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市场化的“东方道路”——与西方市场化道路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路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场化的一般趋势
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以“经济体制中两种不同的变化， 即作为知识存量基本变化结果的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化和随之而来同样重要的实现这种潜力的组织变化”〔1〕为标志， 确认人类经济史上业已发生过两次“经济革命”，它先后带来了人类经济演进的两个重要阶段。
第一次是农业革命和从此开始的持续上万年的农业化。大约1 万年以前，人类开始发展定居农业，如放牧、养动物和栽培植物以取得生存资料。从狩猎和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这个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伴随其发生的主要内容有：资源基础由天然动植物资源转向地表农牧资源；生产力性质由漫游采猎发展为定居的手工农业；固定村落逐渐形成；私有制开始出现；社会经济形态也相应地由原始自然经济向含有商品货币关系的自然经济转化。这是一个资源利用层次开始深化、产业农业化、居住方式村落化、产权私有化和物品、产品商品化的过程，本文将其看作是近代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市场化的前奏和必不可少的准备阶段。
第二次是工业革命及由此引起的持续数百年的工业化。大约从18世纪中叶开始，人类生产方式首先在西欧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表现是：资源利用层次由农业社会的地表农牧资源转向地下矿物资源；生产力性质由手工农业转化为机器大工业；人类聚居方式由固定村落发展为工商业城镇和大都市；产权关系由小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大私有制；产品形式上全面商品化，不仅物品、产品成为商品，而且生产要素也成为商品；社会经济形态也相应地由自然经济演化为市场经济。这是一个资源利用层次进一步深化和相应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一言以蔽之，是市场化的过程。这时人们的交换对象不仅包括产品，而且包括要素，不仅有形的东西可以拿来交换，而且无形的东西也可以进入市场，市场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领域。本文仅将此时这种市场范围的急剧扩张规定为市场化，“化”即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
那么，在近代史上，西方国家是如何拉开市场化帷幕的呢？
首先，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产权演进中的一次革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致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点是，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而劳动者一无所有，是自由的无产者。这种状况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以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的雇佣劳动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进的必然结果就是引起产业革命。因为，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必然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因而提出了采用大机器生产的必要；同时，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市场日益扩大，工场手工业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也提出了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迅速扩大生产的要求。另一方面，16至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产业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文艺复兴以来民主思潮的传播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思想和组织条件；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技术条件；工场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为产业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总之，产业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系列因素累积的结果。
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较充分地界定了产权，因而大大强化和改善了市场，不仅产品市场而且还有要素市场在此时都得以确立和渐趋稳定。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反过来又诱发了更高的劳动分工专业化和生产社会化，使原来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是社会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诸如家庭和手工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走向社会分工和专业化。
其次，工业化的直接后果是打破了农业社会体现在小生产者身上的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从而把生产和消费分裂为两大系统。工业化在历史上是与资本主义化同步发展的，因而这里所说的工业化系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使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它是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自发地实现的。从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工业化一般是从发展轻工业开始，这可能是因为轻工业投资较少，资本周转较快，可以迅速获得大量利润的缘故。当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对于机器、动力和运输设备等提出大量需要时，重工业才能得以发展。在这一点上也反映了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自发和渐进性质。
工业化把人类生活劈成了两半：生产和消费。在工业化以前，人类生产的大部分食物、货物和服务，都是为生产者自己及其家庭所消费，即所谓自给自足，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为交换或贸易而生产的。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生产和消费是融为一体的。但工业化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代替了基本自给自足的人民和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大量生产的粮食、货物和所提供的服务，是为了出售、换货和交换。”〔2 〕生产和消费这一裂变，后果极为重大，它使曾经一度是很小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市场，第一次成为人类生活的巨大中心。“经济变成市场化”。工业化波及到哪里，其生产就必然是为了交换，哪里就产生了交换机构即市场。
再次，在这一时期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还有一个城市化浪潮。大工业是由千万种机器组成的体系，机器本身又是由千万种零件组成的体系。为了进行机器生产，必须集结大量工人进行集体劳动，这便导致工业和产业工人的集中，于是造成了工业中心；工业和工人的集中会进一步引起商业服务业的相应集中，大量生产也要求大量销售，这又造成了商业中心。总之，工业化和市场化把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集中到大城市里，从而也逐渐把人口集中到大城市里，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的结果是，西方世界变成一个城市社会。
