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不平则鸣”说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则鸣论文,韩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辨析”从韩愈《送孟东野序》之文本，韩愈诗论及时代背景三方面考察“不平则鸣”的语义。认为这一主张偏主于抒发由于不公平的现象而产生的愤激不平，且与新兴进士阶层的仕进相关联。它包含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内容。最后从古典诗论与创作实践出发，对这一诗论作了美学分析，指出其缺少价值取向的内在规定，故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不具主流地位。
关键词：韩愈 不平则鸣 穷愁 诗道
一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对此，后人多有论述，清人蔡铸在评注此序时指出：〔1〕“通篇言物之鸣及古人之鸣，今人之鸣，总不出‘不平则鸣’之意。”故在论及韩愈此序的文学观点时，历来也大都采用这一语词概括。但由于韩序本身具有含糊不清之处，提出“鸣国家之盛”及“自鸣其不幸”，故对“不得其平”的理解历来便有分歧。如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云：“但吾终疑‘不得其平’四字与圣贤之善鸣及鸣国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2〕他对“不平”的理解即现今所谓牢骚不平意。今人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则举出另一说法，认为“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3〕这是将“不平”解作“不平静”。此论一出，一些学者也表赞同。〔4〕因此， 要研究韩愈这一文学思想，我们必须先弄清“不得其平”一词的语义。
《楚辞·九辩》云：“坎
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王逸注曰：“心常愤懑，意未服也。”《说文》曰：“平，语平舒也。从亏八。八，分也。”又曰：“亏，於也。象气之舒亏，从一，一者，其气平也。”根据许慎的解释，平与气有关，气舒为平，故王逸以“愤懑”释“不平”。但“平”在先秦还有一个意思。《诗·小雅·节南山》云：“赫赫师尹，不平谓何。”郑玄笺曰：“责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为也。”那么“平”又有公正，平允义。二者合而观之，可以涵盖韩序中“凡出乎口而为言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的文意。从外界因素看，不平是指不公，从内在感觉看，则是指郁结愤懑。韩集中还有两处提到“不平”。《送高闲上人序》云：“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怢，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苏轼《送参寥诗》云：“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由苏轼的阐释可知，这里的“不平”显然并非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是“概括‘善怒’，‘悲愉’等情感。”〔5〕而是指内心的牢骚不平。又《争臣论》云：“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此处“不平”与“不义”并举，是指外界的不公正。两处所涉“不平”非指愤懑，即指不公，均无欢乐之意。因此，从语义上讲，所谓“不得其平”应是偏主由于不公平的现象而产生的愤激不平。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此序文本，韩愈的文学思想及时代背景三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从韩序的思维脉胳看，韩愈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孟郊早年屡试不第，四十六岁才中进士，贞元十七年即他五十一岁时始任溧阳县尉，翌年赴长安并与韩愈晤面。此序即作于是年〔6〕。 《新唐书·孟郊传》称其任溧阳尉时，“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韩愈《荐士》亦云：“酸寒溧阳尉，五十几何耄。”可见孟郊其时的处境是很不好的。他有《溧阳秋霁》诗云：“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语多不平。韩愈为了宽慰“役于江南”，“有若不释然”的孟郊，遂在序中指出鸣有幸与不幸之别，能“鸣国家之盛”固然是幸运之事，但由于坎坷的遭遇而“自鸣其不幸，”往往更易产生优秀的作品，序中并列举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等穷而不达的今人之鸣作为证明。故结末所言“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正是符合全文理路之结论，且似针对孟郊《溧阳秋霁》而言。因此，“不平则鸣”当是偏主“自鸣其不幸”，而无“鸣国家之盛”欢乐之意。韩愈在序中列举皋陶、禹、伊尹、周公等古贤之鸣，这是古人常见的类比映衬手法，但因此也将两种鸣混合一谈，造成文章逻辑混乱。清曾国藩称其“征引太繁，颇伤冗蔓”〔7〕。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的。
