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叶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以塞勒斯·皮克(Cyrus H.Peake)、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美国学界开始正式出现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论著。虽然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有限，却为日后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发端
(一)皮克与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开端
在美国学界，皮克是较早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皮克于1932年、1934年分别发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和《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这些论著的出版、发表标志着美国学界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正式出现。皮克的研究在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首先，皮克明确了从民族主义角度研究中国问题，并以中国民族主义为研究主题。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中，皮克认为，中国近代教育首要的产生动力就来自于民族主义的诉求，而教育体系的演进又同中国民族国家的演进相伴发展。中国近代教育体系最初被官方统治阶层认为是强国的最有效工具；后来，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又被当作国家统一和帮助国家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平等地位的工具。《中国民族主义中的满洲回音》一文特别描述了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民族反应，直接以民族主义为主题。这一研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具有先导性意义。①
其次，皮克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开创了多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视角为：(1)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皮克认为，近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所做出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既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源头，又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在1860-1930年间，那些把现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的动力和目标就是试图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在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体系中使中国得以生存。”②在探讨日本侵略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时，他更是直接指出：随着外来的入侵，中国人兴起了民族主义。“过去，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接触中，引发了以心理态度和政策计划变化为表征的危机。1894-1895年与日本的战争，1898年的反教会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义和团运动，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引发了以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情感为目标的学生运动)，这些都是民族主义运动扩大和深化的显著时期”，因此，“外国侵略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给养。丧失满洲的耻辱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复领土运动的兴起，将进一步导致向群众传播这种民族主义精神”；③(2)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皮克不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来侵略有直接的联系，还认为中国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相关联。皮克在探讨近代中国教育变革过程时说明了两者的关系。一方面，以民族国家为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带来了建构民族国家的诉求，但清王朝的覆灭使民族国家没有建立起来，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导致了教育体系的不断变革，而变革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民族国家试图控制教育。④另一方面，由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当时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政治的变动，建构民族国家必然反映到教育方面，即教育管理机构、学校、课程、教科书都随之变化。皮克认为，民国建立之后，有两个教育目标一直保持并得到不断的强调：一是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意识；二是将教育体系作为军国主义化的工具。特别是在1925年后，当教育体系广泛渗透进了近代民族主义情感理念时，实现这些目标就变得愈发的急迫。不仅如此，皮克还考察了民国建立后中国教科书设置以及内容等方面的变革，说明以民族国家观念为重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对于教育的影响。可以看出，在研究中国教育问题时，皮克是以民族主义为切入点的。在他看来，民族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民族国家理念。这在皮克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中也得到了明确的说明：民族主义是“伴随着爱国主义情感兴起的，它强调的是对于政治国家的忠诚”。⑤
(二)拉铁摩尔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创
除了皮克，还应提及的就是拉铁摩尔的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1936年，拉铁摩尔发表了《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描述了在日本征服以及与本国政府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双重压力之下内蒙民族运动的衰败，⑥通过考察蒙古的历史、蒙古在中国历史上(包括近代)的政治地位、蒙古社会阶层的状况，指出内蒙与外蒙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等结构，蒙古的民族主义最先是从内蒙古开始的。拉铁摩尔认为，导致内蒙社会经济变更的因素，不仅包括军事方面的进步(如现代军火的引进)，还包括工厂和铁路的引入。经济上的变更改变了蒙古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关系。⑦然而，内蒙古人并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时社会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政治自由会拯救蒙古传统的旧社会，至少使它变得更为公正。于是，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者就分化为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从民族解放的角度认为，民族解放会将蒙古王公的地位提高到与中国省级统治者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样做就必须同时从整体上把蒙古牧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和中国农民一样。激进主义者认为，自由无法赢得，也很难保存，除非能够把提高王公的特权转变为促进平民权利。⑧拉铁摩尔这一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即首创了对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
