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美国论文,事务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自苏联解体后即积极介入中亚事务，现已成为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外部行为体。通过回顾美国中亚政策20多年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一是遏制俄罗斯、伊朗与中国，尤其是俄罗斯；二是将中亚国家整合进西方安全和价值体系之中；三是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①这三重战略目标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遏制与塑造并行不悖，整合则是以遏制和塑造为前提。截至目前，美国着重关注的是遏制和塑造目标，至于整合，因为与中亚地区相距遥远，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关切(至少不如中东欧地区)，以及该地区大国利益交织和中亚国家本身的排斥，导致美国在整合中亚国家方面投入的精力和资源有限。为了这三重战略目标，美国使用的主要政策手段是其拥有的雄厚权力资源。 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主要使用了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与呈现性权力(representational power)这三种权力手段。②鉴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动机具有普遍性，因此，除了情感驱动的行为，贝伦斯科特的“三维权力观”不仅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内部的个人或群体行为，也可以用来分析国际关系现象，因此本文将以此作为讨论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政策及其效果的分析框架。不过，由于贝仑斯科特仅仅只是区分三种能力，而未对这些能力进行命名，本文在参考国际关系学者近年来关于权力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三种权力分别称之为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与呈现性权力。对应于贝伦斯科特的“关于赢得冲突”的权力，我们称之为强制性权力；以控制议程和“限制替代方案”的权力类型，称之为制度性权力；以“塑造规范性”为目标的权力类型，称之为呈现性权力。③尽管上述类型的权力概念可能会产生争议，如“呈现性权力”可以用米歇尔·福柯的“象征性权力”概念或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象征性权力”概念代替，但这些权力类型之间的细微差异并非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标相对集中也有限即试图通过一种分析框架检视20多年来美国介入中亚事务所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困境。 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综合运用了上述三种权力。那么，在介入中亚事务20多年后，美国在运用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与呈现性权力追求其中亚战略目标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本文将依次对中亚国家应对美国所使用的三种权力资源作出的反应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效果。 一、中亚国家对美国强制性权力的应对 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遏制这一战略目标时，主要是通过向中亚国家提供物质收益的方式，促使各国发展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从而间接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然而，至少在官方层面，中亚国家或是宣称本国奉行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或是公开宣布坚持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如土库曼斯坦)，而不是与美国结盟以遏制俄罗斯。这主要是因为虽然俄罗斯在全球层面的能力分配中弱于美国，但在中亚这一地区体系中，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影响力大于美国的行为体。④为了避免与美国结盟激怒俄罗斯，威胁到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声誉目标，至少在名义上，中亚国家选择执行的是一种与美国和俄罗斯保持等距离的多边平衡外交政策。当然，具体到每个中亚国家，对于俄罗斯与美国还是各有偏向。大体而言，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更为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兹别克斯坦在1993-2005年亲美，2005年之后因“安集延事件”而与美国关系恶化，近年来又重新开始注意发展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而土库曼斯坦则维持自身的孤立地位。 中亚五国都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但对于美国的强制性权力，它们并不总是一味地表示顺从。中亚国家独立时间不长，相对于美国实力弱小，这决定了它们在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主要基于利益考虑采取行动，即获得美国提供的各种物质性与象征性利益。物质性利益主要体现为中亚国家渴望美国的安全与经济援助，以及吸引来自美国的投资。这些物质性利益有助于中亚国家实现生存和发展目标。至于象征性利益则是指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增强各国领导人及民众的国家自豪感，从而改善各国的国际地位。换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超强的强制性权力成为美国吸引中亚国家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价值考虑，则较少体现在中亚国家与美国的互动关系中。所谓价值考虑，是指国家为宣传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而与其他国家开展的谈判活动。在与美国的互动中，中亚国家较少主动提出新的国际规范，更多的是抵制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善治等规范，同时捍卫国际法中有关不得干预他国内政与尊重国家主权等国际法原则。 在中亚国家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利益性考虑居于主导地位而较少涉及价值考虑是它们与世界其他大国交往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也体现在它们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中亚国家无意和无力反对美国推广新的国际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乐于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倡导的各种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对于美国强制性权力带来的收益，中亚国家乐意接受，但是对于其中的价值内涵，它们往往表现得非常敏感。能够对中亚国家的能动性做出说明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美国军事基地问题上开展的博弈，以及对美国推广民主与人权价值观所做的反击。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回顾，以说明中亚国家在应对美国强制性权力时的能动性。吉尔吉斯斯坦的案例有助于说明美国强制性权力利诱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案例则说明了美国强制性权力施压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9·11”恐怖袭击提升了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吉尔吉斯斯坦通过向美国租赁玛纳斯军事基地，获得了丰厚的物质收益。尽管俄罗斯同意对于阿卡耶夫当时允许美军进驻中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以此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改善自身的安全形势并得到美军进驻带来的经济收益，也是驱使阿卡耶夫做此决定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尽管在2009年后更名为玛纳斯国际转运中心，但玛纳斯军事基地给吉尔吉斯斯坦这一经济小国带来的财政收益不容低估。自2001年12月允许美军进驻玛纳斯军事基地以来，吉先于2006年7月迫使美国同意在2007年向吉提供总额为1.5亿美元的援助，基地租金也从200万美元提高到1740万美元。在俄罗斯承诺将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3亿美元的经济发展贷款和1.5亿美元的赠款、减免吉所欠俄1.8亿美元债务的背景下，吉时任总统巴基耶夫于2009年2月3日要求美军撤出玛纳斯空军基地。为确保玛纳斯基地的继续存在，美国不得不将租赁该基地的租金从1740万美元提高到6000万美元，同时于该年6月与吉签署新的协定，将玛纳斯军事基地改组为国际转运中心。⑤除租金不断上涨外，美国还不定期就玛纳斯军事基地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补偿，包括财政援助和军事装备等。据统计，自2006年以来，美国共向吉尔斯斯坦提供了超过8.5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其民主化、经济发展、安全和人道主义等项目。⑥ 事实上，玛纳斯基地带来的收入是美国向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规模的经济“投资”。美国驻比什凯克大使馆证实，2009财年，美国为使用玛纳斯空军基地直接、间接或慈善性地向吉提供了约1.315亿美元，2011财年则为1.506亿美元。2010财年，奥巴马政府申请向吉提供2000万美元的经济发展援助，21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及1000万美元的反恐援助。⑦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这样一个人口500多万、国内生产总值59.4亿美元(2011年)的国家而言，⑧玛纳斯军事基地带来的收入非常可观。不仅如此，尽管美国在吸引中亚各国劳动力和提供补贴性能源方面与俄罗斯无法相比，但它在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吸引外来投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方面，具有俄罗斯无法与之相比的能力。随着美军援助、装备和各种补偿而来的，还有阿卡耶夫及比什凯克在国际媒体上曝光度的提高。自从“9·11”事件之后，“比什凯克居民见证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西方国家议员、外交官、将军和职员在比什凯克随处可见，阿卡耶夫的出访也随之增多”。⑨ 对美国来说，获得基地是一笔双赢的交易。一方面，美国由此提升了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并使积极活跃在里海地区的美国石油公司开展商业活动时取得了更多的便利。与此同时，通过进入俄罗斯的后院，美国获得了一个遏制俄罗斯的重要平台，而且为在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提供了前沿阵地。⑩不过，美国在运用其权力资源时也有一定的负面效果，尤其是将援助与民主改革问题勾连在一起时，往往令吉尔吉斯斯坦精英感到不快。除了将玛纳斯军事基地政治化以牟利外——如巴基耶夫政府要求审查阿卡耶夫时期与美国签署的租赁协定，吉尔吉斯斯坦偶尔还对美国施加的民主改革压力做出回击，如2006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驱逐了两名美国外交官，理由是他们干预吉尔吉斯斯坦的内部事务。