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改善治理结构还是拓展市场业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理结构论文,国有商业银行论文,拓展市场论文,业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4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获得国家注资的 中行和建行开始了从治理结构入手的一系列的企业重组。与此同时，国内其他几家银行 也都选择了在2005年着手落实上市问题，以便及时增加资本和推动内部改革。这意味着 中国银行体系的彻底转型。
尽管2005年中国在利率以及保险、基金领域的面向市场化的深层次改革措施也将逐步 展开，但是处于金融系统中核心地位的商业银行改革能否找到突破口是2005年金融改革 的重中之重，因为到了2006年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要全面对外开放，留给国内商业银行的 准备时间已经不多。
放眼世界，近20年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先导的金融创新方兴未艾。就商业银行的竞争 领域而言，已经由争夺以存贷款业务为特征的传统业务领域转向争夺以中间业务为特征 的现代业务领域。据统计，目前西方国家的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 达到50%左右，一些大银行如美国花旗银行竟高达70%以上。而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 入占各项收入的比重最高的不超过10%，最低的不足1%。我国的中间业务收入水平与发 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商业银行业务的“半壁江山”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这种情况 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不能不令人担忧。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没有把开发中间业务当作一项主业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来经营 ，而且我国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等因素，使银行业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些限制 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内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弱。在已经开展的零售中间业务品种的开发 中，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作为吸收客户存款的一种手段，这种情况造成了中 间业务收益对银行利润贡献率低的局面。在我国各商业银行目前的总收入中，利息收入 所占比例全部都在90%以上。这种收入结构，是使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在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之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单一、 服务水平低、竞争力弱，是中国面对2006年外国银行全面实行国民待遇的最大挑战。有 鉴于此，本文将探讨改善治理结构为核心的银行内部改革与拓展市场业务为主题的银行 对外竞争，哪一个内容目前对现代中国的商业银行发展更为重要。
二、中间业务创新：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
目前，西方的商业银行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业务向现代业务的历史性转变。随着金 融业内部竞争的日趋激烈，西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创新发展很快，它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第一是西方商业银行结算业务的创新；第二是西方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的创新； 第三是西方商业银行代理业务的创新。所有这些领导了世界商业银行发展的新潮流。西 方商业银行结算业务的创新主要有七个方面，即银行联网系统(On-Line Bank System) 、自动柜员机系统(Automated Tell Machine)、家庭银行系统(Bank At Home System) 、销售终端系统(Point Of Sale System)、企业电子转帐系统(Corporate EFT System) 、自动清算系统(Automated Clearing System)、金融服务网络(Financial Service
Network)。
西方商业银行咨询顾问业务的创新目前有财务顾问业务、融资顾问业务、投资顾问业 务、管理顾问业务、信息咨询服务五个方面。第一，财务顾问业务主要包括公司并购中 的财务顾问、公司重组中的财务顾问和公司上市中的财务顾问。第二，融资顾问业务主 要包括项目融资顾问、银团贷款顾问、股票融资顾问、债券融资顾问等四类。在从事这 些融资顾问服务中，商业银行所凭借的不仅是其人才优势，同样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强 大资金实力，这使得银行能够亲自参与到整个项目中来，作为融资队伍中的一员，提供 资金，从而增强其它参与者对该项目的信心，提高项目成功的可能性。第三，投资顾问 业务主要包括风险投资顾问和证券投资顾问两个内容，目前在中国的商业银行自己一般 不能从事风险投资业务，但它却能够充分发挥其特有的人才优势对风险投资提供顾问咨 询服务。不久前，中国的官方表示商业银行介入基金管理公司的模式可以做两种探索： 一种是由目前已与商业银行有股权关系的机构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另一种是商业银 行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在国务院已批准商业银行进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 点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直接投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障碍已经扫除，两种模式应 同时进行探索。所有这些都对扩展商业银行的投资顾问业务提供了条件。第四，管理顾 问业务主要包括商业银行通过考察企业的经营特征，通过详细分析企业形象、经营管理 水平、竞争能力、人员构成、人才素质、内部管理制度等内部因素，以及市场环境、经 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政策环境、人口、文化、技术环境、国际环境、行业环境等外 部因素，从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等 方面对企业状况做出整体评价，提出改善公司经营管理的咨询建议。第五，信息咨询服 务主要包括一般信息咨询和企业信用评级。一般信息咨询是指商业银行利用其自身的专 业知识和信息渠道向客户提供各类信息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企业信用评级是对企 业所负各种债务能否如约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可信程度的评估，是对企业债务偿还风险的 评价，也是防范社会经济整体风险的重要内容。
西方商业银行代理业务的创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代理收付业务、代理融通业务和 现金管理业务。首先，代理收付业务创新。银行从事的代理收付业务有代理发放工资业 务、代理各类费用收付业务、代理各种保险业务、代理个人分期付款业务等等。其次， 代理融通业务。它是一种应收帐款的综合管理业务，即商业银行接受企业的委托，以代 理人的身份代为收取应收帐款的一种业务，代理融通业务使企业能够以赊销的形式扩大 产品销售，加速了企业资金周转，保障了贷款的安全。再次，现金管理业务是指商业银 行协助企业科学地分析其现金流量，帮助企业科学、合理地管理现金(含活期存款)余额 ，将多余的现金及时用于短期投资，增加收益，使企业既不占压资金，又能够保证灵活 周转，使企业同时既保证充足的流动性，又能够尽可能地提高其盈利性。
