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范式下“新中国”的诞生
——抗美援朝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建构
谌 颖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天津 300222）
【内容摘要】 观念史研究下，“新中国”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由上至下推行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的进程，通过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政构造等多方面的强有力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个人与国家签订契约，纳入到“生活政治”中，“新中国”现代国家意识诞生。
【关 键 词】 新中国 抗美援朝 政治动员 想象共同体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1949 年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然而，现代国家形成除了建立政权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国家观念形成的过程。后者主要指的是对民族国家的真正认同、参与和奉献，最终达到自身身份与国家的契合。对于当时的中共而言，观念的建构有两大困难：第一，如何将“人民保护者及解放者”的革命逻辑全方位渗透，以及基于左翼内部的革命体验如何扩展到整个社会。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在建国前吸引了大量的左翼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但从现实角度而言，一个长期争夺政权、处于政治边缘的共产党所宣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念，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普通的工农群众，并无太多概念。解放后，大部分学生延续以往的状态，不问时事与政治。第二，如何将个人有效地纳入、整合到国家中，并塑造新中国的形象和国家认同。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人民沉浸在民族独立解放的喜悦中。但是这种情绪仍然是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在外敌侵略的斗争与反抗中的觉醒。这种感情是自发的、零散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意识。就民族独立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多年，独立主权国家在国民党时期已经成立。新中国成立本身，对于民众更多的是一种政权的变更。有人说：人民政治协商会谈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改朝换代。”[1]
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最著名的观点是，民族并不是诸多现实客观条件的组合，而是一种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新中国”就是一种观念的创造，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完成于抗美援朝运动中。“抗美援朝的实质，就是反帝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迅速形成了一条广泛的爱国主义战线和一个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迅速建立，国家形象及权威全面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从观念史的角度审视“新中国”的诞生或许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对当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建设提供一种历史路径参考。
一、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国民心理：亲美、崇美和恐美
朝鲜战争前后，国民心理经历了从亲美、崇美到恐美的过程。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在群众中间，基本上存在着三种思想情况：“对苏联仇视；对共产党怀疑；对美帝存在幻想。总之，仇美、亲美、疑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在知识分子、学生中间，对美国更是推崇。近代信奉西式精英教育，喜欢强调所谓“哈佛标准”、“牛津校风”，其实那些标准往往就是美国标准。建国前夕的上海交通大学院系（至少工学院、理学院是如此），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学运作是全盘照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课程教材用的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也不专门设置“大学英语”课。这样教育下的学生可谓是“唯美主义”，美国是天堂，“连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好”。有的学生说：“要拜一个美国人做干爸爸，送我到美国去留学。”总之，“认为美国什么都好。”一些学生抱着“某美国电影明星60 岁来华也要嫁给他”的想法，“全家都起上英文名字，只有狗才起中文名字”。高等学府在当时被认为是崇美思想聚集之地。留过洋的瞧不起没留过洋的，留美的瞧不起留英的。在清华大学某系，有两个教授因为没有美国学习经历和博士学位，长期被嘲讽。[2]
因此，应对完善本科高校现有的实践教学团队，同时增加双素质教师培养，如成立实践指导小组，由《中级财务会计》专业授课教师和企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共同组成指导小组，共同负责、监督实践教学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土改中收到了阶级教育，认识到身边存在的压迫，知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但并没有减退对美国的好感。燕京一个女生也说：“我对美国怎么也恨不起来。”有的人还反驳道：“最近还有人提出美国政治虽不如我们，但美国文化却比我们好……美国有高大洋楼，有宽大的马路有好看的汽车。”
“社会的想象机制”发挥了作用。国家认同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和理解。一位女儿在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中写道：