其次，在韩愈的其它诗文中，我们很少看到欢愉的情绪也能产生好作品的论述，相反，他在许多地方都一再指出人生不幸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影响。如《柳子厚墓志铭》：“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调张籍》论李杜云：“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荆潭唱和诗序》云：“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都从愤激不平的角度阐释了诗歌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称自己的南行诸诗是：“舒忧娱悲，杂以瑰怪之言。”这是韩愈《上宰相书》中“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的另一种说法。其中“瑰怪之言”是尚奇，因不属本文范围，兹不讨论。“舒忧娱悲”则是不平之鸣的作用。后者无疑是本于屈原的《九章·怀沙》：“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注曰：“言己自知不遇，聊作词赋以舒展忧思，乐己悲愁。”显然，意识到诗歌具有转移消解人生痛苦的功能，自当溯源于屈原。一般说来，文学的产生与作用在认识上总是互相关连的。在理论上，屈原的“舒忧娱哀”及其“发愤以抒情”〔8〕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观。它主要从个人遭际出发，偏重文学疏导情感的功能，而非社会功利性。因而在诗歌创作上强调人生不幸的影响。此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及其“发愤之所为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以怨言诗的理论〔9〕。而以诗歌“舒忧娱悲”的韩愈， 自然也会将诗歌的产生归之于诗人的不幸遭际及由此产生的不平。从上引可知，他的这一认识是相当自觉和完整的，而且与屈、马的文学观念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当然，韩愈的“不平则鸣”与屈原的“发愤抒情”也有着很大不同。
最后“不平则鸣”的提出是与韩愈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换句话说，是与中唐文人的仕进分不开的。唐以科举取士，及武后当政，以进士科加试文词，奖用寒微，遂为众多不谙家学经术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致身通显的进路。降及玄宗之世，进士科举已成为一般文人最重要的仕进之途。安史之乱改变了唐前期进士多由国子监生徒出身的状况。“自天宝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10〕由州县遴选的乡贡渐渐重于生徒，正如韩愈《上宰相书》所云：“方闻国家之仁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更多的庶族知识分子遂有机会通过进士科举进入仁途，从而加速了自高宗、武后朝以来新兴的进士阶层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由于进士科为时所尚，应试的中下层文人日益增多，而录取名额却十分有限，导致竞争愈益激烈。“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11〕加之进士及第后尚需通过吏部考试，而象韩愈那样数举无成的人并不在少数。因此中晚唐士子屡举不第或沉论下僚遂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些寒族士子不能依靠门荫致身显宦，往往备尝仕途艰难之苦，故表现出强烈的功名进取心和对现实的愤懑不平。这种情感意绪既反映在他们的诗歌中，也反映在他们的诗论中。如孟郊《自叹》云：“古若不致兵，天下无战争。古若不置名。道路无欹倾。太行耸巍峨，是天产不平。黄河奔浊浪，是天生不清。”白居易《与元九书》云：“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可见，“不得其平”及“诗人多蹇”已成为当时中下层文人的普遍情感和认识。
韩愈自贞元二年入京应试，因无人援举，“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12〕第一次吏部考试本已中选，但在报中书省复审时却被黜落，由别人代之。此后他又曾三次上书宰相求仕，毫无结果。贞元十二年应辟为汴州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始入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做了一个学官。经此长期宦途寥落，他内心的牢骚不平是可想而知的。同年所作《与崔群书》云：“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得意满。……仆无以自全活者，从一官于此，转困穷甚。”这既是当时一般文人的遭际，也是韩愈个人的遭际。因此，在本年与诗友孟郊的序中，他才会借机提出“不平则鸣”的观点，以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清林纾称“昌黎怀才不遇，间有人叩以文章，则昌黎报书，其语必与仕进相关系。”〔13〕这是符合事实的。总之，从全面的分析看，“不得其平”非指欢乐，而是偏主于愤懑悲愁，且与当时文人的仕进相关系，表现了新兴进士集团对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换言之，“不平则鸣”正是这一文人集团强烈功利目的的反映。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在影响诗歌创作时的理论局限性。