综上所述，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同时进行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
二、东亚起飞的现代启示
自从西方国家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以来，这些现代化变量也成为非西方国家趋之若鹜的奋斗目标。
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世界上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新教伦理理论。认为东西方宗教各有其特有的理性，因而“无论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现代资本主义还是现代民主，只要与现代相联的，一切都产生于西方”。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及“亚洲四小”的成功便打破了韦伯关于“东方世界命中注定不得现代化”的神话，开创了非西方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先例。但是，作为东方人的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仍然不得不认为，“只有西方现代化和产业化才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所以所有非西方社会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从内部产生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后发展社会。”〔3 〕这等于含蓄地承认，非西方国家只有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和接受来达到现代化。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都是走的这条道路。
先看日本。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几成废墟，但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就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以0.3%的世界陆地面积， 养活了大约3%的世界人口。何以如此呢？本文认为至少包括如下成因：
首先是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也是日本成功的根本原因。其实，日本取得的经济成就只不过是市场制度发挥作用的正常结果，其高速经济增长只不过是由于资本、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等条件的自由结合、协同作用造成的。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h）曾说：“我所归属的学派主张， 日本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由于个体和私营企业顺应完全自由的商品和劳动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作出巨大的努力之后取得的结果。虽然政府对国民经济起了扶持、导向作用，也确实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但它的作用常常被夸大了。”〔4 〕这一认识是中肯的，如果过份夸大政府的作用，或者只存在政府力量而没有市场力量，那决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出现，而只能有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悲剧上演，这已经为不止一个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我在这里决不否认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得当的政府干预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但这些都只能在市场制度的基础上生效。市场制度是基础。
其次是建立独特的经济体制。日本战后实行一套很有特色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不仅包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很独特的“三大法宝”，即终身雇佣制、年资工薪制和企业工会制，而且“还包括个人储蓄制度、销售制度、官员从政府高层机关退休后进入私营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的制度。通过同行业企业之间联合形成的产业集团垄断组织，‘产业双重结构制度’和由这个制度产生的层层转包制度、税收制度、资方代理人放手经营企业而不受资方干预的制度、国营公司制度以及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由政府控制金融机构的制度，此外，还有提供投资拨款的财政贷款制度。”〔5〕这些独特体制， 使日本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各种“典型日本现象”：“得到了较多的劳动收入，较少由于罢工而丧失工作日，较易进行各种革新，有较好的质量管理，以及与国际竞争者相比一般能较快地生产出较多的热门新产品。”〔6〕这就是日本经济的特色，这些特色主要是由独特的经济体制（当然还有文化传统）带来的。但须再次强调，这些独特体制只有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是有效的。
再次是具有儒家传统的日本文化特性。一般认为，在儒家文化圈中，日本民族更具有勤劳敬业、合作互助的文化特性，这使日本比其他国家的犯罪率低、个人服从集体，人们富有集体忠诚心和爱国心，最后决定了日本人在经济活动中具有高度的效能。这是日本经济生活中的另一特色所在，对日本经济特色的创造无疑是重要的，但不是根本的。如果没有适合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些文化特性就发挥不出来，甚或走向反面。儒家文化圈中的其他成员如后起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之所以未能与日本同时起飞，就因为他们当时没有像日本那样引进适合的市场制度。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只有把优越的国民性与有效的市场制度结合起来，才会创造出经济奇迹。
最后，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便是与美国的结盟。这不仅使日本经济在三个方面“搭上便车”——低额的防卫费用、现成的海外市场、低价的技术引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也把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带进了日本。而这一点又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其实无独有偶，战后几乎与日本同时创造经济奇迹的原西德经济的复兴，也与盟国对西德的占领、改造和实施“马歇尔计划”有关。
总之，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建立适合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根本性原因，这是工业化的前提性条件，也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其他方面如独特的经济体制、优秀的文化特性、特有的外部条件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导向、扶持等，都是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日本特色所在。只是因为这些特色可能更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才使“奇迹”得以出现。
再看看“四小龙”。继日本经济巨龙腾飞之后，东亚又飞出“四条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也相继创造了高速工业化的经济奇迹。对这一奇迹的成因，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儒家教化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其工作伦理和敬业精神造就了东亚奇迹。另一些人则把这一奇迹归因于天时、地利和正确的发展战略。根据先行工业化市场化国家的经验和“四小龙”实际走过的道路，上述两种认识都颇有疑问。因为儒家文化不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儒家文化的西方国家不是早就实现了工业化吗？儒家文化也不是工业化的充分条件，儒家文化沿袭几千年但至今没有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大陆就是明证。但是，否认儒家文化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存在儒家文化，它就总会在社会中担当一定角色，并可能在工业化的某个特定阶段具有特别有利的影响。不然就无法解释同属儒家文化成员的东亚其他国家虽有相同的天时、地利却未能取得相应的经济奇迹。
