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研究_中国的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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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突出方面是人口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表现为经商、从政、从事管理与服务职业的人大幅度上升;农民和工人则是属于有大批人改变职业的群体;大量男性中年专业人员转向从政经商,使得大学文化人口中从政的比例过高;工人这个职业则只对农民有吸引力。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流动最主要的两个个人特征;女性的职业流动略强于男性。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影响职业流动,社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职业流动也快。东部沿海地区的职业流动率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与人口学所关心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著名的法国人口学家A.索维则将社会流动称为“社会移民”。社会流动指的是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分为代际流动和水平流动两种,前者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化,后者指个人在不同时期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学认为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三个因素:权力、财富、声望,但是在实证研究中,权力、财富和声望是很难操作化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反映了权力、财富和声望。正如索维指出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很容易确定的,从前,这更多地是一个身份和条件问题,而不是职业问题。……如今,人们的职业以及在职业中的地位则起着重要的作用,……”。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结构改变甚大,这种改变在人口的职业变化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社会流动的研究可从个人的社会流动和群体的社会流动两方面着手,对前者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社会内部的结构;对后者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社会的变迁②。研究群体的社会流动,从人口学的角度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人口普查资料提供了人口的职业资料。不过,人口普查资料中的职业资料不一定有个人的职业变化资料,这又给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和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1982-1990年间中国人口职业变化的分析,描绘出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的轮廓,并对其原因作初步的探讨。

1 职业流动概况

1982-1990年间中国的在业人口从5.2亿增加到6.5亿,增长了24.1%。然而各个职业之间的增幅差距相当大,商业人员的增幅高达106.8%,而工人的增幅只有17.7%。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人口在不同的职业之间的流动,各个职业从业者的增幅应该大体上相当,如果各个职业从业者的增幅差距大,表明存在职业流动。根据上述原理,本文分别定义了几个指标来测量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人数=期末某职业人口-期初该职业人口×(同期在业人口的增长率+1)

流动强度=∑|各职业的职业流动率×各职业平均人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比重

在上述定义中,同期在业人口增长率的计算可以是全部在业人口,也可以是某一类别的在业人口,具体情况视不同的指标而定。根据上述定义,某职业的职业流动率为正数,表示该职业中其他行业转入的人数超过该职业转入其他行业的人数;相反,某职业的职业流动率为负数,表示该职业中其他行业转入的人数少于该职业转入其他行业的人数。职业流动率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该职业的流动强度越大。流动强度是各职业的职业流动率的一个加权和,表示某一时期整体职业流动的程度。流动强度的值越大,表示整体职业流动的程度越高。

表1是1982-1990年之间的职业流动情况。可以看出在该期间,除了农民和工人两种职业外,其他职业的职业流动率均为正数,说明农民和工人这两个职业的在业人口转移到其他职业。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农民改行在整体上是利大于弊。对于大批的工人改行则应该慎重研究,中国有大批低效益的国有企业,企业中有大量的富余人员,对于这类人员来说,从工人转为其他职业是一件有益的事;但是有不少工人是因为低收入和工作辛苦而跳槽,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没有强大的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要取得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以工人为职业的人相对减少的现象要有足够的警觉。

表1 1982-1990年各类职业人口的职业流动率

说明:[1]负责人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下同)

[2]因为其他类职业人数少,在研究中略去资料来源:根据第三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第三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商业尤为突出,在职业流动中表现为商业人员大幅度上升。以职业流动率看,增长幅度仅次于商业人员的职业是办事员和各类负责人,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随着经济增长,管理人员在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服务人员的职业流动率也比较高,这也表明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专业人员的职业流动率仅仅高于农民和工人,而低于其他职业。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急需大量的专业人员,而从1982-1990年的情况看,专业人员的增长显然是太低了。专业人员增长缓慢,无疑与当今的脑体倒挂,分配不公,专业人员普遍收入偏低有关。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的职业流动最主要特征是:在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流动的结果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2 职业流动的个人特征

