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心与中华优秀伦理道德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中华论文,自信心论文,伦理论文,优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2001年，尼克松中心和哈佛大学联合发表的题为《美国国际利益》的报告强调：要在国家整体战略的各个领域大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并采取得力的人员和财政措施把它们推向全球各个角落。对于美国的这种文化霸权战略，我们应当予以警惕。2001年联合国关于“首批19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报告明确指出：“现代化和全球化给世界文化带来单一性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日渐趋同，使得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强势文化面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身份失去兴趣或拒绝接受。”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在受到西方文化严重冲击和深远影响的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重视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首先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如刘延东同志于2005年9月27日在中华文化论坛上所作的演讲《伟大的民族创造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推进伟大的复兴》中指出的：“伟大的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作为中华儿女，中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共同的身份，是抹不去的生命‘痕迹’。我们都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有义务、有责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烛照中华数千年的人文之光薪火相传、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那么，如何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提升青少年的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树立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就成为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一项历史性课题。
一、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然而环境的破坏、战争的灾难、贫富的差距等，对世界文明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彰显了在青少年中加强以追求和谐与爱好和平为特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解决世界冲突、维护世界安宁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仁。对仁德的培养建立在对父母的孝顺与兄弟的友悌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爱推及到对社会大众的身上去，因此孝悌之心向上提升，就是互爱，而互爱向上提升就是互助（即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互爱互助再向上提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深受儒家和谐观念影响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首先主动发动过侵略战争。诚如池田大作先生所讲的：“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① 正因为如此，以提倡德教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化也一直为世界所关注。例如，1992年，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也寄希望建立一个传统与现代完满结合的理想社会模式。他把这种希望的着眼点定位于中国。他断言：“中国把自己富有价值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成功，将是这个悠久文明复兴的先声。”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教授，到了晚年悟出一个道理，“人类文明应是道德文明主义”，他甚至说，各国的“国防部”都是“杀人部”。这表明人类对21世纪重建道德文明的呼唤与追求，也是人类对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的新期待。这说明，中华文化不仅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地位重要、影响深远，而且对于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解决温饱、初步达到小康的新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加重视文化的作用，并着手解决一系列复杂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其中也包含了如何切实改善和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如何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以及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树立科学发展观，使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全面发展等问题。人类历史告诉人们：各国的历朝历代，国家强盛时无不伴之以文化的兴盛，反之亦然。“文化是水，经济是船，政治是帆”，水深载大船，帆正船行远。因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充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成功经验，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和提高，但人的心灵层次却下降，呼吁圣贤教育、伦理道德教育成为当前时代之所亟须。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呼吁，现代社会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的盛行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尊重自己本土的文化资源，加强青少年的本土伦理教育。
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是从苏联和西方搬来的，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现行教育制度的致命伤是重智育轻德育，强调科学知识的学习，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应试第一，竞争第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完全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得不到童蒙养正教育。而素质教育的理念提出后，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理解和继承，现在一提起素质教育，就是以为孩子学点画画、书法、弹琴培养一技之长，认为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立足于社会。这些只能算是素质教育的枝梢末节和对素质教育的误解。正如有专家提出的，素质教育应该是作为一种理想、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人格教育。俗话说“知书达理、启迪智慧，学会做人。先做人、后做事，在做人上下工夫”；用古人的话说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道，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用现代的话说是使青少年身心潜能得到更好的开发，所学的知识得以最大程度的内化，人格水平得到整体提升。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胸怀天下、追求统一的爱国情怀，崇尚和谐、爱好和平的民族品格，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以及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自强精神有所认识，并进而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德品格，树立起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加强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建议
（一）完善道德教育体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的教育，强调人格的培养。早在中国古老的教学哲学经典《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并坚持教育的目的是“长善而救其失也”（《礼记·学记》）：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如果坚持这种理念，正常的情况应当是，随着受教育的程度越高，道德素质越高；但是现在却出现了大学生的道德不如小学生的尴尬局面。在《孟子·滕文公上》也记载：早在尧帝时期，就有感于百姓“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状况，任命契为主管教育的官员，教导人民懂得五种最基本的伦常大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伦理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中国古人说，“人无伦外之人”，即不存在生活在伦理关系之外的人。只有把这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处理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秩序才是井然有序的。《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这里的“上”在家是家长，在学校是老师，在国家就是领导者。这也说明，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加强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采取种种措施，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道德素质、职业荣誉感和责任心；在整个社会，重视领导者的率先垂范作用。
道德教育也是有规律的，必须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才能落到实处。而《弟子规》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经典，集中了中国五千年道德教育的经验，涵盖了一个人在社会上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从《弟子规》所蕴涵的教育规律上看，它特别强调了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大学》上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弟子规》内容的编写次序也是中国古人教育经验的总结，符合教育的规律。《弟子规》的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编写次序分别是入则孝、出则悌、谨、信、爱众、亲仁、余力学文，这就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也就是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悌，次见闻”。这完全符合党的“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是对党的教育方针最好的诠释。如今很多学校通过推广《弟子规》的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道德修养，收到了明显效果。因此，建议在全国幼儿园和中小学普遍开设《弟子规》课程，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的扎根教育，从培养孩子的孝悌之心开始，进而做到“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些欧洲学者一直在探讨：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中其他三个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华文明得以承传下来，并且保持了五千多年经久不衰？经过研究，他们最终得出了结论：那是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结果。