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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把失业归咎于改革？
改革以前，我国一直以高就业标榜于世。随着改革深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失业登记率则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1992年为2.3%，1993 年为2.5%，1994年为2.8%，1995年为2.9%，1996年为3.0%，1997年预计为3.2%左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人认为， 失业是改革的必然产物，一些坚信改革给人民带来实惠而拥护改革的群众，用改革前的高就业率与改革后日趋上升的失业率相比较，也不由自主地对改革的印象打了折扣。
实际上，改革与失业率的表面联系并非问题的实质。失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存在，其失业率上升不过是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的结果。改革非但不是引起失业的原因，恰恰是减少失业、实现充分就业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前，比较大的全国性的劳动就业和失业问题曾经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出现在50年代初。当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镇失业人员达400多万人。由于当时正处于3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生产发展迅速，政府对失业者采取以工代赈、移民垦荒、介绍就业与鼓励自找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到1957年基本得到解决。第二次是60年代初，由于50年代末搞“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导致城镇就业人口不切实际地迅速增加，1958—1960年，职工人数在3年中净增2868 万人，增长一倍多，其中75%以上来自农村。后来，政府被迫在全国范围内精减多余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精减后，大约有2000多万劳动力回乡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使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第三次是在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由于“文革”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70年代又吸收了1300万农民进城，城镇出现了严重的待业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国务院提出“三结合”就业方针，经过四年努力，到1980年共安置了2800万城镇待业人员，从而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前，我国的就业问题就并不轻松，失业并非是由于改革才出现的新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公开的失业暂时解决了，以隐蔽形式存在的失业并没有解决。隐性失业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在就业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需求的关系，盲目地认为只要无限地投入劳动力，就可以使生产无限地发展；另一方面，与国有企业远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企业预算约束软化密切相关。由于企业领导人的地位、权力升迁与企业职工规模成正比，企业生产又可以不计人力成本，势必刺激隐性失业在旧体制内有日益膨胀发展之势。随着改革深化提出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企业被推向市场，成本约束作用开始强化，大量企业冗员通过优化组合从企业中游离出来，由隐蔽失业转为公开失业。
对于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兼并破产，是改革的一项举措，必然会使一部分职工下岗失业。从现象上看，兼并破产在先，下岗失业在后，似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是，如果透过现象来看，在被兼并破产之前，这些企业的职工大多已是隐性失业者。这是因为，这部分职工被兼并破产之前，虽然没有完全与生产资料脱离，保持就业状态，但是，由于企业产品结构滞后没有销路，或者是经营管理不善，难以为继，企业已无效益可言，企业的生存是建立在惊人的亏损之上。亏损的包袱最终转嫁到政府身上。在这种情况下，职工名义上领取的工资，已经不是从企业成本支出，而是财政补贴。换言之，工资与失业救济金已没有本质区别，伴随兼并破产出现的职工下岗，也是隐蔽失业以另外一种形式显性化。
据1996年末统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大约530余万人， 实际的公开失业人数可能会超出这个数字。但与我国隐蔽失业率相比，后者仍然偏高。据国际劳工组织和劳动部1995年联合进行的“企业富余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为18.8%，这一数值基本上居我国各权威部门对城镇就业隐蔽失业率估算的中间值或平均值。如果加上农村31%隐蔽失业率，我国总体隐蔽失业率约为27%左右。我国现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社会及人们对失业的承受能力有限，同时也为了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城镇隐蔽失业率显性化的步子还不可能走得太快。改革，无疑对显性化步子快慢产生着一定影响，但它能够改变的只是失业的表现形式，而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增加新的失业者。
实践证明，失业从隐蔽走向公开，尽管改变的只是失业的表现形式，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积极的。第一，隐性失业显性化，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显性化，促使劳动者珍惜工作岗位，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调动工作积极性，提高劳动有效时间在法定工作时间所占比重。第二，隐性失业显性化，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减少冗员，就可以减少工资成本，这笔资金如果用于技术改造，将有利于缩小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第三，隐性失业显性化，为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大开方便之门，可以促使一二产业的富余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此外，隐性失业显性化还为理顺工资分配体制，加强企业管理，培训和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创造了条件和契机。
隐性失业显性化是改革发展的必然产物，但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改革特别是劳动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按照市场需求合理配置劳动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吸纳了大批人员就业，特别是通过改革增强了综合国力，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4年的16年中，我国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就业人数累计2.14亿个，比改革前30年多出大约2000万个就业岗位。
能否把失业归咎于科学技术进步？
在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中，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随着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减少劳动需求、加剧失业问题如何解决？在一些人看来，科技进步与增加就业，是一个两难选择。
这种隐忧并非没有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谈到科学技术与失业两者的关系。他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这样，可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比重会相对减少。也就是说，随着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减少了。有些同志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深刻阐明了由于资本的积累而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整个经济运动的过程及其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且揭示了科学技术进步与就业冲突，亦即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必然导致失业问题严重之果。
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就业角度讲，科技发展之因，并非仅有失业之果，它也会结出与失业相反之果——增加就业。
实际上，对于科学技术能够带来增加就业这一结果，马克思本人在揭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也曾提起。他注意到，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机器运用，促使生产扩张，对原材料、燃料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所有相关部门的生产被带动起来，从而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他明确指出：“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4页）
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邓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抱乐观态度的。他认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8 页）“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科学技术发展带动一批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 必然会相应带动这些产业的就业，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的革命从来都是满足劳动发展需要的手段。从现代来看，在波及世界的新技术革命进程中，虽然采掘、钢铁、机械制造、造船和纺织等传统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就业岗位和人数确实有所减少，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就业人数一直不断增加。这主要得益于科技领域的每一个突破，都带来了一大批新产业的出现，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一方面能节省大量劳动，而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成倍的与新的电子计算机工业群体相联系的就业岗位。据美国专家估计，在80年代末，仅程序编制员就需要100万人， 系统分析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也将增加一倍以上， 机器人技师将超过150万。仅电子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就大约等于80 年代由于技术进步而减少就业人数的三倍。另据统计，美国在1950—1980年间，除农业和冶金两个部门就业人数有所减少以外，其他部门就业容量都在增加；虽然汽车工业就业人数减少30万，但整个制造业就业人数却增加了30%以上；铁路部门就业人数减少了，但由于汽车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整个运输业的就业人数却增加了4000多万人。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1980—1990年的10年间，美国大约有2480 万人得到就业岗位， 其中有248万是新创造的就业岗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信息社会取代工业社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信息化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注意，即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经济扩张战略，一方面将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关键部位的生产留在国内，将高效率的市场营销网络控制在手中，另一方面将附加值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大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信息化程度的差异，而且也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的劳动岗位在发达国家总体上已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以致于不得不将一部分受冷落的劳动岗位让度于发展中国家。