(三)费正清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众所周知，费正清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就对中国民族主义进行研究而言，他要远远迟于皮克和拉铁摩尔。虽然如此，必须承认，他的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发端同样有着巨大的意义。
费正清一生多次来华，对其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华。⑨1932-1935年费正清第一次来到中国进行学习和研究。其间，他大量接触中国实际，并与当时许多中国著名学者(如蒋廷黻、胡适等)有往来。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对国际形势，特别是远东局势密切关注，并又一次来到中国。二战结束到40年代末期，费正清根据在华经验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1948年5月，费正清发表了《我们能在中国竞争吗？》一文。1949年夏，费正清和其他三位东亚问题专家——赖肖尔、克利夫兰、霍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次美国东亚政策学术讨论会。在上述文章和讨论中，费正清阐发了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观点。他认为“中共在思想上对国民党的胜利，部分来自他们抓住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情绪”。⑩其一，中共自身体现出极强的民族性。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看，中共是独立的：一方面，这体现在中共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上，“必须记住，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人的掌握下已经有20多年了。在所有的共产党中，中共独立于苏联，他们在操控其政府和解决本国问题方面是最有经验的”；(11)另一方面体现在中共思想上的独立性。中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实际进行运用。“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中国化了，而并非是苏联控制下的一个工具。华北革命被中国人所控制，而没有被苏联控制证明了这一点。对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在革命中，苏联共产主义只是个和蔼的兄长，而不是一个最终可以决定中国内部事务的父亲。”(12)其二，中共将民族主义成功地转变到了对自己有利的轨道上。蒋介石的王牌之一是他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和利用，但是最终中共却将民族主义转化成为己所用。“蒋介石实际上是败于国内战线，而不是国际战线；为了解决中国的诸种弊病，他不是依靠改革，而是依靠内战同中共抗衡，使他最终成为人民的敌人。他失去公众的支持，不是由于他接受美国援助，而是由于他不把这种援助用于为民造福和进行改革。正如严肃的学者们所预言的，美国从军事上援助不得人心的政府，帮它镇压一场社会革命，这种政策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值得指出的是，正当美国将其战略利益置于中国人民利益之上因而受到指责之时，中共抓住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美国自私自利的政策，使中共的宣传有机可乘，一面把苏联描绘为友好的中立国，一面把民众的愤懑集中于美国制造和供应的轰炸机。”(13)
二、美国学界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发端的背景分析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美国学界之所以会出现中国研究的民族主义取向，是与当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一)民族主义理论研究的兴起
作为一种民众运动的民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此同时，学界就开始出现对民族主义的阐发。20世纪初，西方学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究。其中，卡尔顿·海斯和汉斯·科恩被称作民族主义研究的“开山双祖”(the twin founding-fathers)。特别是海斯，他对美国学界关注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皮克明确指出：海斯关于现代民族主义的论著对他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使他得以完成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教育问题的研究。(14)
首先，关于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皮克直接继承了海斯的理解。1926年、1931年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15)和《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出版。这些著作阐述了海斯对民族、民族主义的理解，提出了他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类别等问题的看法。海斯考察了“国家”(Nation)、“民族”(Nationality)、“民族主义”(Nationalism)、“爱国心”(Patriotism)等语词的流变，进而提出有关民族、民族主义的定义。他认为“民族是说共同语言的，尊仰共同历史传统的，组合或自臆组合独别的文化社会的人群；宗教与政治对于民族可有极大的协助，但不是继续的协助”。(16)关于民族主义，他提出“现在的人宣传并实行一种含有二层意义的新主义：(1)每个民族均组成统一的，自主的国家；(2)每个族国应期望并索求他的国民不但有绝对的服从和最上的忠爱，而且对于国家超越的优美有不可拔的信仰及对于国家的特别和命数有扬扬的自雄心。这就是族国主义，一种近代的现象”。(17)简言之，海斯强调民族、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民族是有着共同语言、历史文化传统的人群；而民族主义主要是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其中爱国心在民族主义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民族国家强调的是国家的统一与主权。皮克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中说：“现代民族主义可以被归结为：民族中所有或者近乎所有的成员……关于他们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遗产的态度，是伴随着爱国主义兴起的一种情感，它强调的是对于政治国家的忠诚。”(18)这里，皮克强调的是：民族主义是两种情感的结合，即自我意识和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的结合。据此，皮克将之运用于中国民族主义理解之中：“实际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古典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早已有这样两种情感中的第一种。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其独有的美德和本土优秀文化有着强烈的意识。在很长时期之中，这种自我意识在与‘蛮人’部落的不断接触中兴起。在满族统治之下的250多年中，这种自我意识的种族精神和文化优越感得到了增强。特别是在江南的省份中，秘密会社总是致力于反清复明活动”。(19)显然，皮克认为，民族主义一方面是一种关于语言、文化、历史的情感意识，而这种情感在中国是早已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因此，民族主义是在民国建立之后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直到民国建立后，对于主权国家的热爱和忠诚观念才建立起来，甚至在今天它渗透的范围尚未超越严格的知识圈”。(20)但是，皮克也强调，在19世纪后半期，现代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在中国人中出现，“19世纪后半期，那些与外国有着密切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从外国人那里把握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并在他们的阶层中推广。之后，这种意识从知识阶层向商人阶层最后向工人阶层，并在一定范围内向农民传播”。(21)这里所说的国家就不再是君主政体，而是拥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可以看出，皮克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是直接继承了海斯的思想的：一方面，也是强调民族、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历史传统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也认为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国家的理念。
