)九月，阿蓝答儿率兵至西凉府，与浑都海合兵，忽必烈命合丹、合必赤与汪良臣等迎战，双方在甘州东展开决战，杀大将阿蓝答儿、浑都海，关陇平。
平定浑都海之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阿里不哥在和林自立为汗后，派两路大军南下，东路军图犯开平、燕京，西路军则由阿蓝答儿率领，兵进河西走廊，以期与浑都海会合，以便控制忽必烈多年经营的关中地区，进而威胁河南、山西，使忽必烈失去战略后方，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幸而廉希宪、商挺、赵良弼能谋划于事发之先，临机决断于事发之后，稳定了川、陕、甘局势，为消灭浑都海及阿蓝答儿奠定了基础。当忽必烈闻知甘州大捷后，称赞商挺等人说：“卿等古名将也，临机制变，不遗朕忧”，(12) 充分肯定了廉希宪、商挺等人的军事才能。
三
建立战略基地与保障军需供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但蒙古大军在早期的征战中，并没有稳定的战略基地与后勤保障机制。儒士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在调拨军需物资方面发挥了自己的才干。
1251年，忽必烈被宪宗“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姚枢及时为忽必烈分析了前线的形势，提出了屯田实边的建议。他指出，1235年阔端、阔出伐宋，得唐、邓、均、德安、枣阳、光化等地，留军戍边，继而襄、樊、寿、泗亦相继来归，“而寿、泗之民，尽于军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绝。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因此，他提出了关于“以是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的建言，旨在改变蒙古军队剽掠的短视行为，建立稳定的战略基地，改善前线军需供应，为消灭南宋做好充分准备。姚枢曾随阔出南伐，非常了解宋蒙对峙的形势及蒙古军队在前线的状况，他的见解应当具有权威性，忽必烈非常赞许并及时予以采纳。忽必烈根据姚枢的建议，不仅设置了屯田机构，而且还在极其广大的范围建立和改善了军需供应机制，使得前线的军队有了一个纵深广阔并能提供有效供给的后方。
除了从战略上策划军需供应外，儒士们还很好地落实了军需供应事宜，特别是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为忽必烈筹集了大量军需物资。中统元年，忽必烈即汗位后，立即设立十路宣抚司，儒士在宣抚司正副使中占多数。宣抚司在设立之初，军需供应任务十分繁重，据《元史·世祖纪》记载，仅中统元年(1260年)十路宣抚司就向开平调集了大量的马匹、粮食、服装等军备物资，为忽必烈最终战胜阿里不哥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儒士还承担了其他军需供应任务。例如，赵良弼于中统元年(1260年)担任陕西四川宣抚使，“属用武之际，调兵马，给粮饷，……卒赞成秦蜀之功”。(13) 为军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四
蒙古军队在南下之初，对抵抗者采取了屠城政策。蒙古大军“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店焚毁，城郭丘墟矣”。(14) 随着南下战争的深入，参与决策的儒士们为了保全民命，屡次建言，促使蒙古统治者改变其血腥的政策。
1232年，蒙古军围攻汴京，在汴京即将被攻克时，首将速不遣人报告太宗，谓“此城相抗日久，多杀伤士卒，意欲屠之”。耶律楚材闻知后，急忙面见太宗，从蒙古贵族的利益出发，及时、反复地向太宗申说不屠城之理：
(耶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凡数十年，所争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上疑而未决。复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聚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上始然之，诏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原免。(15)
太宗的态度表明，包括蒙古最高统治者在内，“城拔必屠”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而耶律楚材保汴京不屠，只是儒士挽救民命努力的开始，史家所称其后“攻取淮汉诸城，因为定例”，则未免夸大其辞。事实上，即使像忽必烈这样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统治者，如果不是儒士们的努力，也很难改变其屠城政策与劫掠的本性。徐世隆、张文谦、姚枢、刘秉忠在从征大理的过程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游说忽必烈，以希在战争中保全民命。他们的努力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一是引经据典，说于兴兵之先。忽必烈在进军之前，问计于徐世隆。徐世隆说：“昔梁襄王问孟子，‘天下乌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襄王曰：‘谁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忽必烈回答说：“诚如威卿言，吾事济矣。”(16) 二是以史曲比。受命从征大理的姚枢趁忽必烈夜宴群下时，向忽必烈“陈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无效潘美伐蜀嗜杀，及克金陵，未尝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归”的前朝故事，打动了忽必烈。三是临阵力争。姚枢援前朝历史曲比，忽必烈信誓旦旦，姚枢大喜过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故而儒士还必须采用第三种办法，即临阵力争：
大理之役，我师至其城下，国主高祥拒命，杀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张文谦)与太保刘公、左丞姚公入言曰：“杀使拒命者，其国主耳，非民之罪。”世祖从之，特免杀掠，所活者无算。(17)
如果张文谦、刘秉忠、姚枢不及时力争，忽必烈恐怕要尽食其言，大理全城则将民命不保了。
1259年，忽必烈总东师南下，张文谦与刘秉忠、姚枢数言“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这次忽必烈表示要“保为卿等守此言”。在进军途中，忽必烈召见了名士宋子贞和李昶，问以用兵之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忽必烈提出了“不嗜杀”的建议。为保证不嗜杀戮，忽必烈这次采取了组织措施，史称军队“既入宋境，诸将分道兼进，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军士，毋肆杀戮，毋焚烧庐舍，所获生口，悉纵遣之”。(18)
由于儒士的长期游说，忽必烈逐渐认识到保全民命的重要性。在灭南宋时，他把不嗜杀掳作为一条政策规定下来。至元十一年六月，在伐宋檄文中，明确提出“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的要求；七月，他又面谕统军取宋的伯颜：“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19) 这些要求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古军队的屠城政策。
