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4）04-0054-03
党的十六大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奋斗目标第一次载入党的正式文件中，并在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着必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1.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
全面小康社会包含的指标宽泛而具体。根据1995年国家统计局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课题组所制定的《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人民生活只有达到规定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与生活环境五大类16项具体指标的要求，才能称得上实现了小康。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的总体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不全面”，是指总体达到的小康标准主要从经济方面看，侧重于物质文明，而对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则关注不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推进、和谐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包括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是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而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显然，全面小康社会是社会的整体进步，既重经济学指标，更重社会学指标。这不仅是量的发展，也是一个质的跨越。
2.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人类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随自然的演变、人的价值观念和活动能力的变化而变化。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确立，是人类对自然认识觉醒的表现。重视人与自然和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我们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长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和者，和睦也，有和衷共济之意；谐者，相合也，有协调、无抵触、无冲突之意。琴瑟和鸣，黄钟大吕，这是艺术的和谐；和风细雨，桃红柳绿，这是自然的和谐。这里所说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和谐。走和谐之路，我们才能建设美好家园。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存在是物质多样化的统一。古希腊哲学家指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对立面结合起来就产生运动，“运动就是和谐”。在这个永恒的辩证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以及该过程与其他过程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毫无例外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不断融合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的经济活动由生态交流和经济交流两个子系统有机结合而形成。所谓“持续发展”，实质上是为了解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自然有限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
无疑，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应地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而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科学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是开放的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资源稀缺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托达罗曾经指出：“从整体来看，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要少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他们现代增长时所拥有的资源。”[1]（P130）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三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1）人口基数大和低素质人员比重大。我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已使我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降到国际平均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这几年年均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未来十几年每年新增人口仍然在1000万左右。人口增长过快，必然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带来很大压力。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约有1/4要用于供养新增加的人口。同时，人口过快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沉重压力，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仅占世界耕地的7％，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人们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乱采滥挖，破坏植被。众多人口不合理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许多支持系统的支付能力、输出能力和承载力。
解放以来，随着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国人口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衡量，还有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口仍然存在着6.7％的文盲和半文盲（2000年），人们科学文化水平低（每万人只有0.36个大学文化程度的人）。人口质量低不仅影响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就业的压力，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负担。
（2）人均资源量低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地大物博”与“人多物薄”是中国自然资源的突出特点。近13亿人口的均分使中国名列前茅的世界各项资源的绝对量也变成人均占有量的缺乏。如中国的耕地面积、草原面积和谈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矿产资源人均值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2，森林资源为1/6。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水平将持续下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自然资源状况表明，目前已处于相当紧张的供求状态。2003年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现象已向我们敲响了电源紧张的警钟。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对矿物资源的开采量迅速增加。资源储量的有限性与需求增量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据世界银行1996年统计，1980—1990年中国森林面积年均消失88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0.7％。1990年中国森林面积仅相当于澳大利亚的85％、美国的42％和加拿大的27％。土地资源是人类最基本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中国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比大多数国家要更尖锐。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土地可利用量的下降和可开垦的后备耕地不多，耕地与人口的反向发展使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趋于减少，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条件。据有关文献报导，根据不同时期的生产方式，每平方公里陆地可承载人数，在渔猎时期为0.02—0.03人/平方公里，畜牧时期为0.5—2.7人/平方公里，农业时期为40人/平方公里，工业化时期为160人/平方公里。按此计划，世界人口最大容量为220亿人口，中国为16亿人口，已经接近极限。