据统计，目前西方银行业的中间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平均达到50%左右，而我国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各项收入的比重最高的不超过10%，最低的不足1%。大多数中 间业务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国商业银行受传统经营观念束缚以牺牲中间业务为代 价换取存贷款业务的快速增长。为了占领信贷市场，采取不收费或少收费，甚至无偿提 供办公场所、办公设备。一些银行不择手段地拉存款业务，这种恶性竞争的结果实际上 严重地削弱了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的竞争能力。
研究表明，美国的商业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水平的12.86倍。由此可见，我国的中间业务中的卡类项目虽然种类不少，但是其目的和赢利都与 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差悬殊，而且现代商业银行业务很多的内容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 野。
三、历史的启示：一个新的解释
在中国金融史学界，一般认为清道光三年(1823年)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曰昇昌是中 国商业银行的源头。从那时起，山西票号四字，喧腾于金融界。最近，我们重新对山西 票号衰亡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研究，目的是研究在中国文化的特殊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的 手段。金融史学家似乎对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早已有定论，其中认为外国的入侵便是其 中的原因之一，这是由于外国的入侵招致而来的挤兑和哄抢风潮使山西票号遭受致命打击，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则不是如此。研究表明，外国列强通过战争实现市场入侵，以及新式金融对旧式金融的侵蚀是山西票号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史料表明，在山西票号产生或起步的19年后(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184 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国的丽如银行进入中国。(注：孙健，2000，《中国经济通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丽如银行又叫做英国东方银行。从那时起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 争为止，在上海设立分行的还有英国的有利银行(1854年)、麦加利银行(1858年)、汇丰 银行(1865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和德国的德华银行(1890年)等。此外，18 96年沙俄在中国设华俄道胜银行，1894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进入中国。它们控制中国 的进出口贸易，操纵金融，同时也是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枢纽。在1897年以前，中国还没 有本国的银行，外国银行便独霸了中国的银行业。
外国在华银行还在各个通商口岸陆续设立分支行，势力日益扩张。以英国的银行来说 ，它们在中国的支店数目，1870年有17个，1880年有19个，1890年有30个。其中以汇丰 银行的势力最为雄厚，它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攫取到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 位，成为外国贸易洋行的庇护人。在甲午战争以前，从1875年-1886年间，英国对华投 资，绝大部分都由汇丰银行经手，而这些投资，主要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1877年500万银两贷款，指定广州、上海、汉口三地的海关税收作担保。从此开 创了把中国关税作为外债担保的先河。
外国银行还利用中国旧式金融业为其服务，特别是利用票号来为它们推销洋货，购买 土特产的进出口贸易服务。因为外国商人不便与广大中国商人直接接触，也无法取得互 相信任，在这里中国的票号就起了沟通信用的作用。中国商人从票号取得“庄票”形式 的商业信用，这种庄票为外国银行所接受。这样通过银行与票号的信用关系，外国列强 就能在中国顺利地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注：在此之前我们还未曾见到外国新式金融 与中国旧式金融相互融通的研究成果，因此这个观点颇有新意。)
研究表明，在17世纪至18世纪初期，所有英商不得不运送白银(多是西班牙、墨西哥的 银元)到中国来贩运货物。东印度公司来华货船中，白银经常占90%以上，商品不足10% 。18世纪后半期，英国运到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印度的棉花是可以吸收中国一部分白银 的，但数量仍然有限，只能部分解决中英贸易平衡的问题，总的来说，英国始终停留的 逆差方面。(注：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8页。)为此英国策划鸦片 战争来改变这种局面。通过战争的入侵从而达到经济的入侵。我们发现，在第一次鸦片 战争爆发后不久外国的银行就迅速进入中国，并控制了中国对外结算的主要渠道；而与 外国银行关系密切的山西票号在外国列强的遏制下其业务只能局限于旧式金融业务范围 内。由此可见，外国列强通过战争实现市场入侵，以及新式金融对旧式金融侵蚀的结果 埋下了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中国旧式金融业必然走向灭亡的种子。(注：旧式金融泛指 票号、钱庄等。有关旧式金融的概念，范椿年早在1935年已做过解释，即票号放款的目 的，不图厚利，但求稳妥与活动，最忌冒险与迟滞。可见，旧式金融在业务理念和经营 方式上是与新式金融(现代银行)不同的。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晋商史料研究》，山西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205页。)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外国银行已在我国设立了200多家营业性机 构，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在华外资银行机构达到100家，在法规规定的12项基本业务 范围内经营的业务品种约有100个。截至2004年7月底，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市场占有 率达1.82%，外汇贷款市场占有率达17.8%，人民币资产总额857亿元。此外，2004年12 月起，中国将开放北京、昆明和厦门的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2005年底，将开放西安、 沈阳、宁波和汕头4个城市；到2006年底，将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同时开放中国居民个 人的人民币业务。届时，外资银行在人民币业务的范围和领域方面将与中资银行完全一 样。目前中国已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获准吸收境外投资者入股，恒生 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外资金融机构都已入股中资银行。加拿大 丰业银行获银监会批准入股西安市商业银行，这是第一家接受外资参股的西部地区银行 。此外，汇丰银行持有交通银行19.9%股份，成为交通银行第二大股东，并将参与交通 银行的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一连串的数字表明外资银行正在加紧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步 伐。而中国与外资银行之间的差距，日渐明显。可见，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已初具规模 。我国应该吸取山西票号衰亡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在拓展现代银行业务和提高国际 竞争力上下功夫，从而堵塞过渡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的漏洞。
