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多重认同——从归纳到演绎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归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8-0005-07
一、引言
在众多主义中，民族主义不可轻视。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众说纷纭，仍然处于盲人摸象的阶段。①盖尔纳宣称民族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族主义造成了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了民族主义。②吉登斯亦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产物③，而格林费德更是主张民族主义是国家现代化的思想动力。④安德森所见略同，论述了民族主义由西向东的传播过程。⑤伯林注意到没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明确预言过民族主义的未来，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后三分之一时段，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必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不直接对抗方有成功可能。⑥霍布斯鲍姆更是预言如果地球上人类在核战中毁灭之后，星际史学家若想一窥近两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⑦余英时认为现代中国凡能掀动人心的政治、社会、文化运动无不由民族主义或明或暗地主持着。⑧罗志田亦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力量就是民族主义，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来源于传统夷夏观念和西方的民族主义。⑨
另一方面，费正清认为古代中国缺乏民族主义：“近代初期的中国还保留了非民族主义的传统，即只要统治者统治有方，谁来统治都没有关系。”⑩李慎之亦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非“民族主义”。(11)盛洪论证了“天下主义”优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终救中国。(12)民族主义似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插曲。
普拉门纳茨注意到西方和东方民族主义的明显不同，认为西方民族主义有宽大和狭隘之分，而东方民族主义通常是狭隘的，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13)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但渊源于古代，且有单中心和多中心之分，有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四种研究范式。(14)而王晴佳认为民族主义本身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地区的历史。(15)还有人将民族主义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民族主义，或激进与保守，或进步与反动；亦有人提到天下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当今的世界似乎是民族主义的天下。(16)
上述研究基本上是描述和归纳，很少演绎与推理，盛洪用博弈论论证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是罕见的例外。
二、概念与框架
科学本来是分门别类的学问，光有归纳没有演绎总是不够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民族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关系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参照四元文恩图提出如下分类解析系统。(1)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思想或信念。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霍布斯认为个人主义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尼采将个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在东方，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杨朱“为我”、“贵己”、“重生”，拔一毛而利天下也不为。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有关，亦可表现为唯我论(Solipsism)。(2)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种以本民族为中心看待世界和其他人的思想或信念，亦可称之为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Tribalism)有关，与国家主义难解难分，亦是家族主义、集体主义的近义词。(3)国家主义(Statism)：一种以国家为本位看待外国和世界的思想或信念。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主权神圣或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不惜为国捐躯。国家主义亦可表现为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国家崇拜或国家神话影响深远、流行广泛。(4)人类主义(Humanism)：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看待世界的思想或信念，亦可称为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是世界主义、天下主义的近义词。“四海之内皆兄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具有人类主义色彩的口号。人类解放之后的大同世界才是人类主义的天下：国家消亡，民族融为人类共同体。
从个人主义到人类主义有一脉相承之处，是自我中心主义不断扩大的结果(见图1)。
一个人既可以是个人主义者，又可能是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或人类主义者，甚至可四者兼备。众多主义可以相互促进或抑制，关系十分复杂，需要具体解析。从理论上说，任何国家或地区、社会或个人都存在上述四种主义，只是所占比重不同而已。根据四元文恩图，有如下十六种典型情况，还有无数过渡类型(见图2)。
其中，单一认同(Mono-identity)有四种情况：(1)a个人主义占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义可忽略不计，某些小型社会组织如个人主义俱乐部。(2)b民族主义占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义可忽略不计，如欧美犹太人社区。(3)c国家主义占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义可忽略不计，如以色列。(4)d人类主义占绝对优势，其他三种主义可忽略不计，如红十字会。双重认同(Double-identity)有六种情况：(1)ab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占优势，国家主义与人类主义不重要，例如吉普赛人社会。(2)ac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占优势，民族主义和人类主义不重要。例如美国，个人、国家的利益总是优先考虑，而民族、人类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其他人类的利益很少考虑。(3)ad个人主义和人类主义占优势，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不重要，例如诺贝尔奖委员会考虑的是个人和人类的利益，很少考虑民族和国家的意义。(4)bc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占优势，个人主义和人类主义不重要。一些阿拉伯国家如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如火如荼，个人利益和人类尊严得不到保护。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结合的极端形式，以国家或民族的名义极大地伤害了个人和人类的利益。(5)bd民族主义和人类主义占优势，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不重要。(6)cd国家主义和人类主义占优势，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不重要。三重认同(Tri-identifity)有四种情况：(1)abc：个人、民族、国家主义盛行，缺乏人类主义。(2)abd：个人、民族、人类主义盛行，缺乏国家主义。(3)acd：个人、国家、人类主义盛行，缺乏民族主义。(4)bcd：民族、国家、人类主义盛行，缺乏个人主义。四重认同或不认同(Non-identity)各有一种情况：(1)abcd个人、民族、国家、人类主义平分秋色或难分上下，瑞士和中国就是典型。(2)缺乏个人、民族、国家、人类主义，黑帮社会。
