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集团的人才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国藩论文,理论论文,集团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3)04-240-06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国藩集团，尤其曾、胡等人对人才问题极为重视，始终认为它是决定战争成败和国家兴衰的关键之一。早在咸丰元年曾国藩就指出，要把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镇压下去，清王朝面临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人才不振三大难题。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清政府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围绕这一问题，曾接连呈上《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等奏折，其主旨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给好友胡大任的信中也说：“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兹录一通，敬呈清览，未审足下以为有补万一否。如以为可行，则他日仍当渎请也。”（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以下简称《曾文正公书札》），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1卷，第30～31页。）其后因此路不通，只好另寻他途，但一切努力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关于人才问题，曾、胡等人认为大至世之兴衰治乱，小至军事之成败、粮饷之盈亏、吏治之修否，皆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曾国藩从唯心主义的英雄主义史观出发，早在京宦时期就认为，社会风气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导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文集》），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卷，第2页。）又说：“世多疑明代诛锄缙绅而怪后来气节之盛，以为养士实厚使然。余谓气节者亦一二贤臣倡之，渐乃成为风气，不尽关国家养士之薄厚也。”（注：《曾文正公文集》，第2卷，第70页。）从军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更把扭转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才身上。称“粤、捻内扰，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也。”（注：《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36页。）又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注：《曾文正公书札》，第9卷，第22页。）胡林翼则称：“近时大局艰难，只求一二有心之士力济时艰。济之之法，壮者杀贼，廉者谋饷耳。”（注：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同治六年刊，第59卷，第18页。）又说：“为政之要，千条万缕，而大纲必在得人。”（注：阎敬铭编：《胡文忠公遗集》，同治七年醉六堂重刊本，第10卷，第13页。）譬如，“天下事固患贫且弱，楚祸尤甚。而所以贫弱之故，则正气不申，伪士得志也。”而破解之法，“求才是先务。理财亦须先求才也。”（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4页。）又如，“天下以盗贼为患。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酂侯治汉、文若佐许、武乡治蜀、景略图秦，其得力全在得人。盖无一时一事不以人才为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卫灵而不丧国，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睹矣。”（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30页。）故“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6页。）他们有时甚至认为，人与法二者相较，人比法更重要。曾国藩与左宗棠皆以为，“用法不如用人”（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9卷，第10页。）。曾国藩进而解释说：“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兵事无常者也，当先求人而后立法。”（注：《曾文正公书札》，第7卷，第37页。）他还在给胡林翼的另一封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即咸丰四年寄公缄中‘种火’之说也。”“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借以报国者也。”（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34、37页。）总之，他们将人才问题看成了决定事业成败和国家命运的关键。
