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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从新时期如何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政治高度，对于反对腐败的斗争问题，从斗争性质、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政策、工作部署、依靠力量、法制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发展，开辟了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取得了反腐斗争的新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创新，就是对于反对腐败斗争性质的认识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直接关系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直接关系着反腐败斗争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的确定，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这就把反对腐败斗争的性质（严重政治斗争）和反对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完整地言简意赅地揭示出来了。在这之后，有的同志发表文章，认为“应当把反腐败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更重要的位置就是认为腐败“这种权钱交易，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讲政治，从政治上看问题，那就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我认为这是对于反腐败斗争性质的两种不同的判断，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这是根据我国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个科学论断，符合客观实际。我国现在的社会有高收入的富有者，但并没有一个资产阶级。这些高收入的富有者中，许多人的财富都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科学技术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取得的，没有或基本上没有依靠占有生产资料取得非劳动收入的问题；所以，他们仍然居于工人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的范畴。这些高收入的富有者中，有一部分人是掌握一定生产资料、雇工人数较多、企业规模较大的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出资人，以及部分股份制企业中个人控股的大股东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以自己的技术、专利、管理为社会创造财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占有的生产资料获得企业的利润，取得不同程度的非劳动收入；所以，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同没有或基本没有非劳动收入的富有者也有一定差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富有者阶层。他们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是依附于社会主义经济这个主体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他们的经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正在向股份制等社会资本的方向发展，有一些已经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更密切地连系在一起了。他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于过去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那样是先进的，必然要代替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一定的有益作用。他们在政治上是受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领导和管理的，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和口号。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参加一定的政治活动，没有单独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等剥削阶级思想根本没有合法地位，处于被批判的逐步消逝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决定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一个以私营企业主为主的资产者阶层，这个阶层并没有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形成一个资产阶级。
有的同志认为，有阶级才有阶层，没有阶级哪里来的阶层。我认为这是从概念出发去推断问题，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研究问题。让我们看一下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这就是说，从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发展为人数较多的社会阶层，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成熟的资产阶级，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何况是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优越性之一，它的特色之一，也表现在它只能够存在一个资产者阶层，而不能够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有能力和信心团结、教育和改造所有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过去，我们能够成功地和平改造旧的民族资产阶级；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空前未有的伟大成绩，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更加丰富，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领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积极发挥有益作用、并始终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历史性的成功范例，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从反对腐败斗争的角度看，私营企业主中多数人是守法经营的，有一部分人用行贿等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公务人员，并不代表私营企业主全体；何况我们内部的贪污分子很多人都是监守自盗，且贪污盗窃公款而作案的。所以，我们反对腐败决不是针对私营企业主的整个社会阶层的，更不能说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因为这个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是不存在的。
再从我们党、政、军和公职人员的内部情况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明显成效，总的形势是好的。同时，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消极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更有效的遏制，反腐败斗争的任务还相当繁重和艰巨。但是，腐败分子毕竟是少数，在我们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官僚资产者阶层，更谈不到形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所以，如果要说反腐败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我们内部也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我国的工人阶级，他们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已经彻底翻身，同旧社会的无产阶级有根本差别，不宜沿用旧的概念称他们为无产阶级了。同腐败进行斗争，并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行为，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的腐败行为也是深恶痛绝的，并且经常同它进行斗争，全国查处出的大量的腐败案件，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案件是群众举报的，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
总之，在以上这些社会情况面前，我们不宜沿用改革开放以前的老概念，简单地说反对腐败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用“严重政治斗争”这个论断去概括比较科学。
二
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两个完全互不相容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为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联系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有阶级向无阶级过渡的社会，“严重政治斗争”这个科学论断，本身就涵盖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这个事实。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1月14日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分析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千方百计地企图用它们的那一套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我们。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份、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一些影响，包括一些消极的影响。历史上产生并遗留下来的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某些存在的条件。这些都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的党、政府、军队、企业和事业单位产生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反映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他们受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和我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以及现在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所产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背叛了党的宗旨，背叛了国家利益，背叛了人民赋予的权力，也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最可恨可卑的叛徒和败类。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反对腐败的斗争，是有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和背景的，如果否认这点也是错误的。
邓小平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它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反对腐败的斗争，正因为“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我们就不能离开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简单笼统地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而用“严重政治斗争”去概括比较适宜。
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过：“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区别开来的。”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不能认为已进入没有阶级的时期，但是也应当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把历史上有剥削阶级的时期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区分开来，不应完全混为一谈。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以往有剥削阶级时期完全混为一谈，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这个教训应当深刻记取。
一个科学概念的涵盖面总是很大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个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反腐败斗争的性质，而且涵盖了我国其他许多重要的政治斗争。我国人民民主专政要充分发挥全国各级政法部门的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敌对分子、民族分裂分子、邪教组织骨干分子、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分子。我们同以上这些分子的斗争，用“严重政治斗争”这个大的政治概念都可以涵盖，如果套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去概括，就很不切实际，很牵强了。
三
腐败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剥削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政权机构以来，就出现了腐败现象。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腐败现象。当今世界各国都存在腐败现象，只是有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据《法新社》报导，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于2000年9月3日公布了一份关于90个国家廉洁与腐败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些号称最民主和文明的国家并未名列前茅。美国名列第14位，英国第10位，法国第21位，日本第22位。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反对腐败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历史上各个社会的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对腐败的斗争，也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严重政治斗争”这个科学论断，也涵盖了古今中外反对腐败斗争的共同性质。
当然，也要明确认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反腐斗争同古今中外的反腐斗争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特殊性。古今中外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机体上必然滋生腐败的毒瘤，不论他们的统治阶级如何努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共产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同腐败是根本不相容的。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受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侵蚀，受市场经济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受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容易产生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和容易把权力变为特权的影响，再加上缺乏民主、法制和有效的监督制度，就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的本质的发挥，使腐败这个毒瘤能够滋长起来。如果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缺乏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高度觉悟，就会使腐败毒瘤成为不治之症，象过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形成导致党和国家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总结八十年来党的历史经验，也借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纲领，作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三个代表”是党的先进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新概括，也是党八十年自身建设（包括反腐倡廉）的高度总结，揭示了我们党永远得到人民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规律。只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办事，坚持不懈地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线前进，就能够逐步把腐败现象减少和压缩到最低程度，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加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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