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传统论文,史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3/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4)05-0132-06
民族史是西方史学中一个重要的传统，本文拟就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民族史写作范式 在古典时代的开创，及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进行探讨。旨在说明正是在建构各国民 族史的过程中，产生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新构想，开始了史学新实践。如美国学者凯利所 说，历史研究总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繁荣。同时，我们聚焦民族史传统有助于阐明西 方近代史学的本质特征，即世俗的、理性的、民族的。
(一)
西方民族史传统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而不是希腊史学。希腊人在政治上从来没有 建立一个统一体，他们写作埃及史、巴比伦史、罗马史，但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民族 政治史传统。中古早期的史家，如都尔的格雷戈里和比德，为了记述一个民族的历史， 都向罗马史家、教会史家和东方史家学习，并没有被发现他们求助于希腊史家。这也适 用于描述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民族史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是从罗马人，而不是 从希腊人那里得到了民族史的观念。色诺芬、波利比阿等希腊历史家对布鲁尼等人文主 义者是有影响的，但是，希腊史家对人文主义民族史的发展究竟有多大作用依然是个问 题。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都不是希腊民族史家，他们 是当代史家，而俄福鲁斯和波利比阿则是世界史家。应该说，希腊历史家对民族史的产 生有特殊影响，他们促使罗马人和犹太人，以及基督徒至少是部分根据希腊模式来写作 他们的历史。所以，民族史的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 遇的结果[1]。
在罗马民族史的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第一个罗马历史家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约生于公元前254年)。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曾参与高卢战争和汉尼拔 战争，公元前216年坎奈战役后，他曾作为罗马使团成员，出使希腊。在公元前3世纪末 他用希腊语写作了他的《罗马史》，从罗马起源一直写到公元前3世纪末。他的出现是 罗马史学兴起的标志。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罗马史学，决非偶然。首先，这场与 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他们想到祖辈创业 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辽阔的地区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 的发展，罗马人的眼界扩大了。只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地 吸收希腊文化。第三，希腊化的冲击迫使各民族反思自己的历史，用希腊语，根据希腊 历史编纂方法写作自己民族的历史，以便各国读者了解自己民族。最后，希腊化时代修 昔底德式的以关注当代、探索人性的永恒特征、解释政治事件的前因后果为特征的政治 史的衰落，博学好古研究的兴盛，都对皮克托的历史写作有重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 影响皮克托的既有希腊因素，也有罗马因素。实际上，他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皮克托受到希腊作家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受制于希腊历史家。他有自己的方法 ，同时也利用希腊史家的成果，并且，他的研究延伸到希腊史家没有充分研究的时期和 方面。在实践过程中，他使用了罗马的编年框架，无疑也利用了祭师编年纪事(the