三、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者
很多人都有民族意识，但很少有人是民族主义者。所谓民族主义者，就是以民族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人。众多的主义会对一个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义才可以作为该人的标志。一个人可以单一、双重、三重或四重认同，即同时认同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人类主义，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只认同民族主义。
孔孟有民族意识，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仅以本民族为中心考虑问题，而且以天下为己任。孔子、孟子均为夷人之后，本身就是夷变夏的典范。孔孟的言论中没有“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更没有骂四夷为“豺狼”、“禽兽”的字眼。(17)他们胸怀天下一家之理想，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欲居九夷”，倡导“有教无类”。“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貃之邦，行矣。”“君子所过者化！”“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人莫不贵。”孔孟之前已有民族歧视，孔孟承认民族差异。后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以民族为中心，更不以歧视其他民族为特色。高唱华夷之辨的江统、韩愈、石介、王夫之等并不是儒家学说的正宗传人。
孔孟受到少数民族的崇拜不是偶然的。北魏鲜卑统治者尊崇儒家学说，用夏变夷，大力推行汉化政策。高闾《至德颂》(18)认为北魏是承继夏、殷、周、汉的华夏正统王朝，《魏书》当然是“二十四史”之一。辽、金、元、清朝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不亚于汉、唐、宋、明，现存孔林、孔庙、孔府基本上是辽、金、元、清所建。“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异族统治的经历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因为它把儒家思想放在普遍的而不是某地区或某种族的水平上。……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19)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孔子为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四海之内皆兄弟”演绎为“天下一家”。他是天下主义的代表人物，公正记述了众多民族的状况，显然不是民族主义者。
同理，辜鸿铭、康有为等亦不是民族主义者。辜鸿铭生于南洋，学于西洋，婚于东洋，仕于北洋，学贯中西而服膺儒家文化。清末民初面对来自西方的民族歧视、文化歧视和国内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他极力维护传统中国的尊严，鼓吹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代表作《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序曰：“事实上，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是深沉、博大和纯朴……美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纯朴起来，而美、德、英三国人通过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的典籍和文学，都将由此获得一种精神特质——灵敏。”(20)他坚信“人之初，性本善”，“有教无类”。有教养的人之中不存在民族和种族的区别，换言之，有教养者之有教养并不在乎他属何种民族，而在于他的教养本身。正如现代欧洲伟大的歌德终将被欧洲人民视为完美的人格楷模，视为欧洲文明所孕育出的真正的欧洲人一样，中国人已经公认孔子是完美人格的典型。(21)这表明他偏爱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但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将《春秋公羊传》三世说、《礼记·礼运》大同说和西方的进化论与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设计出了人类社会的大同世界。他认为“总诸苦之根，源皆自九界而已”：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其中种界是指全世界有人种的差别，由此形成种族歧视造成人类社会不平等。“故欲致诸种人于大同，首在迁地而居之，次在杂婚而化之，末在饮食运动以养之，三者行而种人不化、种界不除、大同不至者未之有也。”他从种族历史文化论证了满汉同种：“《春秋》之所谓夷狄皆五帝三王之裔也，然则满、蒙古皆吾同种也。孰能辨其为夷裔乎？盖据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至于太平之世内外大小若一。故曰王者爱及四夷，又曰王者无外，又曰远方之夷内而不外也。”(22)康有为可称之为天下主义者或人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皇主义者，绝不是民族主义者。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倡导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而进入了民族主义时代，未来则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提倡民族主义是当务之急：“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起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23)这方面不同于他的导师：“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24)宣传民族主义是手段，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才是目标。他明确提出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国民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同时也对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并立：“民族之所以膨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25)他突破单一民族建国的理论，呼吁抛弃单民族思维的小民族主义而采纳大民族主义。认识到中国多民族相融合的共同体，他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了思想准备。此前梁启超《新民说》倡导“新民之道”实质是西方民主政治之指导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展开。之后梁启超和他导师一样周游列国、胸怀天下，亦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概念：“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隘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26)梁启超意识到了个人、民族、国家、世界之关系，不愧为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四位一体的人物。
康、梁曾被孙中山认定为“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异族、舍忠义而为汉奸”(27)。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是强烈而明显的。1894年兴中会仿效朱元璋讨元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归结为民族主义：“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责。”(28)“盖民族思想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辛亥革命后，建立汉族为主的国家是他的主要理想和使命，他被迫接受五族共和。“所谓五族共和者，真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也。”(29)他明确指出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30)由此可见孙中山不仅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也提倡“天下为公”，亦具有天下主义的情怀。另一方面他受过西方文化熏染，且皈依过基督，亦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孙中山认为基督救世的宗旨与革命相通，他信教重在精神，而不墨守成规。孙中山绰号“孙大炮”，个人英雄主义明显。