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制度分析_全球化论文

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制度分析_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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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12(2004)03-0006-04

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美国泰奥多尔·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1985年提出的。他在《哈佛商报》上的一篇题为《谈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采用“全球化”一词来描述此前20年间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目前最高权威的定义是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加”。

20世纪末以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复杂多元的经济全球化图景,经济全球化已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时代特征。美国学者埃伦·伍德(Wllen M.Wood)认为,目前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经济全球化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已经从意识上渗透进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外围,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按这一逻辑来进行的”[1]。法国学者雅克·阿达指出:“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资本主义在空间进行的拓展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全球化既是这一空间拓展的表现,也是并且首先是一个改变、调整以至最后消除各国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疆界的过程”[2]。1998年9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球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正在向一度是社会主义统治的地方扩展。”同年7月26日墨西哥《至上报》的文章则从另一角度点明:“全球化是无意识形态边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扩张到各个方面,变成了当前唯一的经济体制”。

著有《大国的兴衰》等名作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断言:“美利坚合众国是当今谁也无法挑战的世界第一,其他所有美国以外的世界力量,欧洲、俄罗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等,只有接受这种现实的份儿,他们的任何抱怨都徒劳无益,犹如风中呼啸而过的一声口哨”[3]。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提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的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4]。

据此,有的学者提出,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创造的物质文明和文化向全球扩散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就是不断对外扩张、拓展国外市场、占有国外资源、攫取更多利润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遭受掠夺和奴役的危险和挑战的过程。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最直接的就是“美国化”,它意味着用美国价值观念、经济模式和行为标准来改造世界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就如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5]。有的中国学者的表述不仅更富感情色彩而且观点更鲜明,称经济全球化是“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其目的是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

一、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化”差异辩析

所谓“西方化”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全球资本主义化,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济规则、经济体制、经济势力的全球化;二是指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充当西方列强扩张资本、倾销商品的庞大市场及提供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产地,并受制于西方。

难道经济全球化真的是“西方化”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第一,应当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全球化的确是排斥非西方文明的“西方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多种力量、多种主体对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日益同“西方化”拉开了距离。

第二,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所有地域、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惟一模式,各国既要继承人类历史进化的一般规则,同时也要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显著差异就是很好的明证。经济全球化即为“西方化”的观点否认了这种差异性与多样性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掩盖了经济全球化所蕴涵的更深刻的历史进步意味与主题,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开拓发展道路的权利。

第三,非西方国家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除了制度因素之外,毕竟是它们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交通运输以及现代电子通讯工具等的结果,因为哪里采用这一切,哪里就会加入经济全球化这一进程。因此,经济全球化所内含的同质性具有客观性,很难完全被西方所吞没、取代。

第四,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扩张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全球化本身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伴随非西方力量与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跨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西方与非西方的同质性将逐渐增强,必然会出现更多非西方的现代化经济模式。

第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是片面的,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西方的利益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为中心的,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定式恰恰是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相悖的。“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固然在很多方面还延续着历史上全球化的一些特征,但必须看到反“西方中心论”的力量正在增强。

第六,经济全球化不是谁“化”谁,而是大家“化”至遵从一个共同规则的过程,它意味着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进程的加快,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更不能绕过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是多样化的,不可能是“美国化”

“美国化”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词,一是指美国统治全世界,美国一统天下,美国单极霸权;二是指一切带有美国特色事物的流行,小如牛仔裤、可口可乐、美国流行歌曲、美国摇摆舞、美国电影、美式英语,大到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价值观念、美国技术、美国教育、美国社会制度、美国文化等。

自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确立以来,资本主义被拥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以及社会结构等特征的国家或社会做个别诠释,并被赋予本民族或本国特色,产生了美国式的自由经济市场模式、德国式的社会福利市场模式和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即东亚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步入了“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时代,比较西欧和美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表现成了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美国模式成为欧洲和东亚批评的一个焦点,阿尔贝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集中代表了欧洲的观点。一些欧洲人参加“反全球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是一切”的全球化。

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在亚洲引发了强烈反应。批评者指出,美国模式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对贫困者的歧视、种族问题的严重化、消费主义的泛滥以及社会价值的败坏等问题,并认为“美国文化并非是普遍适用的,有其局限性”,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

20世纪90年代末欧美形成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实际上是西欧左翼政党和美国民主党为解决经济全球化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哲学,就是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寻求妥协的道路,同时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矛盾和弊端进行克服和纠正的一种尝试。1997年6月在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克林顿多次提出要建立“市场主导的民主主义”,炫耀美国是成功的样板,企图把全球化变成“美国化”。但是,欧洲领导人表示要坚持自己的发展模式,走自己的路。1999年西雅图会议中途夭折的事实说明,美国已不能再随意操纵世贸组织,今日的世贸组织已不是当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初期的美国“领地”了。2000年6月初,欧美一些国家首脑在德国柏林举行峰会,以“现代国家治理”为议题,讨论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问题。施罗德总理会前表示“美国应该向欧洲学习”,“经济稳定与社会安全相结合的欧洲模式更优越”。

这些情况表明,世界是多种多样、五彩纷呈的,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千差万别,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而不可能只有一种行之有效的美国模式。因此,不能因为美国试图利用经济全球化建立“单极”世界,就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或把经济全球化说成是“美国化”。把经济全球化说成是“美国化”是由于把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利用跟经济全球化本身弄混淆了,应该将经济全球化跟美国对这一趋势的利用区别开来。

三、社会主义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

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经济体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在于它必须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统一,应不应当肯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和正义性?这是历史发展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课题。正是由于这个难题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存在都发生了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要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革传统的经济体制;要保留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就将被历史否定。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道不同”,但在双方的经济制度里具有一些中性因素,这些中性因素分别为其社会制度服务,对社会性质不起决定作用。如股份公司等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与资本的性质无关,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以股份制为载体的混合经济也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跨越了社会主义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鸿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进而实现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变革。

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也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不能跨越资本主义时代所代表的生产力和交往水平。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所必须继承和具备的基础,工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充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成果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只会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而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使西方昔日的强大对手瞬间失去了制度支持,西方出现了以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判定。但愉悦与狂喜很快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打破了,经济全球化与臃肿的福利国家的矛盾、自由而强大的资本与滞后的劳工间的冲突、各国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别、基本价值的内在矛盾等问题引发了“反全球化”,摧毁了完美资本主义的神话。现在,这些因素已成为西方寻求更加理想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而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按劳分配、平等、效率等理念正在成为西方追寻的目标。

应当看到,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逻辑尽管至今并没有改变,但它的运行机制却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这些变革集中到一点,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6],向更具公共性制度过渡的量变过程必将随着经济全球化而获得加快发展。因此,有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与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潮流是并行不悖的;有理由相信“全球化将历史性地表明,它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7];有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必然加快资本主义将由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终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8]:

第一,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的扩大推动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在根源、动力和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由于每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人类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只有在普遍交往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人的单个的、地域的存在才能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因此,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从而使“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和出现成为可能。

第二,从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来看,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但是,作为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社会主义必然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融为一体的发展过程。只有在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为基础的,以合作、协调、节制、计划及生态科学为基调的社会主义中,人类的最终命运才是安全的、有保障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还将继续向前发展,这是科学技术、社会化生产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就其历史地位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当然,“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因此,人们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既坚定地相信“两个必然”,同时又要牢记“两个决不会”,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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