同时，他们还就人才问题对于军事、筹饷、吏治方面的关键作用，分别作过专门论述，留有大量言论。在军事上，曾、胡、左都认为，将领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曾国藩认为，战争之成败在人而不在器，军队之强弱在气而不在形。“凡军气之盛衰，全视主将之强弱。”（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曾文正公奏稿》），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28卷，第15页。）“大抵艰难百折不辞劳瘁者，将领之壮志也。”（注：《曾文正公奏稿》，第28卷，第14页。）故“军事兴衰全系乎一二人之志气。”（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5卷，第39页。）咸丰六年初，他在一封奏折中称：“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甲寅秋冬之间，臣军所以长驱千里、势如破竹者，以陆路有塔齐布、罗泽南，水路有杨载福、彭玉麟诸人。军中士卒皆以塔、罗、杨、彭为法，沿江村市亦知有塔、罗、杨、彭之称，故能旌旗生色，席卷无前。不幸塔齐布中道殂谢，而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三人者又分往湖北、临江，不克遽聚一处”，致使“臣久困一隅，兵单将寡，寸心焦灼，愧悚难名。”《曾文正公奏稿》，第7卷，第3页。）总之，将自己数年间军事上兴衰成败的主因，尽归之于数名将领的得失。胡林翼也认为，“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不可挫。”（注：葵锷：《曾胡治兵语录》，民国二十六年铅印线装本，第10页。）故“纲领之要，成败之数”不系乎“法”，而系乎“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他还举例说：“设五百人之营，无一二谋略之士、英达之才，必不成军；千人之营无六七谋略英达之士，亦不成军。”总而言之，“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而其要以得人为主”。（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5页。）左宗棠也认为，“天下无可恃之兵勇，而有可恃之将。”（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以下简称《左文襄公书牍》），萃文堂光绪16年刊，第2卷，第20页。）实际上，都是在强调将领对军队的决定性作用。
至于人才对吏治、理财的作用，他们也有类似的论述。胡林翼在论及湖北的治理时说：“治理之要，贤才为本。苟不知求贤，即劳心焦思亦属废事。”（注：《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8页。）又在论及整顿吏治的“利弊之原”时说：“劾贪非难，而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巧避名目，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注：《胡文忠公遗集》，第14卷，第5页。）至于人才对筹饷的重要性，胡林翼则说：“理财之道，仍以得才为先。”“得一正士，可抵十万金。”（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4页。）曾国藩也称：“湖北军务迭兴，兵事饷事唯在得人。”（注：《曾文正公奏稿》，第11卷，第28页。）而他对吏治与人才的关系，则有更多的论述。他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注：《曾文正公书札》，第6卷，第35页。）“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注：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中国图书公司，宣统元年摹写石印本，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于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8卷，第39页。）“鄙人阅历世变，但觉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4卷，第6页。）又说：“凡国之强，必须多得好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注：《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曾国藩认为，“大抵吏治与军务相表里”（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2卷，第22页。），而兵事首在选将，吏治以择吏为先。“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废。”（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11页。）又说：“行政之要首在得人。”（注：《曾文正公奏稿》，第18卷，第42页。）“一省风气全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而“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之贤否”（注：《曾文正公奏稿》，第18卷，第42页。）。胡林翼也有同感。他在给邢高魁的信中说：“弟意公之吏才乃可，治行第一，可开鄂之风气，可使在位以为矜式。”（注：《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7页。）又在给周乐的信中说：“安得此等人布之郡守，何忧天下不治！”（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8页。）
关于衡才标准，曾胡都曾作过专门论述，总的来讲，不过德、才二字。曾国藩在一篇笔记中称：“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又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还说：“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钜，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杂著》），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4卷，第31页。）曾国藩曾将当时的天下大事，分为兵事、饷事、文事、吏事四类，对于承办不同职事的人员，在德才方面又提出一些不同的具体要求。
