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背景——双重过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大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双重过渡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从发展水平看，正在从低收入国向中等收入国跃进；从体制模式看，正在从计划经济或双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换言之，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背景就是正处于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是双重的，就是说包括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同时发生的双重过渡或变迁，即发展格局和体制模式的同时转轨。为什么说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呢？因为这双重过渡实际上不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发展水平的阶段性跃进是生产力变动的体现，体制模式的转变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变动而发生的积极性变革。
双重过渡发生在中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第一，中国首先是一个大国，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划分法，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在这样一个大国里发生的变动，当然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能否成功地推进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地通过双重过渡，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上升为发达国家，这必然会引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注。成功了，他们可以学习、模仿，否则也可为他们提供可借鉴的教训。第三，中国还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在当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探索是前无古人的。如果我们能够寻找出一条既不同于古典的传统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制度，无疑对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一大贡献。双重过渡正是这种探索的核心内容。
中国在双重过渡过程中所选择的道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已经走过的道路；又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主要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道路相联系。搞清这些基本问题，不仅是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贡献，而且对指导中国正在经历的双重过渡，解决过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失业、通胀、收入差别扩大以及更严重的“滞胀”问题，使过渡顺利进行，都具有重大意义。为此，我们必须具体考察一下双重过渡现在推进到了什么程度，现在过渡到了哪一步。
二、经济发展阶段的过渡
从发展水平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推进到了哪一阶段呢？显然，这一考察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有关。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有多种（见表一）。比照表中的若干划分标准，我们认为，我国目前已经走过了低收入阶段或起步阶段，或者罗斯托所说的传统社会和为起飞准备前提阶段，进入了中下收入阶段或起飞阶段。可以用如下指标来衡量和测度。
表一 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资料来源：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页。
1986年时值美元
表二 中国1982—1994年的GNP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8页。括号内为估计数。
⒈从增长速度看，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NP的增长率高达10%左右（见表二），不同年份略有高低，这是起飞的重要特征。如日本1995—1973年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增长率平均在10%以上，是世界公认的日本经济出现“奇迹”的起飞年代。目前中国的情形与此较为相似。
⒉从人均收入水平看，我们估计，目前中国以美元表示的人均GNP大约在700—1000美元左右。由于以美元表示的人均GNP涉及测算方法问题，比如是以官方汇率为准，还是以“购买力平价”为准，测算的结果往往差距很大。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公布中国的人均GNP已达到2000—3000美元，而我国政府公布的则为560美元。即使按低估的560美元计，我国也已经开始走向中下收入阶段了。
⒊从产业结构的变动看，我国的三次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78年分别为28.4%、48.6%和23%；1993年则变为21.2%、51.8%和27%。可见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下降，而第二、三产业则明显上升。农业大国的形象已有所改变。在工业内部，轻工业经过几年的较大发展之后，现在已开始转向重工业。1990年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49%和51%，而1992年进一步变为47%和53%。这种结构变动趋势，同进入起飞阶段的国家的情况很相似。
⒋从就业比重看，我国的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1978年分别为70.5%、17.4%和12.1%；1992年则分别变为60%、21.4%和18.6%。这种就业结构的变动同上述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密切相关的。
⒌再看消费结构。以恩格尔系数表示消费结构，即以食品支出费用占总生活费收入的比重表示。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544元，人均食品支出为693.77元，恩格尔系数为0.449；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783.99元，人均食品支出为332.3元，恩格尔系数为0.433。这样的消费结构同发达国家在人均GNP收入为600美元时很相似。
⒍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指标：比如婴儿死亡率，中国为34，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06‰，中下收入国家平均为77‰，中上收入国家平均50‰，高收入国家则为9‰。中国的婴儿死亡率甚至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16‰。再比如预期寿命，中国人预期寿命目前为69岁，而低收入国平均只有52岁，中下收入国为59岁，中上收入国为67岁，高收入国为76岁。此指标也表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
总之，各种指标都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中下收入阶段，至少是处于向中下收入阶段的过渡期。这同我国政府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阶段的规划相比，大体是一致的（见表三）。
表三 中国政府关于发展阶段的战略规划与实际发展的对比
三、经济体制模式的过渡
经过17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大的方面看，主要取得了如下进展（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就、难点和展望》，《开放导报》，1995年第1期）。