因此可以认为孙中山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国家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胡适被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其《自由主义》云：“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拥护民主。”(31)胡适并没有大力倡导民族主义，只是冷静地关注其发展和变化。“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难的是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32)胡适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绝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尽管他很关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命运。《大宇宙中谈博爱》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情怀。胡适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人，受到了四种主义的影响，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具有个人自由主义、民族国家主义和人类世界主义思想，但任何一个主义的标签他都不会愿意接受。
霍去病、江充、韩愈、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王夫之、郑成功、柳如是、章炳麟、陈天华等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匈奴不灭，何以家为”；“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都是民族主义者最响亮的誓言。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精忠报国，千古传颂，被尊为岳鄂王。1903年《湖北学生界》发表“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岳飞传”云近世论民族主义者多溯源于17世纪的荷兰，而中国前此四五百年已有“轰轰烈烈，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至死不变，崇尚民族主义之一绝大伟人”。(33)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亦是民族英雄，可以称为民族主义者。
王夫之是清初民族主义者的典型。章太炎认为衡阳王夫之民族主义之师，余姚黄宗羲立宪政体之师。(34)民族主义或夷夏之大防在王夫之一生及其著述中起了主导作用，不剃发，不逃禅，积极参加抗满反清活动，其著作特别是《黄书》、《宋论》、《读通鉴论》贯穿了民族主义。王夫之抱着大中华主义，想借武力以宣扬文化，是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王夫之不是民族主义者：“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中，‘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的成分很薄弱，他的民族思想是带有相对性意味，超越种族的文明论。在‘气论’的哲学基础上，他主张民族间应该互相容忍，尊重各自文化之特质和独立性。他更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所以把‘民族主义’加在王夫之身上是不恰当之举。‘爱国主义’的标签更是无稽之谈。”(35)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柳如是是罕见的女性民族主义者。她父母冤死在腐败没落的明代，自己从小饱受折磨，但她宁死也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临终遗言云棺木悬在墓穴之中，死后也不落清朝的土地。死于清初的柳如是引起了生于清末的陈寅恪强烈共鸣。他将柳如是的两处居所名寒柳堂、金明馆作为自己文集的书名，毕生心血之作是《柳如是别传》。“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36)柳如是的民族气节很突出，但其情感和思想世界也不是民族主义能够完全概括的。
陈天华以理论和行动成为晚清民族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民族主义代表作《猛回头》和《警世钟》宣扬种族革命，号召国人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建立汉人执政的民主国家。他以热血和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其《绝命辞》曰：“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盖政治公例，以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劣等族者为顺，以少数之劣等族统治多数之优等族者为逆故也。鄙人之于革命如此。”(37)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单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曾以思黄为笔名表明心迹：“吾侪持博爱平等主义，同时又持民族主义，二者正相为用也。……使吾侪理想之国家而克达也，实行内外平等主义，外国人之居留吾国者其权利一切皆同。四海一气之言，万国平和之议，其必为吾侪所提倡无疑。故夫民族之说，特限于今日用之，中国大强之后，即非所宜。”(38)
个人和国家或社会一样，实际上亦有十六种情况，且可以不断变化和转换。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是十分罕见的。被称之中国民族主义之父的王夫之和民族主义杰出代表的陈天华都不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并没有孕育一流的思想家，或者说一流的思想家都不是民族主义者，如柏拉图、孔子、伏尔泰、卢梭、康德、马克思……
四、讨论与结语
古代中国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国家主义、天下主义根深蒂固，民族主义观念十分淡薄，但并非没有民族主义。民族英雄或具有民族气节的人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霍去病、岳飞等体现的是民族气概，江充《徙戎论》、郑所南《心史》、王夫之《黄书》宣扬的是民族意识，苏武、文天祥、柳如是保持的是民族气节。当然更多的人像冯道、耶律楚材、蹇材望一样“商女不知亡国恨”，逆来顺受，明哲保身，不与民族或国家共存亡。李世民高唱华戎一家，雍正《大义觉迷录》化解了夷夏之辨，乾隆时代满、汉、蒙、回、藏多民族共处格局鲜明。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王国维、辜鸿铭等都认同满清王朝，并表现出了罕见的忠诚。
民族国家的核心是主权，对内主权不可分割，对外主权不可侵犯。民族国家主权原则被认为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其实和民族(nation)是有区别的，民族国家又分所谓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事实上单一民族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所谓民族国家只是现代神话。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南非、巴西、中国、日本等大国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小国如瑞士更是多民族国家的代表，袖珍帝国以色列也不是单一民族国家，欧盟实质上是多国或多民族共同体。民族与国家的边界几乎从未完全重叠过。
其实民族一词，亦古已有之，只是不常用。顾欢《夷夏论》掀起了新一轮的夷夏之辨。(39)他认为佛道同源，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40)《夷夏论》运用了“民族”一词：“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剪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民族弗革”之“民族”几乎与现在的民族概念完全一致。(41)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史学传统的国家，不止一次接受过外来文化的洗礼和外来民族的入侵，拥有巨大的吸收能力和顽强的抵抗力。近代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源于古代中国，其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西方思潮的传入只是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古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展开，亦深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表现形式独特，并且一直延续到当代。首先是汉民族主义开始抬头，蒙、回、藏亦随之觉醒。结果是多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占了上风，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认同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宗教或信仰可以巩固或改变人类的民族认同。