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塚喜平次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小野塚喜平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形成是援外入中的结果，它涵盖成为学科关键概念的术语生成、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学科意识的成长、学科制度化(包括课程设置与教科书)的确定等诸多内容。在此过程中，明治日本的“桥梁”作用不可忽视。因此，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学科形成史，不可忽视其域外知识背景，特别是明治日本的“东学”渊源。在晚清刊行的诸多政治学译本中，根据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塚喜平次在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口授讲义及其《政治学大纲》编辑而成的各种文本，被用作清末法政学堂的“政治学”教科书。与其在日本政治学史上的地位相称，小野塚及其著作在日本政治学界已经得到充分重视，至于小野塚政治学在中国的影响，笔者未见有专文论述，爰撰此文以阐明之。
一、小野塚的政治学讲义及其中文译本
小野塚喜平次(1871-1944)于1892年9月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学习，1895年毕业后进入大学院专攻政治学。1897年6月，受文部省之命前往德法留学。他先在德国海德堡停留一年，当时海德堡大学拥有哲学史家费雪(Kuno Fischer)、经济学者克尼斯(Karl knies)、国家学者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宗教史家特尔慈(Ernst Troeltsch)以及韦伯(Max Weber)等杰出学者。之后，又去了柏林和巴黎。小野塚在巴黎亲炙“私立政治学校”的创设者布特密(Emile Boutmy)，受其学术影响。1901年9月结束留学生活归国后，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并担任政治学讲座教授，成为日本政治学史上首位作为政治学专任教授的本国人。其著作主要有《政治学大纲》(1903)、《欧洲现代立宪政治一斑》(1908)、《现代欧洲之宪政》(1913)、《欧洲现代政治及学说论集》(1916)和《现代政治之诸研究》(1926)等。①
小野塚被日本学者视为日本“科学的政治学的创始人”，②近代政治学两系谱中的“国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③和与私学系并立的官学系政治学的先导性人物。④小野塚的门下弟子南原繁、蜡山政道等，高度评价恩师在“政治学的体系化”和“作为学科的政治学的独立”这样的课题上所取得的成绩，认为他发表于1896年9月的论文《政治学之系统》，“意味着日本近代政治学从德意志国家学中分离，在其独立至发达的历史过程中奠定了重要基础……就是说，是作为效力于明治官僚政府的知识工具，标志着从法学性质的国家学向民主性质的近代政治学的转变。”⑤但是若将该文与小野塚另一篇论文《政治学大纲》对比，可知后者在理论上更完备，在结构上更合理。可以说，《政治学之系统》只是《政治学大纲》的基石之一。⑥《政治学大纲》被视为日本近代政治学的基石，缘由在于这本具有政治学体系性质的著作实现了小野塚将“政治学从对其束缚的国家学里独立出来”的抱负。⑦
但是也有人对此持不同观点。具体而言，是私学系的学者们。如早稻田大学的吉村正认为，小野塚参照了德国国家学者耶利内克的《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 Staatslehre，Berlin，1900)，因而存在未能从国家学中完全摆脱出来的问题，“从此书可知，他的政治学仍然是国家学，明显没有抹去国家学的痕迹”。⑧吉村正还指出，如果把小野塚的《政治学之系统》一文与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最初的政治学讲义的担任者山田一郎于明治十七年(1884)刊出的《政治原论》进行比较，前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比后者显得幼稚。⑨
以上对立的观点，既是日本官学系与私学系、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派系之争的投影，也反映了二战后在日本社会民主化的现实进程中形成的民主价值观及其强势话语对于研究者的影响。但是争论的焦点却是小野塚的《政治学大纲》在日本近代政治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政治学大纲》的内容体系及其演变情况。
笔者所见到的《政治学大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大正三年(1914)十一月发行的第七版，下卷为大正二年十二月发行的第六版。据版权页可知，该书上卷初版于明治三十六年，再版于明治三十八年，三版于明治四十年，四版于明治四十一年，五版于明治四十三年，六版于大正二年；下卷初版于明治三十六年，再版于明治三十九年，三版于明治四十一年，四版于明治四十二年，五版于明治四十四年。通过对照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论争をめぐつて》中列举的初版本目次，笔者所见版本的目次(如上表)与初版本目次几乎完全一致。《政治学大纲》可以视作小野塚讲授政治学的讲义提纲。⑩但是该讲义至大正八年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在于“国家原论”中吸收了“政策原论”，而“政策原论”中的“政策本论”的第三、四章则完全消失。蜡山政道等认为此举统一了政治学，其理由在于《政治学大纲》中有不通之处，即其在于国家原论与政策原论的二重构造，搬出政策原论是从国家学中摆脱出来的必然，但在试图存续国家原论之上，有必要明确与它的联系。因而，是把政策原论吸收进国家原论，还是将国家原论吸收进政策原论，仅从政治学体系的理论要求来看，这个问题也需要尽快解决。其后发生的小野塚政治学讲义的变化，主要是围绕着这一点。(11)《政治学大纲》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国家原论与政策原论的二分法构成，特别是侧重政策原论。这成为小野塚的门生们积极评价其师在将政治学从国家学中摆脱出来方面所作贡献的主要依据。可是正如松冈八郎所指出的，问题在于国家原论和政策原论的相关性不明确。在德意志帝国，采用的是俾斯麦的“糖果与鞭子”政策。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秩序化及统制的时候，国家原论和政策原论在政治学中受到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小野塚的观点，并没有超出以自上而下地发挥国家作用为中心的政策论的领域。(12)
小野塚的著作被译成中文的，除了《欧洲现代立宪政治一斑》一书，(13)主要就是根据其政治学讲义、复参考其《政治学大纲》编译而成的《政治学》，就笔者所见，至少有以下几种：
Ⅰ “法政丛编”版
江夏杜光佑编辑，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六日印刷，七月二十九日发行，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增订再版印刷，九月十五日增订再版发行。编辑兼发行者：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发行处：湖北法政编辑社。发售处：东京神田区里神保町 中国书林。印刷者：井上源之丞。编者在《例言》中曰：“是编据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塚喜平次先生口义，复参考《政治学大纲》及诸大家学说，务期与口义吻合”。