（3）我国的环境质量总体上仍处于恶化之中。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1997年全国废水排放置41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227亿吨，城市生活污水189亿吨。空气污染以煤烟为主，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碳和烟尘。1997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346亿吨，部分大、中城市出现煤烟——机动车尾气混合型污染。污染性缺水的城市增多，城市噪声污染范围扩大，垃圾围城现象严重。目前，中国年化肥施用量达4100多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3，成为世界第一化肥消费大国。化肥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农作物增产，但过量、不均衡施肥不仅降低农产品品质，还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江河湖泊的泥沙淤积量不断增加，黄河断流与长江洪水深刻地反映了这两大江河的中、上游生态问题的严重。我国由于生态环境恶化的积累，造成了1997年创历史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和1998年长江大水灾。北方地区空前频繁的强沙尘暴，也向人们提示，人类的行为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遭到自然的惩罚。
2.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效率利用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中国实现工业化进程是在经济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人均资源并不十分富裕的条件下推进的，又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赶超阶段，需要自然资源的支撑。十六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的要求，而从中国目前的现状看，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程表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是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重化工业恰恰是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产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目前正处在能源、交通、冶金、化工、建材等重污染产业大发展的时期，而且同样以这些产业为内容的乡镇企业发展得更快。由于技术结构落后，中国是单位产值耗能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工业创造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能源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是美国的5倍，日本的9倍，中国吨钢的能耗为1034千克标准煤，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6倍，乙烯燃动能耗为840万大卡，是国际先进水平的2倍。[2]（P828）中国创造同样多的产品价值，能源消耗要比发达国家多出许多，这使得中国整体环境中累积污染强度持续上升，而且中国的经济实力说明我们不可能拿出相应的经费来治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而且他们都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汲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历史。这种模式曾被库兹涅茨用反映污染与经济关系的倒“U”字曲线来表示。库兹涅茨曲线反映了一个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环境治理能力的提高滞后于污染物增长的事实。尽管发达国家内的污染在后来得到了治理，现在正运行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右端，但他们给全球环境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却是难以恢复的。根据国际经径，中国的经济发展远未达到大多数污染物排放量下降的“转折点”水平。这意味着在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仍将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抑制污染，得付出一定的增长代价。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工业化中期阶段，是经济起飞的阶段，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作保证，也需要有较高的人口素质作为支撑。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要超过35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7.18％；按14亿总人口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5000元，超过人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超过2400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将超过10000元。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任重道远，要求我们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应具备保护自然的能力，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体现在合理性和持久性上。
三、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证
照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应该不成问题。成问题的倒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同步发展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而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形成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持续利用和保护的体制，从而使全面小康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真正实现良性互动。
1.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上，缺乏与其配套的资源管理制度和相适应的机制。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管理无规可循、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不明确。虽然中国《宪法》已明确规定，所有的自然资源（部分土地集体所有）都归国家、全民所有。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往往认为自己是当地资源理所当然的拥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是资源产权的代表。特别是各个市场行为主体的国家资源产权关系不明确和缺乏有效约束机制，导致滥用管理权，争夺使用权的现象，出现了地方与地方争夺，个人、集体与国家争夺，地方与国家企业争夺的“乱抢”现象。二是中国实际执行的是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价格政策，这种价值严重扭曲现象，阻碍了资源市场的形象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在资源无价论的影响下，人们就自然而然地重视劳动产品及其价值形态——货币，而轻视不具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由此，长期以来又引起对自然资源的乱采、乱伐、乱垦、乱捕等，严重妨碍着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中国的淡水资源较为贫乏，但水价却普遍偏低。现在南昌的水价每立方米基本上在0.86—1.0元之间，而目前新的供水项目的边际成本一般在1.5元以上。这仅仅是生产成本，如果考虑到社会成本，其价格肯定还要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开始重新审视资源的价值问题。
