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矛盾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矛盾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15X(2003)06-0014-04
21世纪人类利用大自然的恩赐发展经济的空间是有限的，利用科技可以获得更多更新的资源发展经济。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所有国家面临着在新的起点再次发展的机遇——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起点并不一样：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目前已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中国在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过渡阶段，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处于前现代化的现实与后现代化的国际环境的微妙境地。目前，我们所有的科技发展都应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们能否具备国际竞争力，否则，中国企业面临的不是发展而是生存问题。
1 中国科技竞争力的结构性缺陷
中国科技体系从1949-1978年“行政体制”期，到1978-1984年对“政府指令”创新系统的再建，从1985-1991年对“政府指令”创新系统外层运作带的变革，再到1992年后对“政府指令”创新系统内核的改造，中国科技体系一直沿着渐进变革的轨道不懈前行。
关于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的比较表明，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科技创新总体水平仍然很低，改革所设定目标的实现并不理想，中国的科技资源的应有潜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1.1 科技投入情况
90年代以来，我国R&D经费支出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00年洛桑IMD报告中，中国仅两项指标位列前10名以内，“R&D经费占GDP比重”一项，我国居倒数第11位，仍属世界较低水平。
从人力资源对比，我国有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是不争的事实，但1999年“企业获得技术来源”和“获得工程师的能力”指标，中国在46个国家中倒数第二。R&D人员总数排位很高，而这两个指标却如此之低，两者对照反映出我国人才结构上的严重缺陷。
1.2 科技产出情况
我国一些主要技术领域被发达国家占领，有我们技术落后的一面，但专利意识不足、对专利保护重视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在专利授权总量中，国内专利授权量占绝大部分，但多以实用新型为主（占73.48%），发明专利仅占4.9%。中国向美国申请专利受理量呈上升趋势，但授权量却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在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能力没有及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一些取得科技成果的应用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科技产出效率不高是影响因素。虽然美、日、德等国的科技投入、产出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科研效率相差无几；我国总的科技投入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科技产出只有美国的8%-9%，我国科研效率只有美国的1/3左右。
我国科技体制的深层问题是：从1985年开始便把“真正从体制上解决科研机构重复设置、力量分散、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作为核心任务的科技体制改革”[1]，至今，对国家科技资源总量进行优化配置的机制尚未形成，科技力量在国民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出现了既短缺又浪费的结构性缺陷。
2 中国科技体制过渡期的矛盾分析
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科技发展仍有较大差距。其中原因很多，但科技体制问题是核心因素。
2.1 创新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外部环境不理想，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一元体制尚未真正形成
创新不是按完美的线形秩序发生的，它的起因和来源多样而复杂，几乎所有的创新过程都是社会性和互动的，创新行为主体的绩效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与效率，而且取决于其在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和环境建设。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是创新经济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在转轨阶段出现了技术创新主体模糊的错位现象，大部分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和市场之外，其技术创新成果市场适应性弱，有闭门造车之嫌且成本高而难以推广。[2]尽管目前产学研之间的技术合作有了明显增长，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但随着知识在经济活动中重要性的迅速提高，参与知识生产、传播的机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创新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创新系统中知识生产和使用系统中要素之间的联系松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对创新的有效需求不足。
2.2 创新投资系统有待完善，资源配置不合理
对中国的创业者来说，尤其对揣着高科技成果而没钱转化的创业者来说，他们煎熬在失望与梦想之中。某国外刊物曾经评论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科学技术，但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3]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与我们一样，R&D经费几乎全来自政府，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调整和企业竞争的白热化，发达国家的企业界迅速增加对R&D活动的投入，民间投入也成为一个重要来源。[4]比如美国，R&D经费约有30%来自政府，70%来自企业，我国企业R&D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难以望其项背。与科技发展需求相比，我国R&D投入在结构、数量和质量上存在三个不协调，即科技投入比重与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协调，科技投入内部结构失调，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比例失调。
2.3 中介机构和服务体系薄弱，阻碍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体现真正价值，发挥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发达国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一般为60%-70%，有的甚至达到80%，而我国平均只有30%左右。[5]我国有近百万研发人员，蕴含着巨大的科技创新潜力，但由于缺乏区域性、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在每年取得近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只有2成左右的成果转化，其中形成产业规模的大约只有5%，其余大都与研发人员一同滞留于实验室中，2/3以上的成果转化是自行联系洽谈，技术中介机构尚未真正成为知识创新与技术传播的桥梁。
2.4 政府与市场在创新中的互动关系尚未确立
在创新系统中，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交互作用表现得更为充分，政府的作用正是要由微观调整转向宏观调整，由行政性控制转向市场性控制，以加强创新系统的整体集成，引导创新主体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可以说，“使命导向”型的创新系统是一种过渡状态，其发展方向是建立“扩散导向”型创新系统，以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作为目标导向，形成和谐一致的整体化系统。
3 中国科技体制矛盾的成因探究
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库兹涅茨认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来源，但它只是潜在的必要条件；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利用，必须作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6]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尚未构成一个竞争性的科技经济体系。
3.1 体制阻碍：科技进步、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三者互动不足
