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性及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性及论文,当代世界论文,现象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等是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世界做出的特征性说明，但作为人类社会一个方面的民族现象、民族过程属于怎样一种状态，无疑也需一个适当的概括。本文拟从对“族性”和“族性张扬”的认识入手，对当代世界的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做一尝试性的解析。
一、关于“族性”
“族性”是个外来语，它译自英语“ethnicity”。“ethnicity”是个新词，20世纪50年代才有人使用它，但60年代以后它已成为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中最流行的术语之一。（注：参见Thomas Hylland Eriksen,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Pluto Press,London,1993，载http://folk,uio.no/geirthe/Ehnicity.html。）据考究，“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提出并使用ethnicity这个词”的是美国学者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和莫伊尼汉(D.P.Moynihan)。他们于1962年在一本名为《远离熔炉》(Beyond the Melting Pot)的书中提出了这个概念，用以描述“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注：东来：《Ethnicity（族性）：从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载《读书》，1996年第8期。）但像其他有争议的术语一样，西方学者对“ethnicity”的解说并非都认同格拉泽和莫伊尼汉，而是各执一词、颇有分歧；国内学者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它有多种译法，或译为“民族关系”，或译为“民族”、“族群”，或译为“民族现象”，“族性”只是其中之一种译法，与其相近的则有“民族性”、“族群性”等。
其实，对“ethnicity”怎么译法完全应看该词在具体语境中的涵义，原作者怎样使用就该怎样传达，不能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原作者，或者说，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多义词，不必为谁是谁非去争执。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赋予已在汉语中使用的“族性”一种明确的涵义，因为它尽管来自外语，但现在已是一个汉语词汇，在汉语文献中正得到广泛的运用，如果涵义不明确，势必有碍学术的交流和发展。笔者的理解是，所谓“族性”，应该是指能够构成各种族类群体的基本要素，包括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这样理解有两点理由：一是这里所说的“族”指的是作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族”，既包括“狭义”的民族，如汉族、藏族、朝鲜族等，又包括“泛义”的、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类族体诸如氏族、部落、部族等，乃至包括诸如中华民族、俄罗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等这些带有政治和区域色彩的民族，而语言、血统、传统文化等都是构成这些族体的基本要素，或者说，是这些“族”得以凝聚或存在的必要属性。二是“族性”得以源出的“ethnicity”不论是指一种“关系”、一种“群体”，抑或一种“现象”，都与由它的词根“ethnos”所指涉的族类或族体有关。“ethnos”是一个古老的希腊词，早在荷马时代即被使用，用于表达“一群”、“一窝”等区分人类群体的含义；也指同宗、同血缘的群体，在拉丁化并引入其他欧洲语言后，“本质上都是指那些在血缘、体貌、族体、宗教等方面的‘异己’群体”。（注：郝时远：《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各国学术界又逐渐将其视为泛义的“民族”作为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将“族性”确立为构成族体或族类的基本要素也有其词源学上的根据。
“族性”能够作为族类群体构成要素的根本点在于它的“原生性”，即族体成员天然的、与生俱来的自然和文化属性。在上述诸要素中，血统、种族都是人的自然性状，不可更移，尽管我们的“民族”定义中一般没有血统和种族的成分，但“血缘关系”、“共同祖先”和“同宗同种”等在任何族体中都是最具凝聚力的因素。地缘或祖籍地是人之“根”的意识得以寄托的地理空间，它赋予人们以最初的文化特征乃至体貌特征，“故乡”、“祖国”由此成为人们最具思念和依恋价值的“镜像”。语言和传统文化都是民族的常备特征，在许多情形下，语言是一种无形的“名片”，它忠实地反映人们的文化或民族属性；传统文化是可做多重分解的族性成分，礼仪、服饰、艺术、建筑、器物乃至制度等都是反映一个群体的历史和传统的特定符号。人自出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就是接受语言和传统文化塑造自己的过程。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在相当多的人类群体中，人们所信奉的教义、上帝、教主和偶像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由此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性及对社会影响的深刻性使其对人类群体的凝聚作用不亚于其他任何因素。“原生性”在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当代西方民族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就是所谓的“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传统意义上的“原生主义”注重民族的原生形式，强调民族的文化、血缘、地域和语言等属性，（注：参见Philip Spencer and Howard Wollman,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Sage Publications,London,2002,p.27。）而作为原生主义变种的“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所突出的仍是民族群体的“族性符号”(ethnic-symbolism)。“新浪漫主义”为“民族”(nation)所下的定义就是“一个具有名称的特定人群，他们居住于一个历史上既已存在的疆域，具有共同的神话、记忆，独特的大众文化以及为全体成员所享有的共同权利和责任”。（注：Anthony D.Smith,"Dating the Nation",in Daniele Conversi(ed.),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Routledge,London,2002,p.65.）而“历史上既已存在的疆域”、“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文化”就是祖籍地、血统、传统文化或由其分解的具体的原生要素。族性的原生性是它具有强大内聚力的根本原因。“族性”所涉群体之所以为“族”或“民族”，实际上都缘于它们所含有的各种原生要素，而这些要素正是民族学所称的“族”与其他人类群体的根本区别点。