Ⅱ “法政粹编”版
湖南黄可权编辑，列为“法政粹编”第17种，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廿四日发行，印刷者：池田宗平(日本东京浅草区黑船町廿八番地)，印刷所：东京并木活版所。该书没有标明原著者，但从其内容来看，完全可以断定属于小野塚《政治学大纲》的译本。是书分为三编：第一编绪论；第二编 国家原论；第三编 政策原论。每编下面的章节标题和内容也和小野塚《政治学大纲》的基本一致。
Ⅲ “法政讲义”版
浙江仁和陈敬第编辑，列为“法政讲义”第一集第五册。《凡例》曰：“兹编为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塚喜平次口授之讲义，更据同氏所著《政治学大纲》参证之。其他之增补，悉依同氏《帝国大学讲义》。”笔者见到的这本《政治学》为民国元年十月十五日三版，出版者为丙午社，印刷所为群益书社，总发行所为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分发行所为长沙府正街群益图书公司。其初版本由东京丙午社于光绪三十三年刊行。
Ⅳ 商务印书馆版
上海商务印书馆丁未年三月(1907年4、5月间)初版，民国元年十二月六版。封面上印有“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塚喜平次讲述，侯官郑篪编辑”字样。
Ⅴ 江苏法政学堂讲义
程起鹏编译。《凡例》曰：“一、是编为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塚喜平次所讲授，但博士讲授之时以时间短促，故于国家之分类一章略之，今依博士原刻讲义补译以求完备。……一、是编分为三编，首编总论，研究政治学之方法；二编为国家原论；三编为政策原论。”
Ⅵ 广东法政学堂讲义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存《广东法政学堂讲义》共16册，其中第一期1—6册，第二期1—7册，第三期2—4册。每一门讲义以连载的形式刊于各册中，页码单列。政治学讲义自第一期第1册开始刊载，连续至第6册，似未刊完，其编纂者不详。夏同龢的《序言》显示该讲义作为“校外讲义录”于“宣统二年庚戌孟春发刊”。政治学讲义的已刊内容包括第一编 绪论；第二编国家原论，各编之下的章节内容也大体对应于小野塚的《政治学大纲》。
Ⅶ 《北洋法政学报》所刊《政治学大纲》
在《北洋法政学报》上刊载的《政治学大纲》起自第三册(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下旬)，至第十四、五册合刊(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中下旬)止。一开始即注明此编为“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塚喜平次讲授，吴县吴兴让笔述”。
以上7种中文译本，有的已直接标明根据小野塚的“口义”或《政治学大纲》编辑而成，有的则可以从内容上判别。此外，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国家原论》，系译自小野塚《政治学大纲》第二编“国家原论”第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游学译编》第10、11、13册刊有关于小野塚政治学的译书广告：“近人言西学者渐言政治法律之学矣，然所出译本多泰西日本十余年前旧作，人所弃而不顾者，我独宝之，终恐瞠乎其人后也，是书为日本文学士小野塚喜平次所作，取最新学理而条达之，译者杨君亦系文中巨子，善能曲达其旨，诚政治学中不二之佳书也，有政治思想者曷一读之。”(14)但是译者杨君是谁，此译本是否真正出版发行，尚不得而知。发行于1913年由湖北孝感人王鼎新所述的《政治学》，虽曰综合了浮田、高田、小野塚、稻田、樋口等日本政治学名家的讲义录，但其结构大体袭自小野塚的《政治学大纲》，分为：上篇 政治学引；中篇 国家论纲；下篇 政策论纲。其中章节亦有不少是对小野塚《政治学大纲》的复述。小野塚政治学的中文译本可能还不止以上这些。
上述各种《政治学》译本，其目录与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对应于小野塚《政治学大纲》的篇章结构。惟郑篪的译本在结构上乍看与《政治学大纲》差异较大，仅分“绪论”与“本论”两编，小野塚大正八年讲义的整个结构也分为“绪论”与“本论”，但是从章节目次来看，前者大体上仍对应于《政治学大纲》，而与大正八年的讲义相去较远。(15)
二、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对小野塚政治学的接受与容纳
既然以上各中文版本政治学的底本是小野塚喜平次的授课讲义和《政治学大纲》，那么在底本和译本之间有怎样的事实关联呢？经查，这7种版本的编者中有6人，即杜光佑、黄可权、陈敬第、郑篪、程起鹏、吴兴让，为清末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毕业生。该班于1904年10月入学，1906年6月毕业。(16)后来执教广东法政学堂的金章、朱大符、叶夏声、曹受坤、张树枏、黎庆恩、陈融等都是该班毕业生，故广东法政学堂讲义录中政治学讲义的编者，也极有可能出自他们当中。而在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担任政治学讲师的人正是小野塚喜平次。
法政速成科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从1904年5月到1908年4月，共开办5期速成班和1期补习科，先后入读的中国学生约两千人，毕业学生达1215人。(17)“所聘诸科教习皆日本最有名之学士博士”，(18)且主要来自东京帝国大学。法政速成科初规定修业年限为1年，分为2个学期。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中，并没有开设政治学。鉴于学生要求延长修业年限和增加学习科目，校方修改了《法政速成科规则》，新添政治学、西洋史和政治地理等科目，并将修业年限改为1年半，分为三个学期。政治学被安排在第二学期授课，每周4个课时。法政速成科前四班均不分专业，唯第五班分为法律部与政治部。课程也相应调整，法律部不设政治学，而政治部所设课程则包括法学通论、民法、刑法、宪法泛论、比较宪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地方制度、政治学、经济学原论、应用经济学、财政学、警察学、近世政治史、政治地理等，仍以1年半毕业。(19)
法政速成科借助课堂翻译和汉译讲义进行教学，“每日讲义各教习以东语口授，而令通译人以华语传述之，此等通译俱系中国优行生，曾在法政大学毕业，学有根底者……又与各教习商允，将每日讲义以东文笔之于书，而令通译人译出汉文，编印成帙，分授各学生，俾得随时研究。”(20)速成科开办之初，主要由曹汝霖和范源濂担任翻译。(21)担任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笔译的有黎渊(法学通论及民法)、周宏(国法学)、江庸(刑法总论)、嵇镜(国际公法)、郑炳(国际私法)、陈与年(刑法各论)、高种(刑事诉讼法)、李穆(财政学)等。至于小野塚政治学的课堂讲义究竟是由谁担任翻译的，尚不清楚。笔者目前所见之《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仅存1、2、5、6、7、8、9、12、13、14号，(22)均未刊载小野塚的政治学讲义。而本文第一部分所列举的几种中文译本，据其“编辑”者或“笔述”者所称，基本上是依据小野塚的口授讲义，并参酌其已出版的《政治学大纲》。由此可知，这些中文译本基本上涵盖小野塚的授课内容。
法政速成科的考试题尤其能够反映小野塚授课内容的要点所在。1905年首次开考的政治学试题为：1.国体与政体之区别如何；2.略述国家机关分科的发达；3.政治上舆论之意义如何；4.概论国家膨胀政策。次年为：1.辨析国家与社会之异同；2.比较成典立宪制和不成典立宪制的得失；3.分析列举国家竞争力的内容。另外，这一年的特别考试及补考的政治学试题为：1.略说狭义政治学的定义；2.概评国家有机体说；3.比较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得失。1907年的第四班毕业特别考试及补考的政治学试题为：1.略说广义政治学与狭义政治学的区别及关系；2.说明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及得失。(23)由此可见，小野塚相当重视对“国家”的解说，这也反映了其政治学与国家学的渊源关系。
