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波兰历史教科书对话的由来及启示——日本教育学者近藤孝弘博士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兰论文,德国论文,日本论文,由来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明生(以下简称方)：近藤先生，久违了。最近在网上我一直关注您的欧洲历史教科书对话研究，想找个机会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这次总算有时间整理一下了。中国正在进行课程改革，历史课程的改革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也引起了不少论争。作为历史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首先就有历史原本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也有如何记述、解释历史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就从这个学理的基本问题开始谈，好吗？
近藤孝弘(以下简称近藤)：好的。您说的确实是历史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历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搞清历史的真实，日本的史学研究是比较注意细节问题的追究，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史学历史，也有丰富的史料，这些都是史学的基础。但同时历史学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记述和解释历史，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就是一种记述和解释。
还有一点，历史记述与历史解释不仅是历史学家的事，不仅是编写教科书的专家的事，每一个学历史的学生，每一个市民在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过程中，虽然是片断地，但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历史，在自己的脑子里记述历史。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历史意识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教育学、比较教育学的重要问题。
1972年以来，德国与波兰的历史学家就两国的历史教育，持续地进行对话，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对编撰更加有利于和平、有利于相互理解的历史教科书发挥作用。这是一种记述和解释历史的态度。了解这样一种性质的教科书对话，对于思考日本、东亚的历史教育很有帮助、很有启发。
一、实现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的背景
方：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在不断地反思前面这段历史，推动欧洲各国的和解和合作，这里面，历史教科书对话也是一个要素，起了不小的作用吧？
近藤：其实，在欧洲，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即各国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在战前就有一定的成果了。欧洲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存在着对盲目的民族主义历史教育的批判。但是在德国，战前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团体、教师团体的这样的活动受到纳粹的镇压，最终没有能够阻止纳粹发动战争。这当然也反映了历史教科书对话——这种活动的局限性，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活动是无意义的。战后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实际的问题是这样的活动持续的时间还不充分，因此，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
进行教科书对话，不仅是作为加害国的德国的历史学家所积极主张的，作为国际组织的欧洲合作组织很早就有推动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的主张了；现在，欧洲议会(EU)更是积极推进这样的对话。当然，更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一直坚持这样的国际对话的想法，积极推进这样的对话活动。
作为现实的状况，就是在欧洲，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很高的积极性的；而一个国家当中，也不是很多人对此感兴趣的。对这样的活动很感兴趣的主要还是历史学者和历史教师，而西德的历史工作者对国际教科书对话的热情可以说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对话。
战后的德国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如果要期望持久的和平，进行历史教科书的对话应该是一件正常的、平常的事，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德国·波兰历史教科书对话之前，在西方，西德与法国、与荷比卢(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已经展开颇有成果的对话了。
方：嗯，我最近了解了一些法德之间的教科书对话，50年代德国与法国的教科书对话可以说是法德和解的一个因素吧，1963年法德签署了象征两国正式和解的《爱丽舍条约》。[1]您提到了二战前的情况。那么，二战后，我注意到您强调了，特别是西德的反纳粹历史共识(consensus)是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的重要基础。
近藤：是的。与波兰对话的重要性，5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但还是拖了很久。这里牵涉到西德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改变问题。西德的历史学家在教科书对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纳粹时期的历史体验的，由此，他们是如何行动的。而在西德，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产生共鸣、共感的市民，虽然不能说已经是大多数人了，但有较高的政治意识的市民已有相当人数存在。具体的百分比是很难估计的，但与其他国家比较，西德市民的政治意识是比较高的。在此基础上，1985年5月8日，魏茨泽克总统在联邦议会上的演说“荒野的40年”，向整个国家的人民提出了正视过去的主张。这是西德对外表现出的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即在承认、接受自己的战争责任的姿态中表现出了一种自信。所谓的战后的德国精神是什么。既然纳粹的许多非人道的行为是无可辩驳的，德国就无法从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寻找出积极的价值观。因此，德国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认为，在这样的现实中能够寻找到的道路，就是接受这种令人厌恶的历史真实的勇气，只有依靠这样的勇气才能建设新的国家。
