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素密度、要素替代弹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差异_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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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中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模式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自1998年起，中国经济开始由供给不足向需求不足转变①，此后中国经济一直饱受需求不足的困扰，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加大。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扩张内需，特别是扩张消费需求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一点已经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白重恩、钱震杰(2009)利用资金流量表测算了1992-2005年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现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居民部门的占比分别下降10.71％和2.01％，政府部门在两个阶段的占比均出现上升。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等(2012)也利用类似方法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绝对所得均有所增长，但是居民部门增长最慢，并且占比也出现下降的趋势。彭爽、叶晓东(2008)对中国1978-2006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也发现，该期间中国收入分配表现出从向居民部门倾斜，逐步演变成向政府部门倾斜。王小鲁(2010)指出，当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在于劳动收入比重过低、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除上述主要研究成果外，李扬、殷剑峰(2007)，安体富、蒋震(2009)，贾康、刘微(2010)等的测算结果均表明，我国当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

       上述研究的定量结论虽然略有差别，但都反映出当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的收入逐步下降，而政府部门的收入逐渐上升，并且在再分配阶段亦无改善的趋势。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进一步下降，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得到加强，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分配政策失效。

       鉴于近年来劳动报酬在居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达到了70％左右，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下降又主要是因为初次分配收入下降较快(白重恩、钱震杰，2009)，因此，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重视。李稻葵等(2009)从宏观的角度指出，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U”型关系，而我国正处于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所以占比下降是正常的。白重恩等(2008)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对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是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这两个因素引起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随后白重恩等(2009)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真实幅度进行了测算，指出劳动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劳动人口由农业向非农部门的结构转型，而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占比最高，否定了“资本对劳动的侵占”。罗长远、张军(2009a，b)也对劳动收入份额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分解，并运用198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发现了FDI、经济发展水平、民营化与劳动报酬占比成负相关，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等与劳动占比成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黄先海、徐圣(2009)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对中国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劳动占比下降进行了分析，发现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劳动占比下降主要原因。刘丽、任保平(2008)从技术进步偏向的角度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实际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当前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型，降低了实际工资的增速。张莉、李捷瑜、徐现祥(2009)利用1980-2007年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进出口贸易和FDI的角度对偏向型技术进步和要素分配份额进行了分析，指出全球化会对技术进步偏向和要素份额产生影响。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分配模型，杨俊、邵汉华(2009)从理论上分析了全球化、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全球化对提高我国劳动所得影响不明显，具有资本增强属性的技术进步和过快的资本深化，偏离了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显著地降低了我国劳动报酬份额。

       从研究的角度看，本文的研究与杨俊、邵汉华(2009)的研究最为相近，但本文区别于杨俊、邵汉华(2009)的地方在于：在新古典的分配模型框架下可以证明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深化和要素替代弹性都有关系，但杨俊、邵汉华(2009)仅仅考虑了资本深化，目前尚无研究从要素替代弹性的角度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研究，本文拟作这方面的探讨。

       本文余下部分做如下安排：第二节给出了新古典的分配模型框架，并指出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替代弹性、资本产出比以及偏向型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第三节实证检验了要素替代弹性和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第四节是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

       二、新古典框架下的劳动收入占比

       (一)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经济体拥有K单位资本和L单位劳动，生产函数为Y=F(L，K)。在新古典假设条件下，即规模报酬不变、市场完全竞争及不存在技术变迁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为：

      

       Bentolina和Saint-Paul(1999)将LS和k这一关系进行刻画，称之为SK曲线。为了进一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需要给出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鉴于C-D函数对要素替代弹性的假定过强(劳动-资本的要素替代弹性为1)，我们采取常替代生产函数并辅以要素体现型的技术进步，即：

      

       其中α为生产技术决定的要素分配参数，ε是劳动-资本替代弹性，A为衡量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的参数，体现了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B为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参数，体现了劳动投入的生产效率。

       在给定上述假设和生产函数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为：

      

       从式(7)可以看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要素替代弹性和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有关，要素替代弹性决定了资本产出比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方向，资本产出比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大小与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有关。若劳动与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则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会使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若劳动与资本为互补关系，则相反。

       (二)要素密集度异质性差异、替代弹性与劳动收入

       中国一直遵循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在保持了稳定的同时，也存留了部分有待深入改革的领域。目前中国多数产品定价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但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其中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金融抑制压低了存贷款利率，土地市场上因政府干预导致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差价过大，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央行对汇率的干预在促进了出口的同时，引起了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上述问题导致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要素分配领域迟迟得不到确立，这导致了中国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的持续扩大，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较重。