小野塚主张学问的自由与独立，(24)也以此教导中国学生。如在第五班毕业仪式上，小野塚对众演说云：“政治学在现时虽未十分发达，然可谓一种独立学科无疑，但鄙人所讲演者注重学问而不参入事实，以学问为学问事实为事实，不至强为混合致妨研究学问之真相，一俟诸君研究有得、观察至精，然后取事实而印证之，转觉较有把握也。”(25)
小野塚是日本人中首位政治学专任教授，当能代表当时日本政治学界的一流水准；而其学问接受者，法政速成科的学生多为具有中学根底，且有传统功名或官位的士大夫。在贺跃夫所查证的185名学生中，留日前身份为进士115人，举人21人，贡生9人，生员9人，学堂出身28人，不明28人。其中编辑小野塚政治学的杜光佑和陈敬第都是进士(1903年)。(26)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在接受日本新学输入时，无论教，还是学，都具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
一年至一年半的法政速成教育，恐不足以真正转变这些士大夫出身的中国留学生的固有知识结构，但是至少可以看到他们在接受小野塚政治学之后的一些思想变化。
首先，他们认识到小野塚所讲的政治学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概念。程起鹏说：“东西隔阂，学问异趋，中国于自然科学虽鲜精密之研究，独政治文学自昔称盛。孔门四科之选，即以政事居其一，此其显著者也……考中国研究政治者始于三代、盛于战国……但当时之所揣摩者不过为应用之政策而非纯理之政策也，夫研究政策者必以纯理为根本而后有应用之方法。日本小野塚博士所著《政治学》一书，即本德国大学教授耶里捏克之说乃纯理与应用兼赅者也。其大纲分国家原论与政策原论。国家原论者纯理之学也，政策原论者应用之学也。余留学日本听先生之讲授而编辑是书，然后知国家之政策随时与地而不同。”(27)吴兴让则指出：“政治二字，我国所称者，若钱谷兵刑盐漕河工之类，与各国所称者大异。各国之称政治，必关系于国家根本者，方足当之。我国经史子集所散见合乎各国政治范围者虽多，然未尝别树一帜，名为政治专学而加以研究，即如言经济家，取经世济民之义，而范围亦属狭隘，所谓关于国家根本者则寥寥焉，斯学之微，较法律为尤甚。”
其次，他们都重视与强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吴兴让说：“窃尝闻诸小野塚喜平次博士矣，英国人民最富政治上之知识，故其立宪政体冠冕各国；日俄之战胜败决于未战之先，以日本人民悉知所以与战之故而视若私仇，俄国人民则仅知国家使之战而不知国家所以使之战，则其战出于不得已。又曰外交政策国民可以为后援。博士之言若此，其重视国民之政治思想盖有味乎言之矣，诚以处国际竞争之世，国际之竞争实即国民与国民竞争也，国民之竞争实即民智与民智竞争也，民智不逮，即不足以当其冲。”(28)程起鹏也指出：“处二十世纪列强竞争之世，内治外交之繁杂迥非春秋战国之可比，苟无应对之方法，有见其立败而已矣，故政治学之研究实为今日之急务，且此不独为政府诸公之所当研究者，即一般人民亦不可不研究之。”(29)
由此可见，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小野塚所说的政治学是一门关于国家现象，包括纯理与应用研究的学问。(30)在此之前，他们所理解的政治只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修齐治平、经世治事而已。这表明，小野塚的政治学提升了晚清知识精英的政治学科意识。由于这批知识精英在清末新政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教育与法制改革领域中其知识结构与思想观念的变化，对晚清的教育变革和预备立宪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小野塚政治学与清末法政教育
1905年起，留日学生在日本编印“法政丛编”、“法政粹编”、“法政讲义”、“政法述义”、“早稻田大学政法理财科讲义”等各种法政丛书，向国内发行。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出现这些丛书的广告。如前所述，“法政丛编”、“法政粹编”和“法政讲义”中的《政治学》都是小野塚政治学的译本，因此政法学社编辑的“政法述义”中之《政治学》，也极有可能译自小野塚的政治学讲义。(31)在清末民初的短短几年间，小野塚政治学的汉译本不仅种类较多，而且几乎都一版再版，如郑篪编辑的译本到1912年底已印至第六版。那么，丛书的使用者是什么人，小野塚的政治学为什么有如此广泛的需求呢？
事实上，预备立宪是促使留日学生编印各类法政丛书的主要原因。(32)具体而言，这些丛书之所以被编印为教科书，主要是因为国内法政教育兴起，如科学图书社就将“法政讲义”、“政法述义”明确作为“法政学堂用书”列入其营业书目。(33)随着“新政”的推广，宪政编查馆会同吏部奏定切实考验外官章程，遂“令自宣统元年铨选分发到省各员皆必入校肄习法律政治理财诸学，又虑非定章强迫，入校者遂自安于不学也，于是复有各省法政学堂颁行校外讲义录之命”。(34)虽然“法政学堂各省渐次设立，然而为额有限，难期普及，欲期家喻户晓又非文告号令所能奏效，自非藉报章之力不足以灌输全国”，(35)故又有《北洋法政学报》、《福建法政学报》等报刊的创办。
法政丛书、法政报刊以及学堂自编的法政讲义，其内容和编辑者大多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有关。法政速成科是20世纪初日本培养中国法政专才最多的教育机构，(36)其毕业生回国后适逢清政府筹备立宪，所学知识乃派上用场。他们或成为宪政筹备与法制改革的中坚，或从事法政学堂与自治研究所的教学、管理工作，如第二班毕业生中就有贺俞等29人分别执教于各省法政学堂。(37)以成绩突出的直隶新政为例，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在其中就发挥了积极作用。袁世凯1904年9月选派直隶官绅50人赴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学习，这些人均于1906年毕业后先后回国。(38)在直隶新政推行过程中，袁世凯积极延揽这批留学官绅。其中一部分人得以进入天津自治局，例如起草天津县自治章程的吴兴让。天津自治局下设自治研究所，其所设科目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科目颇为相似，且教科书亦可能采自《法政粹编》和《法政丛编》。(39)直隶法政学堂实际上为晚清开办的第一所法政学堂，(40)其章程成为各地法政学堂创办初期的指导性文件，而该章程的制订则有法政速成科毕业生的贡献。(41)袁世凯令北洋官报总局将该局原办的学报改为《北洋法政学报》，由吴兴让负责。(42)《北洋法政学报》于1906年9月创刊，以译述日本法政知识为主，尤其是法政速成科各讲师的著述与讲义。仅吴兴让个人译述的著作就有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松浦镇次郎的《市町村制讲义》、笕克彦的《国法学》以及《法学通论》等。主要译者吴兴让、张一鹏、徐家驹、阎凤阁、齐树楷、林鹍翔等，都是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毕业生。