四、文献评述与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入 侵”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从直接的战争入侵变成了间接的经济入侵。这两种入 侵都可以诱发金融危机。这种观点与国外主流的金融危机学派的观点完全不一致。(注 ：有关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国外的学者一般用经济周期和金融的脆弱性两个方面来进 行解释。研究表明，弱式经济或过渡经济中，经济周期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而金融脆 弱性只是用中介化金融系统中资产价格能够与其基本价格密切相关来解释金融危机，它 依然没有从金融政策和制度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无论是过去 的山西票号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倒闭风潮，可以看出，外部经济“入侵”和自身金融 的问题是诱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观点。)由戴蒙德和迪布维格( 1983)及布赖恩特(Bryant,1980)发展起来的太阳黑子观点的现代版认为，金融危机是自 我实现的预言。考虑到有序服务约束和一些资产的清算成本，会存在两种均衡。如果储 蓄者相信银行挤兑不会发生，则对每个人来说将其存款保留在银行就是最优的。这两种 情况的哪一种变为现实，取决于外生的变量，或者叫“太阳黑子”。波斯特韦特和维乌 斯(Postlewaite and Vives,1987)已经在一个单一均衡模型中说明了挤兑是如何产生的 。与太阳黑子观点不同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银行业恐慌是经济周期的一种自然的结果 。经济低迷会降低银行资产的价值，提高银行的负债，从而使银行无法履行其承诺。如 果储蓄者了解到了经济的低迷期即将到来，他们就会预期银行业部门可能出现财务困境 ，并试图抽回其资金。这种意图会促成危机的形成。根据这种解释，恐慌不是随机的事 件，而是对所呈现出的经济环境的一种反映，可参见米切尔(Mitchell,1941)的论述。 许多学者已经发展了由总体风险所致的金融恐慌的模型。华莱士(Wallace,1988,1990) 查瑞(Chari,1989)，钱普、史密斯和威廉森(Champ,Smith and Williamson,1996)通过 假定要求流动性的人口比例是随机的，从而扩展了戴蒙德和迪布维格(1983)的模型。查 瑞和加根纳森(Chari and Jagannathan,1988)、杰克林和布哈塔奇瑞(1988)、赫尔维格 (1994)，以及阿郎索(Alonso，1996)引入了总量不确定性，它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周期风 险。研究表明，国外这些有代表性学者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市场体系较为完善 的发达国家为分析对象，因此对正在处于过渡经济中的中国的借鉴意义较小。笔者认为 ，对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而言，目前诱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来自外部的经 济“入侵”，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正好应证了这一点。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关公司治理的讨论已经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 ，以至于很难说清这个内容真正应该归属哪一个专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公司治 理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哈特(Hart,1995)认为，只要存在以下两 个条件，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产生。一个条件是代理问题，组织成员(所有者、经理、 工人或消费者)间存在利益冲突；另一个条件是交易费用之大使代理问题不可能通过契 约解决。没有代理问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无关紧要，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公 司中所有个人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企业的净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最小成本；每个人 努力和其他的各种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也不需要治理结构去解决争端。新古典理论纯粹把企业看作是一个黑匣子，视为一组生 产函数Q = Q(L.K)。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假定签订一份完全契约是没有费用的，然而 ，实际并非如此。交易费用的存在决定了所有的当事人不能签订完全的契约，而只能签 订不完全契约，那么，公司治理结构就有一定的作用。此后，大量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 了理论和实际的研究，但是我们发现国外的大多数学者研究的背景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 ，我们不禁会问处于转轨经济中并远离均衡点的中国在短期内究竟有多大作用?
La Porlaetal(1998),Iskander和Chamlou(2000)，以及麦肯锡(2001)等学者认为在学 术界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结论分歧较大，因此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用何种形式的治理结构 目前仍难下结论。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学者Porta(1997)，Lopez(1998)，Shielfer(199 9)，Vishny(2001)认为，不同国家间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源于各国的政治文化 和法律传统差异。法律保护外部投资者的程度伴随政治和法律渊源的差异而变化。文献 表明，即使是研究在西方国家有关公司治理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事情。这些学者提供给 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公司治理不可能撇开一国的文化和法律背景来研究，依靠治理结 构真正解决问题在转轨经济中至少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毫无疑问，中国的国有商业 银行必须改善治理结构并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但是，与咄咄逼人的外国商业银行的大 举进入相比，我们最紧迫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答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