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就业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创造出新的产业，而且表现在高科技及其产业可以促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据统计，我国手工业人均年产值约为2000元；传统工业人均年产值约为2万元； 高科技产业人均年产值可达10—20万元。高科技产业生产率的提高，大大加速资本积累，不仅为本身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了物质基础。
当然，我们讲科学技术发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至于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发展模式。技术的改进可以是节约劳动力类型，也可以是节约资本类型，也可以是既节约劳动力又节约资本类型。如果在选择发展模式上出了偏差，对就业的作用就会事倍功半。印度在资金尚不充足的时候，采取了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结果，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引进了先进技术，但吸收的劳动力减少，经济发展也比较缓慢。日本在工业化初期，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选择劳动密集型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工业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一定资本积累，再转入资本密集型发展模式。中国目前的情况比较特殊，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不能照搬别国模式。我国人口多，资本短缺，如果单纯追求高度资本密集技术，势必会重蹈印度覆辙。 但是，如果把我们发展的起点定在日本100年前人均70美元的基础上，强调从劳动密集型起步发展，那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比较低，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同时又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也有限。特别是我国科技总体水平还不高，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仅在30%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在50—70%），如果再提出以劳动密集型起步，必然会进一步降低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这样，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将难以实现，赶超也将成为一个永远不能圆的梦。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40多年了，经过4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2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面对这些现实，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强调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同时，也明确提出：“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因此，我们的发展模式应当选择双重工业化方式。也就是说，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一定实行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多层次，多样性。国有大中型企业应当以资金、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生产为主，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骨干和主导作用，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包括公有非公有在内的大批中小型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实际进行选择，扬长避短。
总之，科学技术通过开创新产业，加快积累为就业增加开辟道路，为人类就业带来光明前景。如果只看到科学技术发展会带来某些部门失业，而看不到它会创造新的增长点，带动其他领域就业，那未免过于简单和轻率。
失业能否归咎于按常规增长的速度？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是发展经济。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巨大就业压力的大国，更加迫切地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有些同志主张，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不要有什么限制，甚至不惜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也有一个把握“度”的问题。经济增长太慢，就会直接影响增加就业岗位；但是，如果经济增长过快，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往往会事与愿违。经济增长过快，从短期内可能暂时扩大就业，但一旦引发通货膨胀，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反而会干扰就业。因此，处理好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首先要把握好增长的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度，必须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上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我国人均GNP在600美元左右，经济正处在以高速增长为特征的起飞阶段初期。从国外的经济增长经验看，一个国家由经济起飞到工业化完成阶段都保持了相当长的高速度增长时期：日本从1956—1973年年均增长9.8%； 新加坡从1966—1984年年均增长9.9%；韩国从1963—1991年年均增长8.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增长速度，1981—1990年年均增长9.3%，“八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12%。我国“九五”时期增长速度定在8%，实际可能达10%。 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并参照其他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国家的情况看，8%—10%这个速度是比较适度的。
199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约为9.5%，1997 年可能大体持平。有的同志与“八五”期间年均增长12%相比，仍认为“偏冷”，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需要“刺激”，启动国民经济实现更高的增长率。他们所持的一个主要依据是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这种说法，在哲学上可谓失度，从经济角度分析，也是不足取的。
首先，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情况看，并非投资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就业增长自然就会增多。从“八五”情况看，我国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创历史最高水平，而就业增长率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1980年—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10.5（扣除物价指数），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从业人员就业年增长率为3%。1991—1995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增长为20.6 %（扣除物价指数），比80年代高出10.1个百分点，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11.9%，高于80年代GDP增长率2.6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就业人员年平均增长率为1.3%，比80年代低1.7个百分点。“八五”期间两高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就业的高增长，反而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94年，经济增长11.8%，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24.1%和21.7%，是改革开放16年来涨幅最高的一年。耐人寻味的是，这样高的增长率并未改变失业率上升趋势，年末城镇失业率2.8%，比1993 年上升0.2个百分点。
其次，靠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论者所依据的凯恩斯理论已被西方证明行不通。根据这一理论，一些西方国家不惜采用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政策对付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即使总需求已经超过总供给，仍不放松刺激经济的力度，结果非但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引起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发。目前，西方国家已不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这套说法，我们更无须重蹈覆辙。
第三，经济增长再快也难以消除结构失业。劳动者可以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按工种可分为冶金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按技术水平划分，又可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由于他们之间很难相互替代，这就严重阻碍了劳动力职位空缺的填补，因此，即使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是相等的，也仍然会出现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