小野塚政治学之所以能成为晚清影响广泛的“政治学”教科书，除了得益于法政速成科学生推广，更因其思想特征符合清政府教育宗旨。有日本学者指出小野塚政治学的思想特征：“小野塚政治学的基本性格，在于在认识与价值上尤其重视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并且依据在‘生存竞争’中按人的行动目的去进行修正的社会进化论的理论框架——‘科学’，其思想侧面表现为民族的、自由的乃至国民的，因而可以总括为一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学。在小野塚政治学中，还存在着将国民即国家性与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一言以蔽之即‘稳健的进步’立场紧密结合起来的国家目的论—其结论归结为‘归于国家竞争力的持续发展’。”(43)小野塚政治学的这种性格特征，透过清末革命、立宪两派的政治论战也可以得到认识。在1906年2月发行的《新民丛报》第74、75号上，刊登了梁启超译注的小野塚《政治学大纲》中“国家原论”的部分内容。(44)汪精卫随后就讥讽梁启超“一月之内忽主国家客体说，忽主国家人格说，是直同时以我挑战我耳。无他，今日读波氏之书而好之，则袭取盈掬，明日读小野塚氏之书而好之，又袭取盈掬，不悟二氏之学派固不同也”。(45)其实在革命派方面，作为论战主力的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皆为法政速成科的学生，且亲炙小野塚，但却很少引用小野塚的观点。(46)这大概就是因为小野塚政治学整体上更适合立宪派的口味，而令革命派敬而远之。
至于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宗旨，其大要见之于《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学堂内讲习政法之课程，乃是中西兼考，择善而从”；“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47)《奏定学堂章程》“实成之”于张之洞，“其宗旨尤其体现了张之洞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以及调和中西新旧的手法”，(48)“清季新教育之设施少有出此范围者”。(49)此后，清政府确定以日本作为仿行宪政的主要对象，并借鉴日本的法政速成科来培训官员。随着新政的推广，私立法政学堂虽得以开禁，办学宗旨则一脉相承，强调法政教育须与国体相适应，取则于日本而沟通德国法政之学。(50)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意识形态的统一与权威，还很重视对教科书的审查与控制。1903年，张之洞面奉懿旨拟定的《约束游学生章程》中就规定：“学生于功课之暇，如有编辑教科书及译录所习科学之讲义，及翻译有裨实用之书，自不在禁例。此外无论何等著作，但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请各学堂从严禁阻”。(51)1905年学部成立后，针对废科举后学堂教育的新情况，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教科书的管理，包括教材的编纂与审定。(52)
从以上清政府的教育宗旨与政策措施来看，它始终强调排斥那些宣传自由民主、倡导革命、具有对抗政府性质的所谓“抵抗学”的政治学。而属于明治政体官学体系的小野塚政治学，因其强调循序渐进的稳健立场，体现了作为“统治学”的政治学特征，正好契合晚清政府以明治政体为榜样仿行宪政的变革意旨，(53)从而被作为检定合格的官方知识加以传播。
四、小野塚政治学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
一般认为19世纪后期为现代政治学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院(Columbia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设立，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国政治学诞生。(54)1904年，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一词的采用，既显示了对科学方法要求的深入理解，又显示了与德国的“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和法国的“政治诸学”(sciences politiques)的观点背离。德国的国家学注重主权概念和体现国家权力意志的法，法国的政治学则被设想为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技能有关的各种学科(有时还包括外语)。(55)政治学由依附于史学、哲学、神学和法学，转向力求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发掘政治现象的事实真相，这样不仅独特的研究范围形成了，学院化趋势也日渐加强。(56)
至于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的标志，则不易确定。(57)作为前提，有必要确立“学科”概念的内涵并厘清其历史语义，(58)而依据史实来揭示中国现代政治学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尤为必要。传统中国对政治并不缺乏高深的认识与见解。钱穆说：“孔子儒家之学以心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一切学问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是则中国学问，最重在政治”。(59)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求致用不求致知，尚政术不重政理。(60)而从现代学术分科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学术中显然不存在独立的政治学科。
近代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戊戌以前主要通过传教士的译著，不过相关政治制度并非传教士以及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等机构译书的重点。甲午战后，知识分子对于此前洋务派仅注重学习西方工艺制造之学的状况甚为不满，主张制度变革才是纾解时艰的根本出路，于是西方的法政制度成为他们瞩目的焦点。但由于传统的修齐治平、经世治事观念仍然强大，及政治学科的独立地位当时在西方也尚未确立，时人的“政台学”分科意识还很模糊。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等晚清书目中，何以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农学、矿政、工艺、史志、学制、法律、商政等等都被列在“西政”之下，却没有“政治学”这一学科之名。
其时在学术与教科层面上引入法国“政治诸学”概念的可能是马建忠。在介绍法国“政治学院”时，他提到参加该校考试的试题涉及公法、条约、商例、政术治化、吏治、赋税和国债等。(61)马建忠留学所在的“政治学院”可能就是布特密于1872年在巴黎创办的私立政治学校(L' 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62)1896年秋，梁启超与马建忠“晨夕相过从”，(63)并为《适可斋记言记行》作序，对马氏言行甚为称道。(64)次年，梁启超先后致书张之洞、林迪臣、刘古愚，说“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65)其时盛宣怀也独推崇“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兼习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乃“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意，以行达成之实”。(66)