(11)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外交举动，无疑是对美国试图通过强制性权力影响中亚国家内政的不满。 乌兹别克斯坦在“安集延事件”中对美国所做的反应，是中亚国家对美国强制性权力进行抵制的例子。大约从1994年开始，乌兹别克斯坦即渴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牵制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不过在2001年“9·11”事件前，乌因政治改革进程缓慢，一直受到美国的责难，这妨碍了卡里莫夫与美国发展紧密关系的目标。“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决定对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为乌发展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当美国要求在乌建立汉纳巴德军事基地(Kaishi-Khanabad air base，也称K2基地)时，乌立即同意，并将之视为一项重大胜利。(12)当美国在阿富汗展示出以极快的速度打击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的能力后，乌对发展与美国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热切，即使以激怒俄罗斯为代价也在所不惜。(13) 这一点在卡里莫夫于2002年3月访问华盛顿，并与小布什总统签署《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宣言》后得到明确体现。该宣言表示，美国“将极为关切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何外部威胁”。这是美国在前苏联地区做出的一种异乎寻常和独特的表态，意味着向乌兹别克斯坦做出了安全保证。作为交换，乌兹别克斯坦则承诺“进一步加速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转型”，这是华盛顿长期坚持而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漫不经心对待的一个议题。(14)美乌战略伙伴关系的缔结，不仅表明美国强制性权力对乌兹别克斯坦具有吸引力及乌对发展与美国关系的渴望，而且也意味着双方共享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这一目标。对于这一协议的达成，乌曾表现得极为欣喜。美国著名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专家雷恩·米勒森(Rein Müllerson)曾以幽默的笔触记录了乌美签署《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宣言》的反应：“在2003年卡里莫夫访问美国之后，笔者刚好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我阅读乌兹别克斯坦的报纸，观看乌兹别克斯坦的电视节目及与乌官员交谈时，我产生了一种‘乌兹别克斯坦将会申请加入美国，如果不是全面加入，至少也希望能与之相关’的感觉。”(15) 然而，美乌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并未能维持多久。2005年“安集延事件”的发生，终结了美乌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凸显了美国通过强制性权力向中亚国家施压可能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结果。“颜色革命”前，为了获取美国提供的物质资源和对本国政权的承认，以及希望利用美国牵制俄罗斯中亚政策中的霸权主义倾向，中亚国家对美国的民主推进措施往往持一种默许的态度。“颜色革命”的出现，让中亚国家意识到美国并非可靠的安全合作伙伴，对西方推进民主的努力更不能掉以轻心，支持美国的举动无异于政治自杀。美国对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的处理方式，直接导致乌兹别克斯坦改变了其长期以来亲美疏俄的外交政策取向，从而使美国在中亚地区推进民主的努力遭受挫折。(16)“安集延事件”发生后，西方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在遭到乌政府拒绝后，美国和欧盟决定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制裁。对于西方的立场，乌兹别克斯坦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不仅强烈批评西方干涉乌兹别克斯坦内政的企图，而且在2005年7月29日照会美国，要求美军在六个月内撤出汉纳巴德空军基地。 乌兹别克斯坦要求美军撤出汉纳巴德基地，与美国对“安集延事件”的反应有直接关系。尽管在官方层面，乌给出的理由包括美军存在的法律地位不确定、美国支付的财政补偿不够及美军未按承诺对铁路进行翻修等，(17)不过，乌兹别克斯坦的真正动机主要是通过此举向美国表达不满。(18)美军于2005年11月21日离开汉纳巴德基地，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并随后改善了与俄罗斯的关系。2005年11月，乌俄签署了一份《联盟关系条约》，承诺在受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提供安全援助。2006年1月，乌加入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6月，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些举动，意味着其外交政策的转向，即从以往的亲美变成了亲俄。丧失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基地，是美国在中亚地区通过强制性权力要求中亚国家接受其倡导的价值观带来的结果。 乌兹别克斯坦将美军驱离汉纳巴德基地，以及“郁金香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政府并没有奉行疏俄亲美的外交政策，让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中亚国家对推进民主政策的恐惧及在中亚地区推进民主是一项长期事业。基于这种认知，美国开始放弃向各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以尽快推进民主的做法，并尝试通过在中亚国家开展西式教育与绕过各国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在各国的活动等比较温和的手段，进而实现“加强中亚各国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之间强劲联系”的目标。(19)从2005年至今，美国在推进民主方面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避免刺激中亚国家的神经，以保障各国与美国在安全、能源、重建阿富汗等问题上的合作。 吉乌两国与美国就军事基地问题开展的博弈过程，一方面说明中亚国家在开展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是有选择余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强制性权力存在局限。受与美国合作能带来诸多实际或象征利益这一前景的吸引，中亚国家乐意与美国开展合作。然而，美国的中亚政策具有重要的价值考虑，即为推进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不惜向中亚国家施压，这种做法令中亚国家质疑美国的意图。当然，在2005年之前，中亚国家对美国中亚政策中的价值内涵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晰，以为向美国提供反恐支持就可以缓解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压力，而且各国还往往顺从美国的意愿进行了一些改革。如“9·11”事件后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维护人权的措施，包括2002年乌兹别克斯坦注册了一个人权组织，并允许媒体在议程设置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20)吉尔吉斯斯坦宣布2002年为“人权年”，并为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更为自由的环境等。(21) 向美国提供反恐支持及同美国开展的安全合作，让中亚国家误以为以此可以有效避免美国对各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如乌兹别克斯坦在2002年3月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它的领导人发现自己可以在放缓民主考虑的情况下实施一种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22)其他中亚国家也认为：“美国不愿为中亚各国未能遵循其规范偏好(normative preferences)而损害那些与其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该地区的领导人意识到，狗叫并不意味着它会咬人(意为美国对各国政治体制的批评并不会带来相应的政策举措——引者注)。”(23)然而，中亚国家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和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的发生，促使中亚国家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关系。前者给中亚国家领导人留下的教训是“需要更多的控制，而不是自由化和宽容反对派”，(24)后者则暴露了美国与中亚国家对于美国中亚政策中的价值内涵持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决策者将中亚国家的改革视为促进该地区稳定的最佳途径，而且美国就是指引这种改革的向导；中亚国家则认为自己才是国家稳定的最佳保障者，是本国何谓“人权”和“民主”的最终裁定者。(25)只要中亚国家与美国对美国中亚政策中的价值问题仍然存在着这种认知差异，美国的强制性权力在遏制俄罗斯，以及整合和塑造中亚国家上的效果就是有限的。 此外，中亚国家在具有明显利益冲突的俄美两国之间采取平衡策略具有较大的风险，一旦与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领导人——如阿卡耶夫与巴基耶夫——在处理俄、美关系时的不同经历，就能够说明这一点。阿卡耶夫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较好地处理了与俄美两国的关系，但自2008年权力基础巩固之后，巴基耶夫针对俄罗斯展示出来的外交自信，最终让俄罗斯对他不满。有观点认为，巴基耶夫在玛纳斯军事基地问题上违背了向俄罗斯做出的承诺，这使他失去了俄罗斯的信任和支持，随后导致他在2010年4月被推翻。(26)不管俄罗斯在巴基耶夫下台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该事件说明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小国要想完全在大国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是具有一定难度的。(27)此外还表明，美国要想通过发展与中亚国家间的关系以使其疏远俄罗斯，仍存在诸多困难。美国强制性权力利诱的一面虽然对中亚国家有吸引力，但各国同样意识到美国强制性权力还具有强制的另一面，这使得中亚国家不得不权衡与美国进行合作时可能带来的风险。当俄罗斯对各国与美国发展紧密关系保持警惕，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惩戒时，就进一步削弱了中亚国家与美合作以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意愿。 二、中亚国家对美国制度性权力的应对 美国尝试通过多种方式将中亚国家整合到欧洲—大西洋安全与经济体系或其倾向的其他地区体系之中，不过在2006年前后，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优先方向发生变化，其标志是2006年美国对国务院的重组，即将中亚地区从此前的欧洲与欧亚事务署划归到新成立的南亚与中亚事务署。在此之前，美国将中亚与高加索视为具有相似性的地区，并致力于将这两个地区整合到西方体系中；而在2006年之后，美国将中亚、阿富汗与南亚视为一体，希望促进南亚与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28)2006年以来，美国以阿富汗为中心整合中亚与南亚的最新倡议就是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战略”(New Silk Road Strategy)，(29)该战略旨在以阿富汗为中心，发展南亚与中亚国家间的关系。