二
从语义上讲，韩愈的“不得其平”与通常所谓“愤激不平”同义，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就其产生的时代而言，“不得其平”又是有其具体的所指，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序云：“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不平则鸣”非指“鸣国家之盛，”而是偏主“自鸣其不幸。”其理由已如前述。韩序并指出“不得其平”的缘由有二：一是“穷饿其身”；二是“思愁其心肠。二者包含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两层痛苦，与此前将“不平”主要理解为精神上苦闷愤懑的看法已有所不同，而赋予“不平”一词特定的时代内容，即包含了物质生活的困厄一面。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更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观念：“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其中“愁思之声”即指“思愁其心肠”，“穷苦之言”即指“穷饿其身”。二文在思维上的一致性是不言自明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不平则鸣”的具体内涵。前者在韩愈的诗文中或表现为仕途坎坷的牢骚不平，即他所谓“感激怨怼”之辞。这一点现代研究者多有论列，兹不赘述。后者则值得一提。在韩愈看来，在诗歌中表现物质生活的贫穷，不仅能起到“舒忧娱悲”的消解作用，而且对读者具有比欢愉之情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已经触及到对生活与文学关系的本质的认识。它的提出，是第一次在理论上将对贫穷的艺术表现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其与“感激怨怼”之辞往往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而为“不平则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抒情领域，尽管前此一些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已经表现了这方面的题材。
如前所述，唐代的进士科吸纳了众多庶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由世族官僚向庶族官僚转移的社会权力层变化，导致了在参与政治生活中经济因素的增加。《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末载李德裕言云：“臣无名第，不合言进士之非。……然朝庭里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目熟朝庭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可见进士阶层是以寒士为主的，其经济地位应属社会中下层。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常赋殆绝，王朝经费全赖于东南财赋，而各项用度并不稍减。故当时朝庭横征暴敛，赋税繁多，下层人民常不堪其重负。而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官僚统治，采取“征税皆出下贫”〔14〕的赋税政策，一旦及第入仕，即免除赋役，所谓“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15〕“九品之家皆不征。”〔16〕因而入仕便成为一般寒士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不唯求名，也为获利。仕与不仕，关系是很大的。德宗朝沈既济《选举论》云：“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也。夫上之奉养也厚，则下之征敛也重，养厚则上觊其欲，敛重则下无其聊。故非类之人，或没死以趋上，构奸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这正是进士科为时所尚这一观念形态背后所隐藏的重要的实际功利原因。如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即称孟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这表明，因贫觅官，正是当时寒门士子的普遍状况，并被一般文人士大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兹更略举几例，以资证明。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云：“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姚合《送王求》云：“士有经世筹，自无活身策。求食道路间。劳困甚徒役。”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马戴条云：“苦家贫，禄仕代耕。”由于进士科“收人既少，则争第急切”， 〔17〕长期厄于一第或沉伦下僚的现象遂愈加突出，羁旅往来， 糜费益多，其经济上的困窘，或有甚于不仕，中晚唐诗人固多穷士，其原因盖出于此。