市场运作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必须依靠市场的有效运作。这不仅是由于市场的有效运作和经济的发展会为环境保护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是由于环境保护离不开合理的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产权，不是指那种狭义的所有权，而是指由所有权派生的行为权即操纵某项事物的排他性权利。当两种所有权范围互有交叉（如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环境资源所有权），各自的权利界线不确定，出现双方的收益不确定，以致一方损害另一方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的排他性和利益的确定性被打破了，于是便形成了“共同财产”，即外部性。完善市场机制也就是在竞争中完成资源的合理和有效的配置。这要求我们有一个规范、完整和成熟的市场，明确和保护资源产权，建立产权变更和转移的交易规则，奠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基础。通过改进产权制度以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实质是将外部性内部化，将公共物品“改变为”私人物品。实际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重要区别，即可否排他地占有或消费，可以转换为是否可以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有些看来不可排他地消费的物品，经过巧妙的设计，可以单个地、或近乎单个地向消费者收费，从而“变为”私人物品。
资源既然有价。并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收益。因而它就是一种资产，就可实行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遵循资源的自然规律和资源生产经营的经济规律，从资源的开发利用到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投入产出管理。对自然资源，建立合理的价格制度，制定资源环境成本的价格标准，尽快纠正相对价格扭曲和不考虑资源环境成本的状态，实行有偿开发利用，有偿使用原则，将开发利用权逐步推向市场，将其收益再投入资源开发业；建立起资源的核算制度、补偿制度和监督制度，最终形成以资源养资源和发展资源业的良性循环，为社会提供更好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2.建立一个综合的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
传统的国民核算体系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国民账户没有全面反映社会福利状况，因为资产负债表中未包括生态资产，因而资源状态的变化被忽略了。第二个是生产活动中所耗费的自然资源即生态资产未以财富折旧的形式进行统计，因此，自然资源及其产品在市场上定价过低。第三个是对污染防治和环境改造的耗费反而在国民账户中表现为国民收入，而环境损失却未计入。这样得到的CDP值也就不会正确。因为它忽略了有害产品的污染，低估了有关环境改善的有益投入的价值。对这个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早就指出过：“GNP作为经济福利的衡量尺度之所以不很迷人，首先是因为，它包含很多对个人幸福没有明显关系的因素，其次是因为有关福利的关键因素却忽略掉”。[3]（P195）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3％。其中损失价值最大的项目是酸雨对森林的破坏，占总损失的23％。其次是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占总损失的15.2％，综合性污染中农用化学物质污染（包括农药、化肥、农膜、生长素等）占总损失的14.3％。[4]（P317）在萨氏看来，从GNP中减去环境的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绿色国民账户体系。其基本的核算思路是：从传统物GDP指标中减去社会消费和私人消费，即得出一国在统计期内的总储蓄；从总储蓄中扣除产品资本的折旧，得到净储蓄；再以净储蓄为基础，从中扣除自然资源开发所产生的折旧以及污染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害（含治理污染的耗费），这就得到了一个国家包括经济资产和生态资产的真实储蓄。[5]（P117-P118）建立以真实储蓄为基础的绿色国民账户，这不只是一个核算指标的改变，而是政府管理目标的根本性调整，是政府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体制上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上的重大改革。国家只有建立了这样一种核算制度，才有可能全面考核整个社会财富包括经济资产和生态资产的变化情况，从中发现问题特别是生态和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防范和解决。
3.建立健全的生态型经营管理体制。
当然，资源配置单靠市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宏观调控。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不是指政府直接的行政干涉而是指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和政策体系，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区域政策等。由于我们尚未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尽管政府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但不意味着政府只是以强制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来达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建立市场规则，维持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在于进入一些私人不愿进入、无力进入和进入以后有可能造成某些不良后果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就是为解决外部性领域而存在的。那么，在我们有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中，“政绩”诱导或强逼经济短期行为，单一地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经济发展是硬指标和硬任务，资源环境保护和社会人文发展是软指标和软任务。发展部门是主要部门、重点部门和实权部门，保护部门和社会部门是次要部门、非重点部门和名义部门，没有多大权力。发展投资可以源源不断，即使是巨大的浪费也在所不惜，而保护部门和社会部门的投资却少得可怜，而且往往被挤占、被挪用。因而政府在这方面的协调能力削弱了，甚至变成了阻碍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
必须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以资源生产为主的管理体制和经济机制，破除那些束缚生态生产力发展、制约生态生产积极性的机制障碍，确立以物质利益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指导、以科学管理为保障的适应生态建设要求的经营机制。必须解决政企合一体制给资源管理带来的不便，建立权责利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资源管理新体制。必须监督和制约政府和官员在可持续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对干部政绩和一个地区工作的考核，我们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强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小康社会论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态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