由于当时的中心工作是战争，一切服从于战争，一切服务于战争。所以在人才的选用上，首先选拔的就是将才，最难得的也是将才。曾国藩说：“文士游从，往往不乏，唯将才殊难其选。”（注：《曾文正公书札》，第8卷，第25页。）胡林翼说：“天下人最多，将才最少。”（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3页。）左宗棠亦称：“选将之难，古今同慨。”（注：《左文襄公书牍》，第6卷，第40页。）至于选拔将才的具体标准，咸丰四年初创湘军时曾国藩曾提出四条：“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并进而解释说：“治民之才不外公、勤、明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钜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最后，他还强调说：“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因“带勇须智深勇沈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看其是否具有‘忠义血性’”。“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注：《曾文正公书札》，第3卷，第2～3页。）不过，这是最初立下的标准，其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说法又有所变化。时而强调德，时而强调才，但最重要的还是智勇胆识四字。例如，咸丰六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恃有胆，迪、厚有胆有识），四曰营务整齐。”（注：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而咸丰八年则说：“余前言弟之职，以能战为第一义，爱民第二，联络各营将士、各省官绅为第三。今此天暑困人，弟体素弱，如不能兼顾，则将联络一层稍为放松，即第二层亦可不必认真。惟能战一层，则刻不可懈。”（注：《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五月初六日。）同治元年又再次强调：“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而说话宜有条理、利心不可太浓两者亦第二义也。”（主：《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又说，“军旅之事必有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无前之气”，若“于祸福成败多涉计较，则危急之时难期坚定。”（注：《曾文正公奏稿》，第16卷，第68页。）有时又强调将领的智略和道德。同年在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说：“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今欲派与洋将会剿之将，亦必择三者兼全之人。环观江楚诸军，武臣唯多将军、文臣唯左中丞堪胜斯任。李中丞、杨军门与左相近，而耐苦少逊；鲍军门与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2～3页。）同治五年在给李鸿裔的信中则说“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5卷，第25页。）这些变化可能与收函对象的不同有关。然从曾国藩选用将领的实践看，能战始终是第一条。他手下最得意的湘军悍将，如前期的塔齐布，后期的鲍超，其治民之才，战略战术都谈不上，鲍超更是贪财好利、军纪败坏，但却因其悍勇敢战而倍受青睐。周凤山带兵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惟临阵胆气不壮，终因其一再覆军而被淘汰。胡林翼于艰难竭蹶之中得罗泽南一军，对罗敬若天神，对李续宾赞不绝口，然仍能冷静地品评诸将。在选将标准上，他虽看重一个勇字，将能战与否放在首位，但也没有忽视其他方面。并能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认识。例如，咸丰六年他在给周乐的信中说，湖北诸将“除迪庵最深固不摇外”，余如“何绍彩之胆力，亦一时无两，然尚不能如迪庵也。张荣贵勇而少学问，丁篁村勇而廉正无条理，周芝房正而严厉、阅历太浅，李景湖才情纪律过人而临阵未能冲锋，义渠细密而胆气稍逊、部伍最整，邹叔明朴质而见识游移不果决，又有鲍超者英鸷无匹而天资太钝。”又说：“弟所用之将，在北岸则超群绝伦。在弟视之，可战也，未尽可恃也。又如水师，勇敢有余，然须用得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败。其本领亦在能胜不能败之列。”还说：“此皆弟一二年精思而得之，无一字虚浮者也。”（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7页。）李续宾三河覆军之后，胡林翼则又开始强调将才的谋略方面。称“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此次之败，其过仍不在兵寡也。”（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1页。）又说：“为将亦须稍具智略，审时审机是为上策。此番长城顿失，坚贞安重之将亦且无人，何况智士哉！”（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3页。）还说：“行军之道智略居首，勇力次之；保国之道全军为上，审时审势审机为上，得土地次之。”（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3页。）“谚云：‘兵贵精不贵多，将在谋不在勇。’”（注：《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9～20页。）所以，智勇兼备，方为将才之上选。胡林翼在给李云麟的信中说：“大抵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亟即沮；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25页。）左宗棠也深知智勇兼备的重要性，并以此慨叹选将之难：“勇锐者不悉机宜，明练者多甘退懦，求其指挥若定、一往无前者，盖戛戛乎难之。”（注：《左文襄公书牍》，第6卷，第40页。）