但是，随着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的迅猛发展，日文法政书籍遂成为译书的主流，(67)这可能与那段时间留日学生对“民族主义”、“国家”及“自治”等政治问题的关切有关。诸宗元、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序例》(1904)中即说道：“留东学界，颇有译书，然多附载于杂志中，如《译书汇编》、《游学汇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考其性质，皆藉译书别具会心，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68)尽管所译政治学主要属于“抵抗学”类型的政治学，却仍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的重要因素。首先，政治之学的命名及其研究领域的划界与分类出现了新的变化。如“政治学”一词原属于马西尼所称的“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非汉语语词)”，戊戌以后，该词逐渐取代之前有关政治之学的各种汉语译词，成为统一的官定标准译词。(69)其次，政治学开始进入学堂教科体制。黄遵宪1887年撰成的《日本国志》中就提及东京大学校“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70)但是直到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才借鉴东京大学的分科体制，正式规定政法科大学分政治学门、法律学门。(71)这也意味着朝廷希望将具有“统治学”性质的政治学验定合格后上升为官方知识，用以消解“抵抗学”类型的政治学。不过，《奏定大学堂章程》所定的分科大学因种种原因迟至1910年才着手建立，实际施行的是各法政学堂的法政教育。
1904年，清政府仿行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办法，要求各省课吏馆添设吏治速成科。(72)次年4月24日，修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奏请于各省课吏馆内专设仕学速成科，其课程设置参照大学堂章程中的法律学门科目及日本法政速成科科目。(73)同年8月15日，学务大臣孙家鼐奏请由政务处通行各省，查取直隶法政学堂章程，参酌地方情形，以造就已仕人才。(74)1906年，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国人深受刺激，舆论的力量终于促成朝廷饬令各省添设法政学堂。(75)7月7日，学部咨令各省添设法政学堂，(76)各地法政学堂遂纷纷设立。来自日本教科体制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各法政学堂政治、法律学科的设立，还体现在课程体系的编排上，命名为“政治学”的课程自始便是法政学堂的核心课程之一。但是，作为课程的“政治学”仍然类似于教科体制层面上的“政治学门”，其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对此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晚清的译书情况。
在清末所译各类法政书籍中，具有“政治学”或“国家学”概论性质的书，除了小野塚的政治学，主要有：嵇镜译、高田早苗讲述的《国家学原理》(文明书局，光绪二十七年)，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译、伯伦知理著的《国家学纲领》(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杨廷栋翻译的《政治学教科书》(作新社，光绪二十八年，该书似译自伯盖斯的《政治学》)，冯自由译、那特硁著的《政治学》(上中下三编，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戢翼翚、王慕陶的重译本，仅译了上编，分为二卷)，麦鼎华译、威尔逊著的《政治泛论》(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同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章起意的译本)，高田早苗译、刘德熏等重译的巴路捷斯著《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法制经济社，光绪三十三年，同年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莹泽等合译的另一译本)，以及雷奋编的《国家学讲义》(中国图书公司，宣统元年)。另外还有《译书汇编》(后改名为《政法学报》)上刊载的《政治学提纲》，日人鸟谷部铣太郎著。(77)
以上译书大致来自两个系统，一是早稻田大学系统。杨廷栋、雷奋与嵇镜同为早稻田大学政科毕业。嵇镜所译《国家学原理》和雷奋所编《国家学讲义》，基本上都转译自高田早苗讲述的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可见，他们极有可能都受学于高田早苗。《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和《政治泛论》也都是由高田早苗的日译本转译而来。另一是东京帝国大学系统。那特硁、小野塚先后在该校讲授“政治学”，唯东京帝大系统对晚清法政学堂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从译书的出版时间来看，属于早稻田系统的基本上出版于1901-1903年，而1905年之后出版的《政治学》则基本上为小野塚政治学的种种译本。(78)这种情况可能与伯伦知理的学说落伍有关。(79)而属于东京帝大政治学系统的德国人那特硁与中国学生似无直接渊源，他在小野塚之前讲授政治学，且其学说也有过时之嫌。(80)至此大致可以说，在清末法政学堂兴起之时，即使不敢断定小野塚的政治学讲义是最重要的，但起码也是被广泛使用的“政治学”教科书。
晚清和民国译自东西洋的政法书籍虽然甚多，但对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恐为数不多，而小野塚的政治学讲义可算这少数书籍中之一。政治学是一个很难确定其边界的概念，如果说凡是与政治现象相关的知识都属于政治学，那么其范围自然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涵盖法律、经济等很多方面的内容，但同时也就模糊了政治学作为专门学科的独立性。而近代以来，受分科治学思潮的影响，人们总是努力去界定各学科的专属领域。这种界定实际上是一种辩论、协商与制度规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步地趋向于某些共识。教科制度，包括课程设置和教科书往往就集中地反映或承载了这种共识。在域外政治学大规模进入中国教科体制之初，小野塚政治学成为受众广泛的“政治学”教科书，因此可以依托学科组织的控制与传播功能，为清末学人想象中的政治学图景划定学术范畴、提供理论框架与概念工具，进而树立起一种政治学典范(paradigm)。受其影响，逐渐形成相应的学术风格和陈述模式。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主流政治学教科书中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国家学风格，应该说这是包括小野塚政治学在内的德意志国家学影响的结果。
不仅如此，小野塚政治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亦有影响。最早在东京大学讲授政治学的费诺罗萨，其讲义使用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社会静力学》等著作。由于斯宾塞主张社会进化论和自由放任主义，致力于强化国家基础的明治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乃于1881年6月取消费诺罗萨的教学任务。此时，日本大学开始出现向德语及德国学问倾斜的现象，可以称为绝对主义官僚养成课程的官房学流派的国家学开始盛行。(81)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下，属于德国学问系统的那特硁和小野塚的政治学，担当了强化明治政体与巩固国家基础的任务。(82)而清廷以明治宪政作为仿行宪政的模式，由此而展开的新政运动实际上便包含了德国学术与思想在中国的社会化进程，这对于清末宪政帝国的建构，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化恐怕不无深远之影响。(83)
