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和谐社会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1—0104—06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当前我们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如何充分吸取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为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是值得认真思考、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初步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2)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3)礼乐文明、和谐社会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 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奠定于周代，其主要标志就是六经的出现与标准化。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和加工者，也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夏商周三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书》记述了尧舜以来夏商周历代的典谟诰章政事，《易》则卦爻辞中汇辑了许多商代的史料，当然也包括西周初年的史料。所谓的夏易《连山》，殷易《归藏》，周代之易即为《周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了《易》在夏商周三代的渊源与先后继承关系。《诗》为周代诗歌总集，但部分商颂应与商代有某种联系，至少与商代的音乐、祭祀有某种联系。雅的部分诗与颂诗为宗庙祭祀乐歌。《乐》经虽已亡佚，但可推测应与祭祀等礼制密切相关。《礼》则记述吉凶军宾嘉等各类典章制度。《春秋》亦为明王道之书。总之，六经都可以说是经天地、理人伦、明王道之书，也可以说是帝王们如何治理天下、治理百姓之书。六经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精华及其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任何一家在历史上的影响都不能与儒家相提并论，任何一家的经典也不能如儒家的六经那样对历史产生了那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虽然对两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及其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和道家一样，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与中心。只能说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三家为主要代表，但其根本与中心只能是儒家，六经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及其对一般中国人的思想伦理道德甚至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李学勤先生曾对儒家的六经及经学作过高度评价，2001年8月15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栏目发表了《李学勤谈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一文，李先生认为：“乾嘉学术的核心是在经学。实际上，整个中国学术的核心都是经学……谈中国学术的核心在经学，是就其学术地位和影响而言。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术的核心不是佛学，应该是儒学。儒学的中心就是经学。”
司马迁论六经要旨曾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由司马迁的论述可知，六经包括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历史、伦理、制度、管理、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等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内容。
六经有一个共同点，都与礼(包含乐)密切相关。梁朝皇侃曾说过：“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诗》、《书》、《易》、《春秋》皆含礼，并以礼为其价值观及其是非评价的标准。湘籍经学家王壬秋《论习礼》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皮锡瑞先生《经学通论》有一条目：“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此条目开头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皮氏《礼记·经解》云：“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
陈戍国《论经学与相关问题》一文认为：“自东周到清朝，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只能是经学，只能是解说、研究《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的经学(汉以后附加《论语》、《孝经》与小学，宋以后加上《孟子》)。没有别的什么学术盛行时间如此之长，包罗内容如此之广。”该文又认为：“《礼》之外任何一经与他经的关系，都不如《礼》与他经关系之切要”，并说：“学术之贵，在乎经世致用……礼的经世致用最为现实、最为直接。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礼制建设与礼制教育”，“由于诸经之撰作都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或缺的礼仪礼典的实行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当时社会‘政之本’的礼制，所以说‘总以礼为本’”[1]。
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一书中说：“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并说：“所谓周礼，其特征确是将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宗法制的习惯法规(仪制)。以血缘父家长制为基础(亲亲)的等级制度是这套法规的骨脊，分封、世袭、井田、宗法等政治经济体制则是它的延伸扩展。”[2] (P13-14)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一书中认为：