明确“族性”概念的直接意义是可以简化对于某些相关概念的理解。比如“民族”和“族群”，本质上都是基于族性要素的群体，人们对它们所下定义的不同也即对于这些群体中的族性要素选择的不同。你可以把语言、地域、血缘、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必需特征，他又可以将“血缘”抛开，将“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记忆、神话等作为要素加以补充。然而相对而言，“民族”在本义上总是一种族性要素最为集中、原生性质也最为鲜明的群体。我们称汉族、藏族为民族，是指他们都有各自的语言、地域、文化和历史渊源，这些族性因素都非常鲜明和完整。我们认定的其他民族也莫不如此。“族群”在汉语中已有不断被泛化的趋势，只要高兴，一个社区、一群校友、一个年龄段的人群甚至一群动物都可以“族群”称之；但如果仍然把它限定在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范畴之内，无论从学理上讲还是从政策实践上看，都不应等同于“民族”。民族学或人类学范畴之内的“族群”实际上仍是由某些族性要素联系起来的群体。它不要求“民族”所需的族性要素的齐备和集中，但却不能没有族性要素，或具有共同语言，或属于同一种族，或具有共同地域，或具有共同文化，方能称其为“族群”。由于“族性”本身有很大的弹性，因此在实践中人们界定“族群”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美国，亚洲人都可被纳入亚裔族群的范畴，而亚裔之内的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又都各自属于华裔、日裔和印度裔“族群”。“族性”不完全等同于民族特征。民族特征可以是上述“族性”要素，也可以是偏离这些要素或是由这些要素派生出来的特征，如斯大林定义中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西方学者定义中的“历史记忆”和“神话”等。
明确“族性”概念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描述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当代世界民族现象的凸显已是一种无可置疑的事实，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民族意识的抬升、民族文化的大力弘扬等都足以说明这一点。但问题是，我们所讲的民族现象只能是一种泛义的理解。譬如世界性的“寻根热”、“文化热”，向来也被视为“民族认同”的表现，但这里的“根”、“文化”，有的维系于民族，有的则寄托于地域、血统或国家；人们因某些因素而形成“族群”，因文化、血统、地缘等作为构建要素而具有“族”的属性，但却并不是“民族”。因此，用“族性”而不是用“民族”来表述当前的民族现象更符合实际。“族性”包含着“民族”的成分，但又超出了“民族”的范围；它与各种文化现象都有联系，但又始终不离“族”这个核心，这种模糊性正是我们对现今的民族现象进行概括所需要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把当代世界民族现象的凸显描述为“族性张扬”。
二、当代世界的“族性张扬”
“族性张扬”即族性影响的扩展、延伸和蔓延。当代世界的族性张扬大致有以下几种现象：
以族性为中心的阵营组合和竞争加剧。早在两大意识形态对峙十分尖锐的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认为，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族性”更为突出，而阶级和意识形态已退居次要地位。（注：参见Joseph Rothschild,Ethnopolitics-A Conceptual Framew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1,p.173。）20世纪90年代S·亨廷顿提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层面上认同文明。”（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6页。）到了21世纪他进一步认为，当今世界已陷入“全球认同危机”，“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特性／身份……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他由此而为美国的未来担忧，怀疑2025年时的美国是否会“成了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2、10页。）这些论点有明显的不实之处，因为与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相比，文化上的认同总是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用文化或族性来确立认同、构建阵营并参与竞争的确是当代世界的一个突出现象。民族主义强调人的民族属性，以追求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国家）的一致性、无条件地追逐民族利益为宗旨，是以族性构建阵营和伸张利益的高级形式。民族主义的高涨以至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另一次“浪潮”，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反复述及的一个事实。这一浪潮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肢解了南斯拉夫民族联盟，也鼓舞和引发了更大范围内以“民族独立或统一”为目标的民族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民族为单元的新国家的创生速度直逼非殖民化运动高潮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同属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民族统一运动已使东、西德国和南、北越南以及也门完成了它们的民族团聚，也使分裂长达牛个世纪的朝鲜和韩国坐到了谋求统一的谈判桌前。当然，在正当、合理的民族运动的另一面，那些以追逐非分利益为目的的民族主义也相伴而行。当今世界热点的制造者、多民族国家统一局面的破坏者，或多或少都和民族分离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有关。从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西班牙“埃塔”的恐怖袭击，到俄罗斯车臣极端分子的武装分裂和东南亚分离组织的爆炸、绑架，都可找到民族分离主义的罪恶身影。