从科技体制改革的效果与目标的吻合程度看，我国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带来一些负效应；从改革的进程看，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还处于中期阶段，原有体系的弊端没有彻底改革，而新的结构性问题不断暴露出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历史原因造成我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两者不能形成面向市场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外，科技体制改革把加快技术向生产的转移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却忽视了这一目标的前提是科技体制首先要保证科学技术的充分发挥，结果对改革目标虽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吻合，却是以部分牺牲为代价的；另一方面，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需要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共同努力，在系统环境未有充分改善之前，强制性迫使科研机构转轨和减少资源投入可能引发现有资源流失，影响科技长远发展。
现实表明，在理论上形成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体系尚不困难，难的是实践中的体制弊端和部门利益冲突的现实。在政策创新工具的选择和运用方面，传统体制的约束往往将一些部门置于两难境地：提出了新的战略和政策思路，但运行载体仍是传统体制和机制，结果是“穿新鞋，走老路”。
3.2 机制制约：科技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使我们经历了一场科技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上的革命。但由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仍在实践之中，在技术创新这一将投入物转化为产出物的过程中，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进展缓慢，与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的欠缺直接相关。
市场和竞争机制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石，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是市场，微观基础是企业。目前我国创新技术和人才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全，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外在动力和压力，短期行为严重。在新技术不断涌现、技术扩散日益加剧的时代，企业只有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进步机制，才能面向市场获取生存和发展空间，成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效载体。
3.3 文化影响：科技体制前行的改良基因
科技体制改革初期，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科技的落后，而科技的落后在于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不够，因此提高全民科技意识被认为是当务之急。随着改革的推进，人们已逐渐树立起强烈的科技意识，但仅仅提高科技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我们培育市场、竞争和创新意识。
市场是推动创新的动力，文化是创新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精神相背离的东西，其保守求稳而缺乏竞争与创新的精神，“似乎总是在一个更缓慢、更平静、更稳妥的水平上运行，不象欧洲人那样富于行动和冒险，于是就发展了一些心理与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极的性格与习惯。”[7]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老牛破车的速度和年复一年的节奏。然而，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双重性的，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与文化在更高层次的整合极其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智力最优秀的民族之一，这既是因为中国在五千年前就有了老子、庄子、孔子这样远非柏拉图们可以企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光辉的辩证思想浸染了整个中华文明；也是因为这100多年来一大批中国人在掌握和运用牛顿、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上的出色成就，只要有适宜的土壤，中国的科技创新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4 重建的难度
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表明，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生物，不是那些最强悍、最凶猛的生物，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生物。经济竞争也是如此。当前的中国科技体系在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外在压力以及国内经济对科技需求不足的转型期制约。
4.1 全球化和加入WTO的外在压力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中国经过艰难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加入WTO，中国企业将在更广更深的层次融入国际经济快车道，迎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新时代。
但同时应看到，经济和技术上的强势，使经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在这个不平等、尤其是技术起点不平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有被动卷入成为全球经济体系附庸或被抛弃在外的危险。中国的科技体系发展，与早巳建立较完善的科技体系的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积极地位，我们在明确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之时，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不平等性及负效应。
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我国必然要扩大结构调整、资源重组和机制转换等所需开支，在一段时期内对我国理顺体制改革、协调管理模式带来压力和影响，增加改革成本。我国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保护好自己的奶酪进而争取别人的奶酪，在体制上与观念上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4.2 转型期和深化改革的内在挑战
经过十几年苦苦探索的中国科技界终于发现，以前所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成果，都成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有机部分。但无论从微观还是从宏观上看，改革越深入，涉及到的深层问题就越多，难度也越大。“行百里者半九十”，2010年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仍将是中国科技工作的主旋律。通过改革，我们将逐步建立起技术创新主体企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产学研相结合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
大关仍需从头越。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在于突破体制瓶颈和科技瓶颈。大量研究和经验材料显示，不是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加有效的资本投入，才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力量。2001年我国R&D占GDP比重达到了1.1%的历史最高水平，按国际惯例，呈S型曲线增长的R&D/GDP比重在达到1.0%后，将在今后十几年中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站在逻辑斯蒂曲线的拐点上，把握机遇优化科技体系促进创新要素的发展成为挑战。
4.3 中国科技体制向更深远的探索
组织和制度排斥变革，但组织和制度都无法排斥危机，如果我们把国家创新系统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以提高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能力。全面改革和系统创新，是形成先进生产力的两大要素，改革体制是为了催生新的机制，而新的机制才是科技经济互动发展的助燃剂。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8]
知识经济社会中，科技商品的消费不仅本身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能使其他生产要素收益递增，当中国意识到创新成为世界发展潮流之时，已经面临着向创新要效益，以创新求发展的关键时刻。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现在“知识经济”，从昔日“向科技进军”到今朝“科教兴国”，其核心均体现科技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是第一位的，是决定性的。因此，科技体制改革要从以前的就科技论科技，转变到把科技放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大系统和大背景中去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叩响印有强者标签的大门。
收稿日期：2003-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