职业流动因人而异,其个人特征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一般来说影响个人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有家庭背景、本人的智力、性别、年龄、文化、居住地等。③限于资料,本文只能研究性别、年龄、文化对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看性别因素,从表2可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女性人口的职业流动率高于男性,这主要是因为1982-1990年间女性在业人口的增长率为27.7%,高于男性的21.3%所致。第二,男女人口在各类职业的职业流动率比较一致,也就是某职业男性人口职业流动率高的话,女性人口的职业流动率也高,并且顺序大体一致,表明男女之间在职业流动上的差别不大。第三,男女人口在服务人员这一职业的职业流动率上差别较大,因为一些服务工作需要女性较多,所以女性服务人员的职业流动率高于男性数倍。第四,男女人口在专业人员这个职业的职业流动率的差别是完全相反,一负一正,这一现象令人深思。由于客观上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男性在谋取职业时有一定的优越性,选择范围广,因为知识分子的待遇偏低,许多男性不愿意选择专业人员为职业,这一现象令人担忧。

表2.1982-1990年分性别职业流动率与流动强度职业

性别

女专业人员

-5.6

20.5负责人

13.7

21.1办事员

32.0

33.9商业人员

54.3

53.3服务人员

3.5

14.3农民

-2.0

-2.7工人

-3.7

-8.4流动强度

0.046

0.063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表3.1982-1990年部分年龄的分性别职业流动率与流动强度①职业

男(岁)

女(岁)

15-24

2534

35-54

15-24

25-34

35-54专业人员

179.3

-9.1

-12.3

81.2

11.1

-4.3负责人

179.1

118.5

38.4

152.0

94.3

30.9办事员

90.3

37.2

12.5

90.9

35.9

0.1商业人员

46.1

68.6

32.3

72.9

55.8

32.5服务人员

21.1

91.3

20.0

80.0

38.8

-12.7农民

-18.9

-2.5

-4.8

-10.5

-2.9

6.8工人

13.9

-17.3

16.0

-35.2

-78.4

-126.8流动强度

0.288

0.133

0.100

0.191

0.225

0.277

说明:①表中的年龄是1982年的年龄,到1990年时应该相应加8岁资料来源:根据第三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年龄是影响职业流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特征,据1965-1983年美国的资料,职业流动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35岁以下人口的职业流动数倍于35岁以上的人口④,中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由于资料限制,表3只能列出比较粗糙的年龄组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几个特点:第一,职业流动率大体上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但是也有例外。第二,负责人、办事员、商业人员这三个职业的职业流动率是不分性别年龄都为正数,表明这几个职业对广大的民众都有强大的吸引力。经商固然利益诱人,但是从政为官也是个好职业,据内陆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除了少数青年人外,绝大多数人并不想离开机关⑤,这也说明为什么不同年龄与性别的负责人与办事员的职业流动率均较高。第三,除去35-54岁年龄组的女性外,服务人员的职业流动率均为正,说明服务人员还是有一定的职业吸引力。第四,专业人员只有15-24岁的男性和15-34岁的女性2个年龄组的职业流动率为正,其余年龄组为负,说明大量的中年专业人员已经流失。第五,除了35-54岁的女性外,其余农民的职业流动率为负,显示农民向其他职业转移。第六,女性工人的职业流动率全部为负,而男性工人只有25-34岁一个年龄组的职业流动率为负,表明工人向其他职业的转移主要是女性工人的转移。

文化程度是影响职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文化水平越高越容易改变其社会地位,以致于有人把受教育作为改变社会地位的途径⑥。根据表4所示,大体上文化程度越高,职业流动强度就越大,并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于大学文化的人口来说,负责人和办事员的职业流动率最高,显示出从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最重要的职业选择;农民的职业流动率是-160.1%,这种情况说明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离开农业;专业人员的职业流动率为-31.5%,表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乐意从事技术和教育工作,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所说的职业流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高中文化人口的职业流动特点是从以工人和农民为职业转向其他职业。第三,初中文化及初中文化以下的人口在专业人员和负责人这两个职业的职业流动率都是负值,这一现象表明专业人员和负责人的文化素质有改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专业人员和负责人文化素质的改善,主要是在职人员通过成人教育提高学历。第四,初中文化及初中文化以下的人口在农民这个职业的职业流动率都是正值,这一现象表明低文化素质的农民要从务农转为其他职业并不容易,跳出农村的人以高中以上的人为主。从整体上看,高文化素质有利于职业流动和找到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