至于文吏的衡才标准，曾国藩则将之概括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四条。称：“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并进而解释说：“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心叮嘱也。”（注：《曾文正公批牍》，第2卷，第14～15页。）又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还说：“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口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23页。）这样，曾国藩就将他取人之式的四条和办事之法的五到合而为一，制定出自己的选才标准，并根据以往经验与现有条件，尽量多用新取进士为州县官，主要用士人筹饷。因为在他看来，新进士官气较少，士人操守较好。对于一般文吏的取才标准，胡林翼谈得不多。咸丰八年曾在一封信中说：“罗淡村、庄惠生均极一时之选，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注：《曾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19页。）又说：“许金堂颇淳朴不苟且，亦无虚浮名士之派。”（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8页。）“少固笃实不欺，
阶亦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54页。）他对这些人的赞许，都是在强调德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才。有的地方，他又非常强调德的主导作用，与曾国藩德本才用之说颇为相似。如咸丰九、十年间在给阎敬铭、严树森的复信中说：“人到靠得住便可用，无才亦可用；人到靠不住便不可用，有才尤不可用。此天下古今之大局也。”（注：《胡林翼未刊往来书稿》，第54页。）还说：“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尝论孔孟之训，注意狂狷。狂是气，狷是节。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注：《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9页。）
关于求才之道，曾、胡都曾有过专门论述。曾国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23页。）胡林翼则称：“国之求才，如鱼之求水，鸟之求木，人之求气，口腹之求食。无水无木无气无食则一日不安，日即于亡，得水得木得气得食则生。此理至明，人自不察耳。”（注：《胡文忠公遗集》，第60卷，第18～19页。）曾国藩认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又说：“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43页。）“在上者提倡之则有，漠视之则无。”（注：《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胡林翼也说：“天下无不可造之才。”（注：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编》（以下简称《庸庵文编》），第4卷，第7页。）
为了网罗人才，曾、胡二人都曾做过大量的工作。曾国藩自出山以来，尤其在担任两江总督之后，每到一地即布告远近，深入寻访，延揽当地人才。东征之始，发布檄文，内有一段关于求才的文字称：“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注：《曾文正公文集》，第3卷，第2页。）北上剿捻，广布告示，其“寻访英贤”条则称：“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注：《曾文正公杂著》，第3卷，第38页。）抵任直隶总督之后，虽知“此间士风稍陋”，仍于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传布，借以“扶持名教”的同时，大力延访当地人才，酌分德、才、学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庶冀渐挽薄俗，一宏雅道。”（注：《曾文正公书札》，第32卷，第25页。）至于平时同人谈话、通信，更是殷切探问其间有否可称之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地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人物，都是用这种方式罗致的。曾国藩直至暮年仍保持这种习惯。江苏巡抚何璟曾在其死后奏称，曾国藩回任江督后，“自谓稍即怠安，负疚滋重。公余无客不见，见必博访周咨，殷勤训励。于僚属之贤否，事理之源委，无不默识于心，人皆服其耄年进德之勤。其勉力在此，其致病亦在此。”（注：《曾文正公全集》首卷，第42～43页。）
胡林翼“尤汲汲以讲拔人才为事。属吏一技之长，一行之善，随登荐牍，手书褒美，以宠异之。士有志节才名，潜伏不仕，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又密荐忠亮宏济之才十有六人”，其后“多任封疆与开藩者”，如阎敬铭、严树森、罗遵殿、刘其衔等。胡林翼尝言：“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鸟之需林，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又说：“才者无求于天下，天下当自求之。”故其“所特荐十余人中，不尽相识也”。胡林翼为延揽人才，特于省城武昌“立宝善堂”，“以延贤俊之至者，察其才德，随宜任使。”（注：《胡文忠公遗集》首卷，《胡文忠公行状》，第14、15页。）咸丰八年他曾令心腹幕僚严树森“编列条目，征求事实，饬司、道、府各举所知。其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牍举荐。”胡林翼以此为“治鄂大事”（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31页。），一抓到底，卓有成效。咸丰九年曾国藩途经黄州，在胡林翼处所见“《同官录》数册，胪列州县佐杂履历，注载详明，评骘精当，知为严树森手笔”，就是此时搞出来的。胡林翼手下一批咸丰九年奏调来鄂的人才，大约也是在这次大规模搜才行动中了解到的。