这当中，西德政府对于批判自己国家历史的活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这样的积极的态度有什么意义和效果？从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西德地区的长时间的、这样的、积极的活动是有很大意义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正统性，即基于一种历史认识的主导意识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方：西德的这样的姿态在中国也是很受关注的。中国2006年制作的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中提到西德时，也重点描述了1970年访问波兰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场面，这应该说也是一个象征性历史行为。您在提到德波教科书对话的背景时，也提出了，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的直接的契机在于勃兰特执政后提出的新东方政策。
西德的反纳粹历史共识(consensus)实际上是引导出实质性的成果的。西欧各国的历史教科书对话也是促进欧洲联合的思想形成的一个因素吧，从欧洲煤钢联营开始，西欧推进了重要战略物资共同管理的合作，进而引导了欧洲经济的全面的合作，形成了欧盟，诞生了欧元，回顾西欧走过的这段历史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是不是说与东方国家的对话更为困难？
二、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的障碍与转机
近藤：是的。一是历史遗留下的障碍，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但德波教科书对话反映，意识形态的障碍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您刚才提到的欧洲的合作，主要是西欧各国。西德确实在努力克服德国的国家主义意识，与西欧各国合作，将自己融合到西欧世界中去。但当时有人认为西德的观念最终是西方世界的观念，西欧各国可以相互理解，但要与铁幕那边的东方实现相互理解很难考虑。
当然，与波兰的障碍更多是历史遗留下的，比如领土问题。从1970年西德发行的地图看，战后不久，东部德国被认为主要是苏联占领区，另外还有标为“目前为波兰统治下”的区域，即德国与波兰的领土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开展教科书对话确实是很困难。
另外还有难民、财产问题。二战后，从波兰被赶回西德的德国人，其当地的财产被剥夺，他们在西德保守政权中的代表要求政府向波兰提出归还土地、财产的要求。而波兰国内也普遍认为，西德的保守政府的姿态表明，西德有朝一日会再次进攻波兰。这样的状态下，两国关系就十分紧张，历史教科书对话也无从开启。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冷战格局的问题。
方：但是，70年代初转机开始出现了。
近藤：是的。转机在于1969年的西德政权的交替，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当选。大气候上，东西方冷战缓和，也是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西德的外交思维方式的转换。战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边境线已经是事实上的国家边界了，坚持领土归还政策，就无法改善与东方的关系，不如事实上承认波兰的国界，在这样的前提下改善与东方的关系，即所谓新东方政策。这个政策为历史教科书对话创造了气候。
方：这个历史发展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总是有很多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德国的历史共识、欧洲合作、新东方政策可以说是为后来德国实现统一、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的。接下来您能否介绍一下德波教科书对话的过程。
三、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的过程
近藤：好的。1970年德波条约缔结，但西德国会一直拖到1972年5月才批准。条约批准前的1972年2月成立了波兰德国历史·地理教科书改善协议会(Polish-German Council for the Reform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德波教科书对话开始。对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2-1976。这一阶段的对话是由德波两国的教科文委员会组织的，包含历史、地理两个学科，最后提出关于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共同建议(Proposal for Recommendation on History and Geography Textbooks of Germany and Poland)。主要提出了两国教科书存在的问题和改善的方向。
第二阶段：1977-1987。这一阶段主要并不是教科书的具体分析，而是两国的历史学家进行比较专业的历史学讨论。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关于历史解释的妥善性、如何改善历史记述等问题上，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教育的具体层面上。而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反而是历史教科书编撰的前提：历史事实与围绕历史事实的解释的学术性讨论。在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也讨论了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活动能够对德国的历史教育带来什么影响的问题。80年代，共同教科书委员会出版了10卷活动报告。
第三阶段：1988以后。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历史教师用书的编撰。具体地说就是历史教师如果要上关于德波关系的课，就可以直接复印其中的内容在课堂上使用。
