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正萍[1]2003年在《成都市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大量的农民工已经流入城市，并且还将有更大规模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所以研究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适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成都市农民工为个案，从社会化、现代化、城市化、边缘化、社会歧视及移民理论等出发，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城市社会的适应现象，并讨论群体内的交往对他们产生的作用，进一步分析户籍制度、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及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偏见对其社会适应的影响。 文章认为，农民工主要从事苦、脏、累等无技术要求的工种，容易完成由农业到非农职业的转换；以农村为参照体系安排日常生活，在低层次需求水平上，农民工在经济层面适应较强。从社会适应来看，农民工在服饰和卫生等外在方面的适应较为明显；闲暇、娱乐活动的内容单调；交往活动主要仍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是功利性的，很少有感情的交流，表现出交往的表层性和内倾性。在心理层面上对城市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属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心理适应性较差。 此外，类似研究选取的地点是发达和较发达地区，成都市是欠发达地区，所以将成都市农民工作为个案是对全面展现中国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情况的必要补充，弥补了相关研究选取地点的不足；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农民工群体内交往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农民工继续生活在城市提供了各种支持；农民工对城市居民也存在偏见，并且这种偏见使他们主动放弃与城市居民交往，成为了适应社会的严重障碍；经过与城市的接触，有些普通农民工走出了小农意识，其价值观念已经从传统向现代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沈洁[2]2016年在《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与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干预研究》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呈直线上升,至今约有2.8亿名进城务工人员活跃在城市的很多行业,因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进城务工人员来到新环境,一方面要面临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还需融入社会、适应社会,而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出现了社会融入和心理适应方面的问题,因此,有效解决此问题,不仅有利于个体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和实验法从叁个层面来探讨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本研究分为叁个层面来进行:现象描述层面、解释机制层面以及策略设计与实施层面。第一个为现象描述层面,即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二个层面为解释机制层面,即分析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探讨了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第叁个为策略设计与实施层面,即结合前人的研究和前两个层面的探讨,设计了针对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水平偏低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干预方案,方案实施的结果表明干预效果良好。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水平普遍偏低;(2)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处于中等水平;(3)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水平分别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存在差异;(4)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所设计的干预方案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
植凤英[3]2009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结构、特征及形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人的心理健康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需求。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问题既关系少数民族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自我和谐,同时也会影响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西南地区是我国的多民族聚居区,在社会急剧变迁、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当代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问题已日益凸现。同时,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的研究较为匮缺,且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与实际存在一定程度的脱离,研究内容零散,未能形成系统观点等。因此,对现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研究以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为研究对象,从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遵循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的研究思路,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结构、特点及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力图实现研究与现实需要的有效对接。整个研究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立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层面,结合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突出特征-农民外出务工,对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结构进行探讨,并据此编制了一般压力情境下的少数民族心理压力问卷和特殊压力情境问卷(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适应压力问卷),以此为基础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现状特征进行全面调查。第二部分对少数民族压力应对方式的结构进行了探讨,并编制了相关问卷,对西南少数民族压力应对方式的特点进行调查。第叁部分探讨了乐观、社会比较方式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形成的影响机制。第四部分进行的实地调查是对问卷调查的进一步印证、补充和深化,着重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压力应对方式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考察。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少数民族心理压力包括文化适应、日常生活、工作就业、健康与变故、负担管教、婚恋问题等6个维度;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环境、民族文化、工作就业、人际及生活等5个方面;少数民族压力应对方式是一个由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构成的二维结构,其中消极应对包括否认逃避、克制压抑、情绪发泄,积极应对包括问题解决、积极解释、寻求支持。(2)编制的少数民族心理压力问卷、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适应压力问卷、少数民族压力应对方式问卷具有可接受的心理测量学指标。(3)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心理压力总体上属轻度压力,但日常生活压力感较重,并以经济和社会环境问题造成的日常生活压力为首要压力源。