远古图腾歌舞、巫术礼仪的进一步完备和分化就是所谓“礼”、“乐”。它们的系统化的完成大概在殷周鼎革之际。“周公制礼作乐”的传统说法是有根据的。周公旦总结地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固定制度。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强调殷周之际变革的重要性，其中主要便是周公确立嫡长制、分封制、祭祀制即系统地建立起礼制，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 (P24-25)
“礼’既然是在行为活动中的一整套的秩序规范，也就存在着仪容、动作、程式等感性方面……所谓“习礼”，其中就包括对各种动作、行为、表情、言语、服饰、色彩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建立和要求。[3] (P27)
由此可见，礼乐文明的基本传统由殷末周初时期的周公所奠定，礼乐文明传统是中国自周代以来直至清代近三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二 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以“诗礼传家”为荣。虽然具体的礼仪礼典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仍然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仍然具有适用意义。
(一)礼主敬，礼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人
礼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精神就是尊重人，在一系列的礼仪礼典等规范中体现对人性与人格的充分尊重。
首先是对宗族祖先的尊敬。殷商周代的各种礼典皆以祭礼为重，而在祭礼中，尤以祭祀祖先为重。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所说的“礼是颇为繁多的，其起源和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即很有见地。《诗·大雅·文王》就是宗庙祭祀乐歌，追述周文王德业以告诫后人。杨树达先生《诗·大雅·文王篇释》认为：“疑《文王》之诗盖咏歌宗祀文王之事也”，《汉书·翼奉传》认为周公作《文王》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祭祀尊敬祖先，缅怀先人的光辉业绩，激励后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我们今天祭祀中华民族的先祖虞舜，即具此意。
其次是对行礼对象即对他人的尊重。《礼记·曲礼上》开篇说：“《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可见，礼主于敬。北宋范祖禹效法孔子论《诗三百》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礼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尊重他人。《曲礼上》又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摄。”
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民族社会，只有真正尊重他人的人，才会得到他人的真正尊重。孟子所说的“敬人者人恒敬之”，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仍然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
(二)礼与仁爱互为体用，有仁爱之心的人才是真正明礼之人
关于礼和仁(即仁爱、善)的关系，《易纬·乾凿度》有相应阐述。《乾凿度》认为，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信。中央土为智，智统仁义礼智四德，仁义礼智信为人道之五常，“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
易学史上，有部分易学者同意《乾凿度》的观点，认为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信，中央土为智。
李鼎祚、朱熹等人观点与此略有出入。李鼎祚认为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智，中央土为信。有一部分易学者同意李氏说法，朱熹亦持此种观点。
元统包亨利贞，四德合之可统称元，分而名之则为元亨利贞，因此《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元”为万物资始资生之根本。元为仁，那么仁亦为礼义智之根本。《朱子语类》云：“元亨利贞皆善也，而元为四者之长。”
由此可见，“礼”应该由“仁”而来，李光地云：“仁者德之大而礼则显诸仁。”仁要由礼体现出来，礼是仁的具体的展现。在人道五常中，仁是根本。《论语》中孔圣谈得最多的两个字即仁与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人而没有仁爱之心，没有善心，没有高尚、深刻的情感心理作基础，丢掉了礼与乐的内在本质，只是追求礼与乐的外在的、表面的形式，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明礼之人，因此可以说礼包含了仁。《论语》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从某种意义上说礼就是仁。也可以说有仁爱之心的人才真正知礼明礼。
《文言传》思想与《论语》思想基本一致，都认为仁是礼之根本，是人道之核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而礼则是人道之所以成就的必由之路、是一整套系统的价值规范及其善恶标准。是人道修养的必须条件与必经途径。
可见，礼包含仁，仁必由礼，仁与礼互相涵摄，互为体用。礼和仁都是人道实现、君子成就、德业隆盛、家国治理、天下太平得以达成的两个重要的中介环节。
有仁爱之真心、真情为基础所体现出来的礼才会具有感染力、才能够感染人。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一般说来，有爱、敬的付出，就会有爱、敬的回报。人人如此，便会形成道德的良性循环。大家都讲礼貌，我们的社会就会和谐起来。
(三)明礼是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是绅士淑女讲文明有教养的体现
《春秋》与《左传》可以当成重要的礼书来读，为《春秋左传》作疏的唐代学者孔颖达等引文说：“《春秋》者，礼也。”近代学者王壬秋《代丰春秋例表序》亦说：“春秋者，礼也。”陈戍国在《四书五经校注本》中亦说过，“孔子修定《春秋》，虽然没有写出‘礼’字，而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宣扬礼制精神”，“先秦周礼的原则精神、五礼大典及其演变，《左传》都有反映，《左传》本身就是一部重要的礼书”。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引郑康成《六艺论》亦说：“左氏善于礼”。
我们认为《左传》中不仅自始至终贯彻着礼制原则与礼制精神，而且还记述了许多人守礼不守礼的案例，这许多案例颇有研究价值、颇具启示意义。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把明礼守礼看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
譬如《左传》“成公十有三年”说：
春，晋侯使郤锜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脤，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4]
