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的现状及改进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及论文,思路论文,农村论文,精神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农村”其核心是不断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农民的素质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败，没有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民的精神食粮还远未满足，发展农村精神文化消费是提高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一个根本途径。
一、精神文化消费的含义、特点和内容
所谓精神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采用不同方式消耗文化消费品和文化服务的过程，它是相对物质消费而言的。它包括个人文化消费和社会公共文化消费。
从结构层次上看，精神文化消费可以分为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和发展性、智力性的文化消费。娱乐性、消遣性的消费是较低层次的消费，而发展性、智力性的消费是更高层次消费。
精神文化消费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精神文化消费是一种培养人、塑造人、陶冶人们情操，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们全面发展的消费活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就是人的智力、知识的生产，是人的情操的陶冶，人的素质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第二，精神文化消费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幸福观、人生观、伦理道德观，反映精神文明和价值取向。不同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伦理观念的人，会选择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另外，精神文化消费有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精神文化消费的增加，可以产生更多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产出。不同于物质消费有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精神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例，随着用于消费的收入增加而增加。
总体来讲，精神文化消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教育消费。如接受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在职学习和培训等消费。
(2)科技文化消费。如阅读报刊书籍，学习、研究、运用科技等方面的消费。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面的消费。
(3)娱乐消费。如欣赏音乐、观看戏剧、影视舞蹈，游览观光及棋牌娱乐等各种消遣活动方面的消费。
(4)体育消费。如从事体育活动、体育训练、体育竞赛等方面的消费。 二、我国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的现状
（一）现阶段农民收入水平较低
人们的收入水平是制约精神文化消费的决定因素。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是收入的正相关函数。凯恩斯认为在其它因素假定不变的情况下，收入水平的变化对消费有决定性的影响。消费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减少而减少，说明了消费支出的大小与收入水平的联系。据统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绝对水平较低，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1990年为686.3元，1995年增加为1577.7元，2000年为2253.4元，2003年2622元，2005年也只有3255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2003年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2002年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农民收入问题直接影响精神文化消费。
农民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不旺，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求首先是表现为对满足生存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在满足了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然后逐层递进，形成对满足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各种商品的需求。在人们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除了满足生存需要以外，就不可能再形成对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大量需求。所以说，在现阶段农民收入比较低的条件下，我国农民文化消费需求的冲动并不强烈。广大农村可支配收入偏低是制约农村文化消费的最主要因素。
（二）农村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偏低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改善，农民的精神文化消费有所提高。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农民的消费理念长期以来比较落后，长期以来重物质性消费、轻精神文化性消费；重娱乐性、消遣性消费，轻发展性、智力性消费。近些年，农民物质形态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高层次的需求如文化消费、学习知识、钻研农技、精神愉悦等，仍处于非常落后状态。农村人均精神文化消费支出比例偏低。
我国近年来虽然精神文化消费支出有所增加，2005年，经济位居全国前列的浙江，城乡居民的精神文化消费支出也只有14.05%，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仍然是较低的。近几年，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用于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很高，有的已达30%以上。在亚洲国家，1993年，精神文化娱乐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日本为14.35%，新加坡为15.29%，韩国1991年13.65%，1995年为16.06%，1997年为16.62%。
（三）农村消费者主体文化素质普遍低
随着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层次提高，其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也不断地得以提高，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并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高层次的发展性、智力性的消费要求消费者主体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社会经验和理解能力，它主要是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和智力的开发。而现阶段，我国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决定因素。据统计，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7.3%，初中文化程度占50.2%，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4.2亿人。一项先进农业技术在发达国家全面推广平均只需2年左右，而在我国需要6年左右。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而美国是80%至85%，英、法、德是50%至60%。我国农业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为45%左右，与发达国家比低20个至30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目前平均每百名农村劳动者中科技人员只有0.023名，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科技人员0.0491名；而发达国家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1名农业科技人员，农业从业人口中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达45%至65%，美国的农场主大部分是本科毕业。受教育水平低的影响，农民了解、学习、采用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和外出打工的能力都大大受到制约。而这三个方面能力都是农民增加收入形成文化消费的主要途径。
（四）农村文化市场发育不健康
由于健康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和滞后，文化产品供给比较单一，农村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不高，因为文化生产的经营者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倾向于急功近利的低级趣味的文化产品，他们热衷开发和利用的是娱乐消遣特质产品，相对忽视了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和精神特质，质量低俗。而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户对文化的需求是不同的，农民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农村文化消费结构比较单一。农民信息比较闭塞，生活单调，很少有更新知识的机会。“搓麻风”、“买码风”、“迷信风”席卷许多农村。有的人大搞“黄色消费”，看黄色录像、黄色书刊。有的人大搞炫耀性消费，表现在婚丧嫁娶铺张浪费，大讲排场，畸形消费。所有这些都影响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道而驰。农村精神文化消费远远落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五）国家对农村文化事业投入太少，农村公共文化消费落后