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状况在人口统计学上存在群体差异。(4)西南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压力属中度压力,其中来自工作就业、社会环境和生活方面的压力感较重;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压力在年龄、文化程度、打工月收入和城市居住时间上存在一定差异,并可对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做出一定预测。(5)西南少数民族群众对压力的应对方式有4种类型:无作为型、消极应对型、双重应对型和积极应对型,遇到压力时主要以问题解决、积极解释和寻求支持等积极应对方式为主,相对较少采用否认逃避、克制压抑、情绪发泄等消极应对方式。(6)西南少数民族群众总的表现出一种比较乐观和积极比较的社会心态。不同乐观类型和社会比较类型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压力感及压力应对方式呈现出不同特点。压力水平对于悲观倾向、向下对比、消极比较、向上认同等与消极应对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乐观、社会比较对心理压力、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获得模型的支持。(7)在社会激烈变迁的西南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日趋突出,民族发展中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值得引起关注。这些问题已成为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中的新型压力来源。(8)环境因素、教育因素、文化因素、历史因素和个体主观因素交互影响着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的形成,其中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影响作用最为突出。(9)西南少数民族压力应对方式受压力、社会组织、文化、自身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其中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引导、榜样、支持和教育以及一些优良的习俗活动有助于西南少数民族积极应对方式的培育。综合看来,本研究在以下几方面有所拓展和创新:(1)在研究对象上,以西南地区18岁-60岁的少数民族群众为主体,拓展了已有压力与应对研究的对象范围。(2)在研究的取向上,从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突出特征,本着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加强了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3)在研究的视角上,从多元文化视角出发,基于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视阈的交叉和整合对研究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4)在研究方法上,尝试采用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整合的研究思路,运用了问卷调查法、文献法、访谈法、实地观察、民俗和艺术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推动了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研究的多元化与综合化。(5)在研究内容上,围绕着心理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结构、特点和成因逐层推进,其间通过一般与特殊、点与面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压力与应对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考察。
郭晴, 关英杰, 赵艳芳[4]2015年在《农民工体育参与意识、参与行为和城市融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成都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以成都农民工为样本,考察了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意识/体育参与行为及其与城市融合度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成都农民工体育参与意识和体育参与行为较低,城市融合度较高;体育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与其城市融合度之间在统计学上不存在相关关系,参与体育运动可以促进城市融合度的假设没有得到证明。本次研究也发现对体育的积极评价与城市融合度呈现相关关系。分析认为,在理论上体育运动具有社会参与性、互动性、学习性和组织性等特征,但是在现实中,将运动仅仅视为身体锻炼的体育观念制约了农民工体育参与行为,因此,体育运动对于农民工在城市融合中的作用上还缺乏心理和现实的条件。
王娟泰[5]2012年在《家政工城市适应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女性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后,家政服务行业是其重要的就业领域,但是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不够,进城务工家政工作为非正式就业的群体,她们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艰辛。本文以兰州市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继续社会化理论,从经济、社会、心理叁个层面上研究家政工对流入城市的适应状况,具体包括了家政工的收入、消费、居住、语言、生活习惯、闲暇生活、社会交往、职业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十个维度。研究分别以对收入和居住条件是否满意、是否存在生存资料之外的消费；能否掌握城市语言,能否顺应城市生活习惯；是否有较为丰富的闲暇和交往活动,是否认同职业身份、社会身份和城市社区为指标测量了家政工的城市适应水平。研究发现,兰州市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农民工对在城市中的收入和居住条件较为满意,消费主要用于生活基本开支,对城市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能适应,但是她们在城市中的闲暇活动和社会交往都非常单一,与此同时,她们的职业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也都非常低。因此,她们对城市的总体适应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梁土坤[6]2019年在《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文中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着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着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着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着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程建林[7]2009年在《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城人口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呈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路径”：先从“农民→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市民”。因此,分析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转移必须用“两步转移理论”代替“一步转移理论”。“两步转移理论”表明,在农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中,实现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目前我国的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群体,而是发生了显着的分化。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决定了他们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进而导致他们在行为决策上有着显着的差异。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渐长,他们会逐步退出农民工队伍,第二代农民工将成为这个队伍的主体。第二代农民工较高的市民化倾向使得他们成为了市民化过程中最为迫切同时也是较易市民化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的诸如就业、城市融合、社会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已经对现行的体制和相关制度安排提出了挑战。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行研究实属当务之急。