Annals of the Pontiffs)(注：罗马的祭师编年纪事，是祭师们把他们认为重要的事记 在粉板(tabula dealbata)上，逐年更新，有如纪事表，到年末则将其抄录成卷。公元 前2世纪末，罗马曾把全部祭师编年纪事编辑成书，共80卷。)和别的罗马材料。皮克托 的贡献是开创性，他的《罗马史》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著作传统，即民族史。他的著作 比以前希腊人写作的世界史更注重政治制度的连续性。罗马人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当代史 ，因为他们有一种深刻的传统意识和历史连续性的观念。他们或许在对过去的批判态度 上不如希腊人，但他们感到有必要从起源叙述自己的历史。从罗马的起源开始写是罗马 历史写作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皮克托开创的民族史传统，后来经过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公元前149 年)、萨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公元前34年)和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年) 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民族史写作范式，考虑到李维在后世的盛名，我 们可以将这一范式称为“李维范式”。李维范式的特点是：其一，通史体例，从起源开 始写；其二，以政治为主线，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三，重视历史的垂鉴作用。
在罗马，除皮克托和李维开创的民族政治史范式外，民族史写作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 范式，即源于希腊的，以罗马作家瓦罗为代表的博学研究范式。该范式与希腊化时期盛 行的传记(bios)这一著作体裁密切相关。希腊化时代的传记既可以讲述个人的故事，也 适宜于讲述民族的故事。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迪凯亚尔库写有《希腊人的生活》，用传记 形式来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系统描述希腊的习俗和典章制度。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作 家瓦罗(Varro，公元前116—公元前27年)是罗马博学研究者的典范，他的一生著述宏富 ，涉猎广泛。在博学研究方面，他继承了希腊前辈的系统研究方法，但他运用更得当， 更有力，更富于成果，从而使他的前辈黯然失色，使他的同时代人震惊，5个世纪以后 的圣奥古斯丁仍然为他着迷。[2]他著有25卷《罗马古事考》和16卷《罗马神事考》， 对罗马习俗制度和宗教神话进行研究。他还仿效迪凯亚尔库写作《罗马人民的生活》， 由此开创了民族史写作的博学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瓦罗范式”。
瓦罗范式具备博学研究的全部特征，与李维范式是有很大差异的。首先，瓦罗范式不 是按年代顺序来进行的叙事，而是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当然，在编年顺序容易确定时， 他们也不反对按编年顺序来处理。总之，时间因素在博学研究中的作用不如在政治史中 那么大，这与二者研究的主题有关。人们对政治、军事史的理解取决于事件因素，取决 于相继发生的事件的时间顺序，而博学研究侧重于习俗和典章制度的系统描述，并且， 习俗、制度、宗教等的起源时间，要么全然不知，要么难于考证，所以，在研究这些主 题时，要按编年顺序来处理，很难完全做到。其次，瓦罗范式广泛使用各种档案文书和 碑刻铭文。传统的历史家从修昔底德到波利比阿，从费边·皮克托到李维，虽然偶尔也 使用档案材料，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人是通过系统研究档案，主要依据档案材料来写作 历史的。甚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家哈利纳克苏斯的迪奥尼修斯，虽 然深受罗马学者瓦罗的影响，也认为没有必要对罗马档案进行透彻研究。历史家很少去 档案馆，更少详尽引用偶然发现的档案资料，而博学好古者则视搜集档案资料和碑刻铭 文为他们的职责，他们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详尽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第三，在 著作体裁上，瓦罗范式与李维范式也有很大不同。瓦罗范式的著作体裁实际上是把讲述 个人故事的著作体裁用来讲述民族的故事，是传记体裁的发展。
(二)
传统上认为，近代民族史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其大致过程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布 鲁尼通过有意识地模仿李维，而写作了《佛罗伦萨人民史》，其他人文主义者也相继写 出意大利其他城邦和民族的历史。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通过依照古典方式写作民族史来谋 生，他们向欧洲各国君主推销这种新型历史，最终引起各国本民族历史家的竞争，随后 ，出现了本土的民族史家[3]。这种描述过分简单化，有明显的不足，它过分强调了李 维的重要性。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还存在另一种人文主义者的民族史，它与李维关系 甚微，而以瓦罗为古典榜样。所以，我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依然存在着两种民族史写 作范式，即李维-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 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而且开始有融合。