由于其经济地位，这一进士阶层的一大特点便是注重实利。当时之人多谓进士之风浮薄，其实正是这一尚利的反映。“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18〕其最显著之特征即不再以“忧道不忧贫”的儒家人格理想为其言行规范，韩愈《与李翱书》云：“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此段话所表达的意思又见于其《闵已赋》，并称被儒家奉为典范的颜子事迹为“哲人之细事”。这种观念表明。随着新兴进士阶层的兴起，先秦儒家所表现的“士”的人格气质已然改变。盖韩愈为中唐倡导儒学复兴之主将，当其身处贫穷时，尚且在精神上“无所依归”，其余士子之“戚戚于贫贱”则更不待置论了。韩愈贞元十五年所作《与李翱书》云：“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又前引《上兵部李侍郎书》自谓其“舒忧娱悲”之作云：“时俗之好，所以讽于口而听于耳也。”可见抒写穷愁不遇正是当时之普遍风尚。总之，所谓“穷苦之言”，实乃众多寒士经由进士科进入政治文化生活，形成一新兴知识阶层所带来的现象，反映了他们欲摆脱物质生活困厄的要求及这种要求难以实现的愤激不平。
明陆时雍《诗镜总论》称：“读韩昌黎诗，知其世莫能容。”这是符合事实的。韩愈一生仕途坎坷，诗歌多穷愁不平，与他的诗论相一致，此一点人所共知，兹不赞述。这里所要讨论的，是他的这一诗论对中晚唐诗歌的影响。
韩愈一生交游甚广，且多为举子士人。他自叙早年游学京城，“常观于皇都，每年贡士至千余人，或与之游，或得其文”。〔19〕贞元十八年，韩愈除国子监四门博士，元和元年复任国子监博士。此种经历使他对举子了解甚深。李肇《国史补》卷下载：“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正是由于这一特殊关系及他的文坛地位，“不平则鸣”的诗歌主张才能够应时而生并获得普遍认同，为抒写穷愁不遇的诗歌提供了理论根据。其中尤为著者，即韩愈之诗友孟郊与贾岛。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张邦基《墨庄漫录》亦云：“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琢穷苦之言以自喜。”此处的“穷苦之言”即本于韩愈，主要指物质生活的困厄。孟贾为唐代著名的穷苦诗人，这已是文学史上所共知的事实。所需辩者，即他们的“穷苦之言”实是出于愤激不平，非为“自喜”，并与韩愈的诗论互为影响。元和以后，以韩孟为代表抒写不平之鸣的诗歌影响尢大，而为众多穷愁不遇的诗人所效法。李肇《国史补》卷下云：“元和已后……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这里的“矫激”即指愤激不平而含有过分的意思。如以考场事入诗而论，这在孟郊诗中已时有所见。〔20〕在元和以后的诗坛上，许多入仕艰难的诗人不仅写出大量穷愁不遇的诗，而且还将内心的不平发泄向考官个人，使诗歌成为个人恩怨的工具。如《唐诗纪事》卷四十贾岛条载：“岛久不第，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同书卷四十一章孝标条载：“孝标，元和十三年下第，时辈多为诗以刺主司，独孝标为《归燕诗》留献。”《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条载：“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长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章）碣赋《东都望幸》以刺之。”同书卷九《误掇恶名》条载：“裴筠婚萧楚公女，言定于心，便擢进士，罗隐以一绝刺之。”明胡震亨曾对此现象作了一个精当的概括，其《唐音癸签》卷二六《谈丛》二云：“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这种以名场事入诗的风气在晚唐盛行一时，客观上起到了揭露当时科举腐败的作用，但过多纠缠于个人穷通出处，其末流者甚或近于骂詈，则于诗歌艺术不为无损。此种现象自是时代及个人因素使然，但追根溯源，所谓“自叙无援之苦”及“訾他人成事之由”与韩愈“不平则鸣”的功利主张及人格观也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韩愈此论开启了晚唐某种偏狭的诗风。
三
