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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人类文明史上，每一个民族都留下了自己的轨迹。沧海桑田，各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都随着时代而变迁，不可能由一个民族独领风骚。正是不同民族的盛衰兴亡的历程，才交织成世界历史的全景图。民族的形成初始，意味着同一区域居民共性的聚会，民族之间的差异，在于不同区域居民的个性的分野。由于自然环境、历史背景不同，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扩大了民族之间的差异。近代资本主义开拓以来，一部分民族发展较快，另一部分民族发展迟缓，甚至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几个发展快的欧洲民族在扩张和侵略中成为世界上的压迫民族，而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大部分民族则成为被压迫民族，这两类不同民族构成一种剥削和被剥削关系，由此拉开了民族之间的距离。这种差别与隔阂至今犹存。现在的所谓“南”、“北”之别，就是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别称。南北差异的冲突，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它既是民族矛盾，也是阶级矛盾。长期以来，不发达国家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发展民族经济，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21世纪，随着南北矛盾的深化和演变，一些后进的民族或国家将陆续崛起，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巨大的增长带来一系列难以逾越的矛盾，使全球范围内民族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交往日益频繁，共存意识、协同意识、全球意识不断增强，使民族之间的差异缩小，民族的历史真正融入了“世界的历史”。当代区域性一体化趋势有增无减，它已经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逐渐向政治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延伸，传统的民族概念以及由民族组成的国家概念受到极大的挑战。民族共同体最终将被人类共同体所取代，这是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差异与融合这一巨大的二律背反，反映了当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也就是判定某个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及其发展轨迹的一个基本视角。
民族以及由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它在地球上的位置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历史现象，是由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它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民族自身的主观愿望或情感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论你的自我感觉如何，也不能改变你那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客观地位。优越感、自卑感、自豪感、虚无感之类，这些观念的东西无助于正确估计你那个民族的现实处境。只有把民族或国家放在世界的大背景中，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会得出中肯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民族沙文主义的大话，痴迷的民族狂热以及对其他民族的盲从与对本民族的鄙夷，都显得荒唐无稽。在民族问题上，任何偏见都有可能产生错误的自我判断而陷入迷失。有希望的民族是能够正视现实，清醒地认识别人，也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民族。有了科学的认识，才能有效地激发本民族的进取性和创造力，从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二）
整个世界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坐标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在这个坐标系上占有一个位置。这是一种国际格局的图示，认清国际格局的态势，把握它的发展走向，找准自己所处的位置，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减少一些盲目性，增强一些自觉性，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若干年前，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经有些人头脑发热，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至少这是一种天真的错觉或自我判断的失误。从今天的情况看，毫无疑问，中国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更将任重而道远，但不能因此而又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什么“盟主”，中国今后根本不会去充当这一类角色。中国首先要把自己国内的事搞好，坚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最大的贡献。争取在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自己，这是大局；同时，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为争取独立与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也包括支持各国人民为摆脱压迫和剥削，争取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坚定地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所作的预言：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是，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从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友好相处。至于历史的潮流，它绝对不会因为一时乌云翻滚，或因为少数人的抗拒，而改变它的方向。
毛泽东曾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我理解毛泽东说的不仅是指一个人在世要有精神，才成为其人；更是指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才能在世界上站住脚。民族与一个人一样，也是有魂魄的。所谓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的角逐，归根到底是民族的意志和精神的较量。民族要振兴，先要振奋精神。迄今为止，任何昌盛的民族，无一不具备不计沉沦、争强求胜的顽强进取心。在这个世界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况且百舸争流，我等如此泱泱大国，没有一点豪迈的气概，岂不枉然？
过去乃至现在，都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中国没有精神”，说中国是涣散的，形不成一种精神；或者说中国人反应迟钝，不图进取，安于现状，故曰“没有精神”。这种说法当然不能使人接受。因为它只是片面地，而且是夸张地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消极面，而没有对其进行整体透视。何况，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理解。不过，不论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有一点还是值得思索的：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民族腾飞的口号是喊出来了，举世皆知，而我们是否已经完全具备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心理准备和精神条件呢？关于“民族性”、“国民性”的议论，已经进行很久了，大抵成为“老生常谈”。多少年来，许多智者仁人，对“国民性”作了剖析和鞭鞑，虽然有偏颇失当之处，但不乏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有些爱国心切的人，则更有“恨铁不成钢”之感。而对中国的精神落伍，鲁迅也曾不免焦灼和愤懑：“我独不理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眉；于已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兴之事就那么求全责备。”100多年来，国民性中的这些弱点，一直困扰着中国人，成为一大心病。实际上，应该看到解放40多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也有过“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时候，与旧中国相比，可以说判若两人，只不过盘踞在国民性深层的弱点，至今没有，也不可能很快匿迹。人们早已不满足于“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之类的评估，因为大家都明白，满足现状，夜郎自大，是追不上人家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自己有弱点，但反对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好像什么都不如洋人。有的人明明是中国人，但骂起祖宗、奚落起同胞的那种超然、轻薄的态度，实在可恶；至于有人通过贬损自己的民族，取悦洋人，投其所好，则属可恨了。中国人正视现实，不怕揭短，但不允许任何人恣意作贱。