表4 1982-1990年分文化程度的职业流动率与流动强度职业

文化程度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不识字专业人员

-31.5

11.7

-58.2

-101.7

-负责人

101.5

54.2

-49.3

-86.9

-42.7办事员

74.7

53.6

-17.5

-51.9

26.6商业人员

-0.2

52.8

47.0

23.6

63.0服务人员

57.6

21.4

23.7

-22.6

-8.1农民

-160.1

-31.9

4.6

9.6

1.2工人

60.1

-5.9

-4.2

-47.5

-33.3流动程度

0.489

0.230

0.105

0.164

0.030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大学文化人口大量从政,而不愿意从事专业工作,这一现象令人担忧。在前苏联,1970年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人数是担任领导干部的知识分子人数的9.9倍,1977年这一比例为10.3倍⑦。而1982年中国从事专业工作的大学文化人口是担任负责人的大学文化人口的6.6倍,1990年这一比例为3.4倍,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太过于热衷于仕途,这固然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价值观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今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偏低,难以吸收人才。

3 各地区职业流动分析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地区差距,特别是沿海与内陆的差距扩大。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协调,导致在职业流动上也明显表现出地区差别,通过对地区差别的研究可以了解导致职业流动的宏观因素。表5是各地区和东、中、西三个地带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流动强度看东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对于各个职业来说,除工人外,东部沿海地区的职业流动率均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这种情况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差别影响职业流动,社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职业流动也快。

如果分职业看,各个地区的差别不同,本文用变异系数来反映这些差别,变异系数的定义是:标准差/平均数。变异系数越大,表示地区差别越大。各个职业不同地区的变异系数从低到高依次如下:商业人员0.287,办事员0.509,专业人员1.433,负责人1.452,服务人员1.586,农民2.987,工人3.021。从变异系数可知,商业人员与办事员的职业流动率的地区差别小,体现出经商的热潮遍及全国,同时机构臃肿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从变异系数还可以知道,工人和农民的职业流动的地区差别比较大。表5中的数据显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的职业流动率为负值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农民的职业流动率为正值,说明东部农民的职业转移较多而中西部农民的职业转移不理想。东部沿海地区工人的职业流动率低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这不一定说明东部地区的工人流失少,而是说明虽然有工人流到其他职业,但是有大量的农民补充到工人队伍中。

表5 分地区各类职业人口的流动率及流动强度(%)

说明:平均数是简单算术平均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通过对表6中相关系数矩阵的分析,将有助于了解影响职业流动的一些原因。对于负责人、商业人员、服务人员、工人这四个职业来说,他们的职业流动率与文化、经济水平的相关系数均达不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说明这四个职业的职业流动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不因地区差别而有明显的差别。对于专业人员和办事员来说,其职业流动率与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就业人口的文化水准高低、经济发展程度高低影响着这两个职业的职业流动率高低。对于农民而言,其职业流动率与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文化低和经济不发达,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一点已经为有关研究证实⑧。从整个流动强度看,流动强度与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并且相关系数值比较高,十分明显地反映出文化与经济对职业流动的重要作用。当然除了文化和经济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职业流动的地区差别,如北京市负责人的职业流动率居全国之首,就是因为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总的来看,职业流动的地区差别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而影响特征的最主要因素是文化和经济。

表6 职业流动率与文化、经济的相关系数矩阵[1]

说明:[1]表中的相关系数的显著度均p<0.05

[2]文化水平是1990年在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

[3]经济水平是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资料计算

4 讨论

从前面的分析和研究中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带来空前的职业大流动,这种流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对这种变化有几点值得深入讨论。第一,专业技术职业对知识分子没有吸引力,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第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先进的工业体系,但是工人却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职业,这种状态很难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队伍。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就不会有先进的工业,就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第三,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职业的过程中,转移者多为年轻和受过中学教育者,这种转移所带来的负效应尚待深入研究。第四,全社会热衷于经商,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热衷于仕途,这将给今后发展带来何种结果?

收稿时间:1994.9

注释:

①A.索维:《人口通论(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331页

②B.Mach:"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London,1986,p.13.

③李若建:《人口社会学基础》,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300-302页

④梁晓滨:《美国劳动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25页

⑤薛昌词:“愿‘下海’者少,想吃‘皇粮’者多”,《光明日报》,1993年5月28日

⑥A.M.罗吉斯:《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40页

⑦T.B.里亚布什金:《苏联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389页

⑧李若建:“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对区域农村发展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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