*文稿曾提交“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以西学选本为中心的讨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2007年10月)、“承传与创新：新世代的历史学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12月)、“日中历史研究者论坛——历史研究与历史认识”(庆应义塾大学，2008年12月)。承蒙与会学者张仲民、李朝津、邱澎生、酒井哲哉等先生指教。在论文写作与修改过程中，森川裕贯、李欣荣、张传宇、孙传玲等友人或提供重要资料，或帮助理解日文资料，两位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注释：
①关于小野塚喜平次的生平与业绩，参见南原繁、蠟山政道、矢部貞治：《小野塚喜平次——人と業績》，東京：岩波書店，1963年；田口富久治：《日本政治学史の源流——小野塚喜平次の政治学》，東京：未来社，1985年。其著书论文目录见吉野作造編：《政治学研究》(小野塚教授在職廿五年記念)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27年，第497—498頁。有关小野塚政治学的理论渊源，参见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論争をめぐつて》，東京：勁草書房，2001年，第12—36頁。
②南原繁、蠟山政道、矢部貞治：《小野塚喜平次——人と業績》，“前言”，第1頁。
③蜡山政道在《日本近代政治学的发展》一书的第2章“近代政治学的形成”中，辨别了日本近代政治学的两系谱，即“国家学派”(伯伦知理、施泰因、格奈斯特、小野塚喜平次、吉野作造)和“实证学派”(长谷川万次郎、杉森孝次郎、大山郁夫)。详见田口富久治：《日本政治学史の源流——小野塚喜平次の政治学》，第7—8頁。
④日本官学系政治学以东京大学为中心展开。在小野塚担任政治学专任教授之前，先后在东京大学讲授政治学的主要有美国人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德国人那特硁(Karl Rathgen)和日本人木叶真长。私学系政治学以早稻田大学为代表，包括庆应义塾大学等。参见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論争をめぐつて》，第38頁；內田满：《日本政治学の一源流》，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0年，第29—30頁。
⑤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論争をめぐつて》，第38頁。南原繁等的评价见《小野塚喜平次——人と業績》，第75頁。
⑥田口富久治在《日本政治学史の源流——小野塚喜平次の政治学》一书中对《政治学之系统》与《政治学大纲》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二者之关系。见该书第37—47页。
⑦蜡山政道：《日本近代政治学的发展》，第87—88页，转引自内田满：《面向美国政治学的志向性——早稻田政治学的形成过程》，唐亦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71页。
⑧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論争をめぐつて》，第46—47頁。
⑨内田满：《面向美国政治学的志向性——早稻田政治学的形成过程》，第171—172页。
⑩小野塚在《政治学大纲》“自序”中说：“于东京帝国大学开设政治学讲座，自勉于斯学之研究，而愈发感到其艰难。我曾打算著书将斯学彰显于世，自知此非我所堪，但由于斯学之书于本国特缺，且在朋友劝说我著述大纲之下，于是我于大学讲义之备忘录中抄录其概要付印。”
(11)南原繁、蠟山政道、矢部貞治：《小野塚喜平次——人と業績》，第114—124頁。
(12)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論争をめぐつて》，第46—47頁。
(13)中译本名《各国近时政况》，林觉民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1913年再版。
(14)参见《游学译编》，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影印，1968年，第961、1071、1217页。但第10册广告中将该书作者写作“大塚喜太郎”，第11册又作“小塚喜平次”。
(15)不过，郑篪的译本似可反映小野塚在明治晚期的讲义就已经在对《政治学大纲》进行调整了。校者《序言》(作于光绪三十三年)称：“小野塚博士所著《政治学大纲》久已风行于时，第详于国家机关而未及于国民行为，且于此学之应用亦引而不发，未厌学者之望，是犹为其五年前之旧著也。侯官郑君篪归自东瀛，出示其所述讲义二篇，则为博士最近之绪论，研究益精，所以为此学观察判断之标准者益详且备。东方此学之成立殆将基于此乎。”
(16)该班学生名单见《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同学录》，江苏省立官纸印刷厂1917年印，第2页；法政大学史資料委員会編：《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東京：法政大学，1988年，第145—147頁。
(17)安岡昭男：《解題 清国留日学生と法政速成科》，《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第245—262頁。
(18)《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
(19)参见《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第91、114—116、92、5—9頁。
(20)《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陈学恂、田正平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366页。
(21)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第20页。
(22)第1号于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五日发行，每月发行二回，第14号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行，何时停刊不详。
(23)《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第107、109、112、117頁。
(24)南原繁、蠟山政道、矢部貞治：《小野塚喜平次——人と業績》，第130—133頁。
(25)《小野塚博士演说》，《大公报》第2087号，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九日，第2张第3版。
(26)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7)《江苏法政学堂讲义·政治学》，“序”。
(28)吴兴让：《法政学报序》，《北洋法政学报》第1册，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上旬。
(29)《江苏法政学堂讲义·政治学》，“序”。