需要指出，韩愈的诗论和文论是有一定区别的。他作文主张“修其辞以明其道”，〔21〕尤其是在论说文中宣扬其儒道复兴思想，至于“不平则鸣”则主要是他的诗论（此序中所言“今人之鸣”皆为诗人可证）。明道必着眼于说理，不平是着眼于情性，盖以诗文的特点而分论之。这自然是与他“以诗为文章末事”〔22〕有关，故另立一套与儒家诗教相悖的主张。明乎此。我们方能理解何以韩文在后世评价甚高，而他的诗歌及其影响下的诗人却始终褒贬不一，贬多于褒。这其中，除了其以文为诗，尚奇等艺术手法上的原因外，“不平则鸣”、“穷苦之言”也是为持传统诗教的论者所诟病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韩孟在诗中也常标榜比兴风骨，他们也有一些针贬时事，关怀政治的诗，前人所不满的是他们的穷愁不平之辞。如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云：“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晁说之《晁氏客语》云：“韩文公诗号状体，谓铺叙而无含蓄也。”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二九云：“韩退之不善处穷，哀乐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二云：“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必不可直以粗硬为之。……东野、玉川诸制皆酸寒幽涩，令人不耐卒读。”这里所据以批评的标准是值得玩味的。如我们所知，孔子论诗倡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说。“古之以诗名者，未有能离此四者。”〔23〕从作诗的角度看，又可根据侧重不同，在这一儒家诗论的大范畴内分为以怨言诗及以群言诗两种观点。前者强调诗歌的个人情感功能，如屈原、司马迁等，后者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如毛传作者、白居易等。但二者最终均以在儒家人文精神影响下形成的风诗传统为依归，即朱自清先生所指出的“在诗论上，我们有三个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基本的观念：‘诗言志’，‘比兴’，‘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世论诗，都以这三者为金科玉律。”《诗言志辨·比兴》这也正是前引论韩孟诗所据的三个审美标准。以下分别论述之。
一、以儒家诗教而言，作为情性的“志”是与人伦教化，政教得失连在一起的。“诗言志”代表了儒家最重视的文学的社会性一面。诗歌不是个人之事，作诗首先要以济世忧时之志为其情感指向，将个人之小我融入社会之大我中，这样的诗才有价值。前人所谓“诗道本正大”，“诗之义也大矣远矣。”〔24〕亦即此意。因此，即使是怨愤之情，也有出于个人穷通及国家治乱之别。近人钱振锽称：“沧浪不云读楚骚须涕洟满襟乎？曷为于骚则尊之，于孟则轻之也。”《谪星说诗》其实是他不理解“发愤抒情”与“不平则鸣”二语，其能指和所指均迥然不同。清黄宗羲曾对“不平则鸣”作了深刻的辨析，《南雷文约》卷二，《朱人远墓志铭》云：“幽人离妇，羁臣孤客，私为一人之怨愤，深一情以拒众情，其词亦能造于微。至于学道之君子，其凄楚蕴结，往往出于穷饿愁思一身之外，则其不平愈甚。”这段话表明，诗人不幸遭际对创作的积极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不平则鸣”本身并不包含产生优秀作品的内在因素，即诗人的崇高志向或心灵。有一人之怨愤，也有众情之怨愤，只有超越个人不幸，将其升华为忧国忧民之心，作品才有更高的境界。从美感角度看，这种境界意味着超越物质生命的认识与追求，从而表现出一种崇高美。屈原的怨愤虽然较个人化，但其“发愤以抒情”是出于忧伤国事，“为君非为私也”。《艺概·赋概》其基本精神仍是以政教得失为依归的，故“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传》这正是“诗言志”的本义，所以屈原为后世儒家所尊崇。如前面所讨论的，韩愈等人的“不平则鸣”则是出于“穷饿愁思，”囿于“一人之怨愤”，其内容规定强调物质生活的困厄，着重个人功利，缺乏一种崇高的价值取向，故与屈原的忧愤深广相比，其在人生境界上的高低是截然不同的。
二、根据孔颖达《礼记正义》的解释，“温柔敦厚”即指《诗经》“依违风谏，不指切事情。”〔25〕它是将儒家的中庸之道及中正温和的理想人格应用于文学标准。也就是说，作为以抒情形式为主的诗歌，首先要关乎政教，将个人的具体生活感受凝练，提高，理性化为一种更广大的情感，以达到和谐的群体生活之目的。情感的抒发则以中和正大为规范，不局限于具体人事，不放纵个人情感欲望。孔子评《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6〕司马迁引刘安《叙离骚传》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27〕都强调了诗骚发抒情思而又有所节制的这种中和之美的观念。即以抒写穷愁为例，杜甫具有一种博大的同情和理解，在悲叹个人不幸的同时，仍担当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道义追求，从而将读者引向更广阔的情感空间，故其诗深厚而不浮薄，沉着而不嚣厉。与屈、杜相比，“不平则鸣”则过分强调了个人情感的失衡与渲泄，而缺乏一种人格规范。明陆时雍《诗镜总论》称：“材大者，声色不动，指顾自如，不则意气立见。李太白所以妙于神行，韩昌黎不免有蹶张之病也。”明刘成德《唐司业张籍诗集序》称：“东野之诗则有穷促寒苦之状，吾恐温厚之教或不若是。”便是看到了韩孟等人的穷愁怨愤之作多纠缠于个人穷通出处，故语多矫激，深婉不足，缺少那种因审美距离而产生的蕴结感动的美感。清纪昀《俭重堂诗序》云：“夫‘欢愉之辞难工，穷愁之言易好，’论诗家成习语矣。然以龌龊之胸，贮愁之气，上者不过寒瘦之辞，下而至于琐屑寒气，无所不至，其为好也亦仅。”这段话指出，如果离开作者的人格气质等前提条件，穷愁不遇的诗歌未必就有很高艺术价值，事实上，我们也从未看到文学史上有谁专写“穷苦之言”而成为伟大的诗人的。至于中晚唐以名场入诗，讥切人事的诗人，其旨不在讽谏，而在泄愤，其作品的价值就更其有限了。