民族精神是相对于世界精神而言的。精神文化的世界化，是与世界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与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等因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世界上任何观念理论或生活方式，一到了中国，除非它改变原来的形态，才有可能被接受。历史上，印度、中亚、阿拉伯文化之所以有幸融入中国文化，就在于它们能入乡随俗。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传播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企图实行变法维新，也不忘“托古改制”，把孔子装扮成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思想的倡导者，即使如此，还是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疯狂反扑。当然，康、梁、谭、严的失败，并不在于是否把西方的东西改头换面，而在于他们不谙国情、动摇软弱和脱离民众。大凡外来的文化，若不合中国国情，不顺中国民意，是难以生根的。任何民族对外来的东西，都有一个民族化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有些民族能够大致按照外来的东西的原来面貌加以吸收，而中国则具有强烈个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在其独特的国情和强大的传统文化的包围中，任何外来的东西都要经过一番琢磨，凡不合适的都要被摒弃，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仅仅从这点看，“全盘西化”这个概念不仅很不科学，而且很不现实。中国的精神是独特的，中国的道路也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必须中国化，社会主义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才行。也就是说，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近现代中国，集中体现了当代世界的新的生产方式替代旧的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反映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跋涉。中国的道路和她的经验与教训，对一切试图摆脱外来压迫和控制、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但是，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肩负的历史包袱太重，如落后的经济包袱，特别是数千年的封建精神包袱，一直是阻碍中国前进的羁绊。中国传统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优秀文化传统与封建传统之间不能划上等号。封建传统是腐朽的意识形态，是很顽固、很害人的东西，应予摒弃。至于优秀的传统则应该继承下去，弘扬光大，这种传统是任何一种外来的东西都不能取代的。与此同时，外来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内容，可以作为丰富中国优秀传统的养料。“体”也好，“用”也好，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终归是一个趋势，且自古有之，天经地义。中国不仅是中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要打消疑虑与偏见，丢掉拘谨与局促，拿出汉唐的气魄，博采天下之精华，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
（三）
从民族振兴的需要来审视我们的精神状态，应明确以下一些认识：
第一，中国的振兴，必须立足于本国的精神文化，这是唯一的选择，任何外来的东西都无法取而代之。对此，无需再左顾右盼。第二，中国民族精神的现状，还不能适应现时代及实现民族振兴大业的需求，必须变革。第三，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既不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制，更不是外来文化的投射，而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民族文化的再造和升华。这种精神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蕴藏的伟力，必将对本民族及世界发展进程产生日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四，民族精神的变革，主要不靠追溯与反省，加快和深化经济变革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是制约和改变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终原因。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是民族精神变革的最大动因。
现存民族精神中的弱点，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时期小生产方式及闭关锁国状态，逐渐使民族精神凝滞、钝化和扭曲，因而只有将社会主义改革坚持进行下去，才会从根本上铲除其产生的物质基础，才能使民族精神焕然一新。
当前，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如某些人因党风、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而不满，某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产生动摇，某些人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缺乏兴趣，漠不关心，革命热情衰退，等等。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呢？
我认为在社会转型的时候，产生一些情绪和思潮并不奇怪，然而如果有些已经成为普遍问题，就有可能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危及社会的安定，所以不能不对此引起应有的重视。这些思想情绪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些反映，如对党风、社会风气的意见，确实反映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状。还有的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但大量的还是认识上的问题。可见，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国情教育和历史教育，是必要的。要有的放矢地针对社会思潮进行说理分析，引导人们学会用辩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和思考，克服停滞片面、急于求成、期望过高和追求“纯净”的思想方式。对于社会存在的问题不应回避，有什么问题就该承认什么问题，有多大程度就承认多大程度，应该相信人们的辩别能力和认识能力，要把思想教育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结合起来，把社会思潮引导到健康、积极的轨道。既要把握舆论导向，又要认人说话，不要怕人说话，问题在于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以善意的批评帮助来达到调适、整饬社会肌体的目的，创建一个精神舒畅、生动活泼、祥和安定的人文环境。同时也要看到，思想教育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途径还在于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完善法制，加强廉政建设，从法制上、体制上克服社会消极因素。决定社会意识的毕竟还是社会存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并作为一项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来抓。十多年来，在不断克服组织上、思想上和观念上的障碍的过程中，一个相对合理的干部选拔、培养、考核、任用制度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从党的章程、国家人事制度上，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健全了民主选举、岗位责任、离休退休、任期、调动、罢免等一系列制度，使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官能民，一大批优秀的、基本符合“四化”要求的各级干部在实践中逐渐成熟，他们是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得以运转，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发展的骨干力量，并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也有一部分年轻干部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了解，较少经历艰苦生活和在复杂环境中工作的经验，与人民群众的天然联系不足，这是应该引起注意并通过学习、教育与锤炼加以解决的。
我国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和健全民主体制，以避免个人专断所造成的弊病。但这并不等于说，就不需要领袖，就可以搞无政府主义。这个“领袖”是一个领导集体，他们是带头人，是指挥者，不是封建皇帝。他们既非世袭，也非钦定，而是在实践锻炼中形成和造就，为人民所公认和拥戴的，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民族精神的精华，反映了12亿中国人民的意志，寄托着社会主义的希望。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已经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会代代相传，21世纪中国的航船，需要他们领航。
（原文以访谈形式在1996年5月的《山西发展导报》上连载，应本刊要求，现改作论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