(30)小野塚说：关于人类社会中的国家现象的研究，谓之国家诸学，或谓政治诸学，日本向来多在广泛意义上将国家学和政治学加以通用，这是由于政治社会的特征主要在于国家的存在。于是将关联于国家的现象，泛称为政治的现象，以致政治学与国家学两语互相通用。关于国家的研究，有纯理与应用二者之别。纯理研究，有主记述者，如政治史、政治地理、政治统计等；有从法规与事实方面观察国家者，前者如国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后者即国家原论。应用研究，有泛论与各论之分，前者为政策原论，后者如行政学、经济学之政策论。(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綱》上卷，東京：博文館，大正三年第七版，第13—20頁)
(31)“政法述义”包括《法学通论》、《政治学》等全部28册。笔者未能找到其中的《政治学》，但据所见之《法学通论》和《纯正经济学》两书，推测该丛书是由法政速成科第四班以湘籍学生为主编辑的。《法学通论》的编辑者胡挹琪和《纯正经济学》的编辑者罗超都是湖南人，而且都是法政速成科第四班学生，而该班的政治学讲师正是小野塚。
(32)《法政丛编订正再版禀告》即提到，“比年以来吾国政界稍有动机，朝野上下渐知欲强国家首在改良法律变革政体。自考察政治五大臣归朝，政治界上遂起一大变动，此最近之盛况而为中外称庆者也。惟是改良法律、变革政体，非多读东西法政之书，取长舍短，不能行其改革之实。”(参见杜光佑编：《政治学》，书末附页)
(33)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605页。关于清末法政学堂使用的教科书问题，迄无专文论述，即以研究法政学堂具有代表性的《清末民初之法政学堂，1905-1919》(叶龙彦著，博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74年)一文来看，对此问题也无着墨。
(34)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重印本，第(总)5817页；《广东法政学堂讲义》，“序言”(夏同龢)，宣统二年发刊。
(35)吴兴让：《法政学报序》，《北洋法政学报》第1册。
(36)浦依莲(Lilian Pudles)：《二十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的法政教育》，许苗杰译，《法国汉学》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67页。
(37)关于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回国后的职业状况，详见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下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附表：1—5，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法政大学史資料集》第11集，“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卒業生経暦”，第166—186頁。
(38)《游学日本法政速成科毕业各官不论班次尽先请补片》(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69页。
(39)参见黄东兰：《清末直隶地方自治与日本》，《清史译丛》第7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6—149页。该文中提到湖北省留学生编译的《法政汇编》似应为《法政丛编》，因为湖北法政编辑社在《法政丛编订正再版禀告》中提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电谕订购《法政丛编》再版一千部。
(40)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41)《留学日本法政生阎凤阁等请设官绅法政学堂拟定办法五条禀》，《北洋公牍类纂》卷3“吏治一”，光绪丁未年九月初版，北京益森公司校印，第25页。
(42)《北洋法政学报》第1册，“督宪札文”。
(43)田口富久治：《日本政治学史の源流——小野塚喜平次の政治学》，第140頁。
(44)1905年秋冬间，梁启超代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草拟考察宪政报告，随后于1906年初开始发表《开明专制论》，涉及国体、政体变革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与革命派激烈论战。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参考了包括小野塚《政治学大纲》在内的不少法政书刊。他称小野塚为“日本第一流之政治学者”，《政治学大纲》是“根据现世最新最确之学说，而以极严整之论法演述之，实可称斯学第一良著”。
(45)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号，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日。
(46)整个《民报》上只有4处提到小野塚，其中3处出现在汪精卫的文章中，1处出现在胡汉民的文章中，所引用的小野塚的话，并不反映小野塚的主要观点。参看小野川秀美編：《民報索引》上、下册，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1972年。
(47)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16—18页。
(48)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49)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第8页。
(50)《学部议覆浙抚奏变通部章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指出：“各国法政之学，派别不同，各有统系，必折衷于一是，始可以杜歧趋而崇政体。故学术之所宗，必求与政治相应，我国各项法规多取则于日本，而日本实导源于德国，德国法学之统系与英法诸国统系绝不相容。日本先采法国派，后乃悉弃之，而改用德国派。盖君主立宪政体之国，一切法制必择其与国体相宜者，然后施行，无扞格之弊，此则讲法政学者所必应共喻者也。”参见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東京：日本学術振興会，1972年，第656頁。
(51)张之洞：《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并清单》(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卷61《奏议》61，北平文华斋，1928年，第4—5页。
(52)参见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第376—385页。
(53)清廷于1905年和1907年两次派员出洋考察政治，乃确立以日本明治宪政作为“预备立宪”的模式。参看罗华庆：《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的模仿》，《江汉论坛》1992年第1期。
(54)Albert Somit & Joseph Tanenhaus,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Boston:Allyn and Bacon,1967,p.21.钱端升说：“政治学自成一科，自美国始，欧洲各国仿之不过最近数十年之事也。”参见钱端升：《政治学》，《清华周刊》第366期，1926年1月1日。关于政治学在美国成为独立学科的形成过程，参看Anna Haddow,Political Science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1636-1900,New York:Appleton-Century,1939.