因此,论文从代际分化角度出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切入点,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分化、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个体特征差异；第二,两代农民工的行为决策差异；第叁,构建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的指标体系与进程测度模型,在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与进程测度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第四,分析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因素；第五,构建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体系；第六,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克服与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具体来讲,论文的内容如下：第1章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体制转轨背景下我国乡城劳动力流动的独特路径,分析了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理论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乡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以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归纳,确立论文的研究主题。接着论文对文中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第2章主要分析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通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来突显第二代农民工的人格特征与行为决策差异。文章首先分析了两代农民工在成长环境、个人特征、进城情况、工作情况、行为决策、与家乡或农业的联系、城市适应性七个方面的差异,总结了第二代农民工出现的新特征。由于两代农民工不同的进城动机、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从而导致他们在行为决策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论文接着就对他们在迁移决策、劳动力供给与就业决策以及社会保障需求决策方面的差异展开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生活成本、制度成本以及劳动力价格歧视因素造成了两代农民工不同的迁移决策；不同的个人效用目标、动机目标、成长环境与个人特征等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有着不同的劳动力供给,进而从微观主体上分析了第一代农民工就业与“民工荒”、第二代农民工就业与“民工潮”的形成机理；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逻辑与第二代农民工的前途逻辑,使得影响他们社会保障需求的因素存在着显着差别,进而决定了在他们社保需求上有着不同的决策。第3章分析了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首先从第二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职业状况、居住条件、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市民化意愿、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以及对未来的打算等方面对其市民化现状进行概括定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他们在心态与文化习俗上更接近于市民,且具有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种种制度安排,使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愿望、过高期望与城市体系对他们客观排斥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阻碍了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为便于准确把握这一进程,文章建立了反映市民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并构建了进程测度模型。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指标体系与测度模型实证度量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实证结果表明,目前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推动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必须进行相关制度的创新,这就为后文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打下了基础。第4章分析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笔者把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均纳入户籍制度,形成了“广义户籍制度”分析框架。并把户籍制度对市民化的障碍作用定义为“本原性”制度障碍,沿用海外中国问题专家所提出的“户籍墙”的形象称谓,把我国的“户籍墙”划分为“显性户籍墙”与“隐性户籍墙”,接着对两者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最后得出“隐性户籍墙”是阻碍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制度因素这一结论。以城市劳动力就业市场与养老保障为例对“隐性户籍墙”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与养老保险的“便携性损失”分别把第二代农民工排斥在城市首属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本章最后分析了双重“户籍墙”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双重“户籍墙”铸就的户口控制体制壁垒、劳动力市场与就业体制壁垒、城市资源配置体制壁垒,固化了第二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阻碍了市民化能力的获得与提升,提高了他们的市民化成本,弱化了市民化意愿,从而阻碍了市民化进程。第5章探讨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支持体系。为推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笔者构建了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体系,并从四个支持主体、叁个层面、叁大重心以及叁个环节来着手推进其市民化进程。第6章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促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支持体系框架,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推进户籍制度纵深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权益维护机制七个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
郭显超[8]2013年在《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择偶问题是青年期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人生大事,在当前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择偶模式一直处于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不断转变之中。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群体,因其外出务工过程中的择偶模式具有较多的特殊性而受到了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当前处于谈婚论嫁年龄的青年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素质较高,并且有着留在城市发展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们的婚姻恋爱问题与适应城市、融入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具体择偶模式是在城市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发展状况的一种体现,其结果也会影响到融入城市的前景。因此,研究青年农民工择偶问题对于解决农民工择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推进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选择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微观层次上青年农民工的择偶模式,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社会资本是青年农民工的一种重要资源.