为推进该战略倡议，美国所倡导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支持各国经济设施的互联互通，降低贸易壁垒以促进各国间的经济往来，倡导中—南亚国家间的能源管道建设，以及推动中南亚国家间的水资源共享。(30)其中，美国把重点放在了两个地区合作项目上，即中亚—南亚电力网(CASA-1000)与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线。前者旨在实现中亚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售电力，后者则旨在促进中—南亚国家间的天然气输送。为促进这两个项目的实现，美国除在外交层面开展了诸多协调工作外，还进行了投资。如2013年12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为中亚—南亚电力网项目提供1500万美元的贷款。(31) 然而，美国并未针对整合中亚国家创建过专门和针对性的多边机制，而是利用了已有的或涵盖了其他地区的机制。如在安全方面，美国借助的是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安全机制；在经济方面，则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发展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制度联系。这些机制构成美国针对中亚国家行使制度性权力的主要渠道。中亚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不会威胁到各国政权生存的前提下，仍是乐于接受各种收益的。因此，通过让中亚国家参与这些多边机制，美国的影响不仅渗透到中亚各国的安全、经济与社会领域，而且这种渗透因为获得了一种制度性的掩护，具有较高的合法性。 不过，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因具有价值考虑，从而影响了其制度性权力产生的效果。比如，美国倡导的多边安全机制要求各国进行军事改革，形成与西方协同作战的能力，国际金融机构则在向中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或贷款时直接要求满足其要求等。对于美国及其利用多边机制整合中亚国家设定的价值观，中亚国家并不总是认可并执行，而是在考虑到遵循的成本与收益后进行选择。当接受多边机制所设定规范的成本超出收益时，它们往往选择加入替代性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其中，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建立的各种多边机制是中亚国家主要的替代选择。 美国使用制度性权力整合中亚国家效果有限的事实，可以从中亚国家主要选择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作为参考对象加以分析。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参考群体被视为“政治精英创建的一个基于认知的社会范畴”。(32)这些社会范畴影响到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将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作为本国的参照物，据此采取行动或制定国家政策。根据国家追求生存、发展与声誉这三个基本目标，可以将国家的参考群体界定为功利性、比较性与规范性参考群体。如根据对中亚国家的参考群体类型进行过专门研究的堪萨斯大学学者玛利亚·Y.奥梅丽切娃(Mariya Y.Omelicheva)的观点，在中亚五国中，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功利性、比较性与规范性参考对象国都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在整合中亚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地位。下文着重分析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两国的情况。 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要参考对象国是俄罗斯。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在20世纪90年代有过下降，这主要是因为90年代初的俄罗斯致力于实现与西方的融合，而在中亚地区采取了“甩包袱”的政策，并不愿意继续向中亚国家提供大规模的财政援助。尽管中亚国家一开始并不愿意脱离俄罗斯，但在此背景下，中亚各国不得不为维护自身的独立寻找出路。如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主动要求维持卢布区，希望以此继续获得前苏联时期的财政支持。(33)然而，俄罗斯迫切希望甩掉中亚国家这一包袱，以保证自身经济的振兴，并为此采取了单边改变金融游戏规则的行动，最终导致中亚各国退出卢布区并发行本国货币。如1993年5月，吉尔吉斯斯坦率先退出卢布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索姆。(34)即便如此，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存在的诸多联系，使吉外交政策没有出现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的疏俄倾向。在多边领域，吉虽然积极参与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等安全机制及发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但其同样积极地介入由俄罗斯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安全领域，吉领导人相信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依赖于俄罗斯。阿卡耶夫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表示，只有俄罗斯才能保证中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35) 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为吉尔吉斯斯坦积极评价俄罗斯在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政治领域，吉尔吉斯斯坦逐渐从认为需要发展一种西方式政治体制的观念向效仿俄罗斯“主权民主”或“管理民主”政治体制靠拢，而对西方的民主推进计划和努力持批判态度。在重大问题上，基于双方共同的目标，吉尔吉斯斯坦往往支持俄罗斯的观点。对于沙俄和苏联统治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吉并未简单地予以抛弃或者进行谴责，更未像格鲁吉亚等对俄持对立倾向的国家那样把苏联描绘得那么负面。相反，吉尔吉斯斯坦积极评价苏联对吉获得独立地位和发展国家文化的积极作用，甚至将俄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事实上，对于俄罗斯的理解和认同遍及吉精英与平民各个阶层，从而为俄吉两国维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卡耶夫在2003年12月30日新年致辞时，曾这样强调俄罗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性：“俄罗斯是上帝和历史赋予我们的。俄罗斯在中亚的存在已经超过了两百年，这是俄罗斯为什么在整个中亚地区享有权利和利益的原因。”(36)阿卡耶夫的这种对俄友好心态，在后阿卡耶夫时期的决策者中同样存在。2008年8月初，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库洛夫甚至提出一个建议，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有必要组建正式的国家间联盟。 吉尔吉斯斯坦决策者将俄罗斯作为首要的参考对象国有着坚实的民意基础。吉大多数公众和政府精英共享阿卡耶夫对俄罗斯的友好情感。国际传媒(Inter-Media)对随机抽样的1000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所做的调查显示，虽然吉年轻人日益倾向西方，但仍有高达92％的受访者对俄罗斯持积极态度。这一调查与另一机构在2005年进行的舆论调查大体吻合。该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是吉的首要盟友，许多受访者表达了愿意与俄罗斯进行一体化的观点。不仅如此，吉尔吉斯斯坦公众还积极评价俄罗斯总统，认为吉总统的合法性取决于他对俄罗斯的态度以及他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个人关系。(37)在2008年库洛夫发表有关吉应该与俄组建国家间联盟的观点之后，比什凯克的民意调查机构公共舆论研究与预测中心(El-Pikir)再次对吉公民对俄罗斯的看法进行调查。结果显示，72％的受访民众倾向于与俄罗斯建立联盟，而37％的受访者选择的结盟对象是哈萨克斯坦，14％的受访者选择乌兹别克斯坦，另有16％的民众反对与任何国家结盟。该项调查结果发现，74％的受访者视俄罗斯为一个友好国家，分别有57％和34％的受访者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友好国家。(38) 吉民众对俄罗斯的这种亲近感离不开俄罗斯或俄语大众媒体对吉民众亲俄情绪的塑造。俄罗斯或俄语大众媒体，在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许多前苏联国家中起着公共舆论塑造者的作用。俄罗斯的语言、教育和流行文化在吉仍颇具影响，俄罗斯的报纸、期刊与电视频道同样颇受吉民众的欢迎。据一家舆论调查机构在2001年对1200名年龄介于15-50岁的吉尔吉斯斯坦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吉尔吉斯斯坦最受欢迎的电视是两个俄语频道。一个是“俄罗斯公众电影频道”(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每日的观众数为25万人；另一个为“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频道”(Российская телерадиокомпания)，每天的观众数为12.5万人。在吉尔吉斯斯坦最受欢迎的报纸是《比什凯克晚报》(Вечерный Бишкек)和《时事报道》(Дело номер)；最受欢迎的电台是莫斯科的《欧洲+》(ЕвропаПлюс)和俄罗斯广播电台(Радио России)，它们的平均听众为11万人和7万人，位居第三的是比什凯克的“击打调频”(Hit-FM)，听众为2.5万人。(39)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距离不远，以及吉精英与民众的亲俄倾向，在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发展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吉尔吉斯斯坦最为顽固的亲西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吉所处的地理位置、吉尔吉斯斯坦人的心态，以及该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导致吉尔吉斯斯坦与欧洲的一体化遥遥无期。与此相反，吉迫切想发展与俄罗斯的一体化。(40)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仍将是吉尔吉斯斯坦首要的参考对象国。 与吉尔吉斯斯坦将俄罗斯视为首要参考对象国相似，哈萨克斯坦虽然乐于参与北约等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合作，但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影响到哈的参与意愿。自2005年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恶化之后，美国及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逐渐将合作的重点转移到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于2006年1月加入北约的个别伙伴关系行动计划(IPAP)及美英哈三国每年均会举行“高原之鹰”联合军演等，均意味着至少在安全领域，美国的制度性权力在对哈的整合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哈萨克斯坦并未把美国及其主导的多边机制视为其首要的参考对象。在与西方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过程中，哈并不愿以牺牲与俄罗斯的关系为代价。