纵观东亚各国的现实，成功的背后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从英美等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受保障的产权、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7〕总之一句话， 东亚国家（地区）工业化成功的秘诀无非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加东方的儒教传统，体现在经济领域便是市场经济加政府干预。此即所谓的“亚太模式”。需要说明的是，儒教传统对执政者施政方式进而对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有重要影响，而受儒家文化影响所形成的政府管理方式又是构成东亚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尽管如此，在上述两个方面中，自由市场制度仍是最根本的。政府调控不能否定和离开市场基础，这是一条根本原则。世界银行在分析“四小龙”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市场干预的成功经验时总结出三点，值得我们特别重视：“首先，这些政府把干预置于国际和国内竞争的制约之下，就是说，必须有成效地、实事求是和灵活地进行干预，如果哪一条没有做到，似乎就应当将其取消。政府并不抵制市场竞争，而是尽量对这种竞争作出预测。第二，这些政府总的来说都是谨慎从事的，目的是确保干预不致造成相关价格的扭曲。第三，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政府就像驳斥放纵主义那样，令人信服地驳斥了他们的经济受到政府完全控制的说法。”〔8〕
对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来说，之所以在肯定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基础的同时，还要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现代市场经济无不是自由竞争加政府干预的体制，市场体系的运作无不受到政府力量的调控。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史来看，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长期占居主导地位，“自动均衡”也长期地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式。但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为了克服市场制度的不足，这些国家又纷纷实行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在战后欧洲经济复兴时代，西方国家就先后运用指导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从70年代开始，这些指导性计划又进一步发展为包含有经济政策手段的干预性计划，政府通过多种干预性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而且，在同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和程度也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进行竞争的重要内容。
新兴工业化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首先是它们尊重市场、发展市场的结果，但与政府（行政当局）的有效干预也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这些后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不发达，因而工业化的首要任务便是市场化。但它们不是重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老路，不是先经过自由竞争的初始阶段，因为这样会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时间代价，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政府不失时机地培育、调控、引导和规范市场，从而大大缩短了由初级市场阶段向成熟市场阶段过渡的时间，减少了过渡的代价，直接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
三、中国市场化的“东方道路”及当代历史意义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大国，因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近代以来是在殖民化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踏上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但在1840—1949长达109年的时间里， 虽然经过了几届政府和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以至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仍然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处于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状态，近代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是从1949年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后，才真正开始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时间里，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整体水平仍然处在落后国家的行列；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但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以至于当前学术界的估计仍然是：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准备和加速阶段。
严格地讲，中国工业化的真正起步是从始于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开始的。因为按照历史逻辑，没有相应的市场化，就不会有真正的工业化；没有市场的发育和拓展，没有生产和销售的分工和协作，以大量生产、大量运输、大量销售、大量消费为特征的大工业就只能是昙花一现。以原苏联为代表的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走的便是这条道路。1917年俄国革命，一方面是在搞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在搞工业化。因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伊始，就将农业推到次要地位，有意识地加速工业化进程。1949年的中国革命也是如此，一方面在不断进行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也始终不忘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国家虽然工业化都一度达到较高的水平，但由于没有市场化相伴随，所以当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以后都逐渐式微，失去了发展的后劲和活力。因此，过去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算作真正的工业化。实践证明，抛开市场化的工业化战略是决计不能成功的。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集中地表现在中国在十几年间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领先于同时期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而且已经赶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时的增长速度。这种高速经济增长速度又带动了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里的巨大变化，从而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工业化、市场化新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国家。