“泛民族主义”(pan-nationalism)，或“宏观民族主义”(macro-nationalism)，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但它以唤起民族感情为基础，主张在文化、历史、语言、宗教和地域等方面接近的民族的联合。（注：参见Louis L.Snyder,Macro-Nationalisms-A History of the Pan-Movements,London,1984,p.5。）是族性在国家层次之外的一种宏观构建。泛民族主义的梦想可以溯及中世纪的欧洲，而近、现代历史上的“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等也都给历史留下了深刻印象。冷战后随民族主义浪潮而来的泛民族主义再度盛行。“泛突厥主义”试图借苏联解体之机在中亚填补“真空”，尽管因不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而被先后抛弃，但其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内的时隐时现，仍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手段遭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反对，但与此有关的“泛伊斯兰主义”则在伊斯兰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此外，诸如“泛非主义”、“泛欧主义”、“泛索马里主义”以及“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高丽主义”、“大蒙古主义”等，也都给世界以不同程度的震荡。这些泛民族主义超越国家，以民族、文化、宗教等为基础的“族性”构建，不足以改变以民族国家为主角，以经济、政治为基础的既有的世界格局，但却深刻地影响着这种格局。
少数民族和其他在语言、宗教、种族人口中占据少数或处于非主导地位的群体的认同和利益伸张属于族性张扬的另一典型表现。少数人群体固其人口或社会地位上的弱势而容易被主流社会忽视或排斥，而这部分人在对抗外界压迫方面最便当的方式就是利用族性的“团聚”。当代世界各国的少数人群体大都有着强烈的“族性认同”，而随之对于自身利益和文化的维护也都是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美国黑人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自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不但有效地改善了自身的社会处境，也成为世界反对民（种）族压迫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南非黑人的同类性质的斗争则对世界上最后的种族隔离制度划上了句号。土著民族（或称“原住民”）是一种特殊的少数人群体，一般而言，他们大都有着遭受驱赶、剿杀和同化的悲惨经历，也有着比其他群体更多的“原生性”，这往往被主流社会视为更为落后，但也因此而使得他们的“族性认同”更为鲜明，因不平而抗争的自觉性更为强烈。土著为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地位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20世纪后半期以来，美洲各国的印第安人、北极圈一带的因纽持人、北欧的萨米人以及澳洲的土著部落等，都以不同形式的斗争赢得了世人的关注。他们普遍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不仅要求得到自然资源和文化方面的权利，而且要求参与国家事务，要求政治上自治或独立。他们也多次召开国际会议，推动国际社会关心土著问题。从1993年以来，有关国际机构先后开展了“世界土著人国际年”、“世界土著人国际十年”和“国际土著人日”等活动，在加强国际合作及帮助各国土著解决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注：参见《世界上著人国际年和国际土著人日》，载http://online.cri.com.cn。）其实，土著的问题只是少数人群体问题的一个方面，面对包括土著在内的所有少数人群体问题的突出，国际社会也在更大层面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立专门条款对少数人权利做出规定，1992年联合国又发表了《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许多国家也通过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做出了相应的承诺。
移民是造就“族性认同”最便捷的一种社会力量。新的环境、陌生的文化和强大的竞争压力迫使移民们将来源地、种族、语言和宗教等族性因素作为凝聚群体、感受亲情的最常用手段，而他们带给移居地就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和文化冲突也成为引发矛盾的常见诱因。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交通的便利、自然灾害和战乱频仍都使国际移民越发普遍，而由此带来的“族性认同”和对外来移民的排拒也成为当代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来欧洲出现的所谓“海德尔现象”、“勒庞现象”，都是这些矛盾在政坛上的激烈反映。对外来移民及其文化的排拒曾被斥为“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而现在有人将其称为“文化原教旨主义”。（注：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原教旨主义有别于传统的种族主义，是一种原始身份特征的强化意识。它不是以杂然相处的态度看待各种文化，而是把各种文化从地理上加以划分，使它们彼此隔绝，因此它会采取一套反对外国人、陌生人和侨民的态度。种族主义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名声扫地，而文化原教旨主义则可以为人们所接受。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页。）这种修正虽然温和了许多，但丝毫不能减弱它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当然移民也并不仅仅发生在国家之间，随着各国现代化的推进，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呈越来越多的趋势，由此而带来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和利益冲撞也在频繁发生。冲突各方的社会聚合、心理认同和排拒都使“族性”越发为人们所看重。
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性日渐强烈。传统文化是“族性”的基本要素，也是民族存在的外在表征。正是由于这一点，“族性张扬”在当代世界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各国、各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一份有较强代表性的国际社会调查资料表明，各国民众把包括自身历史和艺术、文学在内的“文化的成就”，而不是把人们想像中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看做民族自豪感的最重要的理由。（注：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关世杰等译：《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第217页。）目前人们议论较多的“文化民族主义”，说到底就是注重从文化上界定“民族”和“民族利益”，而这正是在以追求民族与国家相统一的政治民族主义之外最活跃的民族现象。随着一大批经济上得到飞跃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努力从文化上树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抗拒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文化，也由此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S·亨廷顿借用别人的话说：当今“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2页。）这个判断透露着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忧虑，但却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认可。
