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及其应对策略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生活论文,应对策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01-0070-06 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相对但更能体现人之本质的生活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心态、道德状况、文化生活、意识形态和精神追求等。精神生活能为人之存在注入意义感和归属感，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的……占有”[1](p.303)的实践活动。精神生活不仅直接体现着社会的文化自觉和精神成熟程度，也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的认识水平和理解深度。一般而言，人们为满足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活动是动态平衡的，致力于追求超越物质生活的生命意义和自由自觉活动的精神价值。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攻坚期的到来，精神生活在物的围困和多样价值的挑战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并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当前社会精神生活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何应对和解决？这既是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是生命问题和灵魂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慎重对待。 一、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我国社会呈现出改革创新、开放包容、科学民主、奋发向上、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文化生活也多姿多彩。然而，在现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多样化价值观的影响下，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生存焦虑凸显、价值观冲突加剧、社会心态失衡、精神追求缺乏超越性、理想信念淡化等问题。 (一)生存焦虑凸显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p.261)的确，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干净的水源、安宁的空间是人们肉体生命存在的必要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人们生命安全感、情绪愉悦感和深层意义感的基础因素。突如其来的地震、海啸、风暴、泥石流等和常见的雾霾、水污染、酸雨、温室效应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会破坏人们生存的基本自然条件，威胁人们的生态家园和生命安全。当然，与偶发性和特定性较强的自然灾害相比，日常性和普遍性较强的环境污染所引发的担忧、不安、紧张、恐惧等生存焦虑正日益凸显。 安全宁静感缺乏、弥漫散的恐慌情绪和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等是生存焦虑凸显的主要表现。安全宁静和终极归依感本是“寂兮廖兮”的自然给人类最神圣的礼物，辽阔的草原、寂寥的高山、无边无际的大海、美丽富饶的土地，带给人宁静，也带给人蓬勃生机和活力。然而，草原退化、水源污染、土地荒漠化、雾霾深重的现实环境问题及其引发的咳嗽、呼吸困难甚至是器质性病变破坏了这种宁静安全的感觉，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引发个体日益加重的自然疏离感与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虑。而当具有同样焦虑情绪的不同个体进行社会交往时，情绪传递与情绪感染会使恐慌和焦虑不断扩散，成为一种弥漫散在、不断强化的社会情绪。当前，类似于宁波镇海事件、浙江余杭事件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渐次多发，人民群众对垃圾焚烧项目和PX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的过度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环境污染的担忧与紧张。 (二)价值观冲突加剧 价值观的剧烈动荡和价值观冲突是当代中国人遭遇的主要精神痛苦和精神问题之一。处于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中国，多样价值观并存，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保守主义、消费主义等纷纷以自己的评价原则和标准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应当、什么不应当，让人们的心灵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纠结、物质与精神的推拉、高尚与庸俗的对决、坚守与逐众的抉择，陷于价值观冲突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价值观冲突本质上是主体的价值认识处于难以整合的多元离散状态，并因此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价值行动上陷入疑虑、困惑或混乱等矛盾状态之中。日常生活中关于“扶不扶”、“帮不帮”、“救不救”、“找不找关系”的讨论与踌躇，就反映了人们在价值评判和价值选择上的冲突与矛盾。事实上，人们的价值观冲突不仅体现在实际冲突本身，而且也体现在躲避崇高、价值悬置、价值虚无等对价值观冲突的回避和逃离上。其中，躲避崇高是一种知行冲突，反映的是人们内心追求崇高，但却不愿意实施崇高行动时的内心冲突；价值悬置是一种认知冲突，反映的是人们在面对多样价值时不知何者最优，无所适从，进而甘愿悬置价值、放弃思考、随波逐流；价值虚无是一种从根本上否认价值意义、放弃价值评价、面对价值冲突失去选择能力的极端选择。这时，伦理道德的退隐虽然可使一切丧失道德底线的行为，如毒奶粉、假药品、贪污腐败、见死不救等获得合理性辩护，个体得以摆脱价值冲突和价值抉择的痛苦，但却使其精神生活失去意义和色彩，陷于精神荒漠之中。 (三)社会心态失衡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利益群体的分化，社会心态失衡显现。首先，不确定感和浮躁心理增加。现代生活场景的快速转换，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等多重现实问题，使人们原本笃信的价值系统受到质疑，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惶恐大大增加，莫名的压抑、不安、烦躁、不信任等社会心态在不经意间弥漫扩散。其次，不公平感和疲惫懈怠滋生。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当代社会，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们因为分工不同而占有不同资源，拥有不同水平的收入和社会保障。