恐美心理的具体表现在主张不战、畏战心理。这种情绪从干部到普通民众都普遍存在。据杨得志将军回忆，“革命成功了”，“可以歇一口气”的念头,在当时并不单单是个别同志的想法。有的干部出现了疲塌消极情绪，甚至部分新干部想“换班回家”。一些干部要求回家，一些青年团员要求退团。新解放区的一些农民在土改中退缩，不敢要分到的土地。有的农民怕征粮，把粮食藏到山里。许多工人思想上对抗美援朝有顾虑，生产情绪不高。1951 年中南局报告中认为有“一种典型的奴隶思想值得我们注意”，仍有少数学生抱着“做主人我情愿，做奴隶我也干，就怕原子弹”的想法或者是“谁来给谁干，只要能吃饭，就怕原子弹”的想法。有的工商界人士提出,“我们不能作战，要休养生息两三年后再说”。对于中国出兵援朝，民众更多表现为不理解。有的老工人说：“只要不裁员减薪，做工拿钱，闲来2 两白干，4 两花生米，管他打仗不打仗。”农民们更是直接说，乡下人才不管，远着呢。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4](P35)
根据改进后Druck-Prager屈服函数，求出岩石蠕变本构方程，并对蠕变曲线进行拟合，得出在各级应力水平下的曲线吻合度较好，说明了改进的西原体模型可以较好地对砂岩蠕变的3个阶段进行描述，通过上述方法求得蠕变参数是准确的，其计算值与试验数据对比拟合关系如图6a所示。同理，可得其他孔隙水压下计算值与试验数据对比拟合关系如图6b—图6d所示。
二、“新中国”想象共同体的诞生：思想、记忆与认同
既有研究已经全面描述了抗美援朝时期的政治动员与思想教育。在政治动员中，“新中国”获得了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从各地迅速聚集的历史力量交汇过程中，作为一种观念，“新中国”被萃取提炼出来。这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新中国”这一观念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就变得模式化。在建国后长时期内，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这种国家观念被移植到许多社会领域，同时吸纳或者与其他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思想进行融合。这从新中国成立后不断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动员中可以看出来。民族认同、对新中国的认同不断地被历史化和相对化。
一是，印刷术的普及，小说与报纸，为重现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这个想象共同体最初最主要是通过文字与阅读来想象的。
烂眼阿根却笑得更灿烂了，好像她们的骂声很补很受用似的，他朝她们叫道：“像癞阿小这种造头——还没有长成熟的——鸭子，清汤寡水的，有啥个吃头？姜还是老的辣，你们吃过就知道那味道……”
二是，民族历史的叙述是构建国家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1950 年12 月开始，人们开始有组织地聚集在街道、工厂、学校、机关等地方，进行有组织的公开演讲，大规模的游行，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恶行，长期以来，连年的战争及政权更替，中国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和心理归属感是比较滞后的、淡薄的。从国家意识建构的角度，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确立一个对立面，则迅速建立起了对国家的认同感。
朝鲜战争后，当听到出兵朝鲜时，亲美变成恐美。二战胜利的余威尚在，对手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装备。面对强大的美国，人们没有信心，感到恐惧。初期有的人报名参军时抱头痛哭。工商界中一些人认为“毛主席不出兵才是大智大勇”。不少民众以为援朝是“披蓑衣救火”。“毛主席很早便提出美帝是个纸老虎，可是在仁川登陆以后，许多人怀疑了，认为美帝并非是纸老虎，而是‘活老虎’、‘真老虎’、‘铁老虎’。”[3](P324)
妈妈：在这里我发觉了一件最宝贵的东西，那便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会培养起那么多青年的爱国热诚。大家爱祖国的热情真叫人感动呵。昨晚的漫谈会上有一个同学说得真好真对：“美帝用原子炸弹来吓中国人民，但是他决想不到中国的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不惜贡献—切力量的，就如我们这会上的那种力量，是胜过不知多少原子炸弹的，但是美帝想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一定失败！”[5]
中共运用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与教育，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新中国下定义。抗美援朝运动先后经过宣传教育、全员政治动员和与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生活相结合几个阶段。新中国开始真正走入民众中。“新中国”作为一种想象共同体，并不是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假的产物，而是一种新的、被创造的社会事实，实现了从意识到现实的飞跃。“新中国”观念的诞生是集体认同的认知面相，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这种想象的创造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社会事实能够被创造出来是需要条件的。
1950 年10 月15 日，第一本面向基层工农兵，刊登抗美援朝宣传文章的《时事手册》创刊。头三期在北京、沈阳、上海、重庆等地印销135 万份（不包括上海一、二两期重印的6 万册），最高发行量达到360 万份，开创了中国期刊出版史上的新记录。一篇篇写着美帝罪恶的文章登上了中国所有的报纸刊物。
三是，通过“仇美、鄙美、蔑美”的“三视”教育根本上扫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加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实业家刘鸿生回忆：“志愿军过了鸭绿江以后，不久捷报传来，这位大老板被朝中人民打败了。我开始感到无比的兴奋，因为外国人从来就看不起中国人，如今是中国人抬头的辰光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作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
三、爱国主义的契约与“生活政治”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民众开始主动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将个人纳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大的表现就是订立爱国公约。爱国公约涉及机关、团体、学校、商店、工会、家庭及个人，应当说普及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于每一人。公约使得人们在“新中国”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自己与群体生命的真实存在。“新中国”在民众心中所诱发的真挚感受是一种无私而高尚的自我选择和牺牲。在农村，1951 年夏征工作超额完成任务。许多免负担户争着报“抗美粮”、“爱国粮”。山东劳模王福玉组缴粮前晒六遍，簸七遍。他害怕谷子里一点杂质玷污了他那颗无比纯净的爱国心。工人提出：“工场即战场”，“多省一斤煤就多增加一份抗美援朝一份力量”的口号。工商业界订立“踊跃纳税”和“协助政府稳定物价”的公约。他们说：“只有保卫祖国，使它不受侵略，工商业才有发展与繁荣的前途。”