皈依基督的中国人，相信自己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皈依佛教的人，不在乎自己是夷或夏。民族认同就成了多种宗教或信仰相互竞争的现象，与人类其他群体或民族的关系亦变化不定。民族主义浪潮受到了天下主义、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遏制。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传统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天下主义色彩。特别是佛教超越家庭、民族与国家，佛教徒民族或国家观念异常淡薄，藏族独立缺乏思想指南和群众基础，一直只是少数人的鼓噪而已。信奉伊斯兰教的众多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民族意识强烈，但都缺乏建国的历史和地域，难以与强烈的国家主义争胜。道家或个人主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亦可化解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活跃的民族主义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并将继续发挥作用。不但受到了天下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遏制，而且还有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的制约，中国不太可能出现西方或其他地区一样民族主义兴风作浪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反对大(汉)民族主义和少数(地方)民族主义。在中国，民族主义只是众多主义之一，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气节重于生命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只是少数，其作用亦非常有限。
《中国民族主义》一书的主编在引言中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无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今后走向如何，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西方人必须时刻警惕的大事。(42)民族主义如果失控会造成人类灾难，个人、民族、国家、人类多重认同，才能保障人类和谐、个人幸福。在中国，民族不是近代的产物，民族主义亦没有随现代化而加强的趋势。正如辜鸿铭所言中国人的精神并不是科学、哲学、神学或任何一种“主义”，而是一种心境。(43)民族主义只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扩展形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语境中民族主义会自动消减。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信念(主义)，不可轻视，亦不必恐慌。
注释：
①E.B.Hass:"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y We Should Study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6,Vol.40,No.3,pp.707—744.
②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③Anthony Giddens,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
④L.Greenfi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p.1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⑥以赛亚·伯林：《论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1(4)。
⑦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页，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⑧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
⑨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⑩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92页，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1)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载《太平洋学报》，1994(2)。
(12)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6(1)。
(13)徐洋：《乔姆斯基论美国伪装的民族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11)。
(14)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5)王晴佳：《论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与缺失——从全球比较史学的角度考察》，载《河北学刊》，2004(4)。
(16)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7)不是《春秋》、《孟子》本义，均是后人的注释发挥。
(18)《魏书》卷五四《高间传》。
(1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92—93页，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0)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序言，《辜鸿铭文集》(下)，第6—7页，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21)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文集》(下)，第64页。
(22)康有为：《辨革命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212—2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
(23)梁启超：《国家思想之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5)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2页。
(2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27)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8)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7页。
(29)参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孙中山：《三民主义》，第2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31)《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32)《独立评论》第150号。
(33)转引自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4)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5)朱荣贵：《王夫之“民族主义”思想商榷》，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4)。
(36)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7)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23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8)《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民报》第一号时评栏。
(39)李养正：《顾欢〈夷夏论〉与“夷夏”之辨述论》，载《宗教学研究》，1998(4)。
(40)《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
(41)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3(3)。
(42)Jonathan Unger,"Introduction",Chinese Nationalism,M.E.Sharpe,1996.参见石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6(1)。
(4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序言，《辜鸿铭文集》(下)，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