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同时推进是一条客观历史规律，也是中国十几年来走过的一条正确道路。第一，改革十几年来，我国工业化水平有很大提高。这表现在三次产业的发展速度上，第一次产业发展较慢，第二、三次产业发展迅速，说明工业化、 第三产业化的步伐在加快。 1980～1990年，我国农业年平均增长率为6.1%，工业为12.5 %（其中制造业为14.4%），服务业为9.1%。而在改革前的1965～1980年间， 上述三项指标仅为2.8%、10.0%和11.9%。可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工农业生产发展较以前要快，说明我国在产业高度化过程中，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第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的步伐在加快。从地区结构看，在我国国土上出现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闵南三角洲为依托的工业中心，和以相互连接的内陆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工业中心，和以相互连接的内陆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地带，工业化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与工业化步伐相伴随，上述地区也出现了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例如在我国率先实行开放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了相互毗连的城市群，城乡界限已经基本消失。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结果是出现了完全的市场化。第三，从全国来讲，市场化程度在迅速提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市场化所带来的新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已经做出而且还将继续做出明显的和越来越大的贡献。
十几年来，中国工业化、市场化的成功还在于创造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走了一条特殊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基础上开始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因而在这整个进程中，政府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与西方国家在小私有制的基础上自发地展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截然不同；也与后起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展开这一进程迥异。与原苏联东欧国家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相比，在由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没有采取“激进的”、“创世纪式的”、“一揽子的”所谓“休克疗法”，而是走了一条“进化式的”或“渐进式”的市场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是，不是走完全的私有化道路，而是把公有制改革与非公有制的发展相结合，为市场经济创造制度基础；不是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化，而是强调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相结合，逐渐增加市场调节的份量；不是像西方国家按部就班，听其自然地发展，也不像原苏东国家那样急于求成和试图一步到位，而是在政府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快速推进，达到速度与稳定的均衡，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中国式工业化、市场化的特色，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智慧和巨大创造力量。
中国成功实现工业化、市场化的世界历史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是创造出一条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新思路，引起世界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和兴趣。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市场化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演进，而且是人类文化的推演和传播。从人类经济史的演进过程看，市场化最先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和发展的，因而按东西方文化分类，当属西方文化的范畴。但自近代以来，市场化又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等这些现代化的变量同时演进的，既然已有东方国家能否现代化的疑问，自然而然就有东方国家能否市场化的问题存在。而今由于中国市场化的初步成功和将要取得的更大成功，加上东亚其“龙文化”国家和地区的纷纷崛起，就打破了东方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传统看法，使世界不得不对中华文化重新审视。
其次，中国工业化、市场化成功对当今世界更为重大的影响是，继自抗日战争以来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地位之后，将进一步确立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使中国逐渐在当今多极世界格局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极，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事件，但最为重大的当数始于1978年的工业化、市场化运动（通常叫作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先生称之为第二次革命），它创造了大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形势下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标志着中国真正走上了富强的新道路。与其他事件相比，工业化、市场化的影响则既是经济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具有更深刻更根本的社会变革意义，将导引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
注释：
〔1〕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版，第192页。
〔2〕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2页。
〔3〕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300—301页。
〔4〕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第12页。
〔5〕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第12页。
〔6〕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第12页。
〔7〕刘军宁：《新加坡：儒教自由主义的挑战》， 《读书》1993年第3期，第9页。
〔8〕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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