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都德的《最后一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一课论文,都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20世纪之交，从域外传入中国的法国小说，引起轰动的有两篇，一篇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另一篇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茶花女》由不谙外文的林纾与人合作而译，它的传入中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最后一课》先后有多人翻译， 均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如果说林纾“于不经意间”将一部西方大作引进中国，由此划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片新天地，那么，“有意而为之”的《最后一课》则以自己鲜明的政治色彩赢得了当时渴望正义与公道的中国民众的喝彩和响应。尽管在发表时间上《最后一课》居于《茶花女》之后，但却能更准确地勾勒出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大环境、大趋势和它特有的文化色彩，就这一点来说，《最后一课》的传入及其影响，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更具有典型意义。
穆木天在总结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时，对都德的《最后一课》的翻译及其影响曾做过这样的回忆：“都德的《最后的一课》那篇东西在中国，当时，好象有过三种译文……《最后的一课》那篇东西，在当时，给中国学生以多大的影响，是现在所想象不到的。”〔2 〕他所提到的这三篇译文，据笔者所查，应当是1912年刊登在《大共和日报》上胡适所译的《割地》；1915年第42期《礼拜六》登出的静英女士所译的“普法战争轶事”《最后之授课》；1917年《工读杂志》创刊号上梁阴曾所译的“爱国小说”《最后一课》。
其实，早在1903年1月的《湖南教育杂志》上， 曾有陈匪石译的一篇《最后一课》，只是因为发行范围过小，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以至被忽略了。
在穆木天所提到的三篇《最后一课》的译文中，发表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当属胡适的《割地》了。
胡适的《割地》译毕于1912年9月29日，前后共发表过两次。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国建立，胡适将《割地》译稿寄登在《大共和日报》上。时年胡适21岁，这是他在美国弃农科改入文学院后的首篇外国文学翻译。这时的胡适是一个推翻帝制、缔结共和的狂热拥护者，当时，曾有一个在中国海关做过事，叫布兰德的外国人，在美国到处演说，诋毁新建立的中华民国，胡适“甚愤”，“作一书寄《纽约时报》登之”，对这个外国人的烂言予以驳斥，并提出强烈抗议，显示出对建立共和国的很高的热情。第二次，是1915年3月， 胡适将同一篇《割地》送创刊刚一年的《留美学生季刊》（中文版），刊登在第二卷第1 期上。《留美学生季刊》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会刊，刚刚由《留美学生年报》改制而来，其中文版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印制，在国内发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除了这个因素外，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等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胡适这篇《割地》的第二次重登，在读者中所产生的反响，比起首登来还要大得多。胡适选择这样一个时刻再次发表他的译作，是包含着深刻的用意的。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派兵野蛮侵入我山东省，取代了德国的在华势力，在占领青岛后，于1915年1 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二十一条”的提出，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广大民众纷纷起来抗议日本的无耻侵略行径。而最先从美国报端得知这一消息的中国留美学生更是群情激奋，大批学生涌向街头，游行集会，或慷慨激昂，痛哭陈词，或发急电、长函至国内以示声援，甚至有的留学生愤而自杀，还有的毅然踏上归国之路以参加对日作战。这一切，对信奉老子的“不争”主义的胡适，无疑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 他在同年3月22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儿远去祖国，坐对此风云，爱莫能助，只得以镇静处之。间作一、二篇文字，以笔舌报国于万一耳。”〔3 〕这“一、二篇文字”，其中的一篇，即是指他在日本发布“二十一条”仅一个月后送登《留美学生季刊》的旧译作《割地》，另一篇，是他翻译的都德的另一部普法战争的小说《柏林之围》，于《割地》之前，寄登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一卷4号上。