⒈外围突破，增量改革。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合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已初步形成。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快速发展，比重迅速增加，给国民经济运行增添了很大的活力。从工业生产总值看，非国有经济已占到了50%强。比如1990年国营成份占54%，非国营占46%；1991年和1992年国营成份分别下降为53%和48%，非国营成份则上升为47%和52%。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部门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5%下降到1993年的39.7%，其他经济成份的比重则由45%上升到60.3%。这一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过渡，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重大变革在经济学界被称为“外围突破”或“增量改革”。意思是说，从所有制结构看，我国近些年的改革主要发生在国有制以外新增长、新发展的经济成份方面。
⒉存量调整，机制改进。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通过放权让利和包括承包制、股份制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改革试验，已逐步、部分地调整了机制。就是说，作为公有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已远不是过去的计划控制型。国有企业有了多种经营方式，在财权、物权、人权、规划权、外贸权、价格权等方面比过去更灵活了。当然，国有经济由于背负着历史上形成的沉重“包袱”，并肩负着不少其他经济成份无需承担的社会责任，再加上其经营机制也的确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故其中大部分（估计约有三分之二处于亏损或维持状态）仍然经营效益很差，需要进一步改革。但是，从大的方面看，特别是与17年前相比，经营机制有了较大的改变。这在经济学理论界叫做“存量调整”，意指国有经济这块历史上存留下的部分的内部机制也有了较大调整。
⒊市场范围扩大，供求决定价格。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作用不断增强，由行政计划控制的部分已只占很小比重。目前80%以上的生产资料，85%以上的农副产品和95%以上的工业消费品的价格都由市场供求决定，这说明市场机制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微观层次（产品市场）的主要调节者。当然，价格改革不等于完全放开价格，放开价格不一定就都能解决问题。近几年，根据经济形势，部分产品的市场调节范围又有变化，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又有部分调控，这是必须的。但总的看，市场机制已起到决定作用，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下降到目前的5%左右；国家管理的零售物价已由1979年占销售总额的95%以上，下降到目前的5.9%。
⒋经济调控强化，行政干预减少。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开始由行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调控转换。比如近几年通过利率调节经济的力度就加大了。当然，从总体上看，宏观调节还是混合型的，即有行政指令，又有经济调节。比如在1993—1994年加强宏观调控过程中，对信贷的控制就仍然是地方政府负责制，“立下军令状”，信贷规模“切块包干”。但历史地看，行政干预减少了，经济、法律调节强化了。
⒌农村经济大发展。农村经济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巩固和完善，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在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促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显示了积极的作用。农业生产责任制目前仍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比如如何进一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如何把竞争机制引入责任制，以及如何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仍需探索。但总的来说，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举世公认的。农村乡镇企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36%，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在工业总产值中占44%，将近一半。它们吸收了1.2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促进了农村小城镇化的发展。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⒍对外开放扩大。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广泛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近些年引进外资与日俱增，已由1980年的14亿美元上升到1993年的367亿美元，增长了26倍多。1992年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重）为38%。这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大大提高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是紧密了。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改革的阶段性变化呢？在已进行的17年改革中，从进展的特征看，真正的阶段性变化是从党的十二大确立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开始的。可以说，以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为界，中国改革进入了转折阶段。此前是“感性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试验性、分散性，利益引导，破坏旧体制，在要不要改革和怎样改革等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共识；之后，改革就转为“理性推进阶段”，主要特征是系统性、主动性，制度创新，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改革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改革的大目标也明确了。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框架，近一、二年的改革正是围绕着建立这一框架进行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三个层次：
⒈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去1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思路是“放权让利”，企业扩权，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动传统企业制度本身，因而称作“存量调整”。今后，企业改革的重心将转向以理顺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创新，把国有大型企业改为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法人企业，对中小型企业则实行包、租、卖、托（委托经营）。通过政策法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靠优惠政策。要把企业塑造为面向市场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⒉培育、发展和完善市场体系。前15年的市场改革主要集中在商品市场，即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处于萌芽状态；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等市场尚未建立。今后，在放开竞争性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前提下，重点加速要素市场的建立。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企业经营不可能是独立的。“没有市场找市长”就是这个道理的形象概括。近一、二年要素市场已有所发育。全国有证券交易所两家，以国债、地方企业债券、投资基金为主要交易品种的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17家，证券公司86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部370多家，代办网点2000多家，股市总值达4000亿元。全国经国家和省认证的县以上地价评估事务所540多家。劳动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所1.3万家。全国挂牌的人才交流中心市场1145个。全国有科技贸易机构近5万家，技术合同认定机构1019个，1993年签订技术合同24.6万份，成交金额207.6亿元。各类信息服务机构3万多家，比1983年增长7倍，从业人员增加6倍，营业额增加12倍。要素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为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⒊建立健全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从直接的行政协调转向间接的经济调节为主，包括利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和计划指导。其中财税体制改革从1993年已开始进行，中心内容是改过去的地方财政包干为各级政府按事权划分的分税制，提高中央财政能力，同时统一税率。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一是把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二是建立政策性银行，实现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的分离；三是把各专业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四是改革利率、汇率制度，使之市场化。