自2005年之后，哈萨克斯坦与北约之间的关系虽然得到迅速发展，但哈俄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也得到了深化。用哈萨克斯坦军事问题专家罗戈·N.麦克德莫特(Roger N.McDermott)的话来说：“如果有一位哈萨克斯坦军官对西方方式和观念保持开放或愿意接受，不要说热衷，那么就会有九位军人对这些项目表示怀疑或愿意保持嵌入到军队中的‘俄罗斯视野’。有许多这样的军人，当他们在北约国家接受了教育和培训后回到岗位，他们就会被同事和上级打入‘冷宫’，而不是以发挥他们最大的潜力以分享其知识和经验。”(41)麦克德莫特警告西方决策者：“哈萨克斯坦的确希望得到西方资本，但期待哈萨克斯坦一边倒地倾向于西方，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42) 麦克德莫特的这种警告，在2011年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学说”(Military Doctrine)中有所体现。根据这一文件，北约滑落到同哈进行军事合作的第七个合作伙伴的位置上(哈对合作伙伴的排序包括了具体国家与多边合作机制)，而且哈与北约之间的合作更为狭窄，仅仅集中在加强哈维和部队人员达到北约标准和提高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上。(43)由此可见，尽管哈在尽力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包括增加向西方的武器采购——如2004-2008年间，哈萨克斯坦向美国采购了3.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44)这为北约成员国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双边军事关系提供了机会。但即便这样，在与西方的安全关系问题上，哈萨克斯坦已将合作的重点从多边转向与俄罗斯的双边合作，这意味着美国的制度性权力缺乏发挥影响力的渠道。在安全领域，哈萨克斯坦致力于加强与俄罗斯及其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之间的合作，而在经济领域，哈丰富的石油资源带来的财政收入，让哈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并无迫切需要。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将美国作为主要参考国家的意愿。 哈萨克斯坦的首要参考对象国仍然是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曾经说过：“哈萨克斯坦从未通过与美国的合作以反对俄罗斯的利益，也未通过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以反对美国和欧洲。”(45)纳扎尔巴耶夫的这一表态，颇耐人寻味。按照他的解读，似乎哈成功地实行了多边平衡的外交政策，而且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等国(或地区)在中亚地区并不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哈虽然坚称实行“多边平衡外交”政策，即不倾向于任何特定的国家，但实际上是以俄罗斯为优先。俄罗斯一家媒体的评论形象地描述了哈外交政策倾向。该媒体指出：“自独立以来，阿斯塔纳的政策从未违背俄罗斯的利益。”(46)换言之，俄罗斯才是哈萨克斯坦主要的参考对象国。相对于与美国的关系，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事实上，纳扎尔巴耶夫明确将哈俄关系置于哈萨克斯坦外交关系中的首要位置。2006年，当被问及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哈萨克斯坦副外交部长卡里姆·马西莫夫(Karim Massimov)强调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的首位合作伙伴，其次是中国，美国居第三。哈萨克斯坦的精英继续认为俄罗斯是哈和中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外部力量。(47)哈萨克斯坦不仅与俄罗斯存在着众多的联系，而且还与俄罗斯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有相似的观点。对于西方试图排斥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纳扎尔巴耶夫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种行动徒劳无功。哈精英承认俄罗斯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应该经常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纳扎尔巴耶夫甚至不掩饰自己的俄罗斯化倾向，承认“我是一名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哈萨克人”，并且表示“我们哈萨克人乐于学习俄罗斯文化和文学并非什么秘密”。(48)随着哈萨克斯坦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虽然哈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接受西方教育，但纳扎尔巴耶夫表示，哈并无兴趣压制俄罗斯语言，而且认为俄罗斯知识为哈萨克人打开了一扇通往科学世界、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思想的窗口。(49)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相似，俄罗斯或俄语的媒体仍极大地塑造着哈民众对俄罗斯及国际政治的认知。根据1996年6月所做的一项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7％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实现更高程度的一体化，而65％的受访者表示乐见一个涵盖所有独联体国家的单一国家。(50)这种状况，迄今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与吉尔吉斯斯坦一样，哈民众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亲俄情绪，并也为其积极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提供了民意基础。 当然，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对比中，也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历史上沙俄与苏联在中亚地区长达一百多年的统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让中亚国家担心俄罗斯恢复对该地区的传统统治。在现实层面，俄罗斯军事实力的强大，以及该地区为数不少的俄罗斯人口，尤其是西方及中亚民族主义者对这一现实加以夸大而带来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使美国获益。(51)此外，俄罗斯作为中亚国家主要参考对象国的角色，还要受到俄罗斯自身政策的影响。俄介入中亚事务和开展地区合作机制，经常对中亚小国盛气凌人，这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因此而丧失部分影响力，从而为美国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提供机会。如上文提到的奥梅丽切娃指出：“真正妨碍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牢固确立自己影响力的是俄罗斯自己的外交政策，这包含了权力政治的工具、对该地区近乎全面的漠视、俄罗斯对弱小邻国盛气凌人(有时甚至是羞辱性)的态度。”(52)这一判断，对于俄罗斯在整个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均是适用的。 “9·11”事件后中亚国家迅速向美国提供的各种支持，部分反映了中亚国家对美国的积极认知。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及拥有遏制俄罗斯的意愿，美国受到部分中亚精英的欢迎。如有学者指出：“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该地区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帝国的中心。本国元首在华盛顿受到款待，或者美国高级代表团到访该地区，在当地精英看来，这对增强本国政权的合法性独具意义。”(53)换言之，对于追求生存、发展与声誉的中亚国家而言，美国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且经过20余年的介入过程，美国的确成为中亚国家重要的参考对象国，比如在经济发展与教育方面。至于在价值观方面，美国并未受到中亚国家的积极效仿。以美国在中亚地区希望培养为样板国家的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吉民众虽然向往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并赞赏美国的教育与技术成就，但对于民主，吉政治精英虽然偶尔也强调要推进吉的政治改革议程，促进民主发展，但在他们的讲话和声明中很少涉及西方。吉尔吉斯斯坦尚且如此，其他中亚国家就更没有将美国视为价值样板的理由。 三、中亚国家对美国呈现性权力的应对 在应对美国呈现性权力及美国塑造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环境与各国发展方向的问题上，中亚国家同样体现了一定的能动性。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内涵，这些内涵包括推广经济自由主义、实现政治民主、建设公民社会、遵守人权及其他国际规范等。而呈现性权力的主要目标，部分在于通过促进中亚国家接受这些规范，以实现中亚五国的国际社会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所谓“国际社会化”，是指一个“国家内化那些在国际环境中得以制度化的构成性信念和实践的过程”。(54)换言之，国际社会化是指国际制度、实践和规范在国家行为体之间传递的过程。国际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使国家行为体采纳已得到一些国家采用的国际规范、制度与实践，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全球合法性的政治组织模式。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人权等机制和规范的扩散有一个过程，它们从规范创建者那里开始传播，经过一个“规范瀑布”(norm cascade)的过程，最终让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接受这些规范。(55)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规范，其他国家开始纷纷效仿，国际规范的合法性也随之得到提高。那些不愿意接受国际规范的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多接受国际规范和采用适当行为准则的压力。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各种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均积极介入到中亚民主推进过程中，希望通过促进中亚国家的国际社会化，以实现塑造中亚国家发展方向及其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整合中亚国家的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呈现性权力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它通过建构和传播关于中亚国家及该地区的“危险话语”(discourse of danger)，(56)为美国等国际行为体进行国际社会化的工作提供了理由。中亚国家面临美国等国际行为体通过运用呈现性权力进行国际社会化的工作，并不只是被动、无条件地接受，而是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规范的性质、美国推进规范的方式，对美国及其他国际行为体推动的国际规范进行选择性的社会化或“国际规范的地方化”。“国际规范的地方化”是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研究东盟国家社会化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一个复杂的过程和后果，规范采纳者在跨国规范(包括此前在一个地区制度化的规范)和当地信念和实践之间建立起契合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与后者不相吻合的外来规范被纳入当地规范之中”。