人文主义史学的诞生地是佛罗伦萨，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家是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 ardo Bruni，1368-1444年)。布鲁尼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为人文主义历史编纂提供了 榜样，这部著作耗费了他一生许多光阴，至少从1416年到他1444年去世。如果说他的文 学灵感得自修昔底德和李维，那么，他的思想观点则更直接地是佛罗伦萨严酷的政治现 实，尤其是长期与米兰的冲突及随之而来的15世纪初期的“危机”的产物。严酷的政治 现实加强了他的共和信念，使他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彼特拉克的政治偏见，达到了与所谓 “市民人文主义”相联系的政治、社会关注。追随萨卢塔蒂，布鲁尼颂扬西塞罗，认为 他体现了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相结合的人生理想。布鲁尼还接受了西塞罗认为历史是经 验教训的宝库的观点，先人的嘉德懿行值得缅怀、效仿，先人的过失罪衍必须提防、避 免。他认为，历史既包括一个长长的叙述，对每一个特殊事件的原因分析，同时也要对 某些问题作适当的判断。他认为，佛罗伦萨过去的丰功伟绩迄今已为人所忽略，“因此 ，我决定写作该城著名的历史，不仅是我自己时代的历史，也包括资料所允许的更早那 些时代的历史”[4]。这样，他就以李维的方式，从建城开始写作佛罗伦萨的历史。佛 罗伦萨的崛起，共和自由的获得，城邦的军事成功是他的主题。他的资料来源于古典作 家，以及奥罗修斯、副主祭保罗等中古编年史家，尤其是他的前辈，如维兰尼兄弟和加 洛·达蒂。他认为，西塞罗风格的拉丁语是最完美的表达现实的语言工具，所以，他以 古典修辞方法来对他所利用的资料进行改造和修饰。而且，他遵照西塞罗的原则，对个 人心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常常用古代演讲和对话的方式来对动机和政策进行解释。
布鲁尼这种从建城或起源开始写，以政治、军事为主线，模仿古典风格，充满强烈的 城邦爱国主义的情绪，作为审慎和实践智慧的教师的历史，对后世影响非常大。在佛罗 伦萨，布鲁尼的追随者中有两个是布鲁尼在佛罗伦萨政府秘书处的继任者，波基奥·布 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年)和巴托罗梅奥·德拉·斯卡拉。其他追 随者都是俗语历史家，包括圭查迪尼、西皮奥内·阿米拉托和马基雅维利。波基奥本身 就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他的《佛罗伦萨人民史》是布鲁尼著作的续编，但范围 要狭窄一些，是一部相当小的著作，写作于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即1455-1459年。布鲁 尼的著作是以李维为榜样，而波基奥则更多地是以萨鲁斯特为典范，他关注的是14世纪 中期的军事和外交事务。他对心理因素，尤其是愤怒和对权力的追逐也给予了相当的注 意，同样他还强调其著作的教育意义。斯卡拉的著作不那么成功，他是从起源开始写， 但到他去世时(1497年)还没有写到14世纪。佛罗伦萨学派的其他成果，有贝内代托·阿 科尔蒂(他也曾任国务院秘书)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吉安诺佐·曼内蒂的《比萨 史》、马泰奥·帕尔梅里的几部著作、贝尔纳多·鲁切莱的关于意大利战争和古代罗马 的历史著作等。但是，在马基雅维利和圭查迪尼之前，没有一部著作超越，也几乎没有 一部著作达到布鲁尼所树立的标准[5]。
在15世纪，这种博学、雄辩、精英的编史新风格吸引了许多佛罗伦萨以外的追随者。 同时，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书籍的普及，它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依照人文主义者的 思想方法，印刷术就是适时地出现，以便传播他们的文化信息的。佛罗伦萨以外的追随 者中最杰出的是两位威尼斯历史家——贝尔纳多·圭斯蒂尼亚尼(1408-1489年)与马堪 托尼奥·科乔(也叫萨贝里科，约1436-1506年)，两人都大约在15世纪80年代，以李维 和布鲁尼方式，从建城开始，分别写作了《威尼斯史》。佛罗伦萨长期的劲敌米兰也有 许多学者颂扬该城邦古代的辉煌及今日的成功，如贝尔纳蒂诺·科里奥的《米兰史》。 这是一部用俗语写成的人文主义历史。那不勒斯王国也是如此，它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乔 万尼·庞塔诺和瓦拉。这种历史编纂风格在若干意大利小邦也有追随者，包括热那亚、 锡耶纳、曼图亚和费拉拉，只是忠实和成功的程度不同[6]。
在佛罗伦萨之外虽然也有不少布鲁尼的追随者，但是，佛罗伦萨之外还流行着另一种 史学范式，即博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与语言大师瓦拉密切相关，尽管他对历史编纂的 直接贡献是微不足道的。瓦拉发起并领导了对过去的全面进攻，他所做的工作包括评注 圣经新约和李维的历史著作；考释古典罗马法文本；翻译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 尤其是他关于拉丁语的论述，表现出他重建整个罗马古代文明的企图。瓦拉反对为人们 普遍接受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历史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比诗更少哲学意义，所 以低于诗歌[7]。瓦拉认为，历史比诗更直率，因为它更真实。它不是倾向于抽象，而 是倾向于具体事实，是通过实例来说教。他重申了西塞罗的名言：“没有历史，人们就 永远是一个孩子。”(注：此语见西塞罗的De Oratore 34。)瓦拉对历史最大的贡献是 他的《君士坦丁圣赠辨伪》，该书既是对具体的教会法学家作伪行为的批判，又是对教 皇传统的总攻击。正像他指出的：“不仅进攻死人，而且进攻活人，以及各种权威。” [8]对瓦拉来说，唯一的权威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甚至只是语言学家所解释的古 代。使瓦拉在史学史上占据中心位置的，不是他的《斐迪南统治时期的历史》，而是他 的版本校勘，他对罗马法的语言学研究，以及他对教会传统的批判(这一点对新教学术 和观点有重要影响)。