其次，关于民族主义与教育的关系，海斯对皮克也有直接影响。海斯认为，民族主义的传播与三个因素相关：“族国主义必须靠一班知识阶级——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力量，把他的理论发扬光大”；“一部分国民因为发现了族国主义能够帮助他们得到精神上和金钱上的满足，于是就极力拥抱他，使他的影响扩大”；“族国主义借着各种新奇而普遍的群众教育的力量，使他的影响深入人民”。(22)基于民族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传播中的作用，海斯强调，在上述三种因素中，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3)因此，“强迫入学——新制教育——是向群众宣传族国主义的根本方法”。(24)通过考察近代美国、普鲁士、英国等国家教育的变革，海斯进一步阐释了民族主义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民族主义一方面影响了教育的变革，使国家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同时教育也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十八世纪以前的教育性质，既不是强迫的，也不是族国主义的”，“自十八世纪起教育较前重要了，他的性质也改变了。许多有思想的人承认一般民众必须受教育，而且要忠心国家。他们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国家不为全体国民设立学校是不行的。”(25)海斯不仅从教育的性质和目的方面强调了民族主义与教育间的关系，还从教育的内容和课程方面对此加以说明。他认为，“族国主义者的主张，对于新教育的内容和课程，发生不少的影响。国文为基本课程，当然占重要地位，但是所规定的教本，名义上是注意启发社会的政治的民治思想，实际上是以宣传族国主义为目的。”(26)因此，“教育的普及是新教育制度最初的目的，但是照现在情形，新制也间接促进族国主义”。(27)海斯的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皮克的研究。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中，皮克从总体上考察了民族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他特别详细考察了中国教科书的变化，以此来说明教育所反映的民族主义内容，“从1903年中国采用第一个教育体系到目前为止，体现在中小学课本中的教育目标就是试图将民族国家的态度灌输到青年人中”。(28)
(二)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现代民族主义最初在欧美形成，其成果之一就是欧美建立了一系列民族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民族主义也被带到全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传播，在事实上也启发了被压迫民族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走向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于是，民族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开始逐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的结局强烈刺激了当时的亚洲人民。孙中山强调，这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这次战争的影响，便马上传达到全亚洲，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29)由日俄战争触发的1905年俄国革命，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和整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也使东方被压迫民族兴奋不已。在此前后，伊朗、土耳其、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1918年，著名黑人领袖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t Du Bois)就预言：“这场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者注)是尾声，也是序幕。世界上较蒙昧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30)十月革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尤为强烈。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对内力求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对外摒弃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奴役，主张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订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些既有力地鼓舞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又为东方各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指明了方向。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更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这就直接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可以说，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中国的各种社会运动无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义和团运动的矛头直指侵略中国的列强；戊戌变法的目标是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其现实背景就是中国的民族危机；孙中山之所以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奋斗目标，正是因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权益的损害；北伐战争的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直接面对的是日本侵略造成的亡国危机，救亡运动就陆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几乎所有城市的各阶层中开展起来。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给全世界带来了各种影响。同样，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也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浪潮。这种民族主义浪潮的时代背景必然反映到同时代的思想、学术领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促使美国学者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促使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进行研究。这一点我们可以明显地从当时学者的选题上看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一书的开始就说：“在中国，或许没有比教育领域所正在经历的现代变革更为持续和完整了。对于教育目标、课程，以及学校中使用的教科书的考察，不仅能够提供未来中国几代人思想态度的线索，而且能反映出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政治活动者和教育者的主导意识及其客体。”(31)而皮克在书中所要考察的中国人的思想主要就是民族主义。因此，他将该书的主题定为：在过去的70年间，那些把现代教育介绍到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的动力和目标就是依赖于军事力量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及使中国在战争的世界体系中得以生存；近代教育体系最初被官方统治阶层认为是强国的最有效的工具；后来，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教育体系就被认为是国家独有的特权，被当作国家统一和推动国家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平等地位的工具。皮克关于中国人对日本入侵的反应的研究，则直接体现了当时由于外敌入侵造成的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背景。而费正清等人对中国革命与民族主义的研究，则是中国共产党掀起的民族民主革命背景的直接反映。