(57) 在美国借助呈现性权力等手段推进中亚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国际规范地方化的现象。美国致力于将中亚国家塑造成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公民社会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美希望借此影响中亚国家的制度建设与实践。中亚国家对此有选择地采纳特定的价值观或规范，但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坚持或固化已有的政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换言之，中亚国家面临美国推进各国社会化的压力时，采取了一种选择性社会化(selective socialization)的方式。以政治民主为例，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中亚国家并未达到它们所期望的民主国家标准，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有向集权国家发展的趋势。(58)基于这种判断，美国决策者及中亚问题研究者提出了诸多概念来界定中亚国家的政权类型，包括“半极权主义国家”“转型国家”“混合型政体”“新世袭制国家”“集权总统制”“个人独裁制”，等等。(59)这些用来标识中亚国家政治发展特征的概念，构成了美国中亚问题研究中关于中亚国家“危险话语”的一部分。 对于美国极力推动的民主、人权、善治、公民社会等规范，中亚国家往往根据国际规范与本土文化的契合程度，对既有的国际规范进行取舍，并对取舍的规范进行内化。在此过程中，中亚国家并不只是简单抛弃本土既有的规范、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而是利用国际规范来对既有的规范或巩固或修正、替换。以政治选举为例，各国在实践中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构想和自己承诺的那样进行真正的西式民主改革。如各国先后采取修改宪法、举行全民公投等方式一再延长总统任期，或者增加总统权力，土库曼斯坦尼亚佐夫在世时甚至将自己塑造为终身总统。中亚国家效仿俄罗斯，认为本国要建立的民主是“主权民主”或“管理民主”。这就是各国对民主规范的地方化。对于经济与社会等领域中的国际规范，中亚国家同样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种地方化国际规范的方式，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认为中亚国家的发展具有种种危险的部分原因。事实上，不仅中亚国家的领导者对民主等规范采取了一种地方化的态度，中亚国家的民众对于民主的认知也是非常模糊的。(60)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亚国家领导人地方化民主规范提供了民意基础。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推进中亚国家的社会化之所以带来了各国只是选择性接受特定规范与价值观的结果，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美国推进特定国际规范的途径和方式存在问题。美国与其西方盟友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迫切希望通过国际援助等手段在中亚地区推广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善治等规范标准。然而，决定各种援助的标准，不是受援国国家及民众的需要，而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利益及发展问题专家和援助国的既有经验。不仅如此，美国还经常对中亚国家采取简单粗暴方式，即以西方为模板，迫使中亚国家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让中亚国家这些“他者”更像美国这一“自我”。(61)西方的这种态度，一方面表明“民主已成为全球意识形态霸权”，(62)另一方面则说明西方针对中亚国家持一种父权主义态度，认为自己才是道德优越和政治制度先进的代表，而且是避免中亚国家被各种“危险”吞噬的力量。在民主建设、公民社会构建与经济自由化等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及各种促进这三个领域发展的努力，是以对中亚当地条件的无知为典型特征的。(63)这一点引起了一些发展问题研究专家的注意。如有学者提醒美国决策者，“当美国决策者决定推进中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时候，他们必须对当地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和实践现实予以关注”；(64)“在帮助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自由市场和民主的过程中，西方观念具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但是并不必然与东方大众持有的主体间意义(inter subjective meaning)相契合，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忽视”。(65) 忽视中亚国家复杂的政治、文化、经济条件，以及推动中亚国家社会化的父权主义态度，产生两个方面的政治后果：一是恶化了中亚国家精英与大众对美国及其他西方行为体社会化中亚国家时所采取行动的观感。双方在权力上的不平等，降低了中亚国家接受西方国家倡导的国际规范的意愿；(66)二是中亚各国的领导人利用美国希望各国在接受特定国际规范或西方价值观方面取得进展的期待，有意识地选择遵循和采纳某些特定规范，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政治支持，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如巩固自身政治统治、打击政治反对派等。基于此，有学者得出结论：“中亚地区的国际扩散效应尽管的确存在，但带来的不是民主改革的承诺而是动荡。”(67)中亚国家在一方面需要国际援助，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援助机构的援助深感不满的情况下，它们往往将自己的怨恨和不满隐藏起来，仅向西方提供一些后者愿意接受的信息，展示一些按照西方标准而言较为成功的实践。实际上，主导中亚国家政治和社会各领域运行的，仍是各国较为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换言之，因为忽视了中亚各国内部复杂的发展动力和运行逻辑，美国及其盟友的发展援助非但未能植入西方的发展规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亚地区已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是中亚国家国际规范地方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美国的呈现性权力及基于此的发展援助，因为是基于扭曲了的“危险话语”，所以在促进中亚国家社会化方面带来的效果并非全是积极的，而且还往往在不经意间催生了许多原本致力于消除的东西。 中亚国家的非正式制度(也称之为“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非正式网络”“团结群体”等)在各国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构成了中亚国家进行选择性社会化的另一重要原因。所谓非正式制度，通常是指“未明确书写，但在官方允许渠道之外得以创建、沟通和实施的社会性共享规则”。(68)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观点，“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约束(宪法、法令、产权)所组成”。(69)鉴于研究者往往将正式约束称之为正式规则、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则被相对应地称之为非正式规则、非正式制度。对于制度的上述两种基本类型，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在中亚国家的转型过程中，非正式制度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这一点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在分析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开展国家转型时所指出的：“当我们像俄罗斯那样改变博弈规则时，我们唯一可以操纵与控制的就是正式规则。目前正在变化的正式规则是试图改变一个社会运作方式的直截了当的工具，实际上正式规则只是一种要素。比如在俄罗斯，许多正式规则都发生了变化，却不存在一个与这些正式规则相一致的实施机制及相应改变了的行为习惯。”(70) 在中亚地区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尽管建立起了许多正式制度，然而由于制度惯性的影响，正式制度作用的发挥受到明显的牵制。尽管非正式制度带来的作用并非均是负面的，比如制度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均指出了非正式制度在增加社会成员间的信任、维持社会关系稳定等行为中所产生的积极功能及其对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补充作用。但是，在研究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和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关注其衍生的系列负面影响。例如，在中亚各国的政治生活中，非正式制度被视为构成领导人巩固自身权力及分配公共产品的重要渠道，它们往往绕过甚至替代了正式的国家制度。非正式制度在对国家和地区领导者提供政治支持基础的同时，也滋生了腐败、滥用职权、任人唯亲等现象。尽管非正式制度在中亚五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五国起主导作用的非正式制度类型有一定的区别。(71)如在哈萨克斯坦，非正式制度主要围绕亲缘关系而形成；在土库曼斯坦，非正式制度主要基于部落和部族背景；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式制度主要根据地区基础发展而成；乌兹别克斯坦的非正式制度接近塔的模式，不过乌的非正式制度并非严格根据领土和同乡的关系建立，因为非正式制度的成员不仅包括来自于同一地区的成员，而且还包括成员的亲戚、密友、伙伴和所有那些通过资助者—代理人关系联系起来的成员。(72) 在西方研究者眼中，中亚国家中的非正式制度往往被视为负面的东西，构成妨碍中亚各国民主化、现代化和国家社会化的传统因素。中亚国家的非正式制度不仅被认为压制正式制度，而且它所带来的权力竞争很有可能导致中亚国家出现混乱和动荡。如有学者认为，“中亚社会的社会构造由像家庭、亲缘和部落联系，以及传统等传统制度的混合物交织而成。这些网络的潜在文化并不是民主的，而是极权性、世袭性和人格化的(authoritarian，patrimonial，and personal)，它们与西方的治理规范不相吻合”，(73)“团结群体影响到政府机构功能的发挥，阻碍现代化，而且构成了改革的一种障碍。就此而言，这一局面相当于阿富汗的‘部落问题’”。(74)迈克尔·诺沃金(Michael Rywkin)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对于中亚发展的“另一种威胁来自于家族关系和庇护网络，或者是基于亲缘关系或者是基于地域关系。家族关系和庇护网络非常强大，而且与现代化和民主化极不相容”。(75)尽管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重估这些非正式制度在中亚国家转型过程中非消极作用的尝试，(76)但整体而言，中亚国家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被视为具有明显消极影响且有待克服的东西。 其次，苏联时期留下的遗产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中亚国家在国家独立后进行的国家建设及与外部行为体的互动，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受到苏联时期遗产的重要影响。诚如奥利文·罗伊(Olivier Roy)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无主之地。即使是在混沌的形势下，仍有网络、领导者和对于过去的记忆。”(77)在记忆方面，对于中亚国家而言，苏联时期的经历最显著、也最清晰。