       现实经济中，历经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架构，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攻坚战”的方略下已逐步退出大多数经济领域，民营企业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对中国经济持续繁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历来是个大难题。据Ross Garnaut(2000)测算，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几十年里，绝大部分的银行贷款发放给了国有企业(80％左右)，而民营企业仅仅获得了不到20％的银行贷款。李文溥(2009)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将民营企业分为：乡镇企业、个体及私营企业、农业企业和三资企业，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多数年份上述企业占银行贷款总和的比重仅在10％左右，2009年更是下降到了9％。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贷款发放给了国有企业，并且是以较低的贷款利率。对贷款对象的歧视和贷款利率的干预使得中国的投资效率极其低下，各地纷纷上马了高污染、高投入的工业项目，全国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严重。卢峰和姚洋(2005)也对中国的利率管制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国企获得的贷款利率比市场化的利率低了将近50％-100％，而民营企业所面对的贷款利率却比国企高了近50％的水平。正规贷款渠道的堵塞使得众多民企纷纷转向民间融资，各地民企联保、连坐的贷款方式风行，加剧了经济风险。史晋川、赵自芳(2007)也曾对国企和民企在贷款使用成本上的差距进行过测算，发现两者差距大致在15-20个百分点，除去国企面对的贷款利率较低外，各地方政府还存在着对国企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资助情况。由于外资企业融资来源可借助国际市场，因此，中国民营企业面对的资金价格是所有企业类型里最高的。

       在另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价格方面，由于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导致劳动力在地区间、部门间和行业间的流动受到了一定阻碍。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户籍管制的松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流向沿海一带和大城市，提高了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户籍制度仍未被废除，对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约。经过多年的改革，户籍所附属的部分利益已经逐步被剥离，但户籍仍然决定着教育、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公共物品的享用。户籍制度的存在不仅剥夺了大量流动人口对上述公共物品的享用权，农民工的实际工资被压低，也扰乱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国有企业在实施了改制、下岗等措施后，大多数国企留存于电信、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享受着垄断的“宁静生活”，留存的国企员工也随之享受着高福利、高工资。同时，国企人事安排基本上按旧有体制运行，体制外人员难以进入。与此相反，非国有经济面对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和下岗的廉价劳动力，体制上的双轨制使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员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差距甚大，造成了不同部门劳动力价格的较大差异。据史晋川、赵自芳(2007)的测算，不论是单个年份内还是所有年份，国有经济的劳动力价格都是最高的，外资经济次之，私营和集体经济最低。如果按照所有年份的平均水平来看，国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价格是私营经济部门的3倍多，是集体经济部门的4倍多。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要素市场发育的不完全，导致了国有经济的劳动力价格较高，但是面对资金价格却较低。民营企业相反，虽然支付的劳动力工资较低，但却不得不接受较高的资本价格。因此在中国的资本深化过程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得民企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甚至用廉价劳动力替代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例如比亚迪在生产手机电池时所采用的生产方式)，而国有经济则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两种倾向的结果是两类企业的要素密集度的差距扩大了。Hicks(1932，1963)曾指出当一个经济体包括多类型、多部门时，如果部门间要素集中度差距很大，或者部门间替代弹性较大、商品间的替代弹性增大，都会使得一国总的要素替代弹性变大。根据前述在新古典框架下对劳动报酬比重的分析，保持资本-劳动比不变时，较大的要素替代弹性，会得到更小的劳动报酬比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的假设为：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要素市场不完全导致了不同部门要素密集度差距的扩大，这提高了中国要素的替代弹性，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更为容易，在资本深化的共同影响下，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三、实证检验

       上述新古典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要素替代弹性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理论正确与否，我们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劳动收入份额的实证文献，构筑了如下的检验方程：

      

       式(8)中LS表示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Es表示要素替代弹性，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μ表示采取固定效应时各省份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ξ是残差项。β和α分别表示要素替代弹性变量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回归系数。

       我们的研究重点是要素替代弹性、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由于劳动收入份额还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以避免对误差项做出过强的同质性假设。详细的变量度量如下。

       (一)数据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LS)：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一个地区的总产出从收入法的角度主要包括四部分：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劳动收入和固定资产折旧。因此我们用“劳动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劳动收入份额。鉴于国内学者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存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周明海，2008)认为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应剔除“生产税净额”，只考虑资本和劳动要素对产出的占比，因此本章后续的稳健性分析部分将使用“劳动收入份额”的这一定义，即从地区生产总值中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再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百分比。

       2.解释变量

       要素替代弹性：要素替代弹性衡量的是要素边际技术替代率(RTS)对资本-劳动比变化的敏感程度和要素间替代的难易程度，如果RTS不随k/l的变化而变化，那么要素间替代就是容易的，因为当要素投入组合发生变化的时候两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没有发生变化(即RTS没有变化)，反之，则说明要素间的替代比较难。一般我们用下式表示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