《左传》这段话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郤锜乞师不敬，不守礼，或者说守礼不够，孟献子由此判断郤氏将会灭亡。第二个故事是讲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守礼不够，刘康公预言成子将会回不来。由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不守礼或者说守礼不够，将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相类似的故事，《左传》里记述了不少。
《诗经》305篇里面的第一首风诗是《关雎》，诗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4]
这是一首情深意切、十分感人的恋歌。一般说来，它也是一首贵族青年男女的恋歌。是当时社会的流行歌曲。男主角是君子，女主角是淑女。当然，用现代的话来说，也可以说男主角是绅士。这位绅士看上了那位在河中沙洲上采摘荇菜的窈窕淑女，那位淑女不但外貌漂亮，内心也十分美好。这位绅士不分白天与黑夜，疯狂地追求那位淑女。但是遗憾的是，淑女的心并没有被他打动。绅士得不到爱情，白天整日里苦苦思念，思绪纷纷，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在痛苦的思念与煎熬中，这位青年绅士似有所悟。当他看到淑女又在沙洲上十分轻盈地左右采摘荇菜时，远望着她的倩影，绅士便改变了策略。这时，他也来到河边，怀抱着琴，手拿着瑟，一会儿弹起琴来，一会儿鼓起瑟来，在那悠扬的琴声与瑟声中，倾诉着对美丽姑娘日日夜夜的无边无尽的深情的思念。琴声与瑟声的旋律是那么优美、那样动人，慢慢地姑娘被吸引住了。姑娘明白眼前这位绅士确实是位很有教养很有艺术才华的青年，便也羞答答地应允绅士，与他做个朋友，可以相互交往。
日子一天天过去，姑娘天天在河边沙洲上采着荇菜。绅士便也天天来到河边陪伴姑娘，有时弹弹琴鼓鼓瑟，有时则敲敲钟击击鼓。姑娘有浪漫的绅士和美妙的音乐相伴，显得十分开心快乐。
由诗的结尾可以看出，姑娘有很幸福的感觉，最后的恋爱结果如何，诗中没有明说，颇耐人寻味。但据理推测，应该是绅士赢得了淑女的爱情。
《左传》记述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而振万(其中有钟有鼓)的故事，从侧面说明当时男子以音乐作为手段来追求女子是一种正常的求爱方法。
我们知道，琴瑟与钟鼓，在《诗经》时代，是乐器，也是礼器。这位绅士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手段向淑女求爱，应符合当时的礼制。礼与乐，在一般情况下，是紧密相连的。绅士既然知乐，照理说来，也应该懂礼。淑女也一样，既然喜欢音乐，当然也应该明礼。诗中的绅士与淑女都是有品味有教养、懂得礼乐文明的贵族青年男女。
《关雎》这首恋歌应该体现了当时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念，推崇了一种主流求爱方式，这种恋爱，“发乎情，止乎礼义”，符合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否则，孔子也不会将它编在305篇中的第一篇，此诗很有可能体现了人道之始的主流价值观。就像《周易》下经34卦中的第一卦《咸》卦，也是同样体现了少男少女相恋要合符礼仪的主流价值观。上经《乾》《坤》为天地之始，而下经《咸》《恒》则为人道之始。《关雎》一诗虽无“后妃之德”的影子，但可能暗含有风天下而正男女之义的意图。
就礼与乐的关系而言，用乐必然要合礼，如果不合礼的话，将遭到人们的指摘。而用礼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用乐，但在个别情况下则不可以用乐。譬如当时的婚礼则不用乐。有人解释“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指婚礼用乐，把诗的后两章想像成婚礼的热闹场面，这是错误的，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须知直到晋代以前，婚礼一直不用乐，唐代上层社会婚礼才开始有用乐的现象。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男女之间的交往为典型。从一个人的恋爱观念和言行中，可以见出一个人的修养与品德。讲文明讲礼貌，有音乐等艺术修养，是一个人有教养的体现。在现代社会里，所有的人，包括青年男女在内，都应该讲文明讲礼貌，都应该具有礼乐文明的修养。一个社会里，绅士淑女多了，讲文明讲礼貌有教养的人多了，社会就会和谐、就会稳定。中产阶级是最有可能成为绅士淑女的大众阶层。有知识有品味受过较多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他们有能力推动礼乐文明的发展。
(四)礼乐文明与人的社会化、艺术化生活
《诗·小雅·鹿鸣》是一首聚会宴饮之诗。诗云：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礼是个体社会化的产物，没有人群、没有组织、没有社会，也就无所谓礼。音乐是艺术，也应该不会有异议。过一种礼乐文明的生活，实际上就是过一种社会化、艺术化的生活。
《诗经》对于此类生活的描述很多。《鹿鸣》一诗即是如此。宴饮招待客人，宾主在欢乐融洽的气氛中，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尽情享受着美酒，生活是多么美好。
三 礼乐文明、和谐社会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是现代中国礼乐文明顺利发展的基础与可靠保证，反过来，中国现代礼乐文明的顺利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管子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只有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生活富裕了，政治文明进步了，中华文化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的礼乐文明建设才会得到不断的推进，礼乐文明之风才会吹遍整个神州大地。
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能够做到人人有爱心，人人讲文明，人人讲礼貌，互相尊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么我们的社会自然就会和谐了。礼乐文明体现在我们个人生活、集体生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礼仪与个人修养及自我形象的塑造
礼仪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在现代社会，明礼守礼以成为个人或组织树立自我形象，赢得他人或社会尊重的前提，也是事业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要想给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就必须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穿着服饰、言谈举止等自我形象的展现。如果一个人仪容仪表修饰得体，穿着服饰符合身份场合，言谈举止高雅文明，为人彬彬有礼，那么我们可以赞赏这个人，说这个人有气质、有风度。遵守日常礼仪规则，讲文明，讲礼貌，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如果一个人在公共场所随便吸烟，乱弹烟灰，乱扔烟蒂，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可以肯定这个人不讲文明礼貌，素质低下。在他人或公众面前抠鼻孔、挖耳朵、剔牙齿、修指甲或者随意搔痒、抖腿等等，都是不雅观、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