然而，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与研究者经常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苏联时期给中亚国家的国家建构留下了众多的遗产。既然中亚国家的建设是在苏联时期留下的基础上展开的，那么就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基础的制约。(78)与此同时，后苏联时期的国家建设过程，尤其是各国在经济领域遭受的众多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各国对苏联时期的习惯性行为与观念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的幅度并不小。(79) 在中亚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中，各国虽然在具体步调和措施问题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而言，它们所建立的并不是西方所期待的民主制度，而是一种模仿式的民主，即中亚国家既未成为真正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也不再是纯粹的苏联式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复杂和模糊的混合物。用史蒂文·桑普森(Steven Sampson)的话来说，中亚国家的建设与东欧国家的转型一样，并非一个“根据西方模板进行的基本的、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也不是控制性地将西方经验移植到这些国家。相反，转型是一种各种资源——物质的、组织的、人力的和象征的——被一系列行为体操纵和重构的社会空间”。(80)这些行为体既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包括中亚国家的精英和普通民众，甚至还有苏联的各种遗产，尤其是象征性遗产(symbolic heritages)，如心态、习惯、信仰和价值观等。有学者甚至认为，“苏联时期的象征仍然是政府和普通民众向他们的行动赋予意义的唯一象征体系。在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和象征的情况下，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象征又重新出现在公共生活之中”。(81) 当然，指出苏联时期的经验在中亚国家留存的影响，并不否认在中亚国家已经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与象征。事实上，美国致力于推进的民主、人权、善治等价值观念，就是新的象征体系，它们为外部研究者与中亚决策者甚至普通民众理解政治生活的运作提供了线索或参考依据，即使该地区政治实践并不一定符合这些价值观念设定的标准。只不过，美国提倡的国际规范及象征体系与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与象征差异过大，而后者在中亚国家决策者和民众中仍依稀可见，因此，中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苏联时期意识形态与象征体系的引导。这也构成了中亚国家在对待美国主导推动的国际规范化方面进行选择性采纳和实践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有学者认为，阿卡耶夫后期与纳扎尔巴耶夫时期吉哈两国政治体制与其他三个中亚国家越来越相似，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五国共享苏联时期的遗产造成的。(82)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时期的遗产对中亚国家选择性接受美国倡导的规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由于中亚国家在社会化西方倡导的国际规范方面停滞不前甚至有所恶化的状况，美国决策者及西方中亚问题专家对中亚地区的民主化前景不抱信心。如尤金·B.鲁梅(Eugene B.Rumer)指出：“中亚并非民主化的肥沃之地，表现为：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各国精英对民主化的抵制、民主巩固过程中各种制度的虚弱。”(83)而史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对中亚地区民主化的前景说得更为直白。他指出：“讨论中亚地区的民主前景，要么是没有头脑，要么是徒劳无功，该地区既无实现真正民主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对民主的真正了解，也不能让精英与大众在短时间内实践民主。”(84)由此可见，美国在通过呈现性权力社会化中亚国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较为有限的。 四、美国追求战略目标时面临的障碍 虽然美国已成为中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然而，要实现遏制俄罗斯、将中亚国家整合到西方安全—经济体系之中及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的战略目标，仍然面临不少困难。除了中亚国家对美国各种权力资源的抵制外，困难至少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美国追求的三重战略目标存在内在的矛盾，美国政府内部针对中亚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存在意见分歧，美国介入中亚事务时居高临下的特点，以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能否有效克服上述困难，是影响美国能否在追求其三重战略目标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前提条件。 首先，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的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遏制俄罗斯，要求美国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实用性关系，甚至建立联盟；而整合中亚国家，尤其是塑造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则体现了美国扩散西方规范和价值观的要求，为此不惜向中亚国家施加社会化的压力。如此一来，与俄罗斯存在诸多历史联系的中亚国家很自然会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来抵御美国的压力，从而有损美国的遏制目标。对于美国来说，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是放弃其中亚政策中的价值观内容。然而，这种解决方式对于美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外推进特定价值观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全球战略的构成性特征。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就在于美国具有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理想和抱负，“如果美国决策者停止扮演人权的代言人，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是美国人”。(85)就此可以断定，美国将继续采取各种措施要求中亚国家推进民主化，中亚国家也将因此持续面临美国在人权、民主等方面施加的压力。这种认知方面的鸿沟，将构成美国在中亚地区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这三重战略目标的持久障碍。此外，美国的对俄政策还存在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尽管美国希望遏制俄罗斯，但美国同样希望将俄整合到西方体系之中。美国对俄罗斯既遏制又整合的政策，被地缘政治学学者马赞·拉班(Mazen Labban)称之为“混合型地缘政治”(hybrid geopolitics)。拉班指出：“一般而言，美国政府在后冷战时期针对俄罗斯执行了一种结合了‘文明的冲突’和‘新冷战’的政策。前者强调有必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时还需将俄罗斯整合进西方，而后者重复了将俄罗斯从其真实或潜在的盟友中孤立出来的必要性，并致力于遏制其在传统势力范围内影响力的扩张。”(86)在中亚地区，俄美之间的“混合型地缘政治”具有三个方面的整体趋势：俄罗斯致力于维持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中亚国家通过借助美国等外部力量来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确保自身的利益；美国致力于通过投射权力以实现遏制、整合与塑造三重目标，但美国政策目标何种优先的模糊性和追求目标的单边方式，触及了其他大国——俄罗斯、中国、伊朗、印度等——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并导致了这些国家对其行为的抵制；尽管竞争关系明显，但是介入中亚地区的外部行为体都希望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恐怖主义的扩散。(87)这三种地缘政治趋势的汇聚，一方面，反映了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和大国间关系的复杂；另一方面，也增添了美国有效遏制俄罗斯的难度。总之，中亚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的认知鸿沟及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混合型地缘政治”，为美国在该地区追求其战略目标设置了明显障碍。 其次，美国内部对于中亚政策存在不少分歧。美国国内对何为美国在中亚地区优先追求的战略目标，不仅难以达成共识，而且各部门还积极追求实现本部门利益，从而妨碍了美国中亚政策的实行。例如，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对美国在中亚地区关注的重点领域就有明显不同。美国防部优先关注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和遏制俄罗斯的影响力，并强调美国对中亚国家民主问题的关注不应损害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而美国务院则优先关注该地区的民主发展趋势，坚持中亚国家在民主与人权等问题上是否取得进步，是美国与中亚开展安全合作甚至能否获得美国安全援助的前提。(88)除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存在的分歧，美国国会和美国能源公司等力量也积极争取影响美国的中亚政策，以实现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国会希望能够影响政府部门对中亚地区的决策，尽管中亚地区往往并不构成国会关注的重点区域；而能源公司则希望美国政府能为其在中亚地区的油气开采、油气管道建设和开展其他经营活动提供便利，不能因为推进民主而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商业利益。(89)除了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竞争，美国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分歧甚至竞争，最为突出地表现在美国为消除哈萨克斯坦核武器出台的“合作削减威胁项目”(努恩—朗加尔法案，Nunn-Lugar Law)的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该项目的执行涉及美国多个政府部门，为了获得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和维持本部门的自主性，这些部门往往彼此牵制，不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有效的协定；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在拨款、优先关注的事项等问题上对美国政府进行阻扰，以争取对该项目的控制。(90)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在中亚政策上的分歧，同样体现在里海能源、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等问题上，而这种局面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中亚政策得到连贯、有效地执行。此外，美国在执行其中亚政策的过程中还面临国内民众不太关注中亚事务的局面。