历史证明，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重视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合理性，那是因为，人从一出生开始，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正是在家庭之中，孩子从父母、特别是母亲身上，学会了如何处理好这些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古语讲：“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的确，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接受了母亲的言传身教的影响，知道如何去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与人和睦相处，形成了谦恭有礼、严谨诚信的待人接物的态度，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走上社会之后才知道如何与朋友、同事乃至于陌生人和谐交往。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把道德教育看成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视从家庭（族）开始就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此流传下来了很多家规、家训（如《颜氏家训》、《了凡四训》、《朱子治家格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而由清朝的李毓秀根据古圣先贤的教导编写而成的《弟子规》，正是中国传统家规、家训、家法、家教的集大成者。从形式上看，《弟子规》概括简练，三字一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体现了“大道至简”的特征。由于它易记易诵，所以也就容易在生活中践行，或在社会上加以普遍推行，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行为标准，避免了墨子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情况。从内容上看，《弟子规》虽然总共仅有1080个字，360句，但却把一个人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处事、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等等的态度和礼仪概括得淋漓尽致。正如毕业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理工大学的金融学博士、澳洲昆士兰大学的钟茂森教授撰写的《圣贤教育的闪光》一文中讲到的：中国传统的圣贤教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代代相传。这种美好的教育教我们的是什么呢？——教我们的是伦常大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我们做学问道德的功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教我们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教我们处世态度：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教我们待人接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弟子规》所阐述的道理，譬如“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恩欲报，怨欲忘”；“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泛爱众，而亲仁”等教诲是超时空、超阶级、超族群的，适用于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以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
学生从老师那里首先学到的就是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也就是“首孝悌”，即从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友悌之心开始，培养起一个人“泛爱众”的能力。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世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而且，把孝悌作为仁之本，“爱人”首先从爱父母做起，然后爱其族人、爱其长上、爱其民族、爱其国家。这种推己及人的自然亲情，符合人的认识与情感发展的规律，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敬爱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真心实意地去爱他人、爱民族、爱国家呢？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而当代西方国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法治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龄下降等现象，无疑与夫妻关系失调、家庭崩溃、父子失教的状况有关。而如今我们的一些家庭和社会教育向青少年灌输了不少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及竞争和物质享受的理念。网络和不少广播影视节目大肆渲染色情和暴力。所有这些严重地潜移默化地污染着青少年的心灵。由于一些媒体崇洋媚外的宣传，导致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城镇的孩子们，表面上被西化了。他们喜欢吃的是并不健康的麦当劳，喜欢喝的是垃圾饮料雪碧、可乐，喜欢玩的是充满暴力内容的外国游戏，喜欢看的是外国的电影大片等等。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不要多久就会变成“黄香蕉”了。由于受到充满暴力内容的游戏和躁动的传媒内容的影响，很多孩子很小就出现了多动症乃至暴力倾向。2007年1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净化网络环境，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营造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消息传来，广大老百姓莫不欢欣鼓舞，特别是千千万万家长们更是无比期待——他们期待这一指示能够早日落实。因此，责成有关部门净化传媒环境、从源头上抵制不良内容对青少年的渗透，实在是迫在眉睫。
（二）加强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
道德教育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需要从各种制度上加以保障和维护。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② 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③
为了贯彻德治主义，官吏的任用选拔也均以德行为首要条件。自西汉开始，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弟子，作为官吏的候补。这样，做官与读书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学而优则仕”，也使天下读书人求学入仕，有利于维护统一帝国的稳定。“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他“进‘教化’、立官制，重文士，轻武夫；建构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④。这套官僚体系从统一的大帝国着眼，把政治伦理统治建构在对宇宙自然秩序的理解上，是所谓“官制象天”也，从制度上重新落实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汉代实行乡举里选之制选拔官吏，制举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察举以孝廉得人最多。魏晋行九品中正制，以九品衡别官吏，也以德义有无缺失为衡量标准，从而从多方面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官吏选拔须经考试。各朝考试方法各异，但所试内容则均以儒家思想集大成之经义为主，因此受到儒家德治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制度，无不有助于官吏道德的提高。因为儒家的经典，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成圣成贤而设。这正如《朱伯庐劝言·读书》上所揭示的：“先儒谓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人读书识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陈弘谋编辑：《训俗遗规卷三·朱柏庐劝言》）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伦理不仅仅是统治者牧民的工具，而且也确成为统治者提高自身境界的依据。这种面向社会的科举取仕制，成为选拔社会优秀人才进入仕途的重要渠道。因此。家教也好，校教也好，都在倡导“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宋真宗写了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绘图解人颐》卷一）这首诗把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写得明明白白。然而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必然要熟读重视个体道德修养的儒家经典，从而使之从小就能够接受儒家伦理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自觉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并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读书的至高目的。正是在儒家伦理经典的影响下，才出现了像诸葛亮这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和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良相。这些制度，无不有助于道德水平的提高。
除了从法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⑤ 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使人“志于道，据于德”，因而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还有就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道教和佛教都描述了地狱的存在）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简单地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而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恰恰相反，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通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构成一个良性循环，共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如今，也应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节日，进行机会教育：年终孝亲祭祖——宣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道理；重阳节开展敬老爱老活动；在其他相关节日表彰好媳妇、好婆婆、好母亲、劳动模范、模范青年、好儿童、好爸爸、孝子、孝女等道德文化活动；以及确定中国文化特色的教师节、母亲节；等等。
总之，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道德教育上积累了五千年的方法、经验、智慧，有着五千年的效果，这对于改善和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因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继承，而且身体力行了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优秀美德。因此，党的十七大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提出了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面对新时期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挑战，要把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落到实处，就必须像我们老一辈共产党人那样重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青少年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入侵和渗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290.
② 汉书（卷6）[M].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167.
③ 阎平等．中国古代官吏制度沿革[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
④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53－154.
⑤ 焦国成．中国传统伦理学通论（上）[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