尽管这时， 自称是“和平主义者”的胡适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消极的，以为自己身处异国，爱莫能助，主张镇静处之，但在全国人民（包括中国留美学生）掀起的抗议浪潮中，究竟再“镇静”不下去，于是提笔翻译和发表了都德的这样两篇小说，以达“笔舌报国”之目的。应当说，这个举动，虽然还不足以抵销胡适在中国留美学生中散布的消极言论的不良影响，但却在中国国内的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更多的人，是通过阅读都德的这些小说，而把胡适当作一个反对侵略、鼓吹抵抗的真正爱国者来看待的，包括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重镇的陈独秀，就是因为看了胡适的这两篇东西而引起了对他的注意。这为胡适后来以更激进的姿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之中，摇旗呐喊，冲锋在前，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留学美国的胡适，何以不翻译美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作品，而偏偏选中了法国的都德，以都德的小说作为他“报国”的武器呢？
胡适作为庚款留美学生，先入的是康乃尔农学院，第二年转学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在语言学习上，除了英语外，他还选修了法语和德语，对这两种语言掌握的程度，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有相当过得去的阅读能力”。〔4〕正是这样的学习环境， 使胡适有可能，他本人也有兴趣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大量涉猎法国、德国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法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重要一支，以其独具的特色和魅力吸引着胡适，当然地成为他阅读的重点。借助于这种广泛的阅读，使胡适有条件在一个更宽泛的范围内进行文学的比较和选择，一旦他需要利用文学作为武器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时，这种选择便变得极其重要而又游刃有余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犯中国，中国民众奋起抗争的大背景下，胡适审时度势，挟通晓欧美文学之利，迅速投身其中。他选择了法国的都德，而不是英、美作家，除了因为都德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极其相似外，还因为，在英美作家中，有着与都德类似的经历和作品，而又能出其右者，实在再找不出几个来了。
都德是法国19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30岁时，都德遭遇了普法战争。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应征入伍，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最终，这场战争以拿破仑三世向普军投降，法国战败而告结束。作为战败国，法国向普鲁士割地赔款，受尽屈辱。法国人民不甘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在巴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众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共和国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宣告诞生。对普法战争这段历史，中国的报刊曾有过生动的报道，欧榘甲在《清议报》上这样写道：普法战争，法国败于德国，被迫割地赔款，其国家“哀惨艰难之状，不下于我国当时”。法人为激起国人发愤图强之心，在巴黎市中心建一大戏台，专演普法战争中法军战败的种种惨状，“观斯戏者，无不忽而放声大哭，忽而怒发冲冠，忽而顿足捶胸，忽而磨拳擦掌，无贵无贱，无上无下，无老无少，无男无女，莫不磨牙切齿，怒目裂眦，誓雪国耻，誓报公仇，饮食梦寐，无不愤恨在心。”〔5 〕作为一名直接参加对普军作战的法国士兵，作为一名彻底的爱国者，都德对法军的惨败，对祖国蒙受的屈辱，怀有切肤之痛。在战后的岁月里，在战败的阴影下，都德以笔为枪，怀着无比悲愤激越的心情，写出一篇又一篇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最终，这批以都德的亲身经历和对战争的真切感受凝聚而成的小说，以《月曜日故事集》为名结集出版，其中最优秀的一篇即是《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反映的是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被迫将其东部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割让给战胜国普鲁士，普军进驻阿、洛省，以占领者的身份明令禁止这两个省内的所有学校再继续教授法语这样一段史实。小说以一个小学校的最后一堂法语课为框架，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法国人民热爱祖国，痛恨侵略者的高尚情操。