他们还认为，“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视用人者之轻重而至。”（注：《胡文忠公遗集》，第59卷，第31页。）因而，他们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日日如临渊履薄，以求得真才实学之士。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称：“弟于四月之杪承乏两江，本不足以有为。又值精力疲惫之后，大局溃坏之秋，深恐
越诒知己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妒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迂拙。”（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1卷，第40页。）同时，严戒任用私人，认为“
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注：《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又在一篇批牍中称：“本部堂治事有年，左右信任之人湘乡同县者极少。刘抚部院相从三年，仅保过教官一次。近岁则幕僚近习并无湘乡人员。岂戚族乡党中无一可用之才？亦不欲示人以私狭也。”（注：《曾文正公批牍》，第6卷，第56页。）
胡林翼亦一扫昔日纨袴习气，“刻自砥砺，益务绳检其身，较其尺寸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与人言虚中翕受。言或未当，莞尔置之；苟有可行，必研穷其利害而竭尽其底蕴；即有抵牾，亦无芥蒂。事有不顺，愤怒作气，左右以一二语解之，即时消释，和颜下气，委己以从。与所常共事诸公，历六七年之久，披肝沥胆，无几微间隔。而遇事咨商，必务发摅胸臆而后已。其自视欿然常若有不足者。”“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又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顾吾才智不足有为，贤者终不我应耳！”（注：《胡文忠公遗集》，首卷，第15页。）
曾胡等人求才若渴，上当受骗的事也就在所难免。然终不堕好贤之志。据传，有人赴曾国藩湘军大营投效，且对曾国藩说，受欺不受欺，要看什么人，“若中堂之至诚盛德，人自不忍欺”。曾国藩闻言大喜，“姑令督造炮船。未几，忽挟千金遁去。”曾国藩自知受骗，反复自语“人不忍欺”（注：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民国四年第7卷，第140、141页。）四字。有人欲追捕之，曾国藩止之不许，渴求人才如故，心中仍不免留下一片阴影。一日，他对赵烈文说：“求才的非易事，其中区奥太多。”赵烈文说：“在诚耳！上以诚求，下以诚应，苟视国事如家事，人才不患不兴。区奥多，不过易上当耳！自古名君贤相，用人庶不上当？庸何伤？”曾国藩“首肯至再”（注：《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八日。），更加坚定其求贤之志。他在与安徽巡抚李续宜论及求才问题时说：“冷淡之雅怀本不宜改。惟他处如火如汤，恐贤士皆去皖而适彼耳。”（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38页。）“诸公之热虽不能真得贤士，而尚可罗网中才。皖省则并中才而无之，亦吾二人之耻也！”“程子告司马温公云：‘相公宁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自此而隳。’乞阁下味此二语，庶几悬格渐低，取士渐广。”（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8卷，第43页。）百受人欺而不隳好贤之心，恐怕也应算作曾国藩集团在用人问题上的一个信条。
在选才、求才问题上，曾胡等人不仅理论完备，且在实践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他们认为，在衡才标准的掌握上，不宜苛求。曾国藩称：“阅世已久，每见仁厚正大者，即苦无才识气力”（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21页。），而“勇于事情者，皆有大欲存焉”（注：《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故“衡人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注：《曾文正公书札》，第23卷，第22页。）。又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注：《曾文正公书札》，第8卷，第34页。）当赵烈文问及“王船山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使得位乘时，其有康济之效”时，曾国藩断然指出：“殆不然。船山之说，信为宏深精至而嫌偏苛，使处用事，天下岂尚有可用之人？”“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赵烈文听罢，抢上去大声赞扬道：“大哉！宰相之言！”（注：《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应该说，曾国藩的话是很有见地的，赵烈文之言亦并非谀词。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他们在用人问题上来者不拒，毫无顾忌。他们一致认为，有几种品德太差的人决不可用。曾国藩认为，“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2卷，第4页。）胡林翼称：“软熟者不可用，诌谀者不可用，胸无实际、大方欺人者不可用。”（注：《曾胡治兵语录》，第6页。）左宗棠认为，“人才唯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曾国藩则进而补充说：“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唯没干者决当屏斥。”（注：《曾文正公书札》，第19卷，第2～3页。没干（没幹）大约是干没（乾没）之意，即侵吞公家或他人财物。）就是说，好利有才者尚可小用，贪污公款者决不可用。