      

       如果σ的值很大，说明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不随k/l的变化而变化，要素替代容易发生，否则要素替代很难进行。

       研究劳动-资本替代弹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首先需要对替代弹性进行估计。目前，对替代弹性的估计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推断法、单方程模型估计法以及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normalized supply-side system approach)。

       依据CES生产函数，资本-产出比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受到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的影响，如果资本-产出比和资本收入份额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那么劳动-资本替代弹性大于1，如果资本-产出比和资本收入份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那么替代弹性小于1，如果资本-产出比的变化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显著，那么替代弹性为1。部分学者利用这一个关系通过回归估计资本-产出比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推断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范围(＞1；＜1或=1)。白重恩等(2008)采用推断法对1998-2005年工业部门劳动-资本替代弹性进行分析，发现资本-产出比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工业部门的替代弹性为1。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同样采用推断法对1997-200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估计发现，资本-产出比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我国总体经济的替代弹性小于1。由于该方法不能估计出替代弹性的具体数值，因此，无法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替代弹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具体影响。

       采用单方程估计法进行估计的方程包括CES生产函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和劳动需求的一阶条件方程和超对数成本函数。这三个方程在估计时需要对技术进步做严格限制，而且由劳动需求一阶条件方程估计出的替代弹性值往往大于由资本需求一阶条件方程估计出的结果，由于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受到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因此，任一单方程的估计存在系统偏差(Acemoglu，2002；Klump et al.，2007)。张明海(2002)以CES生产函数为基础，研究了中国劳动-资本替代弹性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在1952-1993年期间，中国的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约为0.466，在1993-1999年期间约为3.145，1993年以来劳动-资本替代弹性明显上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三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即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将标准化的CES生产函数、资本和劳动需求的一阶条件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估计，由于这三个方程中替代弹性和技术进步率参数互相影响。因此，解决了结构参数的可识别问题，从而能够得到对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参数的稳健估计。这种方法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估计方法，近两年来多数学者都采用这种方法进行估计。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对1978-2005年和1978-200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两个时期我国的劳动-资本替代弹性分别为0.736和0.813，同时，中国的技术进步更偏向于资本的使用。陈晓玲、连玉君(2012)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估算了各省区的替代弹性和有偏技术进步。研究发现，除辽宁和河北外的东部省区及内蒙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替代关系，多数中西部省区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鉴于测算劳动-资本的替代弹性并非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我们借鉴了陈晓玲、连玉君(2012)对中国各省区要素替代弹性的数据。

       资本产出比(k)。根据前述新古典框架下的推论，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要素替代弹性值的大小有关。Bentolina和Saint-Paul(1999)的研究发现，在OECD国家中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Diwan(2000)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通过采用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135个样本，Diwan发现是资本产出比对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提升的作用，但不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却呈负相关。因此，我们用资本存量与各地区的GDP比值表示这一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广阔的市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优质的基础设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外资流入从几十亿美元增长到1000多亿美元。从供求上来说，大量FDI的涌入会降低中国资本的稀缺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进而提高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但上一章节中统计数据揭示的情况却恰好相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多年来持续下滑。我们推测这可能与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现行体制下中央对地方实施了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各地官员升迁的动力使得中国地方政府间长期以来过度追求GDP排名，即Li、Zhou(2005)、周黎安(2004)所揭示的“GDP竞赛”。FDI的流入对地方经济有着很好的促进和技术上的溢出效应。因此，各地政府在吸引FDI方面各显身手，在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土地划拨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使得自身更具吸引力，各地官员也会拼命保护外商的利益，压低当地劳动力的价格，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因此，我们使用FDI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进出口贸易(open)。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可能会降低前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而提高后者的劳动收入占比。在中国，出口部门的主体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将中国作为组装基地和出口平台，因此，中国的出口贸易应该会导致劳动占比的提升。我们使用出口占GDP的比重(％)衡量一个地区出口贸易的规模。

       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emprural)。Diwan(2000)用“农业人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衡量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发现农业人口占比越高，富裕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越低，而贫穷国家刚好相反。对富裕国家来说，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城市中的非农行业，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同时，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之后，他们的收入在统计上就被正式纳入劳动的范畴。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得发达国家在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占比上升。而中国经济一直呈现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因此，我们用乡村从业人员占比(％)衡量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