三、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学术意义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开启了美国中国研究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向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学界极少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极少从民族主义角度思考、分析中国问题。但是，自从30年代皮克、拉铁摩尔等人开启了这一研究取向，费正清在40年代开始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后，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美国相继出版了大量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其中，主要就是延续费正清所探讨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50年代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中国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苏联顾问的文献(1918-1927年)》(32)等；60—70年代，有探讨农民民族主义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33)有探讨学生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学生民族主义：1927-1937年》，(34)有探讨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35)有探讨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36)等；80年代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宽，相继出版了诸如《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学生：1922-1927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国的蓝衣社：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37)等著作；9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关注更是空前，民族主义取向被运用于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取向，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初步奠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格局
皮克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时，涉及了中国民族主义起源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侵略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作用问题。虽然皮克只是初步涉及这个问题，但他的思考无疑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思路。时至今日，任何学者也无法回避外来侵略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重要性。自皮克以后，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人们分析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路。因为，作为现代思潮的民族主义从其自身的产生、发展来讲，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只不过出于不同的立场或意识形态，其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拉铁摩尔的研究首先将视线转向了中国地方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在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不仅仅要从整体上考量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近代社会的复杂变迁等原因，也必须注意中国的地方民族主义问题。拉铁摩尔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外国势力对于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的作用(如在考察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时，同时注意考察俄国因素)，还涉及了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如强调中国的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50年代之后，在美国学界始终都有学者关注中国的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如：1950年林德贝克发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伊斯兰和民族主义》，1956年艾伦·惠廷发表了《新疆的民族紧张》，1963年莫里斯·迈斯纳发表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38)进入90年代，中国地方民族主义依然是美国学界关注的重要对象。199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穆斯林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族民族主义》；(39)1995年，小沃伦·威廉·史密斯在弗莱彻外交学院通过博士学位论文《西藏民族主义史与中藏关系》。(40)90年代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研究中国台湾问题的博士论文。因此，拉铁摩尔的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实际上就奠定了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格局。
费正清中国革命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取向，同样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所提出的问题主要就是如何看待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既包括组织上的关系，也包括思想理论、革命行动与苏联之间的关系。50年代之后，这些问题随着美国学界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可以说，费正清的研究既为日后美国学界的研究提出了主题，也提供了其中一派的主要观点。费正清关于中共不是莫斯科傀儡的观点，被他的学生史华兹直接继承并发展了。1951年，史华兹发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41)一书里，明确提出“毛主义”这一概念，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战略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提出异议。于是，60年代威特福格尔和史华兹之间就发生了激烈争论。
(三)既是美国中国研究转变的结果，也体现了美国中国研究的转变
20世纪20、30年代是美国汉学分化的重要时期。美国汉学发生分化的进程“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学会的成立。……由于它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中国学研究开始走出古典语言文学、历史、思想文化的纯学术研究壁垒，转向侧重现实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的新领域，从而揭开了地区研究的序幕”。(42)另外，美国汉学的分化也体现在研究对象、内容的变革上。汉学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对历史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思想文化的研究，而是开始了以当下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未来发展为归宿的研究，其内容扩展到当下中国的各个方面。当然，对当下中国的研究并不排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当下。相反，美国学者强调，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必须置于传统中国的背景之中。不仅如此，汉学的分化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变革。对当下中国的研究使用较多的是区域研究方法，而区域研究最强调的就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即将多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考察特定区域的特定问题。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运动。从关注古代中国转向关注现代中国，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随着美国汉学的分化，学者们把眼光投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因此，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民族主义研究是美国汉学转变的必然结果。