1951 年6 月1 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订立爱国公约，是个人与国家签订的一种契约，个人以这种方式整合到国家中。民众开始形成了一种个人与国家利益一体化的认识和逻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国才有家，这种逻辑最终形成了将一种外在道德义务，变成了一种内在的道德需要，从而达到重构社会与国家意识的最高境界。诚如张汝所言：“在民族主义未起之前，人们之所以没有国家意识，是因为误以天下为国家；由于没有个人权利意识，总是以政府为国家，认为国家与自己毫无关系。”[4](P167)
拣货员是采用声控进行拣货，按照系统所给的数据来进行人工拣货，每拣完一条路线就组成一个板，然后贴上标签，但由于是人工拣货，难免也会犯错，有时会少拣、多拣、拣反、拣错等问题，出现实货与系统信息不一致的现象，最后导致一定量的损失。
1952 年春，随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社会生活也开始纳入到国家生活中。在没订爱国公约以前，住在北京的回民老太太龚乃铨，看见她的大孙媳刘秀琴出去开会，老是嘟着嘴嘀咕嘀咕地说：“真野，天天出去跑，不知跑什么，孩子也不管！”当她在4 月听了抗美援朝的宣传后，慢慢改变了态度，自己也订了两条爱国公约。她已经做到：大孙媳出去开会时，她看孩子、做饭，晚上别人开会回迟了，她耐心等门。另外，还抽空读《北京妇女》。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感化，汉回民族真正成了一家人，没有国，那里能有教，能有家呢？家庭生活开始政治化了。”
这种有意义的生活这与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的构想颇为相似。即以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形式重新组织社会，将个人与政治结合起来，在集体社会中获取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感。这种“生活政治”是现代人的价值取向要求个性化和集体主义取向的高度集合。批判个人主义，在大集体大历史中找到存在感与意义感，既是近代中国革命的趋向，也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现实考量。“回归生活政治”，或许可以给虚无的情感找寻一个有意义的道路。只有在集体生活中，一种高度密集的情感网络以及充满激情的背景才能被建立起来。
1）班级授课内容组织。测试模型、信号预处理、信号处理与特征提取等内容涉及学科知识广泛、联系紧密，是各种电子仪器的设计、运行和维护基础。信号测试模型内容学习模块的建立，提出对心电、眼电、胃电、脑电、肌电等电生物医学信号，脉搏、血压、心音等非电生物医学信号进行具体研究。要求学生以小组形式，结合生理学、物理学、医用传感器技术、临床医学概论和电工电子技术等学科知识，探讨信号如何转化和量化测试。作为共性内容，引导小组讨论研究各种生物医学信号的生理机制、表现形式，进而讨论分析获取信号的方式。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现象进行了重新叙述，具体分为四重分类。第一波是美洲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最后一波则是殖民地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的构建，应该完成于20 世纪上半叶。而到二战结束后，这种民族主义是自卑的、崇洋媚外的、无力的、向外的。而抗美援朝运动中“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构建，才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自信的、热情的、充满力量的、向内的。一切既存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一切国家认同亦是历史的产物。只有透过客观地分析国家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机制，才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爱国主义的真正内涵，寻求国家认同之间的共存之道。
建筑企业在设计建筑电气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国家所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如《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建筑电气的整体质量和安全性[8]。为了做好建筑电气的安全设计工作，建筑企业需要根据建筑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科学实用的建筑电气设计方案。同时，建筑企业需要定期开展建筑电气设计和安装培训，对建筑电气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不断提高建筑电气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从而不断提高建筑电气设计水平。此外，建筑电气安装要符合前期的建筑电气设计方案，避免建筑电气安装中存在多种问题，进而影响到建筑电气的整体性能。
参考文献：
［1］是改朝换代吗［J］.中国青年，1949（21）.
［2］严格地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清华大学绝大部分教师已作了检讨［N］.人民日报，1952-3-18.
［3］赵毅敏纪念文集［M］.自印，2004.
［4］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1 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光荣的两代——女儿写信给母亲报告参加千校志愿母亲复信鼓励并表示决心加紧工作［N］.解放日报，1950-12-21.
［6］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图分类号： D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08-0108-04
* 本文为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教育一般项目“革命与现代化：1949-1966 年中国民众价值观念的变迁与构建”（编号：17YJC710007）。主持人：谌颖。
* 作者简介： 谌颖（1987—），女，法学博士，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观念史。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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