对于他们在城市立足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二是对于物质资本贫乏、人力资本有限的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存量多少是造成他们个人条件差异的重要因素：叁是已有研究成果证明,社会资本是影响结婚意愿和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的概念工具和分析范式,为解释择偶这种备受家庭关心的“长期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视角。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从社会资本角度对择偶模式的研究非常少。不过已有的关于社会资本和择偶模式的研究成果,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方法工具。在这种条件下研究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影响,需要先根据社会资本的特征、功能与作用机制,从理论上探讨微观层次上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择偶模式的影响路径,构建起理论模型,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设。然后利用实证调查数据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影响的结论。对研究中涉及到的核心概念进行如下界定：青年农民工是指16～35周岁的有着农村户口却进城务工的人员；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通过其拥有的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利用或调动的资源；择偶模式是由择偶途径、择偶目的、择偶范围、择偶标准和择偶难易程度等五个方面组成的一个系统,每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也不相同。在系统梳理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分类进行创新。根据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的不同,将微观领域的社会资本分为先赋性社会资本、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和自致性桥梁型社会资本叁种类型。这叁种社会资本的特征和作用差异较大,尤其是先赋性社会资本和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能够提供实质支持,而自致性桥梁型社会资本主要发挥信息交流的作用,而且先赋性社会资本的同质性都非常强,自致性社会资本的异质性比较强,这些特征和作用都能够对择偶模式产生不同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一个人所掌握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叁个方面,个体的择偶模式也受到其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充分认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择偶模式影响的前提下,从理论上探讨叁类不同的社会资本与择偶模式的关系。这就要求构建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叁类社会资本与择偶模式关系的理论模型,提出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叁类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影响的若干研究假设。要验证这些假设,需要在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下进行实证调查研究。问卷共包括个人基本资料、社会资本状况、社会支持状况、社会资本投资状况和择偶模式五个部分。其中对社会资本的调查借鉴了边燕杰的“春节拜年网”进行研究,对择偶模式的调查则借鉴了关于择偶模式研究的李克特量表。本次实证调查数据来自于在成都市农民工相对集中的4个城区(青羊区、郫县、温江区和双流县)分层抽样的问卷调查,共获得543个有效样本,均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工,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分布比较合理,是一项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信度检测发现量表数据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调查数据是较为可靠的；效度分析结果也显示问卷中的量表具有较好的构建效度,各题项都是相应唯独的有效指标。利用统计软件SPSS16.0对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社会资本方面,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资本中,自致性桥梁型社会资本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先赋性社会资本,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比重最低,反映出青年农民工在城市通过社会资本自我构建已经突破了完全依靠先赋性社会资本的局面。但是由于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和自致性桥梁型社会资本的差距很大,而自致性桥梁型社会资本不能像自致性纽带型桥梁资本一样提供实质性帮助,因此,虽然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构建起的社会资本比较多,但能够提供实质性帮助的相对较少,对先赋性社会资本依然有较强的依赖性。实证数据还发现,青年农民工的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的同质性也非常强,这既反映了青年农民工交往范围比较狭窄,也说明农民工的自致性社会资本能够提供的实质性帮助也会比较有限。择偶模式方面,青年农民工择偶模式总体上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即择偶途径以自己认识为主,择偶目的以情感性目的为主,择偶范围以打工(工作)所在地为主,择偶标准重视人品个性和双方相容互补。当然,青年农民工的择偶模式也存在多样化的特征,因为无论是择偶途径、择偶目的还是择偶标准,很多其他选项的赞同度也比较高。对于他们的择偶难易程度,一半以上的人感觉自己择偶难度“一般”,叁分之一的人感觉择偶是容易的,感觉到困难的只占少数。感觉困难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压力和工作不稳定两个方面。在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影响分析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验证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以择偶模式的五个方面分别做因变量,以物质资本(年收入)、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和技术职称)和叁类社会资本做自变量,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来源地为控制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青年农民工的物质资本只对择偶范围有显着影响：年收入越低,则越倾向于在同乡范围内寻找配偶,但对其他的方面影响不显着。(2)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会显着影响到青年农民工的择偶目的、择偶范围和择偶难易程度。人力资本水平越低,则择偶的功利性目的越强,也更喜欢从同乡中选择配偶；人力资源水平越高,择偶会越容易。(3)先赋性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主要影响是：先赋性社会资本丰富的人,为其介绍对象的人就越多,但是他们在择偶途径上对他人介绍的方式赞同度会较低;在择偶目的上其传统型择偶目的更弱：择偶范围上倾向于在同乡中寻找配偶。先赋性社会资本越丰富,择偶标准就越高,但青年农民工面临的择偶难度也会较大。(4)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主要影响是：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丰富的人,在择偶途径上会更加认可他人介绍这种方式；在择偶目的上传统型择偶目的较强；在择偶范围上喜欢在包括城里入在内的同地异性中寻找配偶,对城里人更为认可：在择偶标准上对对方经济社会条件的要求较低。而且自致性纽带型社会资本能够明显降低择偶的难度。(5)自致性桥梁型社会资本丰富的人,在择偶目的上其传统型择偶目的较弱；在择偶范围上倾向于在包括城里人在内的同地异性中寻找配偶,但对是否选择城里人的影响不明显；择偶标准中对外表或生理条件的重视程度较低。总体来讲,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择偶模式的影响更大。这表明社会资本是能够对青年农民工的择偶模式做出可以信服的解释的,这也说明社会资本是研究择偶模式的一个良好的视角。但这只是针对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不是普遍的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影响研究,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运用同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青年农民、青年白领和高校学生群体的社会资本对其择偶模式的影响,将其结论与青年农民工群体的结论进行对比,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突出社会资本的作用。另外,验证假设所采用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虽然能够证明假设,但无法将所有变量融入一个模型,因此可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来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个人资本或个人社会资本对择偶模式的影响模型。