把瓦拉的批判方法和精神与瓦罗的博学结合起来的是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年)。他以瓦罗的《罗马古事考》和《罗马人民的生活》为榜样，结 果使他的著作虽然与瓦罗不同，却成为后世系统研究民族古史的典范。尤其是他的极具 创意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辉煌的意大利》，对意大利自古罗马以来的地理沿革和历史 变迁作了详尽的考察，被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历史家看作是证明和赞颂自己民族传 统的最佳著作形式[9]。瓦罗-比昂多范式的民族史写作不是以政治、军事为主线的叙事 ，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专题性的系统研究；它力图摆脱修辞学的束缚 ，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经得起考证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它所用资料也不局限于古代 历史著作，还包括档案材料和碑刻铭文；虽然它不像李维-布鲁尼范式的著作那样焦点 集中，观点明确，主题连贯，但它依然有强烈的倾向性，试图通过博学研究来发现民族 力量的源泉。
(三)
人文主义新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并且从意大利传播到西欧各国是从15世纪晚期开始的 。各国接受人文主义新史学都有一个共同动机，即与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竞争，也就是 说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此英国人反应最强烈，他们认为意大利人污染、败坏了英国 历史[10]。另外，人文主义新史学在传播过程中，民族史写作的两种范式相互影响、相 互融合的趋势已开始出现。
人文主义新史学在德国出现得相当晚，首倡史学新风格者是学者彼得·鲁德尔。他自 封为诗人和历史家，1456年执教海德堡大学。对德国历史批判意识的兴起，对于整理德 国文化作用极大的是同时期塔西陀的《日尔曼尼亚志》的被发现。该书是由意大利人文 主义者埃尼阿斯·西尔维阿斯(1405-1464年)传给德国人文主义者的。塔西陀强调了日 尔曼人固有的，纯粹的品性，他们的道德和经济关系的纯洁，以及他们政治制度的自由 和民主。这些观点为德国历史学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另一方面，比昂多的《辉煌的意 大利》也很重要。它是历史-地志研究的典范，也是对德国民族情绪的一个挑战。为了 回应它，康拉德·塞尔替斯(Conrad Celtis，1459-1508年)及其同事试图创作《辉煌的 日尔曼尼亚》，以颂扬德国的传统。“高贵的先生们，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塞尔替斯 曾经对德国人说，“某些现代历史家(他们出版了新的历史著作，骄傲地声称他们可与 古罗马帝国媲美)称我们著名的领袖为‘野蛮人’……贬低我们德国人的声誉。”[11]
同时，雅各布·汪斐林(Jacob Wimpheling)也哀叹，德国人没有像罗马人、威尼斯人 、英国人、法国人等创作一部民族历史。于是，他在1505年出版了第一部人文主义风格 的德国史。汪斐林的《德国史纲》是对塞尔替斯建议的响应，它更接近布鲁尼的《佛罗 伦萨颂》，而不是他的《佛罗伦萨史》，只是它是按照编年顺序来叙述而已。他把日尔 曼的历史追溯到荷马时代，这样来宣称他们先于罗马。接着他颂扬日尔曼的伟大事迹和 人物，包括阿里奥维斯图斯，“第一个日尔曼人的国王”；讲述日尔曼人对外族的各种 胜利，以及从查理曼开始的日尔曼帝国的命运，最后结束于德国文化成就概述，特别提 到印刷术的发明。更具批判精神，也更符合意大利模式的历史著作当数阿尔伯特·克朗 兹的关于萨克森和温德人历史的著作。该书也提出了日尔曼人起源问题，它抛弃了特罗 伊起源说，但保留了其它起源神话。由于受比昂多和埃尼阿斯·西尔维阿斯的影响，他 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史》。不久，德国人文主义历史学在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后， 历史写作依然繁荣。最著名的是约翰·阿文提莱的《巴伐利亚史》，以及比图的《德国 纪事》(1531年)。
人文主义新史学在英国的出现与一位意大利学者分不开，他就是博莱多内·维吉尔(