少数民族文化被主流文化所包围，最易为主流文化所淹没，因此这些族体对自身文化的处境更为敏感，极力张扬自身文化的自觉性也更高。在他们提出的争取平等权利的各项要求中，对语言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尊重总是主要内容之一。跨居挪威、芬兰和瑞典等国的萨米人为维护自身的权利，首先要求在宪法中承认他们为少数民族，紧接着就是要求萨米语和萨米文能获得官方语文的地位。（注：参见高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跨界民族——萨米人》，载《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印第安民族及其语言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甚为悲观，但如今美洲印第安人不但人口增长，而且他们的语言和文学、艺术也得到了复兴，仅墨西哥使用印第安语言的民族就不下78个。用印第安语写作、反映印第安民族生活的印第安文学十分昌盛。（注：参见乌同康：《印第安语言、文学的复兴》，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2期。）类似的事例在当今世界俯拾即是。
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和由他们统治的国家总是力图通过消泯或同化异族文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现代文明已宣告了这种行为的非正义性。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早已把民族平等、团结确立为原则，而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多元文化主义”也已成为西方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民族政策的主流。如今，多样性、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已不再被看做一种负担，而是被普遍视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从各国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到国际社会的有关法律条文，大都体现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保护和弘扬多样性文化已成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推进。
族性和政治相结合的“政治族性化”日渐盛行。政治和族性不属同一范畴，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二者却有着相互依附的强烈倾向。西方民族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族性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thnicity)，其意是指在急剧变化的现代条件下，国家已经变成了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媒介物和竞技场。为了保护和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表明自己的委屈、主张、渴望和追求，各个民族(ethnic groups)，不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还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都会力争进入政治舞台，从而成为具有政治属性的群体。（注：参见Joseph Rothschild,Ethnopolitics-A Conceptual Framework,p.233。）“族性政治化”的确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现象。在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政党的民族色彩超过了阶级和阶层色彩，或者说民族色彩掩盖了其阶级性和阶层性。当代非洲国家的各个政党大都具有民族背景，因而这些国家的政党竞争和政治斗争便成为民族斗争的集中反映。20世纪80、90年代在西方鼓动下发生的所谓“多党民主”热潮因各国政党的“部族化”而大大加剧了非洲的动荡，一些国家至今仍陷于部族内战之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过程中，各部族也都通过自己的政党和其他组织明争暗斗，努力在新的国家政坛中争得更大的地盘。而在民族矛盾突出的西方国家的政治纷争中，各个党派和其他政治组织的民族背景也时时可见。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各族群的特有意识明显增强，政治参与也随之更为积极。美国“对种族问题的优先考虑已上升为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而犹太人、古巴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正在成为最活跃的、对美国政策尤其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影响力最大的集团。“在美国国会里，这种倾向已十分明显。各特殊种族利益集团已能够轻车熟路地向国会提出决议案，并促使立法机关通过修正条款来限制美国的全球政策……众议员和参议员成为某些种族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乃至工具的现象比比皆是。”（注：〔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王振西主译：《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218-219页。）
其实，比“族性政治化”影响更大的是“政治族性化”。早期民族主义将人们争取自由和政治地位的希求涂上“民族”色彩，这是“政治族性化”的古典形式，而民族主义在当今的兴盛使这种形式的“政治族性化”继续得到了扩张。由民族主义理想延续而来的“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以“民族”的模式来塑造国民，这是“政治族性化”的宏伟工程。尽管民族建设因体现了“同化”原则而遭到“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严重挑战，但国家统一和稳定性的固有要求迫使国家总是要将这种建设放在事实上的突出地位。西方国家在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同时，强调“一体性”、弘扬主流文化的努力从来没有放弃；而克服内部纷争、将四分五裂的各个部族努力聚合成新的“国家民族”，“实际上也就构成了独立后众多非洲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主题”。（注：刘鸿武等：《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页。）因此，民族建设是民族国家维护和张扬自身族性的自觉行为，是族性张扬的国家形态。地区民族主义是一种在西欧比较突出但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的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它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经济、政治利益分配不平衡。