其时中国的状况与都德小说所展示的普法战争的历史是何其相似啊！日军占领山东省后，在那里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学校教授日语，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面对中国政府的卖国行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爱国热情，与普法战争中的法国人民别无二致。准备“以笔舌报国”的胡适，正是看中了这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紧紧抓住都德反映普法战争的小说大作文章。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都德的小说在中国民众中引起热烈响应，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更是趋之若鹜，视其为典范。当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李 人曾对此做过这样的叙述：那时“胡适之先生所译的《最后一课》，更成为众人皆知的作品，而后，（我）也才知道亚尔风士·都德之为如何人……从此，在未能直接阅读法文之前，都德的文章，已是为我所喜爱。”〔6〕在当时文学青年的心目中， 胡适与他翻译的《最后一课》俨然成为了一面旗帜，它为胡适赢得的巨大声望和赞喻，甚至连胡适自己都未曾完全想到。
这种轰动效应的产生，对胡适未来的发展起到了一种演示性和指导性的作用。《最后一课》的成功发表，很自然的一个结果，便是极大地激发了胡适对法国小说的兴趣，一个时期以来，他甚至偏离了主攻的英美文学的方向，而将目光投向了仅作为语言选修的法国文学。 1917年1月，胡适在自美国返回中国前，翻译了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二渔夫》，寄登在《新青年》第三卷1号上；仅两个月后， 他又翻译了莫泊桑的《梅里哀》，刊登于《新青年》三卷2号。这两篇法国小说， 与他同样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那篇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前后仅相隔一期，可见，胡适是将它们作为自己所倡导的文学改良的样板而推出来的。1918年底，胡适再译莫泊桑的《殺父之儿》，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每周评论》1919年6、7号上。这些法国小说，究竟是从英文转译的，还是直接译自法文，不得而知，但由于胡适中、英文语言功底皆佳，法语又有“相当过得去的阅读能力”，因此，无论从哪种语言翻译，都能保证翻译质量的上乘。1919年，胡适将他翻译的法国小说交由亚东图书馆结集出版，作为他的《短篇小说》第一集，打头的一篇，即是都德的《最后一课》〔7〕。
翻开胡适这个时期的译作目录，可以看出两个特点来，一是他的法国小说翻译，在数量上与他的英美小说翻译几乎持平；二是他翻译的法国小说都属名家名作，没有二、三流的作家和作品混杂其间。这说明，当时的胡适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运用多种语言进行的广泛阅读、深厚的中外文学知识的积累和高起点的审美追求分不开。虽然随着文学革命的逐渐深入，胡适后来未再染指其他的法国小说翻译，但仅就这个时期相对集中的法国小说翻译而言，它们的品位之高，翻译质量之精，都可列在同时期中国翻译小说的前列，这其中，他对都德的《最后一课》的钟爱和重视，则是显而易见的。
应当指出的是，胡适翻译都德的《最后一课》是怀有政治意图的。无论是他所声称的“以笔舌报国”，还是迎合潮流以获取国内民众的响应，都可视作他的政治目的的一部分。应当说，这些目的，他都很好地达到了。胡适一向以学者自居，自称对政治抱的是“不感兴趣的兴趣”。〔8〕其实，对于政治，胡适从来都是很敏感，很有兴趣的。 在他的学者生涯中，那种充满着政治色彩和政治意味的学术研究、学术活动比比皆是，不乏其例。胡适的《最后一课》的翻译，以及择其时机前后两次的重复发表，便是他在学术活动中追求政治目标的最初的成功的偿试。
注释：
〔1〕1897年，林纾中年丧偶，整日郁郁寡欢。 王寿昌当时刚从法国归来，见状便对他说：“吾请与子译一书，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林纾同意，遂由王寿昌口译，林纾笔写，两人合作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影响的西洋小说翻译作品。
〔2〕《关于“五四”个人的回忆》，《穆木天诗、文集》， 1985年12月时代出版社出版。
〔3〕〔4〕〔8〕《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 华文出版社1989年版。
〔5〕原载《清议报》，见《清议报汇编》卷25 附录《群报撷华》。
〔6〕《〈小东西〉改译后细说由来》，《小东西》， 重庆作家书屋1943年11月。
〔7〕收入小说集时，胡适将《割地》正式改名为《最后一课》，将《杀父之儿》改名为《殺父母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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