Polydore Vergil，1470-1555年)。他于1502年来到英格兰，在此之前，他已经表现出 对历史的关注，曾在1499年发表《论发明》。这是一部博学好古著作，确立了他的历史 观。对维吉尔来说，摩西是历史的“发明者”，但是历史学本身完全是人的事业，关涉 人的行为、事迹，以及原因和结果。到1502年，他完成了《英国史》第1卷，并将其题 献给亨利七世。维吉尔依靠的是与法国一样深厚的英国编年史传统。他受编年史传统的 影响非常大，不仅是表现在编年框架上，而且表现在对灾害、洪水、收获、奇迹一类修 道士所热衷的主题上。除此之外，维吉尔是一个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他为自己的雄辩的 拉丁语和古典风格的演讲感到骄傲。他对英国的起源问题抱一种怀疑的态度，尤其是特 罗伊起源说和亚瑟王传奇。他对英国的各种制度都感兴趣，如大学、修道院和法律制度 。《英国史》从讨论地理背景开始，分成两个大部分，即征服前和征服后，每1卷写一 个国王的统治时期。在全书出齐(1555年)前，它也像埃米利奥的书在法国一样，已经成 为了16世纪英国史著的权威。
维吉尔的著作的出版给英国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为了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竞争 ，许多人投身民族历史写作，产生了大量编年史著作，但是水平都不高。直到1586年， 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年)的《不列颠尼亚》出版，才改变了英国 新史学落后的局面。该书标志着“中古编年史为近代历史所取代，其创造性的研究，尤 其对公共档案的研究，使它成为优秀历史著作的典范”[12]。这部著作不是李维-布鲁 尼风格的史著，而是瓦罗-比昂多风格的著作。全书有一个总的引言，概述不列颠的历 史，然后按地区排列，系统地对各地的地形、人物、习俗、制度等方面分别予以叙述。 卡姆登追随的榜样是比昂多的《辉煌的意大利》。
法国人文主义新史学的第一个典范是罗贝尔·盖刚，他曾是纪尧姆·菲歇(注：法国著 名人文主义者，索邦大学教授，是将印刷技术引入法国的功臣。参阅Binns,Norman E.,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Bibliography,Association of Assistant
Librarians,1969.)圈子的成员。像汪斐林一样，他曾哀叹他的同胞忽略了历史，认为 自己的《法兰西起源和事业纪要》(1495年)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该书以伊拉斯莫的一 封信作为序言，伊拉斯莫在信中将盖刚比作李维。实际上，盖刚的著作是匆忙编写成的 ，其主要材料得自圣但尼大编年史，剔除了一些神话传说(如查理曼的十字军征伐)，对 档案材料有所运用，当然全书渗透了民族意识，认为无论是法兰西国王，还是法兰西文 化都不低于罗马。
盖刚的著作为一个意大利学者保罗·埃米利奥所超越。此人早在1483年就来过法兰西 ，并依照比昂多的方法，考察法国古物，比昂多是他的主要榜样和资料来源。保罗·埃 米利奥常常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个皇家史官，他的编写民族史计划确实得到官方的支持[1 3]。他的《法兰西事纪》，像盖刚的著作一样，都曾作为被经常引用的法律权威。埃米 利奥的著作虽然基本上是意大利政治史叙述风格，但是，他广泛地利用了人种学、语言 学、地志学探究，并对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对社会和宗教习惯进行讨论，以及对别的专 题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李维-布鲁尼范式与瓦罗-比昂多范式两种民族史写作风格融合的 最早迹象。但是，法国史学没有从简单接受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发展出自己有独特品性 的民族史学。法国民族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下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是出现在史 学领域，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在法学领域”[14]。这一独特的发展路径影响深远，必 须予以特别重视。
(四)
埃米利奥为法国人文主义民族史写作提供了最初的榜样。在他之后，法国民族史写作 继续发展，但缺乏突破，没有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民族史学走过了这样一段历程 ，即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术影响下，从语言学研究到法学研究，从法学的历史方法到历 史学方法，从罗马法研究到制度史、文化史研究，从教会法和教会史、封建法和中古史 研究到法兰西民族史写作。通过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联姻，来改造传统史学，在建构法 兰西民族历史的过程中，造成历史思想、历史认识和方法的重大更新，进而在西方史学 中开创独具特色的法兰西史学传统。也就是说，法国思想家从语言学研究开始，通过法 学研究，把法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在追寻法兰西民族的过去，重建法学和制度 史的过程中，最终提出了史学新构想，开始了史学新实践。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学家比代、博杜安、波丹、迪穆兰、霍特曼、皮图、德·图等 都对新史学的探讨做出了贡献。