在金元鼎革之际，昔日具有优越地位的儒士不仅历尽了流离辗转之苦，有的甚至险些丧命兵革之中，沦为战俘，落入奴籍者也为数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较早与蒙古贵族合作的儒士，便肩负起了拯救同类的任务。
在1235年阔出伐宋的战争中，杨惟中任军前行中书省，姚枢在军前搜求儒士。这在郝经为杨惟中撰写的神道碑中以“得名士数十人，收集伊、洛诸书载送燕都，立周子祠，建太极书院，俾师儒赵复等讲授”(20) 数语加以概括，而专司搜求的姚枢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乙未，诏二太子南征，俾公(姚枢)从杨中书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会破枣阳，并公所招将尽坑之。大将幕竹林间，公前辩析：“明诏如此，它日将何以复命？”乃蹙数人逃入竹中，才脱死数十人。继拔德安，得江汉先生赵复仁甫，……不欲北，与公诀，蕲死，公留宿帐中。既觉，月浩而盈，惟寝衣存，乃鞍马号积尸间，求至水裔……(赵复)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传绪百世，保吾而北无它也”。遂还，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付公。(21)
这则记述说明，姚枢的搜求工作不但没有得到军队将领的配合，反遭其阻挠，即使姚枢以诏书相辩，军将也不予理会，脱死的士人不是被释放的，而是在姚枢指使下逃跑的，或有不得逃脱者，遭到坑杀恐怕也再所难免。然而要说服像赵复这样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儒士跟随姚枢北还，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如果不是姚枢勇谋兼备，赵复或许溺水身亡，史传无名了。姚枢在德安得赵复及伊洛诸书，是理学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推动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此后，不仅赵复在燕京太极书院授徒讲学，而且姚枢在苏门大量印行程朱之书，“散之四方”。以后成为一代名儒的许衡也是从姚枢处得到程朱之书，并据此授徒的。
具有儒者之风、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的维吾尔人廉希宪，在1259年忽必烈攻取鄂城时，“引儒生百余拜伏军门，因言‘今王师一举渡江，宜令军中应俘获南儒，并以官钱购遣还家，以广异思’”。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所还者五百余人”。(22) 由此可知，廉希宪虽未像姚枢那样专责搜求士人，但他却能以特殊的身份，使这些儒士免为驱口。
在战乱中拯救儒士实非易事，儒士沦为驱口在元初实为不争的事实。据《元史》卷125《高智耀传》载：“时淮蜀士遭浮虏者皆没为奴。智耀奏言：‘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帝然之，即拜翰林学士，命循行郡县区别之，得数千人。”这不仅说明元初有大量儒士因战争沦为驱口，而且也说明朝中近贵对儒士的作用缺乏认识。以此反观杨惟中、姚枢、廉希宪救儒士于战火之中，则知其困难不可谓不大，其功劳不可谓不著，但其作用抑或微乎其微。
五、结束语
蒙古兴起朔漠，习骑尚勇，深入汉地以后，其军事谋略的不足和征服手段的残酷就立刻凸现出来。而与蒙古贵族合作的儒士深谙军事谋略，同时又了解汉地世情，故而在元初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儒士襄赞军事，其独到之处是善于从战略全局谋划战争。主要表现在：其一，谋划军事首先立足于政治。他们要求忽必烈禁屠城、不嗜杀，亲临前线搜救儒士，不仅在客观上保护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而且也逐渐改变了蒙古军队的屠戮政策，起到了争取民心、瓦解对方、促使对方投降、减少战争伤亡、加快战争进程的作用。他们更善于立足内政考虑和与战的问题，郝经虽力主与南宋议和，但其目的并不是要与南宋和平相处，他考虑的主要是内政，一旦内政修好，儒士们还是积极支持忽必烈举兵南征、统一全国的。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以政治指导战争、决定战和，是古今中外政治家、军事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儒士在元初襄赞军事正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其二，儒士充分认识到，国力、实力和民力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他们主张修好内政考虑的是积蓄国力和民力，关于屯田实边和在前线建立军事机构的建言则涉及到增强前线实力的具体问题。忽必烈正是采纳了他们的正确主张，才得以稳扎稳打，最终统一全国。其三，儒士的谋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这在郝经的伐宋方略、廉希宪等对川、陕、甘形势的预测以及采取的应对措施等方面都有很好的体现。
从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士对元初特别是忽必烈时期军务的襄赞，对于忽必烈在军事上的胜利乃至夺取政权、统一全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从而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被尊为“儒教大宗师”的忽必烈对儒士们所信奉的理论未必有深刻的领悟，但他至少在军事斗争中对儒士的价值有了实实在在地认识，这成为他即位后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良宵等著《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在有的方面有所提及，李涵的《也论郝经》(《元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姚从吾的《宋蒙钓鱼城战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与合州获得保全考》(《姚从吾先生全集》第6册，正中书局1982年版)等涉及到了某一人物或事件。本文旨在系统研究儒士群体在忽必烈时期征战中的作用，但为了体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也不局限于这一时期。
②郝经：《陵川集》卷38《再与宋朝丞相书》，文渊阁四库本。
③⑤⑨⑩(12)(13)(16)(17)(18)(21)(22)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7、7、11、11、11、11、7、7、8、7。
④⑦⑧郝经：《陵川集》卷32《东师议》，文渊阁四库本。
⑥《元史·郝经传》。
(11)《元史·赵良弼传》。
(1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下)》卷19《鞑靼款塞》，中华书局2000年版。
(15)苏天爵：《国朝文类》卷57《耶律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19)《元史·世祖纪》。
(20)郝经：《陵川集》卷35《杨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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