这使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再者，群际心理对立。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形成的市民、农民，官员、民众，富人、穷人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群际认知偏差、群际情感疏离、群际言行冲突等心理对立现象。[3]这种群际心理对立不仅以仇官仇富等群际怨恨和群际仇视的内隐心理方式呈现，还可能通过“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言语攻击和类似于瓮安事件、池州事件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等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 (四)精神物化倾向 超越物质与世俗，为个体存在和生活提供核心价值、终极目标和生命意义，是精神生活特质之所在。然而，现代社会和逐利经济不仅粉碎了前现代社会“天理”、“良知”的神圣世界，也质疑和解构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信仰，把人们抛入以精神物化为核心的追逐感官享受、终极信仰缺失、无意义感增加的精神困境。 精神物化是指精神舍弃自身的超越性而蜕变为对物质的无上崇拜和追求，能力、感情、生命意义等附着于对物的占有和感官享受，通过物来体现、实现和确证。如“成功”的人生被定义为名利双收，“理想”的生活被定义为及时行乐的惬意与瞬间放纵的快感。在精神物化影响下，人们把物欲的刺激与满足作为精神生活的核心主题，夜店、酒吧、戏院的灯红酒绿和别墅、钻石、名表织就的物质浮华成就了人们每日繁忙的精神生活，“过把瘾就死”、“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即时占有与感官享受成为部分民众精神生活的全部。“需要被别人承认和尊重往往通过消费表现出来……消费的价值就等于自我价值……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又是一种社会接受的方式。”[4](p.20)然而，无尽的物欲追求和感官浅层刺激不仅没有丰富和拓展人们的精神生活，反使心为物役，不断放逐和吞噬着真善美的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内在的宁静超越消逝、人际之间的温馨情感淡化、社会道德水平降低、核心价值失落、终极信仰缺失，把人们拖入喧嚣、迷惘、恐慌和虚无之中，使个体生命陷于“物质越来越多，意义越来越少”的状态之中。此外，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超越性的缺乏，还使“烧香拜佛”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死灰复燃。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大师，各类江湖术士、大师半仙屡见不鲜，使社会精神生活更加落后和庸俗。 (五)理想信念淡化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维度。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出现了淡化、虚化、疏离甚至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现象。一些人不注重意识形态工作，凡事只注重经济利益和发展指数，对其中涉及的意识形态问题不闻不问，不是束之高阁就是绕道而行；一些人觉得共产主义信念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必一定坚持，认同“不管实行什么社会制度，只要民富国强就行”，精神信仰处于分散化、疏离化的“失魂落魄”状态；也有一些人打着价值中立和学术研究的幌子，以“呲必中国”、“重新评价历史”、“反思改革”的方式颠倒黑白，宣扬西方社会思潮，嘲弄、排挤、消解和诋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还有一些人虽然自身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较为认同，但面对错误思潮和消极思想观点“态度暧昧，独善其身，怕丢分，怕人家说自己不开明”，[5]进而不能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进行批判和斗争，导致日常舆论中主流意识形态被非主流意识形态压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声音不强，正气不张，不能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 二、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的成因分析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p.591)精神生活问题的秘密不在人的精神、意识自身，而在人们总体的存在状况和现实生活过程之中。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过渡性发展阶段，社会快速转型与精神生活发展相对滞后的叠加作用，文化工业的功利化与庸俗化，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与影响是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过渡性发展阶段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来看，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过渡性发展阶段分不开的。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学说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7](p.104)毋庸置疑，在“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三个发展阶段中，当代人正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过渡性阶段。这时，人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成为具有个体独立性的单体。