最后由历史家波佩利埃尔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界定，他 的《历史著作史》和《完美历史的观念》是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新构想”的最全面的阐 述。他认为史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首先是自然史阶段，即口头传说和神话；其次 是诗的历史(预示了维柯的著名观点)；然后是连续的历史，包括简单的编年史和年纪； 最后是文明的历史，它在事实叙述中加入了雄辩和因果分析——这一水平人文主义史学 就已达到。此外，还有一个阶段是他所谓“完美的历史”，它还没有被达到[15]，但是 许多追求一个广泛的文化史观念的学者都曾探讨过它，如勒鲁瓦、迪埃朗、加亚尔，当 然还有波佩利埃尔本人。波佩利埃尔的“法国新历史的构想”就得自人文主义的这一观 点：所有科学、艺术，以及别的人类发明都源于历史[16]。历史家应该考量地理、政体 、王权及其各种制度和法律机构、社会阶级和宗教。我们应该看到，史学新构想的最初 实践是在民族史领域，所以，对这样一种“完美历史”的新构想做出最重要、最具体贡 献的是有“史界蒙田”之称的艾蒂安·帕基耶。他的《法兰西研究》不仅涉及到法学和 制度史，如大学、巴黎高等法院和法兰西教会的历史，而且涉及到艺术、文学，甚至大 众文化。在其一生研究法兰西社会和文化精神的过程中，他的同事克劳德·德·福歇和 尼古拉·维涅也积极投身其中。对于这些学者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不在其研究范围内，他 们至少是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实践了“完美历史”的构想[17]。
法国思想家的史学新构想，以及迪埃朗、德·图、帕基耶等人的史学新实践，表现的 是人文主义遗产中最宏大的方面，它可以被叫做博学的冲动。人文主义运动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从对古代博学的颂扬，又特别强调人文学科而开始的。在其成熟阶段以宏大的历 史观点来审视和评价人类各学科知识，这种历史观指向未来，更重视今世而不是古代。 他们的“完美历史”既强调历史的广泛性、整体性，又不忽略地理和民族的差异性。实 际上，他们的整体史就是文化史、文明史。勒鲁瓦的著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勒鲁瓦是 比代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他认为语言学研究应有广阔的视野，并将其用于整体史，结果 使其著作《论事物的兴衰或事物的变迁》成为第一部论述文明史的著作。勒鲁瓦的著作 是一部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英雄时代的比较研究。该研究是根据在民族层面是 循环的，而从整体上看是进步的(主要是指理智和技术今人胜过古人)模式来进行的。他 强调的是人类的创新，特别是当代的“新海洋，以及新型的人、风俗、法律和习惯”[1 8]。因此，他们的整体史不是中古基督教会的普遍史，它是各民族的历史，人类文明的 历史。它不是上帝的神圣计划的表现，而是人类的活动。它是理性的、世俗的，本质上 是民族的。
总之，直到16世纪，人文主义民族史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将各民族的 中古过去拉丁化，即便不是古典化。人文主义者对不文雅的、“野蛮的”的资料，依照 古典拉丁散文风格进行加工润色；通过确定因果关系、利用演讲和对话等文学手法，以 及从重建的过去得出道德和政治教训的方法，来赋予中古材料某种一致性和连续性。这 一过程实际上就是按照李维-布鲁尼范式重构各民族过去叙事。其二是在民族史写作中 倡导，常常是实践一种求真求实的学术标准，伊拉斯莫表述为真实而博学，阿尔齐亚托 表述为语言学的真实，[19]这就是把历史写作建立在世俗学术的基础上，而不是神学教 义和随意的年表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原始资料的考释，关心文化史、制度史，强调系 统研究。这后一过程则是依照瓦罗-比昂多范式探究各民族的过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对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结果，即两大历史研究范式融合的最 初表现，即法国学者的史学新构想和史学新实践。两大范式的融合必然带来历史研究方 法的更新，必然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拉大历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历史不只是以政治、 军事为主线的叙事，而是一项具有“研究”和“分析”特征的严肃的理智活动。它既包 括对历史的关键问题的理解，又有对纷乱不清的制度、经济、文化和宗教因素的分析。 历史家既要重视变化，又要找出联系，把握结构。历史家技艺的最高境界在于把系统分 析与编年叙述很好地结合起来[20]。如果说具有历史批判意识、注重原始资料考证，关 注文化史等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特征，那么，在重建法兰西民族史的过程中，16世纪 法国法学家和历史家的史学新构想和史学新实践就预示了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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