不仅如此，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出现也深刻体现了美国汉学的转变。首先，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将研究者的视阈由古代中国转向了近现代中国。皮克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是在30年代初期进行的，而他研究的时间跨度则是1860-1930年。可见，他是以近70年间中国民族主义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皮克对日本侵略所引发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对现实中国的关怀。(43)其次，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开始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学理角度讲，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它涉及了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因此，以民族主义为研究对象，就必须以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皮克研究中国近代教育问题时所采用的民族主义研究取向，鲜明地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教育》中，皮克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就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拉铁摩尔的研究是典型以中国的一个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涉及了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此外，拉铁摩尔关于地方民族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也开创了后来柯文所说的“中国中心观”。在柯文看来，“中国中心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中国分为不同区域，在研究时对中国社会进行分层。(44)拉铁摩尔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首先考察的就是内蒙古的民族主义。在研究中，他还将内蒙古的社会、经济、历史等放在与外蒙的比较研究上。并且，他将内蒙进行分层，特别是他将内蒙的王公阶层、喇嘛阶层与一般的牧民进行了区别，以此来考察他们不同的态度。这样，拉铁摩尔不仅是对中国的某个区域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而且在具体研究中，他还对特定区域进行了分层、对比研究。
注释：
①②③Cyrus H.Peake,"Manchurian Echoes in Chinese Nationalism",Pacific Affairs,vol.7，no.4，Dec.，1934，pp.406-414,406,413-414.
④⑤Cyrus H.Peake,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New York:Howard Ferting,1970,p.73,120.
⑥Owen Lattimore,"The Eclipse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July,1936.
⑦⑧Owen Lattimore,"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Pacific Affairs,vol.9,no.3,Sep.1936,p.393,397-399.
⑨关于费正清第二次来华对其中国研究的影响，详见拙文：《抗战时期的来华对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影响》，载《新视野》，2007年第1期。
⑩(13)陶文钊编：《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5、336页。
(11)(12)John K.Fairbank,"Can We Compete in China?"，Far Eastern Survey，vol.17，no.10，May 19,1948,p.115.
(14)Cyrus H.Peake,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Preface.
(15)当时所谓的“族国主义”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民族主义”；蒋廷黻将该书作者翻译为“海士”。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Essays on Nationalism)时，特别说明将新旧人名、译名加以统一，其中“nationalism”译为“民族主义”，作者名译为“海斯”。关于“nationalism”，笔者为表示对译者的尊重，特遵照原文引用。
(16)[美]海士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新月书店，1930年，第26页。
(17)(22)(23)(24)[美]海士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新月书店，1930年，第32—33、78—79、95、116页。
(18)(19)(20)(21)Cyrus H.Peake,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p.120,120,121,121-122.
(25)[美]海士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第103页。
(26)(27)[美]海士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第110、112页。
(28)Cyrus H.Peake,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p.118.
(2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02页。
(3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617页。
(31)Cyrus H.Peake,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Introduction.
(32)John De Francis,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Pr.,1950; 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1918-1927:Papers Seized in the 1927 Peking Rai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
(33)Chalmers A.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Pr.,1962.该书一经出版,便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农民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争论。
(34)John 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Pr.,1966.
(35)Laurence A.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1971.
(36)F.Gilbert Chan and Thomas H.Etzold,China in the 1920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New York:New Viewpoint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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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Warren W.Smith,Jr.,"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Ph.D.,1995.
(41)Benjamin 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42)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36页。
(43)Cyrus H.Peake,"Manchurian Echoes in Chinese Nationalism",Pacific Affairs,vol.7,no.4,Dec.,1934,p.406.
(44)[美]保罗·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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