三、“比兴”的观念与“温柔敦厚”尤为密切。所谓“依违讽谏”便是指婉讽，避免正言直述。就“比兴”一词后来的发展而言，它有两个意思，一指诗歌中美刺兴寄，政教人伦的寓意，二是指托物寓情，兴象映衬的艺术手法。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前引晁说之《晁氏客语》及翁方纲《石州诗话》来看，前人对韩孟的批评似就后者立论。按照温柔敦厚的诗教，诗歌是要避免直率刻露，讲求含蓄蕴藉的。因此必须采用比兴的手法。“比兴”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其实质是将诗人的主观情志客观化，托物寓意，寄情于景。让读者通过兴象体会，自己去受到感发。因此，情景交融，意在言外，这几乎已成了中国诗尤其是唐诗最重要的美感特征。屈原《离骚》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杜甫《春望》感时伤世，不言怨字。都是诗歌史上善用“比兴”的范例。
如我们所知，韩愈以文为诗，多用赋体，往往在诗中夹杂议论，铺张排比。这虽然看似一个诗歌表现手法的问题，但未尝不同他主张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联系。由于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个人穷愁的不平之气，往往直吐胸臆，毫无形容，故此类诗多是过于直露，缺乏意境。如韩愈《嗟哉董生行》与《马厌谷》二诗都是对世态人心的愤激之辞。前者被方世举评为“细碎事极为铺张”。〔28〕后者则被程学恂评为“集中如此等诗，皆直气径达，无半点掩饰。”〔29〕这种“直气径达”的诗虽然能收壮浪纵恣之效，但却易于穷尽，缺少意蕴感发意味。宋人称韩诗“要非本色”，〔30〕其原因就在这里。
以上从时代与古典诗歌理论的角度考察了韩愈“不平则鸣”。在文学史上，抒写穷愁不平的诗终于未能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流，是与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审美观有关的。由于文化心理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审美意识在许多方面与前人仍然是相同的。前人所赞赏所感动的诗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赞赏感动的，而我们今天读韩孟的一些诗歌，仍然会有“读之使人不欢”〔31〕的感觉。这说明，就作为一般的诗歌原理而言，“不平则鸣”揭示了作家遭际与文学创作的特殊关系，在理论的层面上自有其深刻性。但从这一观念的历史涵义来看，由于它本身缺少一种价值取向的内在规定，因此并不能完全反映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这是治古典文学者所不可不知的。
注释：
〔1〕《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七。
〔2〕《义门读书记》昌黎集第三卷评语。
〔3〕《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
〔4〕见李其钦《试评韩愈的诗论》， 载汕头大学中文系《韩愈研究资料汇编》。严杰《韩愈“不平则鸣”说渊源新探》，载《江海学刊》1988年第1期。
〔5〕钱钟书《诗可以怨》，见注三。
〔6〕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补释，邓潭洲《韩愈研究》第一章第一节。
〔7〕《求阙斋读书录》卷八《韩昌黎集》。
〔8〕《楚辞·九章·惜诵》。
〔9〕《史记·太史公自序》。
〔10〕《新唐书·选举志》上。
〔11〕赵匡《举选议》，《全唐文》卷三五五。
〔12〕韩愈《上宰相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六。
〔13〕《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
〔14〕《新唐书·食货志》二。
〔15〕见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全唐诗》卷四九六。又《全唐书》卷六六载穆宗《南郊元德音》云：“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诱。名登科第，即免征役”。亦可证。
〔16〕沈既济《选举论》，《全唐文》卷四七六。
〔17〕赵匡《举选议》，见注十一。
〔18〕同上。
〔19〕《送权秀才序》，《韩昌黎全集》卷二十一。
〔20〕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六《谈丛》二云：“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
〔21〕《争臣论》，《韩昌黎全集》卷十四。
〔22〕欧阳修《六一诗话》。
〔23〕黄宗羲《汪扶晨诗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
〔24〕顾陶《唐诗类选序》，《文苑英华》卷七一四。
〔25〕《礼记·经解》。
〔26〕《论语·八佾》。
〔27〕《史记·屈原传》。
〔28〕《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引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29〕同上书引程学恂《韩诗臆说》。
〔30〕陈师道《后山诗话》。
〔31〕严羽《沧浪诗话·诗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