李长鑫[9]2013年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农民工阶层,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日益分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了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路,也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关系着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还关系着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站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较的角度来测度和评价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在理解和界定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构建了一个由经济条件、政治参与、文化素质、社会关系和心理认同五个维度构成的五位一体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赋予权重。通过统计年鉴和问卷调查获取所需数据基础上,测度出了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及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市民化阶段。因此,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章节。第一章是文章的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阐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和内容,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并说明了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人口迁移、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等相关理论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市民化程度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叁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予以了研究。在指标选取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对市民化内涵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五位一体的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个指标具体含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问卷调查采集的数据,利用SPSS17.0,分别对五个维度的市民化状况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得出了各个具体指标的详细情况。第四章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接着运用市民化程度的计算公式得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具体数据,并对运算的结果进行了说明。第五章是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建议及研究结论。具体的政策建议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市民化门槛,优先推进经济维度的市民化水平；二是积极改变政治生态环境,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政治参与市民化水平；叁是积极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四是加强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五是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认同市民化水平。本文结论分为七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市民化程度为57.74%,处于中等市民化阶段,各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分布不均衡；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叁是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政治参与需求,但政治参与水平非常低；四是人力资本较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提高,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高；五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结构有所改变、社会网络的宽度有所拓展,但初级社会关系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六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认同度还偏低,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出不确定性；七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逐步提高,市民化意愿却处于较低水平。
雷有光[10]2005年在《农民工家政人员培训与城市文化适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持续、大规模的转移,城市农民工群体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城市农民工的诸多问题中,社会适应是核心问题,他们在交往、心理、观念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大都由不适应引起。如何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和文化已成为全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培训是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的有效途径。为此,笔者以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调查了她们的城市文化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了了解培训对城市文化适应的影响,笔者分别调查了经培训农民工家政人员和未培训农民工家政人员的城市文化适应状况,并进行了比较研究。此外,笔者还以北京市富平学校为个案,对农民工家政人员的培训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经过调查分析,本论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农民工家政人员的城市文化适应水平不高,“边缘人”心态和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她们明显的心理特征。 2.工作技能、思想观念和与城市居民的人际交往是农民工家政人员城市文化适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歧视和社会支持来源的不平衡也是重要原因。农民工家政人员对饮食、气候、衣着、普通话、卫生习惯、消费习惯、交通等城市文化表层因素的适应水平较高。 3.培训对农民工家政人员城市文化适应的影响主要是人际交往和心态方面。经过培训的农民工家政人员对城市居民更倾向于积极和正面评价、与城市居民交往的主动性更高、意愿更强烈,她们更少想家,也更愿意向同事寻求社会支持,但她们也更容易感到被歧视。 4.培训能够对农民工家政人员的城市文化适应产生积极影响,但这还有待于培训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成都市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D]. 谭正萍. 四川大学. 2003
[2]. 进城务工人员的心理适应与社会融入现状及其干预研究[D]. 沈洁. 贵州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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