有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2002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为323.87亿元，仅相当于教育事业投入的1/70。在文化资金偏少的情况下，投入农村文化事业所占的比例则更低，2003年的文化事业费中，城市占72%，而广大的农村只用了28%，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仅为两元。九亿左右的农民只有四亿左右的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左右，长期以来，国家的政策有重视城市而轻视农村的倾向。公共产品对城市和农村的供给不平等，是农村精神文化消费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村公共文化消费不仅是精神文化产品供给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影响需求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些年，即便在东部发达的农村，文化设施大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建设，文化馆（站）、广播站、电影院等设施都名存实亡。这些公共文化设施匮乏，无法满足农民的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无法承担发展、繁荣农村文化市场的任务。目前，许多农村地区看电视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唯一消费。
（六）农村文化管理体制不顺畅
首先，基层文化干部素质比较差，大部分趋向老龄化。第二，镇乡、街道文化专干“不专”，农村文化服务多头管理，根据调查，镇乡、街道文化站是镇乡、街道政府领导下的文化事业单位，缺乏相应的人员编制。在农村基层普遍存在文化专干专职不专用的问题，被当成“万金油”。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干部常被乡镇任意抽调，协助乡镇政府搞农村中心工作，没有精力考虑组织文化活动和指导农村文化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文化站常规业务活动，严重影响了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根据报道，湖南某县大部分乡镇的文化站与农技站、司法所、广播电视站、学校关系协调不够，多头管理，资源配置浪费，各自为阵，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农民无法进行科技讲座、法制宣传、读书看报、信息交流、文艺辅导、体育比赛等活动。
三、改进我国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现状的思路
（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
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增强，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精神文化才有长足发展的保障。我国的“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太多”、“农民太穷”。要使农民富裕，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减少农民。而这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三农”问题的切入点是“减少农民”。
城市化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这是促进我国农民增收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只有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劳动力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通过城市化才能提供较多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尤其是就业发展潜力最大的第三产业只有在城市中才能发展和扩大。
（二）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我国学者研究表明，农民素质与家庭收入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有“人力资本概念之父”之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19世纪50年代提出并倡导人力资本理论，他通过对政府的投资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政府对教育，也就是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收益大于在实物资本上的投资收益。他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并进而把这一理论应用到经济发展领域。
韩国“新村”运动的最重要的经验是对农民人力资本的开发。韩国的决策者认为，韩国人多地少，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是开发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缺乏可以从国外引进，但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思想、精神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得的，只有以搞项目为载体，以推进国民精神教育为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种理念贯穿了整个新村运动，也激发了韩国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70年至1987年间，韩国经济增长速度创世界第二，这里韩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韩国对农民开发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是进行大规模的职业教育。
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农村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农民增加收入的内因，而发展农村精神文化消费是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包括调动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发展农村精神文化消费。作为政府，在帮助农民致富上也要制度创新，首先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仅仅靠大量的投入是不够的，正如一些基层领导说的“千投入万投入，不如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投入。”投入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和资金上，“扶贫”更要“扶志”，“输血”更要“造血”，只有通过教育、技术、信息等智力扶持，培养农民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该把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作为一项重要的支持措施，我国政府必须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是农村教育“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我国农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4.2亿人，加强对这部分青壮年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大内容。
（三）加强农村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村精神文化消费力
在新形势下，积极培育和拓展农村的文化市场，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政府要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积极明确“政府主导、社会承办、市场化运行”的农村文化建设思路，需要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发展文化产业，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一步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各级财政应设立专项经费，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文化设施的建设，通过国家、集体、合资、个人、捐赠等多渠道、多方面筹集资金，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多渠道投入体系。加强农村文化站、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搞好“文化下乡”活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报难、看电影难等问题，提高农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文化消费力。
大力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对农村的精神文化消费非常重要。近年来，在农村一些先进地区出现“大学生村长”、“硕士乡长”、“博士县长”，应该说是好现象。提高农村文化干部的素质，积极探索建立新的用人机制和管理办法，解决镇乡、街道文化站人员老化、素质不高、队伍不稳的问题。国家正在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派高校毕业生支教、支医、支农和扶贫，将为农村输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有利于改善农村人才队伍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要正确引导农民由文化消费的“受体”向文化消费的“主体”角色的转换，是提高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的关键。要开拓闲暇消费领域，优化闲暇消费结构。农民农忙以后有大量充足的闲暇时间，而他们大部分在打打牌、串串门、聊聊天中打发日子。引导农民扩大闲暇消费领域，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开展多样化的闲暇活动。闲暇消费主要在于提高文化内涵。
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者、文教工作者、广大农民、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和谐、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化消费定会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