而它之所以被冠以“民族主义”，也是由于这类运动有着“民族”色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当今世界，任何地方的分离主义都要依靠民族自决(ethnic self-determination)的标准原则才能使自己合法化，仅仅是一种经济或行政上的地方不满，而没有“族性”的参与，不会被承认是一种有理由的“分离主义”；“如果表达的只是地缘上的不满并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一个委屈的地区甚至必须要发明一种族性认同或补缀一个老的民族认同，才能证明它的主张的合理性”。（注：Joseph Rothschild,Ethnopolitics-A Conceptual Framework,p.4.）在民族运动史上，对“族性”或对“民族”名义的假借早巳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解放的殖民地人民打出的从来都是“民族”这面旗帜，而今这一现象在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地方的利益纷争中得到了深化。这就难怪在对“族性”概念的解说中，有人将其定性为一种“群体政治策略”。（注：参见G.Carter Bentley,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Seattle and London,1981,p.25。）而在对于“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工具论”(instrumentalism)也始终支撑着这一领域的半壁江山。
原生族体的普遍“碎片化”及大范围扩散。所谓“原生族体”指的是具有原生形态和特征的民族，包括现在所称的基本民族以及带有较多血缘痕迹的氏族和部落等。这种族体较少分化，较少走出世代所居的地域环境，属于原生形态的民族。事实上，民族总是处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民族之间的人员流动和相互渗融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民族存在的原生形态都是相对的。现在需要提出的是，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急速推进，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民族之间的掺杂、交融使得原生形态的民族的分化大大加快。20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社会蔓延开来的“族群”现象实际上是这种族体分化的典型反映。“族群”是民族被流动和移居打破之后，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承载着某一或某些原生要素的族性再生体。它可以是我们从前常讲的“族支”，可以是一个种族群体，也可以是源自同一个母国、同一个出生地、同一种语言或同一种宗教的群体。对“族群”的数量进行统计是徒劳的，因为组织形态不是它的必备特征，“族群”的边界是模糊的并且可以游移，但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族群现象的普遍化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我们的同胞走出国门，在新的国度中相互依存、同以中华子孙而自居，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华人”或“亚裔”族群；外国人在我们这里定居就业，因语言、国籍或宗教不同而自成一体，成为中国人眼里的“外侨”或“外裔”族群。“族群”的大量出现将原本完整的族体分割开来，并不断扩散。它所强调的“族性认同”又使族性因素得到广泛流散和扩张。族性因素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中所谓“新认同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注：参见杨雪冬著：《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页。）也成为我国人类学或民族理论界密切关注的一种现象。近几年国内民族学或人类学对于“族群”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其实质乃是学术界对新的民族现象的理论反映。
上述“族性张扬”在中国同样表现得很明显。我国民族理论界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呈增强的趋势。以民族为单元的利益纷争和文化纷争在增加，从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些社会现象，现在则很容易成为民族矛盾的触发点。各个民族都关注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注重保护和弘扬自身的传统文化。同样，地区发展差距也因与民族分布相对应而彰显了相当浓厚的族性色彩，各类分裂主义也借助族性而加大了民族分裂活动的步伐。中国正在与世界融为一体，世界上发生的“族性张扬”当然要在中国表现出来。
应当说，世界民族现象的这些变化已被学者们感受到并已做过一些分析，但西方学者大多把当今民族问题的各种表现说成是民族主义的“复兴”(revival)。这主要是针对民族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勃兴和20世纪中期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之后的再次兴盛而言的，但从当今各类民族主义的深入程度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族性因素影响的广泛性来看，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复兴”，不如说是“族性张扬”。
三、“族性张扬”与全球化
直接的感觉是，世界性的“族性张扬”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大大抬升了族性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人们也在这时突然加大了对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的关注。这种感觉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放眼整个20世纪的历史，应当说，世界性的“族性张扬”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开始。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期，联合国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大大加快了世界的非殖民化进程。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开始经受民族或种族问题的激烈冲击。美国的民权运动不但改变了黑人的人权状况，也带动了整个社会族性因素的增长。最早发生民族主义运动的其他西方国家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在这时遭受各种民族问题的困扰。美国学者本特利(G.Carter Bentley)在其编辑出版的一本关于族性问题研究书目汇编的前言中写道：“对于族性和族群的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以日益增长的速率激增。