总的来说，从用人实践上看，曾、胡、左等人都力求德与才的统一，使用德才兼备之人，单就个人而言，则又各有偏重。大约胡偏于才，曾偏于德，左则有时有些感情用事。例如严树森，经胡林翼一手提拔，至于高位，是其属僚中最受赏识和出力最大的人物，但在曾国藩眼里却庸不足称，他与赵烈文的一段对话就足可说明这一点。《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载，师“又言：‘严本猥琐之才，经胡咏芝赏识后，俨然自托于清流。在豫抚任内，痛保朝中阔人，如倭艮峰等，古人明扬仄陋或不如此。’余闻之大噱，因问：‘此折据方宗诚自言其所作，信乎？’师曰：‘方宗诚见识止此而已，斯言殆信。’余又问：‘阎丹初（敬铭）视严何如？’师曰：‘阎之器品较严树森端方固矣，如前辞齐抚。齐抚极可为之官，严即断不能也。凡一督抚官去之若遗者，皆有过人处。’”而曾国藩本人则与之相反，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认为有重德轻才的倾向。而在王錱的问题上，则不仅重德轻才之偏，更不免夹杂个人意气，故颇受人指责，自己也大遗后悔。这件事几乎众口一词，唯其本人不肯承认。例如，同治元年其胞弟曾国荃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曾国藩虽然口头上承认“诚不免有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但曾国荃一指出具体人员，“疑”其所重用的李昭庆、穆其琛“为无用之才”，他便矢口否认，称弟“所见差矣”（注：《曾文正公家书》，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迨及暮年，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用人方面的弊端。同治十年在一篇日记中写道：“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注：《曾文正公杂著》，第4卷，第34页。）
在人才的培养上，曾、胡都认为科举制度误人子弟，不能培养出真才实学之士。这样，在他们从政从军，大量需要人才时，方觉人才缺乏，现有士人多不适于用。而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自己动手，大量招引与培养人才。
至于培养人才的途径，胡、左、江、李等人与曾国藩大体相似，通常是发现人才即将其调至自己身边，或任幕僚，或者充属员，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和历练，或予以奏保，加以重用。曾国藩集团中隶属这四个系统而又位至三品以上大员者，其绝大多数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曾国藩认为，天下大事约有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实则文武两途。其人才的培养也可分为武将、文臣两种办法。对于武将的培养，曾国藩主要采取言传身教和通信、批札等方式。同治五年十月曾国藩离开军营之前，在总结自己统兵十余年来的长短得失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此臣昔日之微长也。”（注：《曾文正公奏稿》，第25卷，第13页。）在文员的培养上，曾国藩尤为成功，其效果大大超过武将。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赋予自己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之不仅成为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公任兼圻，虽于幕府外设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士人之贤者，而给俸仅足赡其家，但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注：姚永朴：《素园丛稿·见闻偶笔》，商务印书局，第4页，《曾文正公逸事》。）
要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要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才，攻必克，战必胜；还要有一批善长文案、营务的人员，保障指挥系统的畅通、有效；一批善长筹办粮饷的人员，保障后勤供应的充足、及时；更需要一批长于吏治、善理民政的人员，尽快恢复控制区内的社会与生产秩序，以保障粮饷有地方可筹。所以，在社会制度、方针路线确定之后，是否拥有与能否恰当使用足够质量与数量的人才，就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正是由于曾国藩集团极为重视并恰当处理了人才问题，方使他们雄心化为伟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下，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军与捻军起义，也就是说，曾国藩集团所以能够在战争中取胜，不仅因其军事可恃、筹饷有方，还因为他们在人才问题上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理论与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成效。
总而言之，曾国藩集团人才济济，是毫不奇怪的。这不仅由于他们具有一套完整的人才理论，还因为他们坚决将之付诸实践，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并给后世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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