此外，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体制和农村体制的深化作为配套改革。总之，新体制的框架是靠上述三个大的层次支撑的，同时，又有其他一系列改革作补充和配套。要完成这些改革显然同前十几年的改革是不同的：前十几年是以层层放权让利为主；现在则是目标明确的有目的的推进。因而，可称为理性推进阶段。预计到2000年可大体完成上述各层面的改革，把市场经济的框架搭起来。
2000年以后，可能再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善新体制，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体制。其大致特征是：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产品和要素市场更加完善和健全；间接调控体制更加有力、有效；一次分配效率优先，二次分配公平为主，实现公平分配、共同富裕；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在市场上自主经营；法律完善、法制健全，消除人治；政治体制更加民主；国民经济更加开放，国际惯例成为通行规则。
如此描述，中国的改革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和四个小阶段（见表四）：1978—1992年为摸索、准备、试验阶段，或称为感性发展阶段，其中1984年以前为农村改革阶段，1984年以后为城市改革阶段；1992—2020年为建立新体制阶段，或可称为理性推进阶段，其中，1992—2000年属于为市场经济体制搭框架的阶段；2000—2020年是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换言之，目前中国的体制改革正处在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中间阶段，也是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是否顺利，能否成功，显然具有关键的意义。
表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阶段
四、双重过渡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以上我们用较大的篇幅来说明，中国经济正处在双重过渡当中，即处在发展阶段和体制模式的大变动时期。那么双重过渡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显然，发展阶段的过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体制模式的转换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这就决定在双重过渡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也不可能总是平稳、平衡、均衡的；相反，非平衡、非均衡倒可能是一种常态。就是说，在双重过渡过程中，宏观经济运行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这不足为怪。对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审慎处理，需要提高对发展和改革的指导艺术，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否则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就会影响双重过渡的顺利推进。
在双重过渡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可能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涉及全局的可能主要有这样几个：失业加剧、通货膨胀、收入差别扩大，甚至“滞胀”，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⒈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失效所导致的，因而，也是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试图矫正的棘手问题。无论是在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问题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尖锐程度可能不同，但普遍存在且反复出现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些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是没有（至少是没有显现出来）的。过去，我们一直把价格稳定（许多是固定不变的）、没有失业（实行“三人活五人干”的就业保障制）、收入分配公平（实为平均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看待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从引进市场经济开始的。任何制度都是既有长处又有短处的。我们不可能在引进市场经济时只引进其长处，而完全回避其短处。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引进市场经济会带来诸多问题，就中止引进，退回到传统的计划体制。市场经济的长处是效率、效益高。我们应当权衡利弊，扬其所长，克服其短处。
⒉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过渡的时期正是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时期。在这一变动过程中，部分企业、行业、地区，部分人的收入提高相对快些，因而收入差别扩大是必然的。同时，某些行业的产品在社会需求拉动下，价格将持续上升；而另外的行业由于利益刚性的制约，价格往往具有粘性、保持不变，或者下降的幅度与社会需求的减少不成比例，因而社会总物价水平持续上升也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另外，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潜存着大量隐蔽的过剩劳动力。市场经济改革是效率导向的，因而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和效率的提高，必然要导致失业公开化。
总之，由于中国正处在双重过渡时期，失业、通胀、收入差别扩大等社会问题，必然会出现，这不论从哪种过渡来考察都是有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已先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反复出现，公开失业和潜在失业均不断加剧，收入差别也在日益扩大，地区差距也在加剧……。问题的出现迫使中央政府有针对性地不断完善、改革宏观调控体制、体系、方法和手段，因而又促进了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从而推动了整个改革的进程。
问题的关键是，在处理自1992年开始的，目前仍在继续的经济过热、宏观失衡、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强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宏观经济运行中似乎又出现了一种更值得密切注意的新趋向——“滞胀”：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根据发达国家的教训和经验，滞胀是一种比单纯的通胀或单纯的失业更难处理、更难对付的一种综合性“顽症”，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严肃对待。对此，笔者另有专论。这里限于篇幅，我们只是指出，只要把“滞胀”等问题放在双重过渡的大背景下考察，是不难找到产生的原因和克服的对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