在美国，族性的政治意义已使它成为公众和学术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电视广告节目中赞美着大部分美国人的移民遗产；政治运动已不大可能脱离民族意识的控制，个人的主张要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要么作为新的民族意识的代言人，要么成为这种民族意识的解说者。对于族性的新的兴趣也大大超出了美国的范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在加拿大，魁北克分离主义仍然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问题，赞成限制移民进入的意见正在上升。在英国，‘种族’(race)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出现在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它反对淹没它的感情的企图。在法国，分离主义的民族运动已经出现，或重新出现在布列塔尼、诺曼底和其他地方。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近年来也都经历了民族运动(ethnic movements)的复活。在东欧，南斯拉夫的完整可能会由于铁托总统的离世和民族排他性的复活而受到威胁。同样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能在经历。当前的国际事件常常包含着族性因素。例如，在伊朗出现的族性差异和革命后政府的不稳定，苏联中亚地区的民族主义，印度支那的部落民和难民问题等等。”（注：G.Carter Bentley,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p.XI.）该书出版于1981年，本特利所反映的“过去的20年中”的情形，正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族性状况，其张扬程度与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不相上下。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目光被当时两大阵营的冷战和意识形态斗争所遮掩了，因此，我们不能只凭直接的感觉说族性张扬始自20世纪90年代，而只能说20世纪90年代因冷战结束引发的民族分离主义的连锁反映形成了族性张扬的高潮。“族性张扬”作为一种明显的世界性的现象，应是从20世60、70年代开始的。
在“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20世纪60、70年代和90年代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年代，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分别将它们视为“全球化时代”的开端。他们各有说道，但至少都承认这两个时间段已聚集了相当多的全球性特征，足以影响整个世界。族性张扬与这两个时间段相吻合，足以证明全球化与族性张扬具有某种联系。笔者曾就此做过初步论述，大意是：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社会的扩大造就和强化了族性因素，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差距问题引发了各类族性因素的增长，全球化中的文化碰撞强化了族性因素，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随着信息全球化在世界的扩散、现代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冷战铁幕的拆除促进了族性认同的建立与传布。（注：参见拙文：《全球化与族性认同》，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这些论点主要是要说明全球化与当今族性认同意识普遍增强的因果联系，但也同样可以说明全球化与族性张扬的密切关系，因为族性认同是族性张扬的心理基础，也是其基本表现形态。此外，全球化对族性张扬的影响还有两点是值得说明的：
其一，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的变化有利于弱化阶级认同意识、强化族性认同意识。族性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族性张扬主要是相对于以往阶级认同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减弱而言的。农耕时代和依附于大机器的工业时代曾使社会的阶级结构十分鲜明，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身份是非常分明的，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难以弥合的。而在全球化时代，以往的产业结构有了大范围的调整，不同的产业既分化又融合，相互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和阶级属性也因此而不再那么稳固，不同阶级和阶层成员之间相互转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才干和机遇赋予了每个人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和新的社会领域的不断出现，一些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也具有了多重性和模糊性。经纪人和部门经理是工人还是资本家？富可敌国的知识巨人和球星、影星属于哪个阶级？类似的问题都使人们的阶级认同增添了不确定性。而与此不同的是，人们的血缘、祖籍地、宗教和传统文化等族性因素在可以想见的时间内都是不可更移的。“族性”是一种最具稳定性的社会属性，因为它有着无可选择的“天定”的成分。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是一个中国人，就必然是黄皮肤、黑头发，你所遵从的是几千年传袭下来的中华文化；你是一个英国人，高鼻、金发、白肤和浸透着基督教色彩的英伦文化也必然要伴随你的一生。因此，全球化时代在阶级认同弱化的条件下，即便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原有的族性认同也会凸现，何况还有上述诸多因素的诱发。然而我们必须明确，当今的全球化对阶级认同的弱化和对族性的激发都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仍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模糊着阶级阵营，激发着世界性的族性张扬，但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仍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0世纪末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同时也被称为“反资本主义”运动，参与这个运动的尽管有环保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一些“白领”阶层的人士等，但其主要成分还是身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社会群体。（注：参见周穗明：《西方全球化理论与反全球化思潮》，载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组织的涣散使得当今世界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失去了阶级阵营的清晰性，但阶级斗争并没有失去它的社会意义。