(二)礼仪与国际交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我们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会越来越多，出国出境访问、访学、商务、旅游、参观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要懂得所在国或所在地的风俗民情、礼仪规则，遵守他们的礼仪习惯，尊重国际交往的原则，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愉快地度过国外生活的时光。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弄得很尴尬，或者贻笑大方。遵守国际礼仪规则，遵守国际交往原则，不仅关系到个人形象问题，也关系到中国人的形象问题和国家形象问题。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5]
(三)传统礼乐文明是构建现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基础
中国现代礼乐文明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古代礼乐文明的丰富传统。2001年中共中央公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明确把“明礼诚信”作为20个字基本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指出：“开展必要的礼仪、礼节、礼貌活动，对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有着重要的作用”。“明礼”之“礼”当然指现代的礼仪、礼节与礼貌活动，重要的礼仪如吉礼中的国庆观礼、外交礼仪、祭祀祖先与革命先烈礼仪等，嘉礼如婚礼、饮酒礼、喜庆礼仪等，宾礼如会务礼仪、商务礼仪、个人交际礼仪等，他如军礼、凶礼(包括丧礼、灾祸发生后所行之礼)。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的礼乐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譬如说我们制定了国旗、国徽、国歌，制定了一系列的外交礼仪，制定了军礼，统一了军衔、军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应该说我们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且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现代的礼仪制度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完备的，或者说是不完善的。譬如与所有中国人息息相关的婚礼，本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现在许多人所举行的婚礼却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婚礼，也不是纯粹的西式婚礼，往往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制定颁布规范的现代的中国式婚礼的礼仪礼典，老百姓又何所适从呢？
又譬如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有民族服饰，但汉族至今还没有民族服饰，整个中国也没有能代表中华民族特征的民族服装服饰。每当有重大的国家节日和民族节日时或在十分重要的国际场合中，我们中国人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穿戴，而只能穿上西方人的西装，这对中国人来说，对弘扬中国文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又譬如现代中国的学位制度，亦从西方移植而来，我们的大学，也包括中小学在内，至今没有正式统一的开学、毕业典礼，博士、硕士、学士学位获得者，没有自己的学位礼服可穿，只能穿西式的。2006年在网上看到，有人设计了好几种中国式的学位礼服，以汉代的服饰样式为基础，挺好看的，看来有一批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中国古代当然有系统的学礼制度，如释菜、释奠等祭祀制度，学子亦有自己的服饰制度，如何将中国古代的学礼制度、西方的学礼制度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现代中国文化的学礼制度，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有意义的问题。
除此而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各方面的礼制问题。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来说，建立起自己现代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礼乐文明制度，既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历史的需要，因为中国数千年的礼乐文明不能断裂，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的需要。中国应当对世界文明、世界文化有自己的贡献，而不能只是别的文明的一个复制品而已。我们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影响过许多其他国家，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明，把她说得一无是处，就像个别的学者说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那样。中国传统文化肯定有糟粕，但更有精华。
当然，中国礼乐文明制度的建设，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也许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断努力才会基本完成。
(四)现代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其中华文化的复兴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文指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该文第五部分“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这个决定十分重要，我们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而建设和谐文化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谐文化离不开礼乐文明制度，中国的礼乐文明建设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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