但是，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规则的现代条件下，这种独立性没有真正生成“有个性的个人”，而是在追求自由性、多样性的过程中渐渐疏离集体和他人，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等价值取向增强，集体主义和社会性价值取向淡化，从而陷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冲突之中；而“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前提条件则决定着当代人必须追求与占有物，通过物和全面的物质关系挺立自身的独立性，这就使人容易陷于物化的异化状态中，因忙碌于生计和追求物质需要，忘记或舍弃自身的内在超越性、人格独立性，同时容易因物质利益与其他群体产生心理对立与价值冲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本身“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过渡性发展阶段所蕴含的物化和个体化导致了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 (二)社会快速转型与精神生活发展相对滞后的叠加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短短30多年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化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传统社会人与人守望相助的“熟人社群”日趋消解，法理、契约、功利开始成为人际交往的主导原则；农业社会安适稳定的自然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环境污染，以及信息社会的瞬息万变、科技理性成为社会常态；封闭社会的自给自足也被开放社会跨越全球的普遍联系和多元融通所代替。由于地域发展不平衡，理论上应当是前后依次更迭的传统—现代—后现代或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在当代中国同时呈现并相互交织，使得现代性解构和后现代重构的双重作用同时显现。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社会结构，社会群体不断分化重组，打破了人们原本稳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让人们在快速地流动和不确定中躁动不安；另一方面，多种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决定的多种价值观并存使原本一统的精神世界被分割得七零八落，陷入不同的张力和冲突之中。此外，与社会结构和物质生产快速发展相比，制度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精神领域的变化相对滞后，使人们在面对飞速变化的现实时，与传统“藕断丝连”的精神世界经常会体会到价值错位与思想改造的矛盾与困惑。 (三)文化工业影响下大众文化的功利化与庸俗化 大众文化是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反映精神生产状况的重要领域。伴随着文化工业即标准化、商业化、批量化的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文化愈来愈陷入功利庸俗的机械生产和快餐消费之中。一些传媒和文艺作品受利益原则和竞争机制影响，将点击率、收视率、畅销率和“眼球效应”作为追求目标，刻意以低俗、庸俗、媚俗的文化产品取悦受众，这些文化产品内容中充斥着怪异新闻、花边新闻，“明星大款等名人住在哪儿了、在哪儿吃饭了、开什么车了、去哪儿旅游了、穿什么衣服了，或者是同谁好了、嫁给谁了啊，等等”，[5]旨在通过猎奇猎艳、夸张描写、出格语言、消极聚焦及热点渲染等抓住人们转瞬即逝的注意力。这种倾向使不少文化产品看似名目繁多、花色多样，实际上过度包装、炫富摆阔、格调不高、内容空泛，不具备高雅艺术及文化应有的深度意义空间。有些文化产品甚至颠覆历史、胡编乱造，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给予人们的只是短暂的快感和庸俗的刺激，使社会精神生活在沉沦于声色犬马和低俗娱乐中愈加物化和浅薄，并由此陷入“喧嚣的孤独”和“存在的空虚”等悖论性状态之中。 (四)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存在与发展视为对其制度和价值观的挑战，并把中国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对手，运用军事围堵、经济制裁、网络技术和文化话语霸权等手段，通过直接宣传、培植政治代理人和理论代言人、文化产品渗透等多种方式兜售“意识形态终结论”、“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西方社会思潮虽然纷繁复杂、形式多样，但其主旨都是宣传“西方标准”，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抹黑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人混淆了是非判断标准，进而出现否定和虚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倾向。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把网络视为“扳倒中国”的第一路径，通过网络技术控制网络话语权，大力进行政治宣传和价值观输出，企图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社会舆论氛围。 三、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的应对思考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163)人能够反观和改造自己的精神生活，以清晰的精神自觉不断矫正精神问题，在现实的精神生活实践中日益提升精神境界。当前，我们要注重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引导人民群众超越物化，过有意义的生活；溯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品质；努力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促进价值共识，凝聚精神力量；重视制度建设，解决现实问题，优化心理疏导，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引导民众超越物化，过有意义的生活 精神生活不能脱离和割裂于物质生活，但也不能完全服膺和同一于物质生活。以清晰的精神自觉把各种零散的信念和价值观在不同层次上组织成有序的价值系统，并以之对物质生活加以解释、规定、引导和提升，是当前人们平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优化生活结构的重要方面。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标作为人类发展的理想状态和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核心构成，能作为精神指针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动力与目标，提升生命充实感；它同时更根植于现实生活，强调以批判超越的方式展望未来，指导人们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注重发展独立性和超越于物的精神方面，把自我从具体生活的狭小时空和基本的物质需要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肉体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缺陷和限制中解脱出来，始终以开放、积极和超越的态度最大限度发挥主体精神，对个体的存在和生活进行意义设定及精神引领，将个体有限的人生通过集体和社会的无限发展得到拓展，在努力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进程中自觉平衡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自我个性，实现全面发展。 (二)溯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文化生活，提升精神品质 作为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形成发展的根源、基因和沃土，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历史性地规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生活态度，它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集体潜意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8]只有在民族文化传统奠基的精神家园中，我们的精神才能有心有所属、魂有所安的熟悉感和认同感。面对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疏离、心态失衡、精神物化等精神问题，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改善自然环境，重塑绿水青山；倡导“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以刚健有为求进取，以宽厚之心容万物，注重道德修养和生命觉悟，不断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强调“贵中重和”、“仁爱友善”，平衡个体心理，和谐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重点推介“重己役物”和“不物于物”，倡导不为功利所役、不被物质所累的超越精神，批判与克服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颓废精神；宣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家国情怀，驳斥当前存在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等狭隘思想。当然，我们在挖掘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不能是复古式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努力探寻文化传统与当前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契合点，以现代文学、艺术、影视与科技手段，把传统文化的元素、符号与价值观念创造性地转化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增进大众文化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深度，改变大众文化中一些功利庸俗的不良现象，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品质和文化自信。 (三)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促进社会共识，凝聚精神力量 面对纷繁多样的价值观和日益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状况，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我们的精神坐标，是社会精神生活的灵魂和方向，是观察和解决当前意识形态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能帮助人们辨识和分析各类文化要素，对其进行批判、引领和改造，不断增进社会共识，进一步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定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上热情和精神动力。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在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在对待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观点……这些人里面，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的为标尺，也不能以右的为标尺。”[5]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要加强正面宣传，借助于电影电视、戏剧小品和大众传媒等多种载体，通过理论灌输、实践体验、典型示范等途径，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上下互动、内外兼修、显隐互化、虚拟与现实相融中得以立体传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区分是非、辨别善恶美丑的“价值轴心”，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凝聚社会共识；另一方面要敢于亮剑，在大是大非面前，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批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力戒暧昧和退缩。只要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战胜了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就能牢固占据指导地位，有效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四)重视制度建设，解决现实问题，优化心理疏导，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525)环境污染、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是当前精神生活问题产生的现实诱因，必须下大力解决。加强制度建设，注重通过硬性约束和刚性规范建构稳定有效的问题应对策略系统，是在当前社会价值观多样的环境下实现精神家园和谐重建的坚实基础。如以清晰严明的党内法规大力惩治和预防官员腐败，以生态红线、环保法规、责任追究、财税杠杆等硬约束治理环境污染，以提升劳动报酬、累进税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教育公平、精准扶贫等举措不断推进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等。对此，李克强指出：“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清理有碍社会公正的规则，而且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9]当然，建立健全社会心理监测与心理疏导体系，综合运用学校家庭、企事业单位、生活社区、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等机构和现实场域，不断净化与优化舆论环境，引导人们理性辩证看待现实问题，全面认识转型社会的过渡性、阶段性特征，友善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和发展。通过情绪宣泄、认知重构、行为改变等多重路径科学疏导人们因现实问题产生的消极心理，增进积极情绪体验，也是培育和塑造理性平和、积极健康社会心态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