其二，全球化带来的各民族的价值观念趋同同样会引发利益冲突。一般来讲，民族间交往的增多会导致共性的增多，共性的增多有利于民族团结乃至融合。然而事实上还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即共性增多尤其是价值观念的趋同也容易导致冲突的发生。有学者曾举欧洲的例子说，中世纪时，城市里的犹太人和乡村中的基督徒农民相互联系很少，共有的东西和相互之间可比的东西很少，这样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冲突；而犹太人和城市中的基督徒在对资产的价值认识上是有共同点的，因而在资源的争夺上就导致了他们之间长期的摩擦和经常性的冲突。（注：参见Joseph Rothschild,Ethnopolitics-A Conceptual Framework,p.83。）这类现象在当今更是不乏其例。以往你遵释迦佛典，遁世求安，我奉基督圣训，归义向善，二者各居其地、各修正果，可以相安共处；现今全球化在将地域空间急遽压缩的同时，也使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共性前所未有地增多。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也认可，我所追求的东西他也极力谋取。这些价值的同一性集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有限的资源上，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因此，不但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差异会引发矛盾，全球化所造就的共性也可以成为冲突的根源。这也成为全球化时代族性矛盾和冲突增多的原因之一。
四、宏观民族过程中的族性张扬
民族是一种社会组合形式。所谓“民族过程”即是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部历程。这一概念的科学之处在于它承认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既是同一的，又是特殊的；它以民族的生灭兴衰、分合演进来反映历史进程，有着自身的社会内容、运行方式和规律。全球化对族性的影响是持续的、长期的，因而当今世界的族性张扬决不是一种偶然和短暂的现象，而是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一样同为时代的特征。族性涉及的群体首先是民族，除此之外，还包括族群及泛民族、种族、宗教、语言和国家等多种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要么本身就属于泛义的民族范畴，要么与民族有着属性上的相当大程度的重合。因此，族性张扬本质上是一种民族现象，它所反映的也是民族过程的一种阶段性内容。这些内容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民族自觉的深入乃至普遍化。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会经历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变。这里的“自在”，是指民族先于其成员对族体自我感知或认同的客观存在。存在决定意识，存在也先于意识。把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笼统地看做民族存在的标志，这种看法是先验论的。从“自在”到“自觉”，具体的民族发展有这个过程，宏观的民族发展也有这个过程。从历史上看，宏观民族过程的自觉阶段与资本主义的发生处于同一个起始点。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欧洲各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而形成的民族统一市场，为欧洲最早的民族自觉提供了社会条件；而至18世纪后期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在成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将现代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推向了历史舞台。最早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成为第一轮实现民族自觉的国家。然而受资本的驱动，这些率先完成自身统一和解放的民族又以大规模的殖民侵略将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于是，“压迫民族”的“压迫”连同他们的“民族”理念一同强加给“被压迫民族”，民族主义的狂飚由西欧、北美吹向中南欧和拉美，继而又从欧、美吹向亚洲、非洲乃至整个世界。至20世纪后半期，主要以民族解放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第二轮民族自觉最终冲决了殖民主义体系，为世界营造了“民族国家”的国际新格局。一般而言，在民族自觉引发的前两轮民族运动中，面对外来的共同敌人和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参与者较少表现出基本民族层次的利益追求；然而，在解放和独立的共同目标实现之后，基本民族层次的自觉（第三轮民族自觉）便或早或晚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发生开来。（注：关于民族自觉及其在世界民族运动史上的作用、意义和影响等可参见拙著：《民族过程与国家》第五、六两章，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当今族性张扬中的主要内容都与这第三轮民族自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不论是积极意义上的争取民族正当权益的斗争，还是消极意义上的试图分裂国家的非分之想，都有相应的民族自觉作为支撑。民族自觉向基本民族层次的深入有它自然发生的客观规律性：民族一旦形成，随着自身的发展和与他族的不断交往，其自我认同和对自身利益的感悟必然会发生。与这种内在的觉悟相对应的是，近代以来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理想已随着前两轮民族自觉深刻地渗透到世界各种意识形态当中。“民族利益”、“民族命运”已成为最具动员力的口号和旗帜。当然，民族自觉的深入也与其他社会因素的激发分不开，诸如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差距和族际关系的不平等。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制度和政策的失当尤其是体现剥削阶级意志的对弱势民族的压迫和歧视政策的实行，以及人类总体文明水平的推进对正义民族运动的支持等。如果说。前两轮民族自觉主要是在主体民族和国家层次上发生的，那么，当代的族性张扬则主要是在弱势民族和国家层次之外发生的。这是宏观民族过程中民族自觉普遍化的标志。