       财政支出水平(gov)。Harrison(2005)的研究显示：政府支出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收入。Diwan(2000)的研究却表明虽然财政支出扩大不一定能提升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却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Lee和Jayadev(2005)、Jayadev(2007)用国民收入中政府所占份额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现该值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高。他们甚至发现财政赤字也对劳动收入占比有积极作用。与上述研究相呼应，我们也将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分别引入作为解释变量。

       本章的数据涵盖了1993年至2008年中国大陆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所有数据收集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3-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历年《统计公报》。原始数据中的“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和“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我们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进行了相应换算。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外、其余数据都采用了比值的度量方式，均是无量纲的。省级资本存量数据来自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估算数据(1952基期)”。

       (二)方法与结果

       Wald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更为可靠。对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样本异方差的B-P检验显示，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因此我们选择了可行广义回归方法(FGLS)来纠正该问题，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利用stata12.0，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计量结果显示在表1中。

      

       观察表1中(1)至(3)的计量结果，我们发现，要素替代弹性指标ES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对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时，这一数值基本上保持一致，这说明解释变量要素替代弹性ES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具有很好的稳定性。要素替代弹性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负效应，鉴于要素替代弹性数值本身较为特殊，因此对于较小的估计系数我们认为可以接受。另外可以发现，政府消费比重gov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负效应，控制不同的变量后，这一数值仍比较稳定。因此，过高的政府消费比重对劳动收入份额是不利的。fdi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在可接受的检验水平上并不显著，说明中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赛中可能会压低劳动报酬以吸引外资。资本存量K与要素替代弹性的估计结果类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对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时，这一数值基本上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要素替代弹性与资本深化相互作用，使得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速度较快。将不同省份按要素替代弹性数值大小(大于1、小于1)分组后的实证结果发现，资本存量K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组别差异，限于篇幅，我们未给出相应结果，说明当前阶段中国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还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1)、(2)两个模型中对外经济活动水平open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控制了不同变量后，模型(3)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仍可以说明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在国际贸易中并没有表现出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其原因与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不无关系。非正规经济部门规模Emprural的系数显著为负，与我们的预期保持了一致。刘树杰(2009)也曾指出一国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高低与该类要素的稀缺程度有关很强的关系，历史原因造成了中国是在城市化很低的情况下开始工业化的，农村劳动力长期、大量存在过剩，改革开放后剩余农村劳动力逐步涌入城市，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尽管我国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持续提高，但低工资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升速更快，劳动报酬中低工资的权重也越来越大，进而导致劳动者报酬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相对下降趋势。

       因此，用我们的模型考察核心解释变量要素替代弹性ES，其结果不依赖于控制变量的改变而改变，ES不仅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而且数值基本维持不变，因此其结果是稳健的。从上述计量结果看，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

       (三)稳健性检验

       针对上述检验结果，我们用劳动收入份额的另一个指标做了稳健性检验。即：在计算劳动收入占比时，将政府得到的生产税净额从GDP中扣除(具体为从地区GDP收入法中扣除生产税净额再计算“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仅仅考察收入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以检验上述结果是否依然成立。我们采用新的劳动收入份额重新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观察表2可以看出，从GDP中扣除生产税净额之后，劳动收入占比对主要解释变量ES的估计参数系统性变小，对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值也出现了系统性变小，在控制了不同的变量后，ES的估计参数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主要结论与表1保持了一致。因此，就我们关心的劳动资本间要素替代弹性是否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这一问题，上述计量结果很好地对我们的假设进行了证实。但在非农就业人口emprural的计量结果上，稳健型检验的计量结果数值由负变正，但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当前阶段中国非农就业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还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于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研究纷繁复杂(李稻葵等，2009；白重恩等，2009；罗长远、张军，2009a， 2009b)，然而从不完全要素市场和要素替代弹性的角度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分析这一角度，学界的研究略有不足。本章从中国经济领域中仍留存的要素市场不完全这一现象出发进行研究，发现：国有经济面对较低的资本价格和较高的劳动力价格，非国有经济(不含外资经济)面对较高的资本价格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在资本深化过程中，国有经济倾向于用资本替代劳动；非国有经济则倾向于劳动密集型生产，两种倾向的结果是两类企业的要素密集度的差距扩大了。在新古典的框架下，要素密集度差距扩大会导致要素替代弹性变大，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更为容易，这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我们利用1993-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此加以验证，结果发现，该结论能够得到一定的证实。该结论与黄先海、徐圣(2009)的研究结论较为类似，但他们是从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进行展开的。因此，中国未来有必要从户籍制度、利率制度等方面着手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减轻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注释：

       ①中国商务部每年对600种主要消费品调查表明，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市场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上有近32％的主要消费品出现供给过剩，1999年以来，中国市场上有75％以上的消费品出现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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