(55)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36页。
(56)华力进：《政治学》，台北：经世书局，1989年增订3版，第7页。
(57)论文集《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编者也认为，“判明中国现代学科形成的标志，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很难有可以作为衡量依据的标准”。(参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等编：《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编者的话”，第6页)
(58)现在普遍将“学科”作为“discipline”的对译词。但在清末，“学科”的意思通常是以“科学”一词来表达，而“科学”又是日本人从中国经典中借来用以翻译“science”的二手汉语。因此，还需要将晚清的“科学”概念纳入中国现代学科形成史中来研究。关于“学科”(discipline)概念，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学科实际上同时涵盖三方面内容：首先是学术范畴，即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有着明确的研究领域，且这个领域具有某种有争议的或模糊的界限，以及某种公认的合理的研究方法；其次，学科也是组织结构，即学科建制；最后，学科是文化，属于同一学术团体的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相似的阅读和研究方向，他们往往读相同的“经典”著作，倾向于特定的学术风格和陈述模式。(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5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5—215页。
(60)萧公权说，“西洋学术，重在致知；中国学术，本于致用”；“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24页。严复在《政治讲义》中也说，中国“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但认为“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8页)
(61)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张岂之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32页。
(62)玛丽昂娜·巴斯蒂：《清末赴欧的留学生们——福州船政局引进近代技术的前前后后》，张富强、赵军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94页。
(6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57页。
(64)《适可斋记言记行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31—132页。
(65)《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104—106页；《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2—4页；《复刘古愚山长书》，《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11—14页。
(66)盛宣怀：《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36—40页。
(67)参见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代序)》，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68)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98页。
(69)参见孙青：《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中国现代“政治学”形成的前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5年，第60页。
(70)黄遵宪：《日本国志》，王宝平主编：《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0页。
(71)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76—777页。1877年，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为东京大学，文学部第一科(史学、哲学、政治学)创立；1879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创立；1885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政治学及理财学科移管于法学部，法政学部创立；1886年，帝国大学改组，确立法科大学下设法律学科、政治学科的体制。参见黑田茂次郎、土馆长言：《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第四章第一节。
(72)《拟定各省政治速成科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6期，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教育”。
(73)《修订法律大臣伍沈会奏请于各省课吏馆内专设仕学速成科片》，《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教育”。
(74)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总)5383—5384页。
(75)叶龙彦：《清末民初之法政学堂，1905-1919》，第55—56页。
(76)《通行御史乔树枏奏请各省添设法政学堂文》，《学部官报》第2期，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一日，“文牍”。
(77)笔者检阅的目录书包括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国近代译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熊月之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等数种，以及晚清留学生编辑发行的多种报刊文献。
(78)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的第五、六两章主要论述了留日学生早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对中国出版界的贡献，而对于1905年之后编译出版政法书籍的高潮则甚少着墨，更没有提到小野塚政治学的译本及其影响。
(79)程起鹏早在其编译的小野塚政治学讲义的《序言》中提到：“日本小野塚博士所著政治学一书即本德国大学教授耶里捏克之说乃纯理与应用兼赅者也。”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被视为19世纪末德国一般国家学的综合者，其学说比伯伦知理的更适合时代潮流。参见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1800-1914)》，雷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11—618页。当时在日本，伯伦知理的学说已被视为落伍，小野塚即在其《政治学大纲》中对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进行批判，这自然会影响到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和小野塚的政治学在中国的评价与地位。
(80)蜡山政道评价那特硁的政治学：“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伯伦知理和施泰因的国家有机体说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先将政治作为国家机能来观察”；“对那特硁而言，政治学是作为一门研究国家的科学展开的，但他也把握住了近代国家中作为政治核心的政府和个人的关系，于是作为法治国家政治学的雏形出现了……大概在近代国家即将形成、立宪政治即将成立之时，一切政治现象都是以国家为中心展开与聚集。此时，把政治学当成国家学来思考也是理所当然的。”大塚桂则认为，那特硁是日本国家学即政治学的先驱，基本上将德意志的一般国家理论原封不动地在讲义中展开(特别是可以说他承袭了伯伦知理的观点)。参见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論争をめぐつて》，第31—37頁。
(81)“官房学”是德语“Kameralwissenschaft”的日语译词。16—18世纪在德国、奥地利发展起来的旨在维持国家机构财政和提高统治效率的学问，是财政学及政策学的起源。
(82)关于日本明治时代学习西方法政学由前期选择英法，到后期转向德奥的过程与背景，详见大塚桂：《近代日本の政治学者群像——政治概念論争をめぐつて》，第9—22頁。
(83)巴斯蒂教授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揭示了梁启超思想与德国政治学的关系，并暗示德国政治学经由梁启超等清末知识分子的传播，而对中国现代思想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影响。事实上，伯伦知理和梁启超只是产生这种影响的思想来源之一，而并非主要的传播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