第二，民族发展及其影响达至最高点。前国家社会的原生性决定了该时期的社会和民族单元几乎是重合的。队群(band)、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和酋邦等要么是独立的族体，要么是族体的构成单位。因此这一时期社会的任何发展都是具体民族的发展。但生产力的低下决定了这一时期民族发展水平的低下。进入国家社会以后，尽管以民族为界的同质社会还有不伺程度的存在，但大多数社会都是民族混杂，按地域划分社会单位成为常态。国家社会延续数千年以来，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总体上呈下滑的趋势。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民族的地位再次抬升。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造就了一定数量的“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都以“民族国家”而自居，以“一个民族”的姿态来发展自己、建设自己。所谓“民族建设”就是建立民族国家之后，各国按民族主义原则努力塑造以国家为单元的民族的过程。于是，当今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世界的发展也就是民族的发展。作为族性张扬重要内容的民族国家之数量的增多和地位的巩固，是民族过程发展阶段的突出成就。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随着民族自觉的深入，国家层次之下的民族也更加重视自身的发展和利益追求。凡是能在地理、行政和经济构成上自成一体的民族，都在不遗余力地动员社会、发展自己，与国家层次的民族发展形成一种掣肘的力量，或相互协调而形成共同发展的有益合力。当代世界任何一种经济、科技和文化成就都很自然地被理解为某一具体民族的荣耀。与民族的发展相对应的是，不论是国家层次的民族还是其他形态的民族，也不论是主体民族抑或少数民族，都前所未有地重视自身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文化尊严。从国际舞台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到遍及世界各国的反对种族歧视、倡导多元文化的强大呼声，都昭示着人类社会维护民族平等、提倡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民族所具有的魅力使得借助族性的“政治族性化”和“泛民族主义”有着普遍的号召力，而各类分裂主义也总是要披上“民族自决”的外衣。
至此可以说，民族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高的发展成就和如此大的影响力。不但如此，全球化进程正在对民族的地域间隔和血缘间隔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冲击尚不足以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地位，但经济因素对国家边界和民族边界的渗透将最终瓦解各类民族的存在基础。民族的发展和影响力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止步。
第三，民族形态开始发生大范围的族群化变异。在族性张扬的各种现象中，族群的出现可能最有象征意义。作为“族支”意义上的族群自古有之，但依据某一或某些族性因素发生认同而形成的“族群”，则主要是现代条件下全球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技术落后、交通不发达的社会中，人口的流动频率不高、规模不大，流散的人口在新的环境中因认同而形成“族群”不属普遍现象，对民族过程的整体状况没有直接影响。但当今“族群”的生成已十分广泛，而且社会发达程度越高、全球化进程越深入，“族群”的形成就越普遍。“族群”不是对原有民族的取代，而是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形态的一种变异。全球化造就的社会高度开放和人口大规模地持续流动，使得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族体的不断分解、原生要素的不断流散和重组都使原生意义上的民族逐步族群化。这种变化反映了民族共同体面对社会变化所具有的强大适应性和生命力，但也意味着民族的一种衰变：族群在将民族母体中的族性张扬开来的同时，也融进了多元的血缘和文化，从而浸蚀了自身的原生性。“族群”是一种淡化了族性的族体。从“民族”到“族群”似乎显示了一种族性逐步消散的过程。
习惯上人们在讨论民族过程时总是把它笼统地划为形成、发展、消亡三大阶段，依此，当代世界的族性张扬无疑属于发展阶段，因为从民族自觉的普遍发生、民族影响的至为重大，到民族形态的适应性变异，无不显示着民族的发展成就和蓬勃生机。然而，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民族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至高点，民族形态的变化预示着一种衰变在其中。盛极而衰，发展阶段之后便是消亡，这是规律。但即便如此，现在也大可不必为民族的命运而担忧。其实，从前述“民族即是由族性构建的群体”的观点来看，所谓民族的消亡只不过是按“族性”来构建社会群体的现象不再存在。这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前景，因为语言、血统、祖籍地等族性要素被消解乃至完全消失需要极高的社会化条件。在这之前，只要这些族性因素存在，将这些因素作为认同对象的社会组合就不会消失；即便这些族性要素已不存在，各种利益集团也要利用族性的巨大影响、假借族性来构建认同。安德森把民族描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对族群之类代表未来的族体形态更有适用意义。
民族过程是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侧面，也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人类依族性的组合比依阶级的组合具有更久远的历史。但自阶级出现以来，阶级分化及阶级斗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超越了族性的影响，而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至20世纪冷战结束这一期间，阶级的剧烈分化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更把阶级因素的影响推至极端。这是历史发展的常态，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必然反映。当今世界的族性张扬似乎是对阶级因素主导社会的反动，但本质上则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变革的一种曲折表达。应该认识到，当今族性张扬的主流是人类摆脱帝国霸权、社会压迫和不公正，追求自主平等、个性独立和全面发展在民族过程中的反映。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都把族性认同作为它们动员民众、凝聚力量、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主要选择，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和对各种文化霸权的抗拒也是对人类多样性文明的光大。族性张扬在此成为当今世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从族性的大河中流淌出来的不仅仅是正义的清流，那些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于一身的民族分裂主义，那些借族性谋取私利的政治投机行为，以及那些出于无知的民族自大和偏见，都为族性张扬注入了颠覆正义、污染世风的浊水。但族性张扬毕竟已是一种客观存在，族性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在唤起个人感情方面具有最强烈和最深刻的影响力，当代世界很少有人能对其产生抗力。（注：参见Joseph Rothschild,Ethnopolitics-A Conceptual Framework,p.61。）因此，怎样利用和发挥族性的积极因素，采取怎样的对策防范消极因素，国家和社会都必须做出有效的努力，因势利导是惟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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