我们刚才提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西德政权交替的时期，也是西德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的时期，以前尚未十分公开的对纳粹主义的批判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所谓“68年代人”，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对他们的父辈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提出很多疑问。西德对纳粹的罪行有了相当的批判，西德历史学者对自己的教科书有了充分的自信。对话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
当然，波兰对西德的教科书还是有很多不满，他们认为，西德人的自我批判毕竟是自我批判，是自以为是的自我批判。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西德的教科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已经作好了接受波兰历史学家建议的准备，所以，比较顺利地在教科书上体现了出来。而再旧一点的历史问题，比如普鲁士统一德国时期的问题就有难度了。
历史教科书毕竟和本国、本地区有直接关联，用什么材料、教什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要寻找一个普遍的原则、共同的内容是很难的。
方：我听说2001年出版了《关于20世纪德国-波兰关系历史的教师指导纲要》(Teachers’Guidelines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 and Polish Relations in the 20th Century)。[2]
近藤：第三阶段，本来准备出20本的系列丛书的，但到现在只出了近十本。遇到具体问题难度就大了。
四、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的效果
方：尽管如此，德波教科书对话在历史过程中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对于未来的发展，其正面作用是很大的吧。
近藤：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关于具体的影响和效果问题，一方面和教育体制有关系。德国教育是地方分权制，教科书审定都是每个州独立进行的。德国现在有16个州，教科书的种类很多，当然就有差别，有的州反映了德波教科书对话的“76年共同建议”的精神，有的则不太反映这些精神。另外，学校的种类也是一个问题，普通高中历史学科的课程分量足，就比较有时间涉及德波关系；职业高中历史课的分量不够，涉及的就少。
1982年的时候，日本有人提出来，德波教科书对话以失败告终了，这肯定是错的。在“76年共同建议”发表以后，西德国内的保守派，群起批评教科书对话。他们认为教科书对话是社民党新东方政策下的教科书外交，提出不要为了外交而牺牲教科书。但是保守派并不反对所有的教科书对话，他们也积极支持与英国、法国、荷比卢各国的教科书对话，但认为与共产主义无法对话。
在与波兰对话的进程中，西德的历史学者坦率地承认、对话中照顾到了波兰方面参加者的政治立场，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上的特别关照，对话是无法进行的。保守派就是抓住这一点猛烈批评的。但正因为有这样的争论，“76年共同建议”不仅仅是历史工作者的专利，也为社会很多普通人所知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82年西德政权再次交替，而保守政权一上台就表明了对德波教科书对话的支持。也就是说，保守派承认社民党政权做到了保守派无法做到的事。当时的首相科尔也发表演说，认为对话对促进两国理解非常有益。这就表明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德国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社会的大多数势力都支持教科书对话。
五、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的启示
方：德国的诚意赢得一个很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推动了德国的和平统一，这样的历史过程是很有启示的。
近藤：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是作为加害者，德国不是受到批判以后才出来应对，而是主动倡导了历史教科书对话。这个主动的姿态是很重要的。二是对话主要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教科书。为了改善自己的教科书，需要对方的帮助，需要对方的批判。我认为，改变一种历史认识，归根到底是具有意志的个人本身的课题。历史教育或历史认识，作为一种精神，是以一种伦理性、道德性来影响对方的，不是靠其他什么东西。第三点是持续的对话很重要。现实问题非常紧迫，要靠教科书对话来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教科书对话没有速效性，也不是万能药。德波历史教科书对话从1972年开始现在还在持续，还在编历史教师参考用书。并且随时准备就新问题重开对话。
方：这里包含着很重要的原理。过去中国有一种“和平演变”的说法，其实那时是有点怕和外界对话。现在中国正在变化，前面提到的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其中也表述了一个思想：中国需要和世界对话。
近藤：我在想，世界既然有国家、民族这样的集团、这样的范畴存在，历史认识就具有一定的政治作用，仅仅依靠教科书对话是绝不可能简单地解决问题的。但只要历史教育在进行，教科书对话这样的活动就一直是必要的。不进行这样的活动，只搞历史教育就像骑在没有刹车的自行车上，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教科书对话究竟是什么质量的刹车，从德国的现状来说，也可能并不十分理想，但是即使是很松弛的刹车也比没有要强。
方：您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向前走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控制的朝前走，则潜藏着很大的危险。这一点在思考许多问题上都是必要的。今天感谢您的介绍。希望今后还有机会继续交流。
近藤：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近藤孝弘博士，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德国政治教育》(2005)，《本国史的取向——奥地利的历史政策》(2001)，《历史教育与教科书——德国、奥地利、日本》(钓01)，《国际历史教科书对话——欧洲对“过去”的重构》(1998)，《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