总之，美国国内各种力量对政府的牵制，以及美国公众对于中亚事务的冷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决策者降低了对中亚事务的关注。美国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减少了对中亚地区的投入。总体而言，上述因素不利于美国在中亚地区有效地追求其战略目标。 再次，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特点也影响到美国有效追求其中亚战略目标。美国在介入中亚事务的过程中，因受到自身在国外促进价值观这一愿望的驱使，往往无视中亚各国内部及地区内部的复杂形势，缺乏对该地区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尊重。以曾与美国缔结过准军事联盟条约的乌兹别克斯坦为例，与美国交往的历史给乌带来的是不愉快的记忆。对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尽管中亚对美国的恩宠感到高兴，但是它仍清楚地记得华盛顿在过去曾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朋友”。(91)对于经历过或见识到美国对“郁金香革命”和“安集延事件”应对方式的中亚各国决策者来说，他们已经意识到，过分亲近美国，很有可能会带来国内动荡的结果。对于美国介入中亚事务时的行为方式，雷恩·米勒森曾指出：“西方经常戴着墨镜看待非西方文明遗产……美国可以少一些美国中心主义。”(92)因此，能否有效地克服“美国中心主义”，是美国能否赢得中亚国家信任的前提。中亚各国对“颜色革命”的批评态度，部分反映了它们对美国民主推进战略的恐惧，也激发了它们积极寻找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支持。因为相对于西方将反恐与政治经济改革联系在一起，中俄两国强调的是国际行为体需要尊重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不是盛气凌人地要求中亚国家按照自身的规范要求行事。在见证了中亚国家对其价值观外交做出激烈反应后，自2005年以来，美国降低了在该地区推进民主的力度。当然，降低批评中亚国家民主与人权状况的调门，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其中亚政策的价值观内容。截至目前，中亚地区的政治精英并未完全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也不太在意西方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规劝。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这种状况有损于中亚地区的长期稳定，因为除了以维持国家稳定为名压制政治自由带来政治伊斯兰力量激进化等结果外，(93)中亚各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停滞不前还可能滋生更多的恐怖主义活动、无法有效消除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问题。基于这种评估，美国决策者认为推进中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不仅是美国在中亚塑造各国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也是防止该地区沦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泛滥之地，进而避免威胁到美国全球利益的必然要求。只要坚持这样一种思路，那么，利益考虑与价值观追求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仍将不时会给美国的中亚政策造成难题。 最后，俄罗斯对美国介入中亚事务中的传统影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不仅具有影响各国事态发展的能力，而且还具有为维护在本地区影响而采取各种行动的意愿，这是美国运用其权力资源追求其战略目标时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就能力来讲，俄罗斯仍在中亚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中亚问题学者对此心知肚明，如有美国学者指出：“如果不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进行分析，那么就无法理解当代中亚。”(94)“在中亚，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中亚地区像俄罗斯一样拥有众多的利益，以及具有保证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能力”。(95)上述观点充分说明美国中亚问题研究者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至于美国决策者，虽然不如研究者那么坦率，但它在整合中亚和塑造中亚国家的同时，之所以将遏制俄罗斯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自然也是因为充分意识到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对美国拓展自身利益造成的挑战。在意愿上，俄罗斯虽然在苏联解体初期采取过“甩包袱”的政策，但从1993年开始就一直重视中亚在其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事实上，即使俄罗斯同样不存在一种完整、明确的中亚战略，(96)其中亚政策远比人们原本认为的连贯。这一点，通过与俄罗斯针对高加索地区的政策进行简单比较后即可明白。与对高加索地区的态度不同，俄罗斯对中亚地区，无论是从情感和心理上，还是从政策和舆论上，很大程度上都将其视为自身利益的延伸，并且对那种被认为有损俄罗斯在该地区利益的行动做出坚决的反击。(97)尽管美国已成为中亚国家重要的功利性参考对象国，但只要俄罗斯仍然构成中亚国家首要的信息性、规范性参考对象国，美国在追求三重战略目标上仍将面临重要障碍。 通过综合运用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与呈现性权力这三种政策手段，美国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事务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例如，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美国仅是一个对中亚地区认识不多和介入有限的国家；而目前，美国已成为对各国局势均能产生一定影响的大国。甚至有学者(如鲁梅)认为美国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安全保证者。(98)尽管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与俄罗斯相比在整体上仍有所不如，但在某些领域(如推广西方价值观和中亚问题研究的方法等方面)已显示出一定的优势。鉴于美国将其影响力投射到此前无法进入的中亚地区到目前也不过20余年，因此，它所取得的成就颇为可观。早在1997年，布热津斯基就曾得意地指出，“美国目前已是欧亚地区的仲裁者，没有美国的介入，或者在违背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主要的欧亚问题都将得不到解决。”(99)那么到了今天，任何想积极介入中亚地区事务的国家，都不能忽视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 在美国追求遏制、整合与塑造等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中亚国家展示了它们所具有的能动性。在应对强制性权力方面，中亚国家利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行动空间。尽管这种策略存在一定的风险，对于小国而言更是如此，不过整体而言，中亚国家从这种策略中收获了很多好处。对于美国整合中亚国家的尝试，中亚国家则借助俄罗斯等国的力量进行牵制。由于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所具有的价值观内容抱有警惕，中亚国家担心接受这些外部行为体的规范议程会威胁到政权生存，为此积极借助俄罗斯及其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对此进行抵御。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尝试通过施压、说服和援助等途径向中亚国家推广国际规范，中亚国家并非只是被动接受，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采纳和实践，这一过程就是本文所说的国际规范的地方化。这种状况，既有中亚国家历史和传统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美国在推广西方价值观时其方式方法存在的问题所致。由中亚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反应可以看出，尽管中亚各国的实力与美国差距甚远，但它们并非美国以及任何其他大国被动的行动和规范接受者，而是具有丰富能动性的国际行为体。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与兰州大学杨恕教授、陈小鼎副教授、周明博士提出的建设性修改建议。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可参考曾向红：《遏制、整合与塑造：美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 ②这三种权力类型，大致对应国际关系学者菲力克斯·贝伦斯科特(Felix Berenskoetter)提出的“三维权力观”。贝伦斯科特指出，在国际关系中至少存在三种权力类型，它们分别指赢得冲突的能力、限制替代方案的能力、塑造规范标准的能力。显然，贝伦斯科特有意在他的三维权力观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机制理论、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之间建立起“松散的联系”。参见Felix Berenskoetter,“Thinking about Power,”in Felix Berenskoetter and Michael J.Williams,eds.,Pow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7,pp.1-22。 ③三种权力概念并非笔者提出，学术界对此有丰富的说明和研究。关于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与制度性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可参考Felix Berenskoetter and Michael J.Williams,eds.,Pow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7;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eds.,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尽管不一定使用“呈现性权力”的概念，但涉及“呈现性权力”概念运作机制的相关成果，可参考Roxaanne Lynn Doty,Imperial Encounters,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Minnesota: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1996; Janice Bially Mattern,“Why‘Soft Power’Isn't so Soft:Representational Force and Attraction in World Politics,”in Felix Bereskoetter and Michael J.Williams,eds.,Power in World Politics,pp.90-119; Janice Bially Mattern,Orde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dentity,Crisis,and Representation Force,New York:Routledge,2005; Janice Bially Mattern,“The Power Politics of Ident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3,2001,pp.349-397；孙吉胜：《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伊拉克战争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五章。 ④当然，即使是在中亚地区，俄罗斯相对于美国的实力也面临可能出现衰落的困境。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实力地位的讨论，可参考Neil MacFarlane,“Realism and Russian Strateg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in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8-260; Ruth Deyermond,“Matrioshka Hegemony? Multi-Levelled Hegemonic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5,No.1,2009,p.160; Lena Jonson,“Russia and Central Asia,”in Roy Allison and Lena Jonson,eds.,Central Asian Security: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London: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1,pp.95-126,etc。 ⑤Jim Nichol,Central Asia: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L.33458,May 3,2012,p.37. ⑥Joint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yrgyz Republic on the Coalition Airbase,July 14,2006,http://bishkek.usembassy.gov/july_14joint_statement_on_coalition_airbase.html. ⑦Mariya Y.Omelicheva,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New York:Routledge,2011,pp.45-46; Alexander Cooley,“U.S.Bas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Orbis,Vol.52,No.1,2008,p.74; Jim Nichol,Central Asia: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p.38. ⑧参见“经济合作组织”网站http：//www.ecosecretariat.org/Countries/Kyrgyzstan/tab_text_basic.htm，2015-3-4。 ⑨Alisher Khamidov,The Base of Contention:Kyrgyzstan,Russia and The U.S.in Central Asia(2001-2010),Ph.D.Dissertation,John Hopkins University,2011,p.202. ⑩Petar Kurecic,“The New Great Game:Rivalry of Geostrategies and Geoeconomies in Central Asia,”Hrvatski Geografski Glasnik,Vol.72,No.1,2010,p.37. (11)Mariya Y.Omelicheva,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p.45. (12)Olga Oliker,David A.Shlapak,U.S.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Pittsburgh:Rand Corporation,2005,pp.24-25. (13)Gregory Feifer,“Uzbekistan's Eternal Realities:A Report from Tashkent,”World Policy Journal,Spring 2002,p.85. (14)Eugene Rumer,“The U.S.Interests and Role in Central Asia after K2,”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9,No.3,2006,p.145. (15)Rein Müllerson,Central Asia: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55. (16)美乌在“安集延事件”上立场的演变及后果，可见Shahram Akbarzadeh,“Uzbeki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Friends or Foes?”Middle East Policy,Vol.XIV,No.1,2007,pp.113-114; Alexander Cooley,“U.S.Bases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Orbis,Vol.52,No.1,2008,p.77; John Heathershaw,“World Apart: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Central Asian Survey,Vol.26,No.1,2007,pp.131-132。对乌政府在“安集延事件”中的角色持一种较为同情态度观点的论著，见Shirin Akiner,Violence in Andijan,13 May 2005: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Silk Road Paper,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July 2005。 (17)Olga Oliker,David A.Shlapak,U.S.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pp.25, 31-32. (18)Evgeny F.Troitskiy,“U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and Regional Security,”Global Society,Vol.21,No.3,2007,p.418; Matteo Fumagalli,“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in Emilian Kavalski,ed.,The New Central Asia:The Regional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Actors,New Jersey and London: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2010,p.177; Alexander Cooley,“U.S.Base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entral Asia,”Orbis,Vol.52,No.1,2008,p.76. (19)Evan A.Feigenbaum,“Kazakhst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hanged World Remarks to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and Policy,”Almaty,Kazakhstan,August 23,2006;“Approach to Central Asia,”Remarks at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Washington,D.C.,February 6,2007. (20)Shahram Akbarzadeh,“U.S.-Uzbek Partnership and Democratic Reforms,”Nationalities Papers,Vol.32,No.2,2004,p.282. (21)Svante E.Cornell,“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In the Steppes to Stay?”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7,No.2,2004,p.247. (22)Shahram Akbarzadeh,“U.S.-Uzbek Partnership and Democratic Reforms,”Nationalities Papers,Vol.32,No.2,2004,p.271. (23)S.Neil MacFarlane,“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0,No.3,2004,p.458. (24)Eugene Ru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Asia:In Search of a Strategy,”in Eugene Rumer,Dmitri Trenin and Huasheng Zhao,Central Asia:Views from Washington,Moscow and Beijing,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2007,p.51. (25)对美国与中亚国家(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之间认知鸿沟的深入研究，可参考John Heathershaw,“World Apart: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Geopolitical Space in the US-Uzbekistani Strategic Partnership,”Central Asian Survey,Vol.26,No.1,2007,pp.123-140。 (26)事件的导火线被认为是玛纳斯空间基地问题。为了换取吉尔吉斯斯坦将美军从玛纳斯空军基地驱逐出去，俄罗斯在2009年承诺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20亿美元无偿贷款，免去吉1.8亿美元的债务并提供无偿援助。然而，巴基耶夫并未履行诺言，参见高飞：《中亚博弈：冷战后的中美俄关系》，《外交评论》2010年第2期，第118页。为了对巴基耶夫政权进行惩罚，2009年下半年至“4·7”事件期间，俄罗斯采取了一些报复性措施，这些措施也就被视为俄罗斯在“4·7”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证据。可参见http：//www.rferl.org/content/Commentary_Roots_Of_Kyrgyzstan_Uprising/2022430.html，2015-03-06。对于这一质疑，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于2010年4月7日断然予以否认，他认为自己同样被吉尔吉斯斯坦事件的突然发生所震惊。普京在讲话中虽然批评了巴基耶夫的裙带主义和腐败现象，但他强调“4·7”事件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内政，参见http：//www.rferl.org/content/Putin_Russia_Had_No_Role_In_Kyrgyz_Events/2005948.html.，2015-03-06。 (27)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Alisher Khamidov,The Base of Contention:Kyrgyzstan,Russia and The U.S.in Central Asia(2001-2010)。 (28)曾向红：《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环境：2005年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65-73页。 (29)赵华胜：《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5-24页。 (30)邵育群：《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评估》，《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63-66页。 (31)Jim Nichol,Central Asia: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Interests,p.47. (32)Mariya Y.Omelicheva,Coun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p.23. (33)An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